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一词原指“随机应变的计谋”。其含义本无美丑之分，只是后来人们更习惯把一些使用阴谋手段的事情加到它们头上，形成了“权谋”，就是阴谋的俗成概念。
老子说：“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意思说，人间的权谋愈多，为政者勾心斗角，国家就愈陷于混乱；在上位者技巧太多，人民起而效尤的结果，智伪丛生，邪恶的事层出不穷。
毛泽东曾说：“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略读可以，多则无益有害。”
张居正作为首辅，锐意改革，力挽狂澜，在历史上的影响、地位和成就与商鞅、王安石差可比肩，甚至并驾齐驱。
作为一个改革家，张居正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改革家舍我其谁的气概和百折不回的精神。尤为难得的是他具备杰出的行政才能以及坚强的毅力，终于使得已经空谈了几百年的兴利除弊的改革成为事实。但是，身处封建王朝，要想推动改革就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力，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的载体往往就是权谋。张居正也是如此，历史给了他使用权谋的机会。
隆庆六年（1572），明穆宗朱载垕做了6年皇帝病故，只活了36岁，太子即位。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10岁的皇帝。遗诏中曰：“东宫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司礼监的首领是老皇帝的红人、掌印太监冯保。高拱为首辅，踌躇满志，要有一番作为，而高仪年迈多病，张居正资历尚浅，能与之争权的只有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高拱想联手张居正扳倒冯保后，再回头收拾张居正。不想张居正阳奉阴违，棋先一招，一面答应高拱共同对付冯保，一面却暗中勾结冯保先下手为强。
《明史纪事本末》就此事做了详细记载：万历元年正月十九，小皇帝一早出乾清宫，发现一无须男子，装扮成宦官，袖中藏有佩刀，遑遑走过。皇帝身边的侍从立即将其拿下，交由冯保审问。那男子回答名叫王大臣，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冯保知道，戚继光是张居正十分倚重的著名将领，便立即将这个消息密报给张居正。张居正对着冯保的耳朵说：“戚继光现在手握重兵，千万别将他牵扯进来，倒是可以借机除掉高拱。”
于是，冯保派出自己的心腹陈洪，扮作犯人模样，入狱接近王大臣，令他诬陷高拱，说是受高拱指使而来。并说，如果他能配合，不止可以免罪，还会让他做官，赏他重金。张居正也按这个口径上书皇帝，并指使吏部尚书杨博做成此案。杨博拒绝了，说：“高拱那个人虽然跋扈，但天日在上，他怎么会干这种事？”此事立即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大臣们纷纷上书，力保高拱，指斥张居正，甚至警告说：“你难道就不怕恶名污青史吗？”张居正四面受敌。
当冯保公开审理此案时，面对大堂上摆放的各种刑具，王大臣精神崩溃了，高呼道：“你们答应给我富贵，怎么倒要对我用刑了？”事情的真相彻底暴露，张居正和冯保骑虎难下，竟用生漆水残忍地弄哑了王大臣，草草了结了此案。如果这次栽赃陷害成功，高拱将遭灭门大祸，其门生、部属受到牵连的无辜将成百上千！
张居正在因循守旧、积重难返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以“时政苛猛”推进改革，人们还是能够理解，对他的骄横、专断、褊狭，喜奢华，也可以谅解，甚至对他因重用阿谀奉承之人，而加速新政的灭亡也是充满了同情和惋惜。但是，张居正对已经远离政治的旧日同僚，竟然下灭九族的残忍之手，却无法给予宽容，这绝非品德厚重者所为。张居正阴谋败露以后，更使反对改革者同仇敌忾，也使自己阵营的同志心怀畏惧，离心离德，更在自己的品格上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万历十年六月（1582年），张居正病逝，人亡政息的悲剧再次上演。同年十二月，在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领头倒戈下，反对派开始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撤销了张居正死后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满门查抄，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家属被监禁，十多个亲属在饥饿中凄惨地死去。凡被认为与张居正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至于他倾注一腔心血的新政，更是付诸东流。正如《野获编》上所述：“身后一败涂地。”
在中国历史上，张居正是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谋权、固权是为了推行改革，而又因过分依赖权谋而使众叛亲离，最后连承载着无数心血与鲜血的改革成果也人亡政息，付之东流。
曾国藩的心得是：口腹不节，致疾之因；念虚不正，杀身之本。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
“权谋”一词原指“随机应变的计谋”。其含义本无美丑之分，甚至有一些正面的意义，如田忌赛马、传统京剧中的《甘露寺》都表现的是一种随机应变的计谋。只是后来人们更习惯把一些使用阴谋手段的事情加到它们头上，形成了“权谋”，就是阴谋的俗成概念。应该指出，在企业管理竞争中，凡是使用不光明正大的权谋手段就是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