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我们台湾这些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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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调侃“军民同胞们”的《大力水手》

戒严时期,有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人、事、矛盾、荒谬与笑话,就围绕着恐怖的气氛展开了。

很奇怪的是,戒严时期气氛虽然那么肃杀,但每隔一阵子就总有几个不怕死的家伙敢于说真话,挑战这种气氛。

早期触及国民党敏感神经,且比较有名的案件就是“自由中国案”和“雷震案”。在1949年,以胡适为首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创办了一本叫《自由中国》的杂志,宣扬自由和民主。你以为这本杂志为什么能顺利创刊?因为当时国民党也为了展现自己跟共产党是不一样的,争取美国支持,所以也容许这本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杂志出版,而杂志里鼓吹的自由和民主当然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自由和民主啦!所以在创办之初,该杂志与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良好,立场亦倾向拥蒋。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支持国民党。本来嘛,最早蒋介石任用自由派人物的目的就是争取美国支持,既然目的达到了,这些人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了。另一方面,国民党为了重整党风,实施党改造,逐渐走向蒋介石强人威权领导的政治体制,许多国民党内的自由派政治人物纷纷被边缘化,只好离开权力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中国》的方向和风格也由批判共产主义并拥护国民党领导,转向批评时政以及国民党的专断横行,并开始与国民党决裂。

《自由中国》出版的11年里,从一开始拥护“政府”,到后来批评“政府”,一直风波不断,但都还在当局可以容忍的范围内。直到1960年,《自由中国》开始质疑蒋介石的三度连任,并且鼓吹组织反对党,《自由中国》的核心人物雷震为了新党的组建而不断奔走,这简直就是公然挑战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台湾,反对党就是叛党,很快雷震就被逮捕了,罪名在现在看来也是让人哑然失笑的:“包庇匪谍”。因为组新党是“为了配合中共的‘统战’,企图造成台湾混乱”,《自由中国》也难逃停刊的命运。

据说后来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10年”,结果雷震真的就被判了10年,一干相关人士也难逃入狱的命运。一直到1970年雷震才出狱。

《自由中国》的核心编辑除了雷震外,还有殷海光,他的下场也蛮凄凉。作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之一,在他的文章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是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来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等时政问题。同时他也是位逻辑专家,我在上大学哲学系之前,先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其中逻辑方面的启蒙书就是殷海光写的教本,其清晰明快的写法让我很快有了逻辑学的初步基础。也许就是逻辑的训练与精神,让他对国民党站不住脚的说法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在国民党眼里,殷海光跟雷震两人就像在唱双簧,殷海光自然也是眼中钉之一,可是他同时又是知名学者,那该怎么办呢?所以干脆把他架空,剥夺他的教职,限制他的行动。当年殷海光翻译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夹带了许多他个人的见解,一看颇有指桑骂槐之风,读起来大快人心,多少年来,很多人从这本书中得到鼓舞。后来哈耶克访台时,国民党畏于哈耶克的国际影响,当然也不让他跟殷海光见面,最后殷海光可说是在身心压迫下抑郁而终。

殷海光的思想其实没有什么独特的一家之言,现在有人会纪念他,主要是他在那个时代能不怕强权,敢于说真话实践真理的精神。

话说国民党逃到台湾后,也不是没有好好检讨失败的原因。那时候党内主要有两种意见:第一种觉得以前在大陆就是让人民过得太爽,所以才会丢掉政权,以后要抓得更紧,要更专制一点;另一派认为以前民主化的程度还不够高,没能有效疏导百姓意见,到台湾后一定要痛定思痛,继续推行民主。《自由中国》其实就是在这两种立场对抗下产生的,不幸的是,前一种思考占了上风,国民党到了台湾后管得比以前更严,也越来越崇尚蒋介石的个人崇拜。

“自由中国案”与“雷震案”只是戒严时期白色恐怖的代表性事件而已,在戒严时期可说是大小案不断。在戒严令下,法令很模糊,相关机构的工作定位很模糊,抓人的理由也很模糊,只有执法人员的自由度很高,常常是凭着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来办事,所以在当时常常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荒谬不经的事发生。

比如在台湾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柏杨的“大力水手案”。1968年,柏杨任某报纸家庭版的代班主编,该版每天都会连载美国漫画《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 Man)。有一期漫画的内容是这样的:卜派父子流落至一个丰饶的无人小岛而乐不思蜀,两人要各自竞选总统,撰写竞选文宣,柏杨将“Fellows”(伙伴们)翻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大家都知道“蒋总统”每次公开致辞都是以这句“全国军民同胞们”开头的,柏杨老早就是国民党的眼中钉,一直想要抓他,这一下被情治单位抓到了把柄,认为他暗讽蒋介石父子,结果就被以“共产党间谍”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判处12年徒刑,减刑至8年后又无故延期,一共被关了9年又26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