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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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仲叔心太忍了

1917年1月22日,陈独秀在上海度过了旧历除夕。

就要带着女儿子美、儿子喜子去北京生活,高君曼高兴极了。北京是她的母校所在地,重回北京,不仅是故地重游,丈夫的北大文科学长的地位也给她在老同学面前增添了光彩。但把延年、乔年丢在上海,高君曼有些不自在了。近一年时间,延年兄弟俩在外自谋生活,边打工边学习,晚上住《新青年》社编辑部,经常蓬头垢面,饿了吃大烧饼,渴了喝冷水。但兄弟俩有骨气,从来不伸手找父亲要钱。

高君曼和潘赞化的话,多少对陈独秀发生了影响。北上前,陈独秀关照汪孟邹,每月从《新青年》发行费中拿出十几元补贴延年、乔年。到北大后,文科学长月薪三百元,加上《新青年》每期二百元编辑费,陈独秀和高君曼商量,补贴一点给延年、乔年兄弟。汪孟邹连忙答应了,说:“应该!应该!小弟兄俩怪可怜的。高君曼有怜悯之心,堪称女中之杰。”

邻居岳相如是安徽凤台人,1908年参加过安庆马炮营起义,他听说陈独秀、高君曼要搬到北京去,过来贺喜。陈独秀说:“教授没有干过,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三个月后还回来。”这是陈独秀和蔡元培达成的默契。他不知道京城水的深浅,总觉得自己的个性,并不讨人喜欢,尤其容易得罪当官的和守旧派。

父亲离开上海后,延年、乔年兄弟住在四马路亚东图书馆(《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店堂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谋生自给。不久,两人搬出去住了。

一天,陈延年和陈乔年兄弟俩来亚东图书馆取父亲给的生活费。此时,延年兄弟已考入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他们年龄、身材、性格不一样,但穿着同样的蓝粗布长衫,颜色已洗得发白。这衣服,还是母亲高晓岚在他们到上海前做的,已经穿了许多日子了。汪原放说:“仲叔现在好了,是京城大学的院长了。”不料陈乔年极不为然,说:“父亲名为新文学院院长,实则去做旧官僚耳。”这话叫汪原放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十几岁的乔年能说出这样的话。

汪孟邹根据陈独秀的意见,每月从他的在亚东的稿费中拿十元钱(平均每人五元)给他们,补贴其生活。他给一次钱,就在记账簿子上写上一笔。每月到亚东来拿零用钱的,总是乔年来得多。乔年来时,并不拿了钱就走,似乎不好意思拿了好处就跑似的,总要帮助店员打包、送书、站柜台、开发票,不管什么活他都干。日子久了,汪原放和店里的伙友们都喜欢乔年。

乔年帮助伙友们打包,用劲太大,一次把裤带崩断了。“啊,真可惜!”一位伙计惋惜道。乔年随手捡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上一束,代替断了的裤带。他一边束裤子,一边笑着说:“这可比裤带牢得多了!”一句话,逗得汪原放和伙计们哈哈大笑。汪孟邹在一旁看了,也跟着笑了起来。

汪原放问陈乔年在学校吃些什么?陈乔年说:“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上一点盐。”乔年话说得很随便,好像没有什么奇怪。可汪原放听了,心里很难过。他没有想到,仲叔两个儿子,心肠这么好,过的日子却比自己店里的伙计还差。看着乔年离去的背影,汪孟邹说:“孩子可怜得很,仲叔心太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