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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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托派的破获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统一大会”后不到二十天,1931年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五人,此外,被捕了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十三人。

原来,马玉夫因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陈独秀捶胸跺地,大骂: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郑超麟等人被逮捕后,陈独秀、尹宽、宋敬修、蒋振东等成立一个临时托派中央。不料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了托派中央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州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告诉“李先生”,听说楼上亭子里住着一个“老西”(老C,指共产党)。陈独秀怕是国民党的特务,在郑超麟帮助下,再次搬家,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岳州路永兴里十一号二楼居住,后面是一家裁缝店。

12月,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陈独秀积极性大增,创办了《热潮》月刊。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楚有三户,亡秦必楚”,陈独秀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簿,仍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此外,中共中央机关1925年设在“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有怀旧之意。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这次,陈独秀改变了以前瞧不起红军的态度。会上,刘仁静、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4月,顾顺章逮捕叛变,很快向忠发逮捕、叛变,并被杀。中共中央联络地点全部更换,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三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春天,和郑超麟一起被捕的宋逢春、濮德志(清泉)因狱中流行时疫,保外就医。陈独秀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罗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谢德盘任秘书长。

濮德志是陈独秀亲戚,从狱中出来后,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陈独秀给蔡元培去信请求帮忙。在这之前,蔡元培的亲戚周仲奇先生给陈独秀看了肠胃病。去年深秋,为陈训丹找工作,陈独秀也给蔡先生去过函。这次,陈独秀请柏文蔚将信转给蔡元培,蔡元培转请中山大学罗家伦校长、暨大沈鹏飞校长,又找了商学院裴复恒校长等,因为陈独秀讲濮曾在沪、皖任教,所以蔡在几所大学为濮找事。后来濮德治几经周折,在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编辑。

这一阵,陈独秀常和潘兰珍经常吵架。不久前,一位逃荒妇女因患血吸虫病,腹内积水,想把四岁女儿送人。潘兰珍是贫穷人,自己的孩子夭折,一直喜欢小孩,和陈独秀商量后,把这个孩子收养了。小女孩跟潘兰珍姓,叫潘凤仙。因为经济困难,加上多了一个孩子吃饭,陈独秀情绪不好,脾气很大。终于有一天,潘兰珍带了养女,回浦东了。陈独秀生活困难,在潘兰珍走后,将她的羊皮袍及驼绒被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他想,潘兰珍气消了,或许还会回来。

陈独秀没有想到,他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托洛茨基于1932年9月下旬和1932年10月上旬给陈独秀连写了三封信,也无法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