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材料都表明，在戊戌变法期间，荣禄作为直隶总督在其任上的改革是办得有声有色的。他对于新政的态度较许多督抚大员都要积极，取得的成绩也是较为出色的。列其大端者如文教、经济、海防等。
就文化教育方面而言，荣禄还在兵部尚书任上时，就认识到八股取士不足培育真才实学，提出中国非设学堂不可，并付诸实施。他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天津创设头等学堂、二等学堂各一所。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荣禄就任直隶总督后，督饬地方官将辖境内书院改为学堂。其中在省会保定、北洋大臣驻节地天津设立大小学堂七处，然后再调查各府、厅、州、县情况，按地方繁简、书院大小，分立学堂。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他在省城保定创设畿辅学堂，从外府州县选拔聪明少年四十人入堂肄业，作为正额，另选备取二三十名，俟有额缺，依次请补。学堂所设课程，正课除经史外，还有语文、外语、算术、格致等项。后来又将保定莲池书院改为省会高等学堂，而将新设的畿辅学堂，改为保阳郡城中等学堂。
在课程设置方面，荣禄要求这些新办的学堂中西并重，每所学堂都要学习外文。荣禄仿照京师大学堂，在天津高等学堂设编译局，应编写中、西学课本。西学课本将算数、格致、外国舆图、史鉴、工程矿学、声光电化等书，按照西方国家的学制，分为博通学、专门学两种，译成课本，颁发给各个学堂作为教材使用。省府学堂还严密分科，购置测绘、格物、化学等相关仪器。
荣禄改书院为学堂的变法举措，在当时各省中是比较彻底的，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吸引了一大批考生。
荣禄不仅在直隶大力推行文化教育方面的改革，而且对其他各省的相关改革也颇为关注。张元济在北京筹设通艺学堂，因经费问题请求荣禄协助，荣禄在直隶经费也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每月都捐款资助。戊戌政变后，荣禄仍重视此方面的改革。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学部尚书、管学大臣张百熙筹办宗室觉罗八旗学堂，曾由荣禄先为陈请，由于他的奏请，很快获得批准。开办时因经费问题，张百熙又极力函请荣禄主持。荣禄因而博得支持新学的美誉，以至于不少地方官员在开办学堂时，总希望得到荣禄的指教和帮助。
变法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所以荣禄非常注重人才的培育和选拔。李鸿章说荣禄爱才若渴。荣禄到天津任直隶总督后，深感责艰任重，时时以搜寻贤才为重，疏荐中外贤杰、通达中外治体者十余人，这其中许多人都成为新政的积极推行者，像鹿传霖、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无不是名重一时的维新人物。
荣禄在推行变法中还有许多颇有魄力的举动。清政府经甲午战役，丧师赔款，国家元气大受损伤，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为了节省开支，荣禄下令裁汰北洋海军的冗员，限令各个部门十日之内将自己所管辖之冗员据实上报，以备裁汰。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荣禄在经济方面也积极进行改革。商业作为维新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荣禄对此十分重视。为此，他遵旨设立了农工商局。荣禄认识到农工商是国民衣食之源，同时也是富强根本之所在，因此应当大力讲求。荣禄对于这方面的改革可谓颇费心机。设立农工商局，这在当时是个创举，必须加以诱导，才能广开风气。在具体兴办的过程中，农业方面，荣禄最重视水利建设。他推广直隶原有水利、屯田两局，疏浚河道，构筑水闸。他还十分注意引进新式农具，并推广化肥的使用。同时开设农务学堂，延聘中外精于农学人士，挑选学生到学堂学习，并大量购买、翻译、刊布上海农学会报和中外各报有关农业的内容，以推广先进方法。工业方面，则以制造机器、抵制洋货为根本。大力兴办工厂。除原有的火柴、制砖、机器磨面、西门得土、织绒织呢等厂外，荣禄又因地制宜，就天津出口大宗物资如毛货、生皮、牛羊骨脂料等，分别招商集股，开厂制造。民力不敷，由官府筹款维持。相应开办工艺学堂，还别出心裁地筹办工业赛会，将各厂制造的商品分门别类，以让人们观摩学习。民间有什么新的发明创造，官府给予支持，并报总理衙门申请专利。最后，商务以资本充足，搬运宜事事得占先机，为制胜之道。资本和运输是现代商业的重用要素，当时人能明白这点是难得的。此外又由商局出面组织各业巨商和地方绅富设总商会，不定期聚会以讨论货物的供求状况、市场行情等。如果有像水火公司、保险公司等能够获取大利，但一个人经办困难的事业，则由总商会联络各方通力合作。总商会还要关注外商的经营情况，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交通方面，当时天津的水陆运输、铁路运输都是比较发达的，但荣禄因天津海河淤浅，轮船不能上驶，影响商务，派员协同外国工程司疏浚。同时又大修公路。荣禄还议办开矿事宜。他考察到直隶的顺德等县产煤地区濒临交通要道，当时正筹办芦汉铁路，以上地区为铁路必经之地，只要铁路一通，就可以解决煤的运输问题，而该处附近银铁各矿，亦可逐渐添办。这些新政的举措涉及面广，可行性强，可见荣禄实施这些政策是进行过精心准备的。这对于作为后党成员的荣禄来说是十分难得的。荣禄对于新政的诚意应当正视。不能因人废事，对其所开办的新政视而不见。
作为实总其责的大员，荣禄认识到变法是挽救危局的唯一选择，但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荣禄对变法的困难和情况的复杂有较深的体会。他明白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措施未必周备，而当开办伊始，西法之精者有不能不学，然恐难骤然学步，应实行稳妥、渐进、有步骤的变法。他在给各地地方大员的信中也一再表明这个观点。如荣禄在致甘肃宁夏道胡景桂的信中，就甘肃、新疆准备筹巨款兴屯开矿、修铁路、抽盐厘，并于黄河行驶轮船一事发表看法，他认为上述做法当然是开拓利源之策，但他认为变法要考虑到当地人民的实际承受能力，不能够过形督责。荣禄对于改革稳妥性的强调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荣禄对于变革的支持是一以贯之的，戊戌政变后荣禄继续主张变法改革，他认为“乱党既已伏诛，而中国一切变法自强之事，亦当择其紧要者次第举行”。而刚毅等人主张新法万不可用，维新党人应摒斥一空，荣禄以中外情势与之反复辩论。可见，荣禄变法的初衷并未因政变的发生而改变。在政变后不久清政府就以上谕的形式宣布继续变法，这其实是荣禄一手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