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直上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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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解读萧乾(1)

萧乾是我父母半个多世纪的朋友,早在我出生前,就与我的双亲往还了。所以当我幼小的眼睛张开之际,他早就是不可摇撼的”当然存在“之一。对于这些”当然存在“,我在少年和青年时只看到现状的表面,却不懂得产生的原因、背景和路径。在那个求生都难的岁月,如我这样的晚辈很多,只求大了之后不再重蹈家长的覆辙,谁又想到要去解读父辈的人生奥秘呢?直到这几年,当我把工作重心放到研究京剧文化之后,才尝试用文化的眼光审视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于是,解读萧老人生和事业之路,并以之观照和推动自身的为人和为文,就作为一项任务提上日程。本文是我斗胆放言,说得不妥之处,还请萧老见谅。

他和我父亲走动最勤的时期,似乎是从60年代前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这一段光阴,有人斗人忙,有人被斗忙,惟独1957年的”死老虎“相对轻闲一些。加上两家之间,正好有一条13路汽车可以直达,一来二去的,几天不见都闷得慌。有时父亲如果实在分不开身,就让我骑车担任”交通员“,给他送封信或什么吃的。去他家得先进东四十二条,进去向北一拐,又有一条平行的门楼胡同,其小其短,就像人的小拇指旁边生出的”六指儿“。里屋住的是文洁若的三姐和孩子,他们夫妇住外屋,是用一间门洞”改“出来的。萧每次来我家,只和我父亲低声儿”喋喋不休“。我母亲就在他俩面前走来走去,干她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多年之后,萧在回忆文章中这样描绘”:子冈头上总是顶着一块毛巾,把原来屋里的一种无秩序,转变为另一种无秩序。“至于我母亲,也很看不惯他闻鼻烟,总说那东西”脏兮兮的“。我母亲是苏州人,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从骨子里崇拜具有绅士派头的人。比如原法律学院院长钱端升,那一时期也常来串门。每次来都衣服笔挺,手中总拄着个文明棍儿,母亲也始终陪着说话;他走,母亲也要送出老远。在我的印象中,萧老从没在我家吃过饭,说完话拔腿就走。这一点和我父亲极其相似,交友只重视精神家园的相通,一在朋友家吃饭,就俗气了。与此相反,我母亲特爱吃,喜欢请人,更喜欢被请。”文革“后期艾青因治病回到北京,一度住得离我家很近,母亲时常遛弯遛到那儿,临到吃饭,人家客气一句说”添双筷子“,我母亲就喜滋滋”恭敬不如从命“。从对吃饭的态度恰可以反证萧和我父亲不属”酒肉朋友“,他们的友谊是高洁的。至于谈什么,我不甚了了。猜想之下,或许都有一点”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痼疾吧。

“文革”前,我去了新疆,一走15年。回来后,萧已鸟枪换炮,先搬到天坛的南边,三居室,后来又搬到阜外大街,房子更多了些,但屋里的凌乱比我母亲的“无秩序”毫不逊色。这时,萧和我父亲的来往减少了,他比以往大忙了。当然,我父母也忙,先为失而复得的工作,后来就为疾病。一为后者奔忙,就是被动的了。这时的我,有时还充当父母和萧之间的“交通员”,因为我能骑(很远路途的)车,比起上山下乡,再远也不算远。这时的我,浪迹天涯的苦难岁月业已结束,已经“归口”回到了我热爱的京剧岗位。于是,我开始用历史的眼光打量周围的一切,当然也包含像萧老这样的“当然存在”--他是怎么穿越风雨而活到今天的呢?再后,当我逐渐把精力集中在京剧文化的研究,再打量这个世界时,也就不知不觉地力求用文化底蕴去破译那些历史和现实的谜。因为能面对萧老的时间毕竟有限,我便更多地从他的文章中“偷觑”。“偷觑”是京剧术语,是一个舞台人物暗自打量对方时,举起一只手挡住对方的视线,‘自己的视线却可以穿透手掌去观察对方,同时嘴里还可以“畅所欲言”而不被对方听到。从这时起,我特别关注的,不仅是萧为什么能够取得比《大公报》同辈记者更多的人生和事业上的成功,也包含他实现这些成功所采取的方法。

最初的“偷觑”是零碎和无计划的,碰到什么“偷觑”什么。

比如报上介绍,萧喜欢和青年人一块出去看足球。青年是去看球,以及球中所蕴涵的战略战术;萧则是出去看球场中的青年,看他们如何因球激动起来的过程,力求使自己的心态也年轻起来。稍后,我又“偷觑”了冰心和夏衍,他俩也喜欢从电视中看球,目的和萧也大体相似。我心窃喜,觉得三位老人喜欢足球并非偶然,但仿效时既不去球场也很少看电视,而是透过各地报纸中的球类评论,品评各地不同的地域文化。

还比如,细读萧写的书,学他的笔法,更学他进入“状态”的那种方式。比如在《一本褪色的相册》中,他为了“逗”起全篇,先把一个微观镜头放大:

我喜欢凝神注视窗台上爬着的蚂蚁,自己恍若其中的一员。幼年的蚂蚁,浑身是娇嫩浅黄,后来身子逐渐变黑了,硬了起来。无论是在草丛间,还是在路旁,它们像煞有介事地、紧张而认真地横冲直撞。遇到土坡就使劲爬,碰上一滩水也不顾一切地趟。有时抓住一块饽饽渣子,似乎就喜形于色,有时也会拽起一个受伤的伙伴一瘸一拐地前进。它每移动一步,俨然都有个目的,然而从生命的全程看,却又那么盲目。

显然,他用的是“高倍电子显微镜”,放大也不是纯客观的“冷冰冰”,而是坦诚地把自己也摆了进去。他以蚂蚁自况,蚂蚁那种勇敢而又盲目的行进方式,恰好是他这个“不带地图的旅人”的一种象征。他的感觉能够如此到位,文笔能把感觉如此传神地表现出来,这样的本事也确是一般记者所难企及的。

还需要充分把握和他短暂接触的机会进行“偷觑”。一次,奉命把父亲的一封信送到萧家,他一边拆信一边对我讲话,眼皮抬也不抬,专注看我父亲的信,但嘴上却连续地讲“:你这几年很不错,有纵有横。纵,是你的京剧研究;横,是你的东伸胳膊西伸腿,什么都来,什么来得还都行。人生一辈子,什么时候该纵,什么时候该横,是得琢磨一下。这不仅要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还应当发挥主观的作用……”

我闻言大惊,原以为只有我在“偷觑”他,没想到他老先生在百忙中也在“偷觑”年轻人,一“偷”一个准儿,把我这些年的基本做法,就这么轻描淡写给说了个“底儿掉”(俗语“,透彻”之意)。

当然,他对我全是一片善意,有时还抓分夺秒暗授天机:一次在某饭店的电梯里,我和妻子与他不期而遇。妻子很会抓紧,当即请他给她编的刊物写稿。难得的是他一口答应。他看到我们困惑的表情,走得近了些,小声说道:“我现在的小稿子,都是从很长的书稿中分割出来的,这在动笔写作之前,就要有个统一规划……”我听到后,立竿见影仿效起来,于是“产量大增”。

不久前,我和妻子又收到他托人送来的他和洁若老师的合集《旅人的绿洲》(江苏文艺版)。我俩急忙从头向后翻阅起来。比如首篇《关于死的反思》:

这十二年,我同洁若真是马不停蹄地爬格子。就连死亡边缘徘徊的那八个月,肾部插着根橡皮管子,我也没歇手,还是把《培尔·金特》赶译了出来。

我已经好久没进百货公司了,却热衷于函购药物及医疗器械。我想尽可能延年益寿。每逢出访或去开会,能直直地躺在宾馆大洋瓷澡盆里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固然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享受,我却不愿意为此而搬家,改变目前的平民生活。

我酷爱音乐,但只愿守着我的双卡收录机,无意再添置一套音乐设备。奇怪,人一老,对什么用过多年的东西都产生了执著的感情。

既然儿女都不急于结婚,我膝下至今还没有第三代。但我身边有一簇喊我“萧爷爷”的年轻人。他们不时来看我,我从他们天真无邪的言谈笑语中,照样也得到温馨的快乐。

死亡的必然性还使我心胸豁达,懂得分辨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性质和分量,因而对身外之物越看越轻。倒是每听到一支古老而优美的曲子就想:哪怕一生只创作出一宗悦耳、悦目或悦心的什么,能经得起时间的磨损,也就不枉此生。

在跑最后一圈时,死亡这个必将使我与家人永别的前景,还促进了家庭中的和睦。由于习惯或对事物想法的差异,紧密生活在一起的家人有时难免会产生一瞬间的不和谐。遇到这种时刻和场合,最有力的提醒就是“咱们还能再相处几年啦!”

死亡神通广大,它能促使人奋勇前进,又能看透事物本质。我想来想去,唯一的解释就是:死亡的前景最能使人成为唯物主义者,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