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初的一天，汪原放去北平经南京，到一监看陈独秀。去年5月初，汪原放受茅盾之托到南京向陈独秀约稿，两人见过一面，一晃已是一年多了。汪原放说，《宇宙风》杂志主编陶亢德写了几封信找叔叔汪孟邹，希望你早日写出自传。
这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33年，汪原放就提出陈独秀写自传，那年陈独秀在江宁候审，高语罕也写信叫陈独秀写自传。但汪孟邹胆子小，没有答应出版。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希望陈独秀写自传，先写出来，然后再谈出版。群益公司托曹聚仁找陈独秀写自传，开出稿费每千字二十元，每月付二百元，但陈独秀没有答应。他和群益公司因为《新青年》印刷的事，闹了矛盾，从此不喜欢群益公司。
陈独秀何尝不想写自传，人在无聊时亟易想起平生往事，但写什么呢？写少年幼年事记得的已极少，且无大意义；记得的事，都是党事，此时也不能写。想来想去，陈独秀又回到中国文字音韵学上来了。钻进故纸堆，寻找字的来源，字在不同时代的变化、发展以及向别的字的演化、转义等，可使人暂时忘记苦恼。
汪原放抬头看了看墙上挂的几幅字，请仲叔给他题一幅字。陈独秀悬腕挥毫，写了：“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独秀书于金陵。”又提笔写《古诗十九首》中《冉冉孤生竹》：“伤彼蕙兰花，含英扬光辉，过时而不采，将随秋草萎。”
墨迹干后，汪原放等陈独秀收好笔砚，又谈了一会，看天色已晚，欢欢喜喜地告辞出门。陈独秀将汪原放送出门，神情有些黯淡，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7月8日，陈独秀收到《宇宙风》主编陶亢德的约稿信后，给他写了一回信，同意写自传。他写道：“许多朋友督促我写自传也久矣，只以未能全部出版，至今延未动手。前次尊函命写自传之一章，拟择其一节以应命，今尊函希望多写一点，到五四运动为止，则范围扩大矣，今拟正正经经写一本自传，从起首至五四前后，内容能够出版为止，先生以为然否？以材料是否缺乏或内容有无窒碍，究竟能写至何时，能有若干字，此时尚难确定。”
7月16日，陈独秀起笔写自传。几天里，平生往事奔腾而来，竟食味不甘，夜不能寐。到7月25日，陈独秀花了十天时间，写了《实庵自传》前二章，约一万字。月底，陈独秀写信告诉陶亢德，《自传》前二章写好了，即第一章“没有父亲的孩子”，第二章“由选学妖孽到康梁派”。濮德治、罗世凡两人喜欢看《实庵自传》，陈独秀写一节，他们看一节，都说写得不错。
7月24日陈独秀给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写一信，说：“在报上见先生病后已复康宁，至为喜慰。兹特恳者，前承盛意，致函军政部请释放中央陆军监狱郑超麟一事，至今延宕未行。顷据人云，此事非有先生亲笔信，恐难生效。不审先生已完全康复、能为郑生作一短函否？闻该监狱近来保释之人颇多。酷暑中续求，惶恐无似。”
写好信，陈独秀请汪原放转给蔡元培。蔡元培是个有求必应的大好人，见到汪原放带来陈独秀的信，小心的关起房门，问起陈先生的健康和生活。汪原放告诉他：陈先生身体还好，没有大病。蔡元培放心了，他没有对信上的话发议论，认真的看了汪原放代拟好的给军政部长何应钦信后，默默的签了字。
汪原放代拟的信说：“敬启者，前函关于保释现押中央监狱政治犯郑超麟事，谅达台览。兹悉该犯郑超麟胃病日愈加深，惟恐久系狱中，危及生命，殊非国家爱护人才之道。用特再函恳请从速准予保释，俾得保全生命，实为德便。”
对于蔡元培出面保郑超麟，何应钦开始不理睬，在蔡的信上批道：“此老爱管闲事，相应不理可也。”陈独秀出狱后，何应钦遂改变念头，于8月25日复函蔡元培：“敬复者：大翰祗悉。查郑超麟因犯危害民国罪，原判有期徒刑十五年，经大赦，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兹既在监患胃病甚剧，已饬由军法司饬中央军人监狱长，通知本人觅保出监就医矣。专此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