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所有曾“认识”保尔·柯察金的人们。
任何事物都必退归于历史；只有一种事物始终盘桓于现实，并导引我们作客观和公正的思考——那就是关于人性内容的诠释……
梁晓声
保尔·柯察金这一文学人物被尴尬地夹在阶级斗争的史页中了；冉阿让却穿过巴黎街头阶级对阶级浴血奋战的战场，从他所处的《悲惨世界》走到了二十一世纪，并始终受到我们今人的敬爱——这意味着：人性仁慈的美点尤其闪耀光辉……
一九八八年，大约四月里的一天，我接到了一次北京市内电话。对方是深圳万科影视公司的编辑宁静武。当时我不认识他。此前也从未与“万科”的人有过任何接触。
他说，“万科”决定将苏联的那一部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为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并且，多方征求意见后，希望由我执笔……
“什么？！……”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以为自己听错了。虽然电话传音很清楚。虽然小宁说得相当明白。
我不禁反问：“是乌克兰盲人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那部小说么？”
他回答正是。
于是我一连串问了几个为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策划？是“上边”布置的制作任务？还是你们自己一厢情愿地想要挤上“献礼”快车？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还是心血来潮的好大喜功？出发点是配合政治思想宣传，还是企图制造热点话题，以抬高公司的知名度，以达到兼及广告之目的？……
总之我困惑多多。
小宁在电话那一端被我问得沉默良久。
我忽然意识到我问得很傻气——因为我们实际上已处在一个许多人对另外许多人做什么事不问为什么的时代。
小宁终于又开口了。
他说非是“上边”布置的什么制作任务。说与国庆“献礼”也没有丝毫关系。说影视公司嘛，总是要拍影视作品的呀！说他们认为，在中国，凭保尔·柯察金的知名度，重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许会有不低的收视率……
于是轮到我沉默了。
“希望您能答应……”
小宁说得很恳切。
但是我语调温和又坚决地回绝了：我颈椎病重，终日备受折磨，岂敢不自量力地改编二十集电视剧！我还非常想念老母亲，打算“回家看看”……
但却不愿使小宁这位编辑沮丧，最后又说：“这无疑是非常奇特的策划。敢发奇特之想，亦属难能可贵。中国人一向的思维惰性，在于太循规蹈矩。我愿做些力所能及的纯粹的义务，比如帮助在北京乃至全国物色改编者，比如抽出些时间参加改编宗旨的讨论，比如抛砖引玉提供些情节发展的建议，比如请在京的苏俄文学专家们开几次必要的座谈会，听听他们的忠告……”
这些话，也是实话。是既说了，就要说到做到的。
从放下电话那一刻开始，保尔·柯察金便像一位久违了的，早已被记忆淡忘了的朋友，忽一日又有了关于他的最新的信息，便开始因他而陷入沉思了。
大约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亦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读过了，不，确切地说，是看过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因为那是一本连环画。字很少，每页下方最多三行而已。是在小人书铺看的。
那时，肯定已有电影在中国放映了吧？我没看过，不敢断言。根据原著改编的电影《保尔·柯察金》，究竟是哪一年开始在中国放映的，我至今并不清楚地知道。
后来我又看过了另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仍是连环画。不同之处是，后一本的画页是蓝色的，是从黑白电影中按照情节发展的连贯性逐格拍下来，然后印刷到连环画上的。当年我们将那一类连环画叫“电影小人书”。我从那上边看到了电影中的保尔、冬妮娅、朱赫来、丽达、达雅、保尔的母亲以及哥哥，以及他的朋友谢寥沙……
“电影小人书”中的演员们，和绘画小人书中的绘画人物们，一个个竟那么地相像。几十年后我明白了，无论是当年小人书中的绘画人物们，还是当年电影中的演员们，皆忠实于原作插图中的人物。而在西方早期影视中，这一点几乎形成一条经验。既然先有文学作品，既然作为文学作品的欣赏受众，早已对插图中的人物形象全盘接受，先入为主地给予形象认可，那么后来的影视作品，便很关照很尊重受众的这一种仿佛稔熟的心理。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的电视里，播放过连续剧《大卫·科波菲尔》，看过的人如果对剧中的人物形象仍保留着记忆，那么如果再去翻一翻有人物插图的长篇小说，将肯定会承认，剧中人物形象几乎就是原著人物插图的翻版。同样典型的例子自然还有《约翰·克利斯朵夫》《堂·吉诃德》《牛虻》《悲惨世界》等等。
上初中后，哥哥借回家一本原著，我才终于有机会通读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而我看到电影《保尔·柯察金》，则是大学毕业分配到北影以后的事了。那时影协举办过一次苏联电影回顾展，我不但看到了一批八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如《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白比姆·黑耳朵》《两个人的车站》《战地浪漫曲》等，还看到了一批小时候没看过的、早期的、优秀的苏联电影，如《柯楚别依》《夏伯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个》等。因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的知名度，《保尔·柯察金》自然是回顾展中不可或缺的影片。也许，我所列举那些八十年代的苏联电影，出品年代会更早些，只不过我在八十年代才看到它们罢了……
绘画小人书看过了，电影小人书看过了，长篇原著读过了，电影也终于有幸欣赏到了，而且，在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中，有篇课文便节选自原著——即保尔在对自己的人生感到极度悲观，手枪对准太阳穴打算自杀那一段。他关于人生意义的著名的内心独白，便是在那一种特殊情况之下产生的。
如此说来，我难道不可以认为，自己对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对于保尔·柯察金这样一个文学人物了如指掌么？
许多中国人，在青年时期，也许没读过《静静的顿河》。但只要读过三本以上苏联小说的，谁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呢？在中国，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前是比肖洛霍夫还著名的。他简直与高尔基齐名。保尔·柯察金这一文学人物的知名度，也几乎仅次于列宁、斯大林、卓娅和舒拉、加加林和巴甫洛夫……
保尔·柯察金无可争议地是许多中国青年的精神偶像。
即使如此著名的一部小说，即使如此著名的一个文学人物，即使我自认为从小对它和他了如指掌，熟知似友，但在一九八八年，我重新回想的时候，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保尔·柯察金，所记住的片段、情节和细节，大部分竟非是革命的事件和英雄的行为，而是人物较鲜明的文学个性，以及由那个性促成的爱情的发生，爱情的误解，爱情的遗憾结局。
我熟知保尔和冬妮娅之间的初恋正如我对自己的初恋一样记忆如初，并且至今能像讲述自己的初恋一样详细道来。
我明了保尔和丽达之间的爱情的误解，正如我明了我自己所犯的类似的错误。它的实质是在爱情方面脆薄的自尊和使气任性。
达雅——这后来成为保尔妻子的姑娘，究竟是否因嫁给保尔而感到过幸福，我竟一点儿也说不上来。似乎，书中并没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参考，使读者自己足以作出可靠的判断。
除了保尔和三位女性的爱，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记住了些什么呢？
当然，还记住了保尔的疾恶如仇；记住了他对家乡火车站附近食堂里刷盘子的姑娘伏罗霞的同情；记住了他对以凌辱手下的姑娘们为快事的堂倌普罗霍尔的憎恨；记住了他与律师的纨绔子维克多之间打的那一架；记住了他偷德国人的手枪；记住了他勇救朱赫来的奋不顾身；记住了他因此而被关入牢房，同牢房的不幸姑娘赫里斯季娜怎样宁愿将自己的处女之身“赠”予他，而他怎样在那一时刻想到了冬妮娅，怎样克制了情欲的冲动……
保尔率领青年突击队员们抢修铁路的情节也是记忆深刻的。在电影中那情节被拍摄得艰苦卓绝，使我不禁联想到一九九八年我们中国抗洪救灾的兵……
再有，便是保尔后来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在达雅的协助之下，以难能可贵的毅力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任务——将他的经历写成一本书了……
怎么？就记住了这些么？
是的，主要就记住了这些。
我所记住的这些内容，相信一切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本书的人，差不多也全能记住的吧？
但同时我也清楚地记得，那是一部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呀！它的内容显然应该比我所记住的更多也更丰富啊！还有些什么厚重的内容被我的记忆忽略了呢？
我忍不住吸着一支烟凝思苦想。
烟，该死的烟！
我多次下决心戒烟，但每一次决心都以失败告终。在不少方面，我自认为是一个有毅力的人。而在戒烟这件事上，我对自己狠不起来。
尼古丁有时的确能使我日渐萎缩的思维得以舒展一下，也的确能偶尔激活我早衰多皱的记忆。
于是我又想起了保尔戒烟的情节——在某次团的会议上，有名女团员当众批评保尔——团的组织一再号召男团员们戒烟，而你身为团委书记，自己为什么在公开场合大模大样地吸烟呢？
保尔一愣，随即掐灭自己正吸着的烟，郑重又平静地说——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我宣布戒烟了。如果谁以后看到我又吸烟了，那么有理由像鄙视一个言行不一的家伙一样鄙视我……
在我所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这一情节，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也几乎可以说是经典的。吸烟的男人肯定都能理解这一寻常情节的不寻常之处。它对于刻画人物性格，显然是平淡而又有分量的。
接着我又想起了保尔救安娜的情节——某夜保尔护送安娜回家，遭到两名歹徒的拦劫。保尔临危镇定，击毙了一名歹徒，但安娜却被另一名歹徒强奸了。安娜的未婚夫事后找到了保尔，急急切切地只问一点——安娜果真被强奸了么？
保尔反问——你究竟爱不爱她？
对方尴尬支吾，保尔愤然而去……
毕竟，当年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只是初中生。刚开始懂爱，而几乎根本不懂性。或曰似懂非懂。故对于此情节也是似懂非懂。如今认真回忆才回忆起书中还有这么一处情节，很符合我这一代人的成长特征。
也回忆起了保尔在国际列车上“重逢”涅莉的情节。保尔的母亲当年给她家洗过衣服，保尔给她家挑过水。她自恃已加入波兰籍，而且已做贵妇，以非常刻毒的话羞辱保尔。只记得保尔回答得很精彩，却不记得他具体说了哪些话了……
两部分回忆加起来，难道就是四十万字的全部内容了么？
倘确乎如此，那么以上内容，不是都无遗漏地压缩在两类小人书里了么？不是都从容地表现在一部电影里了么？
那么还靠哪些内容充分地而不是虚涨地演绎出一部二十集的电视剧呢？
我对自己委婉的拒绝感到庆幸。
我的思想，也自然而然地漫延了开来，并渐渐形成了一种质疑。那就是——谁们看忠诚？谁们看爱情？
许多翻译界的前辈和文学界的前辈以及专门研究苏俄文学的学者们都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就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了。是梅益先生据英译本翻译的。按时代推算，梅益先生亦当属前辈之人了。
一九四二年，中国自然仍在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之下。
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我多想与梅益前辈取得联系，致信问他一些盘桓心中的困惑：
他当年决定进行翻译的初衷，主要是基于此书思想意义的革命性，还是看重它另有一番文学的价值？抑或两种初衷在他那儿是对等的，于是兼顾而为？
五十六年前它出版后曾引起过怎样的反响抑或轰动？是文学界的还是翻译界的或青年学生界的或大众间的？印了多少册？是一时的洛阳纸贵过还是近乎“阳春白雪”和者甚寡？是好评如潮还是备受冷落？
当年的蒋介石政府对于这一部“革命文学”是否视为异类？进而视为洪水猛兽？下达过什么严厉的禁令么？
梅益前辈受到过人身威胁么？被当局找过麻烦么？上过“黑名单”之类么？书店被警告过么？吊销过执照么？
一版后再版过么？
倘不曾再版过，那么是由于经济效益的亏损，还是遭到了当局的干涉？倘供不应求，接连再版，那么此书在哪一点上引发了读者的共鸣？是其无怨无悔的革命激情，还是其身残志不残的人生精神？抑或是别国情调的别种理念原则的爱情？
当年曾有热血青年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后，便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投奔延安么？
在当年，果然如此的话，是典型的个例，还是泛泛的普遍？
他们中后来一直无条件地，无保留地，忘我地忠诚于革命的人，其忠诚肯定是效仿保尔·柯察金的结果，还是渐渐被自己也渐渐被别人最终被时代总结为那样？
……
遗憾的是，难获梅益前辈的确切行止，联系不上。
在我的记忆中，梅益前辈似乎一直定居于上海。我也似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幸得到过他的一本签了名的译作，并与这位前辈两次互致过书信。他赠我的译作是《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夫人写的关于她丈夫的回忆录。
时隔二十余年，此书不知被我打入哪一包书捆中收藏起来了，一时难以找到验证之。
也许，赠我译作的并非梅益前辈，而是另一位译者——我对自己的记忆的无误实在不敢确定。
但是不管怎样，我最终想要说的意思是——即使《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深受广大中国读者尤其广大中国青年欢迎了，其广大的程度，比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比之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范围注定小得多吧？
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青年一代的革命思想教育成为中国最最重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书，才在中国成为一切苏俄文学中发行量最高的书。不是唯一，也必是之一。
道理是那么简单——社会主义中国，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对党，对党的领袖，对国家，以及一切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之下发动的国家行为，具有保尔·柯察金式的忠诚。那首先意味着丝毫也不产生怀疑，其次意味着丝毫也不犹豫，最后意味着无怨无悔的自豪感。
那么，社会主义苏联的这一部“革命文学”，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否果然起到了它所期望的巨大的“革命思想教育”的作用呢？
另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果然。
倘不承认这样的事实，则我们简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这一代人中，以及我的上一代上上一代人中，有不少人谈论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情不自禁地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在青年时期乃至在整个人生过程中，其思想觉悟之所以那么热烈地积极地革命，是与保尔·柯察金这一榜样的激励分不开的。
正所谓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和她们的表白。
我承认，我相信。
我认为，其实谁也没什么非怀疑不可的必要。
但，在一部苏联“革命文学”的样板小说与几代中国读者的关系中，除了革命思想的给予与接受，难道再就没有吸引中国读者，尤其是几代中国青年读者的另外成分，不言而喻地烘托那一种“钢铁效应”了么？
我认为——当然有的！
那是什么呢？
那便是——如我前边所言，异国情调中革命背景下，一个男人和三位女性的爱情。确切地说，是一个男人少年时期特别专一的初恋；他青年时期在爱情方面所犯的无法弥补的，连自己也承认是“感到很可笑，不过更多的是遗憾”的错误；他全身瘫痪双目失明以后，靠了支持生命意志的最后一份爱情。而那与其说是爱情，毋宁说是友爱。因为那一种男女关系的首要意义，已经不是幸福的夫妻生活，而是相互鼓励着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她协助他写成一部书。
正是这一些内容，据我看来，才是当年在中国很持久的“保尔·柯察金”热的时代真相！
从书中只看到“革命思想教育”的能量的眼睛，对于书中的爱情片段仿佛是不屑一顾并且几乎是从来不置评说的。他们或她们谈论起此书，又仿佛政治思想工作者在进行一以贯之的政治思想教育。
他们或她们认为，读此书的人，尤其读此书的青年，只要领悟了忠诚的必要和必须，那就足够了。
而一代又一代读此书的人的眼睛，尤其是读此书的青年们的眼睛，从书中看到的除了钢铁一样坚定的忠诚以外，还有爱情的经验和教训。经验体现在丽达身上，教训体现在保尔身上。
现在，让我们再来冷静地而不是想当然地回顾一下“钢铁”现象的另一方面，即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九年整整十年间，中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情况。结果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告诉我们，数年一部。在屈指可数的寥寥几部长篇小说中，有以爱情为题材或者仅仅为主线的吗？没有。那么，中短篇小说呢？也没有。电影呢？还没有。连在散文和诗歌中，爱情两个字也几乎是一直缺席的。而像《青春之歌》《红旗谱》这样大胆敢突破不成文禁区，整段整章地描写爱情的长篇小说，在我的记忆中，似乎都是此十年的最后一年一九五八年出版的。
只有歌曲例外。爱情的文艺空间差不多只剩下了歌曲。而且，只能在民歌和外国歌曲中相对自由地流行着。
在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青年也最多的国家里，在如此这般的文艺前提之下，一部苏联的革命小说恰逢其时地在中国出版了——它不但描写了建国后中国文学中几乎禁绝的爱情，而且还描写了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之间单纯、热烈又有责任感的初恋——它怎么能不受到欢迎？
书中画在插页上的少年时期的保尔和冬妮娅，青年时期的保尔和丽达，又是那么英俊的少年，那么潇洒帅气的青年，和那么活泼可爱的少女，那么端庄美丽的姑娘！
尤其保尔和丽达在莫斯科团中央代表大会上不期而遇那一插页，保尔脸上充满了男性青年自信无比的阳刚之气，而丽达脸上则显示出超凡脱俗的，仿佛精神世界彻底净化了般的人格卓越的气质。
那等人物，那样的脸庞，那样的眼睛，那样的目光，说心里话，在我看来，只能书中有，只能画上有，再就只能在电影里靠一流的表演和一流的摄影水准加以强调性的体现了。
苏联的画家真是令人钦佩！
他们一经从文字中“接生”出那样的保尔，那样的冬妮娅，那样的丽达，保尔、冬妮娅和丽达，便似乎永远地当然地只能是那样的了。
他们高超地从文字中提炼出了某种看上去那么纯粹的精神，并使之百分之百地凝聚在他们所“接生”的人物的脸上和眼里。
此点也决定了——后来《保尔·柯察金》这一部电影中的保尔、冬妮娅和丽达，也只能而且必须相似于书中插页上的他们。
电影中青年时期的保尔，显然不如书中插页上的青年保尔那么英姿勃勃。他的脸瘦削、棱角分明，目光永远那么果敢坚定，又那么忧郁。但在精神面貌上，两个保尔是一脉相承的。在性格的外在表征上，也是形同拷贝的。
在我的记忆中，“钢铁”的热度在中国是一种两度递升的跨国文化现象。首先是小说的，形成于六十年代前；后来是电影的，递升于六十年代后。
六十年代后，爱情在中国文学的禁区开始有些松动。《红旗谱》中严运涛和春兰的爱情，江涛与严萍的爱情；《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以及与革命者江华、卢嘉川的爱情，某种程度上给养了中国广大读书青年巴望领略爱情文学的饥渴。而且，仅从小说主人公的爱情经历和波折而言，我们从《青春之歌》中，看到了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非常相似的构思。
但在电影中，爱情依然姗姗来迟。一批优秀的，以爱情关系为主要内容，或为主要情节线索的中国电影，都是一九六〇年以后陆续问世的。如《阿诗玛》《五朵金花》《战火中的青春》《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以及电影《红旗谱》与《青春之歌》等。
在这些中国电影还来不及哺饲中国青年的“空档”期，《保尔·柯察金》又恰逢其时地出现在中国各大中小城市的几乎一切电影院里。电影使保尔，使冬妮娅和丽达这些文学形象熠熠生辉地活了，使拥抱和接吻具有了可视性，使爱情令坐在电影院里的中国青年怦然心动了。而那些拥抱和接吻的镜头，是连表现爱情的中国电影里都删除唯恐不干净不彻底的。
这里有文化传统的必然。但归根结底不是文化传统问题，而是文化审査尺度问题。须知就初恋和一切爱情的过程而言，拥抱和接吻是普遍内容。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那么，现在我们终于也可以这样认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苏联小说，和《保尔·柯察金》这一部苏联电影，它们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中曾引起过的近于发烧的热度，绝不仅仅是忠诚在中国的成功收获，未必不也是爱情在中国的走红。
谁有驳不倒的根据断言——在忠诚和爱情之间，当年中国青年的眼，从那书中那电影中看到的首先是忠诚？
谁有驳不倒的根据断言——当年的中国青年，或严谨一些说中国青年中的大多数，实际上不是将那样一部小说那样一部电影当成了准爱情小说和准爱情电影？
其后数日，我逢人便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所听到的不尽相同，然而那么一致的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结婚前我一直祈祷有一位冬妮娅那样的姑娘爱上我！”
“冬妮娅还救过保尔的命啊！保尔那样对待冬妮娅是不公正的！”
“也是妄自尊大的！”
“还是愚蠢的！”
“他对待丽达的态度也是妄自尊大和愚蠢的！”
“但他毕竟为一座城市全体居民的冬季取暖问题饱尝过艰苦，这一点是可敬的……”
“他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以后还能靠超人的毅力写成一部书，即使今天看来也依然是了不起的！”
男人们如是说。他们有的看过小说，有的看过电影，有的和我一样，小说、电影、小人书都看过。
“当年我好为冬妮娅不平！也为她委屈、伤心、落过泪！”
“我想替冬妮娅恨保尔，可又始终恨不起来。保尔后来那么不幸，怎么能恨得起来呢？”
“保尔的性格也特有魅力！起码有魅力之点！相当多青春期的女孩子喜欢他那一种性格的男青年，正直，爱憎分明，忧郁而又有点儿偏激，用今天的时髦说法，也是一类‘酷’！”
“他的形象也很酷！高大，严肃，冷静。当年，电影中的保尔是我梦中情人！”
“我喜欢丽达胜过我喜欢冬妮娅！丽达多成熟啊！处理各种问题是成熟的，对待爱情尤其是成熟的！”
“对！她给保尔的信写得多好哇！”
“她的爱情观使我后来获益匪浅！”
女人们似乎比男人们还要坦率。
并且，有一位是记者的中年女士，当我面即刻脱口背出了丽达写给保尔的那封信中的一段：“……我对生活的看法并不太拘泥于形式。在私人关系上，有的时候，当然非常少见，如果确实出于不寻常的，深沉的感情，是可以有例外的。你就可以得到这种例外。不过，我还是打消了偿还我们青春宿债的念头。我觉得，那样做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愉快。保尔，你对自己不要那样苛刻。我们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她背时，我自己的记忆也渐渐变得清晰而透明。我也仿佛重新看到了小说中那一封信的字迹，于是和她一起背。
她说，她当年抄在日记里的，非是保尔那几句关于人生意义的名言，而是丽达这一封信。并且说，她当年班里的不少女同学，抄在日记里的都是丽达这一封信。还说，在她的爱情经历中，也曾有丽达和保尔那一种关系形成过。也是像丽达那样理性地处理的……
“万科”的小宁来找我之前，我到陕西去了一次。在火车上，我与对铺的一位乘客谈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是一位年长我五六岁的建筑工程师。“文革”开始正读大学。他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确实对他的人生产生过很重要的也是很积极的影响。说他当然也将保尔那几句著名的话当作人生座右铭抄在过日记本上。
“不过”，他又说，“我只抄了一半。就是前一半。”
于是他随口背出它：“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首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卑鄙庸俗而羞愧……”
我接着背出了后一句：“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我问他为什么不在日记中抄下后一半？
他笑了。说是因为赌气。说当年他的大学里，展开人生意义的讨论。自然许多同学都联系保尔的话侃侃而谈，或洋洋洒洒地写心得体会文章。但是偏偏就他自己态度认真而又固执地认为——每个人当然都应该时时告诫和要求自己不虚度年华，也当然都应该时时告诫和要求自己不卑鄙庸俗。而且，人只要有这样的对自己的觉悟，又几乎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那样的。但绝非一切人都能做到，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一种事业，无论那是对全人类多么伟大多么重要的事业。“整个”“全部”，用这样绝对的词来教诲普遍的芸芸众生，是不恰当的，也是夸张的。因为人的生命的两端，加起来至少有二十年是难有作为的，是需要在别人的照料之下才能生存的。即使中段的最有质量和能动性的生命，每天还要睡觉，吃饭，到了恋爱年龄要恋爱，到了结婚年龄要结婚。正常情况之下，接着做了父亲和母亲。于是上有老，下有小。于是有了纯粹个人的，与“解放全人类”，甚至与为别人为社会服务丝毫也不相干的种种责任。世界上有几个人能不为这种种纯粹个人的责任分割出一部分生命和精力？既分割了，又怎么能算“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那纯粹为了个人的责任而分割出去的生命和精力，总不能说是等于虚度年华和庸俗的吧？为柴米油盐忙碌奔波不是虚度年华，眷顾亲情友情为爱情多思少眠陷于苦闷也不是庸俗。如果居然是，那么配是保尔的同志和战友的人，在世界上又会有几个呢？
他说得有些激动，仿佛又在和他当年的同学们进行辩论。他的话吸引了周围的人们，都聚拢来听。且都很同意他的话，或频频点头，或报以会心的微笑。
他替保尔感到遗憾似的说：“如果没有后一半就好了，如果没有后一半就好了。后边的话，使那名言成了脱离实际的豪言壮语！”
我问：“你当年就是这么固执己见的？”
他说：“是啊！”
我也理解地笑了。我明白眼前这位在车厢里结识的男人，和我自己有着相似的性格。此种性格决定了，我们一旦对某事进行思考，我们的思想方法就太过于认真了。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事，是根本经不起太认真地去思考分析的。而谁一旦那样，许许多多的事就在谁眼里显得荒谬了。其公认了的正确，就开始被谁的思考分析所颠覆了。包括某些名言也是这样。
我又问他当年固执己见的结果？
他挠挠头说——那当然是受到思想帮助啰。但他仍固执己见。他是来自农村的学生。他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所有乡亲为例，说他们一代代一辈辈都是在保尔看来可能碌碌无为的人。而谁若当着他的面指斥他们碌碌无为，那便等于是在侮辱他，也等于是在侮辱人民大众……
他说他拒绝批评帮助，赌气之下，用毛笔将保尔那几句话的前一半抄在纸上，贴于床头，以示思想上的坚持到底。
于是思想上的批评帮助升级为批判围攻。
于是大学团委和学生会，发动团员和各年级学生，一拨一拨地纷纷找他辩论。在宿舍里，食堂里，教室里，图书馆，乃至路上，他每每被围住不放。短则半个小时，长则一二小时。围辩几近于围剿，他陷于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之境。有的同学还尖锐地指出——“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特别符合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整个”和“全部”就是“全心全意”的意思。从保尔的话里挑剔谬点，不是企图变相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又是干什么？……
他终于心有余悸了。害怕极了。惶惶然写了一份公开检讨贴在板报栏才算谢罪了事。
“幸亏我出身好，要不，谁知道当年我会落个什么下场呢？……”
有别人问：“至今还耿耿于怀是吧？”
他笑了，又挠挠头说：“有点儿。同意我当年观点的请举手！”
于是周围所有的人都举起了手。
他表情严肃地对我说：“看，现在我代表多数了嘛！……”
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用口哨吹起了《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不一会儿半节车厢的人都跟着哼唱了。
一部书，一首歌，即使纯粹是政治的产物，其对人的影响，真的会像政治人士们自以为的那么巨大吗？
为什么政治人士们在特别强调此点时，那么不遗余力又那么自信呢？
向他们解释清楚实际情况并非他们觉得的那样，为什么特别地困难呢？
正如我眼前的情形——二战早已在半个世纪前结束，“苏维埃共和国”也在十年前解体，人们刚刚率真地谈论过它的一位忠诚的阶级战士，一位获得过列宁奖章的英雄，还对他的名言提出了质疑——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人们一起以愉快的、怀旧的心情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为什么？
也许什么都不因为。
仅仅由于那是一首旋律好听的歌。仅仅由于那是一首他们和她们在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经常唱的歌；仅仅由于它使他们和她们回忆起了自己是学生的岁月，回忆起了自己的初恋和爱情；仅仅由于大家都挺愉快，列车员服务态度好，车厢里干净，对每个人都是一次各方面满意的旅程……所以大家都想唱唱歌。
就这么回事。
我不禁陷入沉思。
我不禁想到了一个人。他叫吴亮。一位大约比我小十岁的上海的青年文学评论家。在九十年代以前，他对“新时期文学”的评论不仅使上海文学评论界令文坛瞩目，而且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的，绝对一流的。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篇文学评论都是“名优产品”。我与他没有私交，没有书信来往，只不过在某次会上见过他一面。我的任何一篇作品也没有被他评论过，甚至也没有幸运被他一语中的又含蓄犀利的批评的锋芒所触及过。但我却是心悦诚服的吴亮文章的喜读者。
恰恰是在一九八八年，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一篇社会学类的小文章《基层生活》。
我理解他所言之“基层生活”，便是人民大众的生活。
他在文章中提出一种观念——某些事情在某些人士那儿是政治，在“基层”却只不过是生活的一项内容，一种色彩，甚至可能是一种时尚。而人民大众间具有某类特殊的本领和能力，他们消解强加给他们的政治意图，使之成为自己的生活可以包容的一项内容，那是比花刀厨子把菜蔬变成工艺品还善于还自然的。
当然以上这些文字非是他的文字，是我理解了以后用我的文字方式重新表述的。
基于以上观点，他认为穿中山装的人与之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无关；穿列宁装的青年不见得个个都是列宁主义的信徒；而喜欢穿“布拉基”的中国姑娘，当年不见得都是由于国际感情上特别的亲苏……
当年，团的会议多多，积极参加的男女青年，却可能因为那是交际的好方式；而结伴儿去上政治夜校，却可能是为了寻找到塞情书谈恋爱的机会……
我这里替他补充几个例子：
“文革”中，“三敬三祝”[1]在基层后来演变为游戏生活的乐子；“大批判”是由于当年的青年们精力过剩而几乎没有文体活动的开展；大红纸剪的花样翻新的“公”字和“忠”字，贴在墙上和窗上是美化家居的方式……
政治有政治之目的，基层有基层之法则。
那么，在一九八八年，当政治性的喝彩和掌声早已平息；当政治性的评论早已没了信誉，当政治从众心理早已荡然；当人们渐渐学会了以平常心和正常心读任何一部书；当阶级的“革命”已成往事和历史；当你我他她不再经常情愿或不那么情愿地呼喊“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的口号——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另外发现或曰重新发现什么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如果将这些内容投放到“基层生活”中去，结果会怎样？
我想——这一点，注定了将是如何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首要问题。
虽然我不打算参与，但我有必要将我的思考和盘托出，告诉参与改编的人，也提醒万科影视公司对这一点进行冷静的研究……
从外地回到北京三四天后，小宁来儿童电影制片厂找到了我，并送我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当面谢过了“万科”方面对我的信任，也再次申明了我不能承担改编重任，甚至也不能参与改编的种种原因。在我，那非是推拒的借口，而是实际的情况。
我说，我对“万科”的感谢，也包含这样一点——那就是，倘没有“万科”方面对我的信任，我根本不会去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一部苏联小说曾在中国引起的影响，究竟是由哪几种因素促成的跨国文化现象？以及对这一文化现象，我们从前是怎样看待的，现在又应该怎样看待等等。对于我这样一个爱胡思乱想的人，不管是什么人什么事，一旦激发了我思想的兴趣，我便由衷地感谢那人，感谢那事。思想着毕竟是愉快的。对于我，头脑被思想占据着，比被欲望占据着是自觉良好的状态。我真的感谢“万科”方面带给我这一愉快。感谢不应只表达在嘴上，要有行动。
我承诺我一定认认真真地重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并一定将心得汇报给“万科”方面，以供别人改编时参考。
小宁说他已将我不能承担改编的情况向公司负责人汇报了。说公司也确实开始物色别的改编者。有人兴奋地表示了自信，但研究过原著后，却又茫然不知从何落笔。毕竟已有一部电影在中国久映不衰过，它基本上包容了原著的全部精华。也有人误以为我已先自答应了，表示极愿与我合作。并高姿态地表示以我为主，若发生了改编分歧，将与我的改编意图保持一致。当然还有人嗤之以鼻，认为是“马歇尔计划”，是“永远的纸上谈兵”，是“没正经事儿可干闲的”……
小宁向我转告了“万科”方面对我的三点希望：一、对承担独立改编仍做考虑。二、参与合作性改编。三、提供改编参考方案，积极参与改编讨论，协助组成改编者小组。
我亦再次申明，第一、二两点，请万勿继续对我抱有希望，以免贻误公司决策。而第三点，我则保证说到做到，也乐于尽此义务。
小宁送给我的，是漓江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的版本。译者是黑龙江大学俄语系黄树南先生等十人。黄先生写的“后记”告诉我们，这个译本是在一九七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的。是直接从俄文原著翻译过来的。黑龙江大学的俄语系是全国首屈一指的。这一时代的使命赋予黑大俄语系是理所当然又是责无旁贷的。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在中国唱得尤其响亮了，而“文革”气数将尽也是连傻瓜都几乎能看分明的了。
黄先生在“后记”中写到：“不仅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领域也同样一塌糊涂。书荒严重，大人小孩都无书可读。”
依我想来，在一九七六年，一部“修正主义国家”的小说在中国重新出版，只怕是要逐级申报逐级批示的吧？当年的文化部也主管出版界。那么，申报经文化部、中宣部甚而中央常委们，也是必定吧？
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动机显然是急无书可读的可怜的中国大人、青年少年和小孩们之所急。
在批准者们，着眼点显然是一本书中所弘扬的对革命的无限忠诚。
他们有他们的急需。
否则，难以解释——几乎天天都在向人民宣传加强“反修”意识，一切的苏联小说苏联电影都严禁出版严禁放映的情况之下，何以一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能大侥其幸？
难道苏联文学中的革命小说还少么？
难道苏联文学中的名著还少么？
但，虽属名著，非革命的，一九七六年的中国坚决说不。
虽属革命的，比如《青年近卫军》《母亲》《恰巴耶夫》《苦难的历程》《教育诗篇》等，但伤痕意味绵绵，弘扬革命激情不足，一九七六年的中国也说不。
一方面是精神饥饿嗷嗷待哺。
另一方面是要由“文革”的“文化”时代来进行严格的筛选，只给予某一种它认为中国人的精神倘需补充的单一“营养”的“精神压缩饼干”——或曰意识形态加工厂出产的“意识形态饼干”。
一部书，一部电影，一首歌，一幅画，在中国，在当年，一旦被中国的政治所青睐，它就像某些被中国的政治所抬举的人一样，部分地或者彻底地被异化了。
保尔·柯察金在中国从前和现在荣辱沉浮的过程，乃是文学在中国曾经历的悲哀。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天被某些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相比，它昨天在中国的光芒四射未见得不也是悲哀。
依我想来，两种截然相反的境遇，对它都肯定是过分的。前一种过分是极其政治功利主义的，后一种过分是某些中国人矫枉过正的极其简单的激烈。
作为一部书，我觉得漓江出版社的版本的封面设计挺棒的。那由鲜红的军旗折叠成的战士的侧面头像，给人以视觉上的强烈的冲击，也给人以情绪上的昂扬的感奋。战士侧面头像的线条那么棱角分明，那么有力度。从额到鼻到口到唇到下巴，没有一处线条不是钢硬的。折出来的线条和画出来的线条看去就是不一样。战士的口张到了最大的程度，使人仿佛能听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吶喊：“乌拉！”……“冲啊！”……头像向上向下飞扬起来的边线，以及上下边线之间的折痕，似乎是雕刻效果的风速，似乎战士正迎着凛冽的风前仆后继。而竖立着的，带刺刀的步枪，它的有意为之的呆板，恰恰增强了战士侧面头像的猛烈动感……
我见过另一个版本的封面——骑在马上的保尔挥刀驰骋。
艺术的抽象效果的表现力，有时确实超过艺术的写实效果的表现力。
此一例也。
在黄先生的“译者前言”中，保尔那句名言被用黑体字排出。它有四字与我从前读到的不同。包含那四个字的从前的话是——“他不会因碌碌无为而懊悔”；现在改成了“他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人的一生碌碌无为的因素很多。有时是主观的，有时是客观的。有谁自甘于碌碌无为呢？依我想来，导致人生碌碌无为的客观因素也许更多。再说，怎样又算有为呢？倘轰轰烈烈叱咤风云才算有为，那么绝大多数之人回首往事岂不真的只有懊悔无穷的份儿了么？
“碌碌无为”四字未免太具有傲视绝大多数寻常人生的意味儿。
我不知按照俄文原意是“碌碌无为”译得更准确还是“虚度年华”译得更准确。
但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中学时代的课文中便是“碌碌无为”四字。
我由此四字而对保尔那句名言产生的抵牾心理，也早在少年时代就有着了。在这一点上，少年时代的我，与我在火车上遇到那位工程师是一样的。
也许，恰恰是“碌碌无为”四个字更符合俄文原意吧？也许，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头脑中，确乎存在轻蔑寻常人生的思想吧？他不是对他的家乡舍佩托夫卡小镇上的居民的生活形态特别反感么？他不是对他哥哥阿焦姆的寻常人的寻常人生，后来也刻意相讥么？他甚至根本不尊敬他的嫂子，根本不喜欢哥哥的孩子。他认为他哥哥的生活“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
而这只不过因为，他“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的念头似乎落空了；只不过因为他娶了一个农家女，由铁路工人变成农民了！
可“她家是贫穷的农民”呀！
在保尔·柯察金，或进一步说，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头脑中，是否除了政治和革命，除了为政治的激情和为革命的人生，其他一切激情都概属庸俗的激情，其他一切人的人生都概属“碌碌无为”的人生呢？
我非常不喜欢傲视绝大多数寻常人的寻常人生的名言。不管是保尔·柯察金的，还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越是名言越不喜欢。
顺便补充一句，我是中学生的时候也根本没抄过那句名言。我能背得一字不差，只不过因为那是语文老师的要求。
将“碌碌无为”四字改为“虚度年华”，使那句名言平易多了。
“虚度年华”更是人生主观态度的结果。而且，只要是人，谁对人生缺少主观上进的态度，谁都难免是在“虚度年华”。
莫要“虚度年华”的告诫，尤其对青年人具有警醒的积极意义。因此而懊悔也是普遍之人的一种较普遍的懊悔。
为什么也将“懊悔”一词改变成了“悔恨”呢？
依我看来，“懊悔”一词的“懊”字，比“悔恨”一词的“恨”字，不是更多些欲说还休、此悔绵绵的意味儿么？
在我重读的几天里，关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某些中国话题频入我耳。
首先是有人告诉我——北京的一些青年话剧人搬上舞台的同名话剧，反应毁誉参半。
我想这很正常。在一九八八年排演此剧，正如在一九八八年若排演苏联话剧《带枪的人》或中国六十年代的话剧《刘文学》一样，反应不那样倒不正常了。越是忠于原著，越会那样。越严肃，越似乎不严肃。不忠于原著，反应还会那样。来次时髦，黑色幽默一下，更会那样。
有人给我送来了一份刊物，其上登载了一篇抨击那一台话剧的文章。词语厉厉，愤慨之情流露字里行间。指责歪曲了原著，丑化了保尔。
我没看过那一台话剧，故难得文章要领。
接着，我自己闲读时，从一些报刊上发现如下标题的辩论：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好书吗？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一部坏书！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教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保尔，我永远爱你！
拒绝保尔！……
不一而足。
我从那些文章中，既看到了笔战双方的真实可信的坦率冲动，也窥透了文章背后报刊有意炒作的企图。
中国现在有许多严肃的话题有待讨论。
但可以公共讨论的话题毕竟有限。
故报刊捕捉到一个话题，往往像庸猫一下子逮住一只肥鼠了，不把“它”折腾得奄奄一息是绝不肯罢休的。
看过那些文章，我平静地想：
仍爱保尔的，只管爱将下去。
拒绝保尔的，也尽可以终生拒绝。
但关于一部书究竟是好书还是坏书，一字结论是大不可取的。
世界上有些文学作品，甚至可以扩大地说概及一切方面的书籍，自从它们问世那一天起就被公认是优秀的，经典的。它们现在仍是这样。它们将一直是优秀的，经典的。永远不会改变。
世界上有些文学作品和其他方面的书籍，一经问世就受到抨击和指责，甚至遭禁，但后来的时代给它们平了反，证明它们即使称不上是优秀的，经典的，但也不像当时被认为的，甚至被法律判定的是“坏”书。
左拉的某些作品的命运便是这样。
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是这样。
司汤达的《红与黑》、霍桑的《红字》、卢梭的《忏悔录》，梅里美的某些短篇，都有过类似的命运。
但它们在经历了当时来自社会某些阶层的诅咒和唾骂后，越来越成为它们的作者的文学荣耀。
有些书的好坏优劣，经过了跨世纪的争论，至今仍难以一字定评。
站在巴黎起义者们的感情和立场看，《双城记》似乎是“坏”书——因为它将起义者描写为群氓、暴徒、杀人不眨眼的凶残者。
但法国史学家们却并不都这么看，他们认为该书也较真实地记录了“革命”可歌可泣的另一面——阶级憎恨的血腥性和残酷性。
《法国革命史》在许多国家——当然包括苏联在内的国家是禁止翻译出版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曾严厉地批判过它的“反动性”。因为它的作者对“革命”所持的立场，从根本上说是否定的。
但西方主流历史学派却一度对它倍加赞赏。因为它认真地探讨了“革命”或可避免的社会前提。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名著。
但是许许多多西方读者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这一部书——因为它只不过描写了一批无法无天的“强盗”，而且宣扬“造反有理”，“杀人有理”。
谁能特别自信地在“好”“坏”二字之间对《金瓶梅》作一字定评？
谁能否认得了高尔基的文学成就？
但高尔基也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一样，为无产阶级革命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母亲》。
如果说高尔基的《母亲》也许是遵革命之命的文学产物，那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可从来没做过无产阶级革命的座上客。但在他的《怎么办》里，也写到了一个早期改良主义革命家式的人物拉赫美托夫。
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中的儿子，俄国早期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身上，也有某些模糊又矛盾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须知鲁迅先生也是同情革命并对中国革命者们的事业寄予厚望的。
革命毕竟曾是人类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其重大性绝不小于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学对这一事件不可能不予以关注予以反映予以记录。当历史风暴尘埃落定，无论是为革命呐喊的革命文学，抑或仇视革命的反革命文学，控诉革命的阶级伤痕文学，倘以公正的平静的眼去看待，必都有其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不同侧面解说和诠释历史的特定价值。
以往的时代不允许我们这样。
在以往的时代里，我们的眼我们的思想受时代的左右也做不到这样。
现在我们可以了。
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所读过的某些书的幸运。
清王朝说《荡寇志》好得很，它的问世得到清政府官员们的大力支持，一经成书，即受“当道诸公”盛赞，推崇为维系“世道人心”的宝著。连清政府的官员们从南京逃到苏州，也不忘将《荡寇志》的版片带了去。而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攻下苏州，搜而焚之。到了建国以后，革命的主流文学评论家们，当然也一直视其为“反动”之书。
但是在一九八八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水浒》，却正是以《荡寇志》为结局的。
山东某大学教授代古人而抗议，认为歪曲了“梁山好汉”，欲八方联络，筹资重拍，以正“农民起义”之垂史威名。
但史学界便有人指出：所谓“梁山好汉”们的“替天行道”，实际上并不能算作“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的矛头，一向直指朝廷。而宋江们却是只反贪官，不反圣上的。正如鲁迅先生说的：一受招安，便去帮朝廷镇压别的和自己一样被逼无奈的造反者了……
如果，我们搪开这一切政治性的评论；如果，我们以文学赏析的眼光看《水浒》，它是名著的价值是否会更加突出？如果，我们以文学创作普遍规律的见解思想看《荡寇志》，它严重脱离现实，不正视时代尖锐的阶级冲突，闭门造车以悦当局的文学企图，是否也会显示得相当分明？
这里有一个最最基本的观点——古今中外人民大众的一切造反、起义和革命的行为，从来不是人民大众的罪过，也从来不是他们的领袖们的罪过；而一向是，完全是，彻底地是逼他们那样的当局的罪过。造反也罢起义也罢革命也罢，那是要拎着自己的头颅干的事。是要随时准备坐牢准备流血牺牲准备肝脑涂地的。而这从来不是人民大众愿意的“游戏”，也从来不是他们的领袖天生热衷的“职业”。
农民的起义是这样，工人的革命也是这样；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这样，在外国的历史上还是这样。此观点并不等同于一般的政治的观点。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客观公正的观点，因而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观点，是超越阶级立场超越政治思维的观点。在中国的，苏联的，以及世界一切国家的历史中，皆记载了人民大众一次又一次的起义和革命。
倘历史中有起义和革命，文学中竟没有关于暴动关于革命的文学，那么，不言而喻人类的文学史该多么虚假。
列宁说：“……这部书很有用，许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的，现在他们读了《母亲》，会得到很大的益处。”
列宁说：“这（指《怎么办》）才是教导人鼓舞人的真正的文学。”“在它的影响下，成百上千的人成了革命家。”
列宁早已沉默。革命的岁月早已不在。一切关于革命的思想，早已被后来的思想者们一次次地细细地咀嚼过了。历史吐出的是渣滓，咽下去的是经验和教训。而那些经验和教训，对人类反省自身的社会法则和秩序是有益的。
高尔基的《母亲》不应仅仅因为列宁怎样评价过而被视为革命的书本式传单；《怎么办》尤其不应被今人简单地如此看待。
同样道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今天仍值得我们细细咀嚼一番。
而谁咀嚼式地读这本书后，都会本能地吐出某部分书中的思想，同时也必会咽下和吸收一些成分。
倘有值得咽下和吸收的东西，一部书也就不“坏”了。
传说猫有九命。
我的阅读体会告诉我，优秀的书也像猫一样，有多重甚至九重魂魄。随着人类社会的变迁，它们的某几重魂魄风干了，尘飞了，死去了。如果它们作为书只有这样一重或几重魂魄，那么它们也只有死去了。如果它们剩下的几重魂魄依然熠烁，那么它们作为书便依然保持着自己的一份生命力，甚至会归于不朽。
《红楼梦》中永远也不会死的是爱情。
一百年后的中国人，肯定不再有兴趣谈论贾府的等级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只为爱情伤感唏嘘，而只为某种繁华的没落惆怅。
以这样的阅读体会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便觉得它至今仍有——不是三重书魂，而是三组维系其书魂将死未死的血管仍有一定的韧性。那就是：特殊时代的爱情；革命背景下从乡村到小镇到大城市躁动不安的社会图画；人与自己厄运不妥协的，可悲又可敬的抗争。文学的血液在这样三组血管里仍可回流。好比只剩下了三条枝杈仍未枯脆的花株。倘予以侍弄，仍有望散紫翻红……
我想，这便是它的今天的中国改编者们应浓淡相宜地落笔发挥的地方吧？
至于一名典型的阶级的战士对革命的忠诚，在我的眼看来，乃是它所注定了要死去的那一重书魂。
保尔无怨无悔的革命性当然也是要着力表现的。但不再是为了继续弘扬他那一种忠诚，而是要尽量可信地告诉今人——在革命的时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在革命的队伍中和革命的漩涡里，人会变得怎样？以及为什么？
鲜血和牺牲、革命的暴烈、反革命分子的暗杀和恐怖手段、阶级对阶级的仇恨和报复……
亦应在改编中有客观的表现，而不应从改编的过程中用忌讳的橡皮任意擦去……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重读之后，仍觉它的前七章写得棒。
关于初恋，它写的一点儿也不比某些著名的小说写得差劲儿。比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比如屠格涅夫的《初恋》，比如与之异曲同工的《牛虻》……依我看来，保尔和冬妮娅的初恋，其实比亚瑟和琼玛之间的初恋写得好。起码不逊色。
七章之后仍有真实又真诚的感人之处，但也有些情节味同嚼蜡，令人无法读下去。如果别人对我没有要求，如果我自己不是承诺了那一要求，我便会放下不再读它。
那些地方是：与“托派”分子们辩论的情节；为了思想教育而不断召开的团的会议；那些动辄将别人们置于自己审视目光之下，严肃、严厉而又煞有介事小题大做的批评和批判——比如同志的妹妹出于亲昵而约之在星期六的晚上去打打扑克，他竟从单纯少女的身上看出了庸俗；比如年轻的车工弄断了一支钻头，他便似乎认为是什么新的动向，坚决地不给予承认错误的机会力主开除……
据我所知，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并非工人的儿子。实际上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较富裕的家庭。父亲是镇上经营有道的酒商。果真如此，那么他和冬妮娅的初恋，从家庭上看是门第相当的。中国早期一些介绍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的小传，显然是将他和保尔混为一谈了，并显然是将保尔的少年当成他本人的少年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承认保尔身上有自己的影子，但是强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非是他的传记。
那么，保尔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保尔的初恋，是完全的虚构，还是另有生活原型？
如果是完全的虚构，整部小说为什么不能凭那种相当有水平的虚构能力“创作”下去？到后半部几乎变成了方方面面的泛泛的回忆片段式的组合？为什么风格和水平呈现了分明的差异？
也许，另有原型吧？
那原型可能是什么人呢？
我想到了书中的谢寥沙。
此书写作的起初和后来是否是这样的呢？——
他有一少年时期的朋友，他熟悉对方的一切方面就像熟悉自己，包括对方的初恋。他们的友情可能一直保持到青年。青年了的他们都成了红军战士，朋友加战友。后来，对方牺牲了……
在他决定要完成他的小说的时候，对方的少年经历浮现在他脑海里了。那是比他自己的少年经历更丰富，也更有色彩的。最主要的，一个工人的儿子走上革命道路的自然性，必然性，是要比一个酒商的儿子走上革命道路更符合一部革命的小说的文学逻辑的。
于是一个来自生活原型的文学人物诞生了，他给这个人物起名保尔·柯察金。
保尔起初是他的朋友加战友的化身。后来，保尔到了青年时期，他所熟悉和了解的素材用完了，这时他只有接着写他自己的青年经历。
那么保尔实际上是两个人的经历的组合——对方的少年时期，自己的青年时期。而保尔的性格，也是他和对方两种性格的嫁接。也许对方的性格并不像小说中的保尔那样，也许生活原形态中的对方更像谢寥沙，厚道又朴实。而对方的初恋的遗憾的结局，也非是由于对方“首先属于革命，其次才属于你”的原则所宣告的。是他将自己不无偏激的性格注入保尔身上。故他“改造”了生活原型，使之更贴近于自己所欣赏的一类……
这样，他自己在创作的过程中渐渐变成了保尔，而保尔所脱胎于的那个生活原型，则变成了保尔的亲密战友谢寥沙……
如此一种猜测，一旦在我头脑中产生，竟挥之不去了。
因为我实在无法解释一部书前后的差异何以那般鲜明。
当然，我也因自己头脑中居然产生这样的疑问深觉不安——奥斯特洛夫斯基毕竟是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他的创作的。每一页书都是他用他最后一段生命的大消耗换来的。七章以后他肯定倍感生命不支吧？那么书的后部分不如前部分又是多么必然呢？
我过分挑剔地指出他的作品的不足之处，是否太不厚道呢？
……
在我重读的日子里，最使我感到突凸的一种说法是：
“什么？你将协助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是叛徒呀你知道不知道？”
“可……可保尔只不过是一个文学人物啊！……”
“当然不是指保尔……”
“那么便是指作者本人啰？……”
告诉我的人点头。
我向他要证据。他拿不出证据。但却发誓真有那么回事儿。
他是研究苏俄文学的人。
后来我又向他的几位同行问过，他们中也有人承认，确乎耳闻过传言，但都无证据。正所谓空穴来风，莫须有之。
近十年中，随着苏联的解体，种种关于苏联时期的内幕、秘史之类，播议于中国。
但即使这一种传言，也并没有颠覆我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部书的基本看法。
在美国，不是也有人言之凿凿地发现林肯原来是同性恋者么？
真是又怎样？
林肯将仍是美国伟大的总统之一，将仍是世界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爱因斯坦、牛顿、伽利略、达·芬奇、托尔斯泰、高尔基、罗丹、毕加索……不是许许多多堪称伟大的历史人物，都被“发现”原来有这样那样的人格硬伤么？
有些是资料研究的成果，而有些是今人怀着阴暗的心理对历史人物的贬低。
奥斯特洛夫斯基不但是一名苏联的革命者，也是一个近代的男人。即使他作为革命者的一面不值一提了，那么他作为一个与病魔进行过顽强斗争的男人，在我这儿将永远是可敬的。
正如海伦·凯勒是可敬的。
正如霍金是可敬的。
正如印度第一位在英国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盲人大法官是可敬的。
何况，我面对一幅毕加索的画，并不去想他究竟有多少情妇……
我读拜伦的诗，头脑中也不会产生他和他同父异母的姐姐乱伦的情形……
我想，大学里的莘莘学子在听教授阐释相对论时，大约也是不会询问关于爱因斯坦的女人品味之高低的吧？
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
我看的只是一部苏联小说，我替别人们思考的只是这样的问题——在一九八八年，它真的值得改编成二十集的电视剧拍摄给中国人看么？它的内容够那么多么？哪些内容是艺术上仍有价值的，而哪些不是？在人物关系和情节方面，哪里留有发展的空白？怎样发展？……
我得承认，我为别人们如此认真，也是在获得读与想的愉快……
“万科”的负责人郑凯南来到了北京。她说计划八九月份开机，十一月份停机，争取春节期间播出……
我劝她彻底打消这一念头。连想都不要再想。因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时已经六月初了。
她说事在人为，表现出了“只争朝夕”的精神。
我请她考虑以下几点：
一、编剧非是小工，到待雇的劳务市场上看几个顺眼的领走就是了。不错，北京是一流编剧云集之都。但凡一流的，便不可能是招之即来的。都正忙于创作是自然而然的。凭什么任谁一招，人家就踊跃而来？
二、如果只请一位编剧，一个月五集，二十集也得四个月。那就到十月份了。谁能一稿就达到投拍水准？改一稿，就十一月份了。改两稿，就年底了。改编《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样一部特殊的小说，不反复修改行么？那类一天一集的快手，对这样一部小说而言，敢请么？
三、故我认为，十月份能定稿就不错了。还要将剧本译成俄文，还要到俄罗斯或乌克兰去选景，选演员——实际上只能做冬季开拍，跨年度拍春夏景的打算。
四、为了保证这一时间表也不落空，为了尽量往前赶，以给予拍摄筹备更充分的余地，我主张请二至三位编剧。尽管我的经验吿诉我，除了独立成集的情况下，合作不是什么上策。
郑凯南默默听我分析完，也开始客观看待她的策划了。
我又提醒她以下几点：
对此策划，万不可在商业回报上期望过高。因为现实清清楚楚地显示了，看这样一部由苏联的小说改编的电视连续剧的中国人，肯定不会如她想象的那么多。
不容许对原著进行多层面多角度的补充、改造和二度创作，照搬原著，实在没什么重拍的意义。
不要预先确定集数。从容而又饱满地产生多少集，便应是多少集，任意抻长不可。
她说：“你如果确实不能加盟改编，那么就为我们做剧本总监吧！”
我说——不要用什么“剧本总监”来套牢我。我不能接受这临时委任，不能承受什么“总监”之重。但是我真心地愿帮她联系改编者。
我说——我有一个观点——对任何一段历史，对任何一部历史小说，今人都是可以重新看待，都是可以改编为影视的。这一点概无例外。秦始皇没有争议么？武则天没有争议么？雍正没有争议么？何况一个虚构的文学人物保尔？当今之中国人对他的那点儿争议，实在不足以成为影视从业者对一部书避之唯恐不及，仿佛它定会传染艾滋病或麻风病的心理障碍。那倒显得我们中国人对文学的识辨能力和扬弃能力太低下了。无论中国的革命还是苏联的革命，都是人类历史中的大事件，既打着时代的种种烙印，也包含着某些超越革命时代的永恒的主题，所以都值得文学和影视二次地、多次地咀嚼。恰恰是有争议的历史，有争议的文学，有争议的人物，不管是历史人物还是文学人物，更值得再认识，再反映，再力求客观地加以分析——我坦率承认我支持“万科”的策划，其实也是想通过“万科”的实践，巩固自己的观点……
我和郑凯南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交谈，到此基本结束。
隔日晚，她来我家，并带了一台小录音机，希望我能将第一次交谈所说的那些话再说一遍，让她录下来。
我困惑地问这究竟有什么必要？
她说她希望某些支持她和反对她的人也都听听。
我只得又简略地重复了一遍。
我看出，她并没像我那么认真地又读一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能她对它的执迷，仍基于初中时代或高中时代初读的感动。看出她对如何改编，尚无较具体的、较成熟的、较自信的主见。显然，她性格中有一种可贵，那就是近乎男人有时豁出一遭去的果敢，而不是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但一部影视作品的成败，仅凭果敢是不够的。显然，深圳市委宣传部答应投入的数百万，也是她的果敢的基础，但那只能保证“万科”在经济上利益不至严重受损，同样不能保证一部影视作品的成败。
保证的前提只能是剧本。
我当然也看出，对这一前提，她是何等地依赖于我。希望借助我的信心，巩固她自己的信心，并进一步获得更多的方面更多的人对她的支持。
我不免有点儿警觉起来。因为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无论谁，太被别人依赖了，谁最终都难免有陷于被动难以自拔之时。我也不免有点沾沾自喜起来。因为被别人所信赖所依赖的感觉，每每也是怪好的感觉。它使人觉得，原来自己对某件事的成败还挺重要似的。
在两种矛盾心理交叉存在的情况之下，我又谈了几点：
一、就电视剧而言，普遍的特点是近景和中景画面的剪辑组合。最好的电视剧差不多也是这样。这使看电视连续剧的观众心理容易呈现空间框定的囚禁感。对人眼也是如此。人眼永远渴望看到开阔的外景和远景。人眼这一种渴望在看电视连续剧时，并不是自行地消弭了，而实在是被压制了。倘一部电视剧的四十五分钟始终是内景，无论那内景是帝王的宫廷还是穷人的草棚，内容无论是在吵闹还是抱头痛哭还是乐沸盈天之类强剧情，看完都是很累的。累心又累眼。进一步说，我甚至认为是有碍于健康的。我早就想在报上发表文章，劝电视观众看完即刻要到户外去，做做深呼吸，散散步，眺望眺望高远的夜空。
而俄罗斯的或乌克兰的土地，将为拍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提供最辽阔的异国风光。原著也提供了充分展现的根据。这根据是原著所提供的宝贵成分之一。改编和拍摄过程中要用够，用尽，用到家。好比当今之中国商企人士们常说的——对国家的优惠政策要用到的那种程度。
总之，力求在摄影方面，拍成一部远景多多的电影式电视剧。不要怕人物们在荧屏上未免太小太远了。小就小，远就远，分不清谁是谁就分不清。天地山川原野树林河流有时不但也意味着是影视的角色，而且可以在必要之时是主角，而置人物于配角地位……
二、现在国产电视剧的插曲，要么港台韵味儿，要么流行唱法。有的词曲相当不错，但也难逃二者窠臼。而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其后的改编和拍摄中，要特别考虑俄罗斯民歌或乌克兰民歌的作用。这两个民族的民歌，和他们的其他艺术一样，是既相当有特点也相当有魅力的。那一种深沉忧郁思绪绵绵又感伤无穷的歌魂，与蒙古长调有共同之点。不要等剪辑完了，再见缝插针地楔歌铺曲。要在剧本改编中就明确音乐也是这一部电视连续剧的主要艺术成分之一。
广阔的远景，优美的音乐，动听的歌唱——未来的电视剧，应有唯美片段的追求。但不要太刻意。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原则在此剧中用得上，可理解为写实的情节和唯美片段的结合。
三、爱情——这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已经太多了。或者是爱情与宫廷阴谋；或者是爱情与金钱交易以及与权力的交叉交易；爱已变得那么脆弱不堪一击，而击倒爱情的又似乎只是男人和女人间的物化因素了；似乎爱情已变成了根本没有原则也根本不必有什么原则的东西。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提供了另一类爱情的样品。不是样板，而是样品。在此样品中，爱是有硬度的——体现在保尔身上；爱是有理性原则的——体现在丽达身上；爱是遭到了伤害的——体现在冬妮娅身上。但这伤害不是金钱、权力和地位造成的，而是男人襟怀的狭隘造成的，因而有《奥赛罗》的特征。这一特征对男人具有永远的教育意义；爱也是有奉献的，体现在达雅身上。
将这一组组在厚重的革命的时代氛围的强化下的爱情写好，对于世人今天误解爱情和金钱和权力的关系也是有意义的。将爱情和革命对立起来，正如将爱情和金钱和权力结合起来一样，都是时代对人的异化……
四、保尔在原著中，尤其在他参加了革命，为革命负过伤，立过一些功以后，便似乎总以彻底的革命者自居了。他总在教育别人，动辄批判别人。他很少受到别人的教育。老一代革命者似乎都很欣赏他彻底的革命性。只有丽达含蓄地教育过他——一个革命者的心中，通常情况之下也是不必而且不该只有革命和红旗的……
故我们应该在改编中将保尔同志定位于一个不断成熟中的革命青年。他的成熟也要靠别人对他的教育。比如朱赫来，比如丽达，甚至他的老母亲。这种成熟也不该只体现在对革命的认识方面，还应体现在对人生的其他方面——比如爱情啦，亲情啦，理解啦，宽容啦，自我否定觉悟，自我反省意识啦，等等。这样的一位保尔，才可能使今天的中国观众感到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由此感到可敬……
五、关于英雄主义——英雄主义不只是纯粹政治的概念，也是精神美学方面的概念。有时它是带有显著的阶级色彩的，有时亦是超阶级的。所以，江姐，许云峰，夏伯阳，柯楚别依们是阶级的英雄；而丹柯，普罗米修斯，长坂坡勇救阿斗的赵云，千里走单骑的关羽，独守长坂桥头的张飞，身上所体现的是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九三年》中描写英法之战，有一名根本没被雨果赋予名字的法军上尉。他在他的部下全部阵亡以后，一手撑军旗，遍身鲜血地屹立于阵地，面对渐渐围上来的英军轻蔑地说出一个字是——“屎！”
雨果的笔触在此顿然而收。
那一场英法之战非是阶级的对垒与搏杀，也很难说两国之间哪一方正义哪一方非正义。
但那法军上尉身上显然具有英雄色彩。
从接受美学的意义讲，作为军人，他是英雄。因他毕竟不是在为进犯英国而战，毕竟是在为保卫法国而战。革命是靠参加革命的人们的种种英雄表现才最终成功的。在那些普遍带有阶级色彩的英雄表现中，是否也有超阶级的英雄行为呢？比如为了救战友而牺牲，为了救妇女儿童而牺牲，为了大多数人不冻死不饿死而自己忍饥受冻……当阶级冲突的大剧落幕，具有美学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仍能使人怦然心动。要提炼这一点，加工这一点，补充这一点。和平的世纪，商业的时代，为自己而“英雄”的人和事太多了。这种现象也快充满了文学和影视。注入一些英雄主义，不管是阶级色彩的英雄主义，还是超阶级的，要得。首先，从文艺之接受美学的意义就要得。我可以肯定人们不太会拒绝这一点……
六、关于革命的暴烈和反革命手段的恐怖，不应采取回避态度。原著中已提供了影视表现的根据，影视理应比小说表现得更到位。一切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行动。它一旦成为行动了，它就有自身的规律了。幻想它不暴烈，幻想它的敌人不那么残酷地镇压它是天真幼稚的。揭示它被迫暴烈的规律，比之煞费苦心地掩饰这一点要来得深刻……
我觉得郑凯南对我的这些想法懂了，又似乎没全懂。而我认为，我恰恰是在谈改编，每句话都没太离谱。
我暗想，我最终对她的策划的态度，要看她或他们对我的种种建议的态度而定……
第二天她返回了深圳。
两天后我接到她从深圳打来的电话，说关心她的策划的各方面朋友们，对我的建议虽也有这样那样的歧议，但无原则性的反对。甚至，也可以说基本上是同意的。
“从现在起，我们的策划就算正式启动了！”
她的语调颇兴奋。
我纠正她：“不是我们的策划，是你们‘万科’的策划。”
她说：“但你已经算登上我们的船了。”
我说：“不，我不登船。但我愿在岸上帮你们拉纤。”
她说：“再表个明确点儿的态度吧！”
我说：“好，让我考虑三天，联系三天，之后向你举荐改编者。”
就这样——一个星期以后，我做起了我的两位同行的责任编辑。他们是——万方和周大新。
事实上，居京至今，我的单位工作始终是编辑。而且，自信是称职的编辑。
能有机会做万方和周大新的编辑，不但是我情愿之事，也是我愉快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