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还是印度宗教的色彩么？这不还是一个和尚么？所以这种革命还是不彻底。从禅学过渡到宋代的理学，才更见有两大进步：【一】以客观的格物替代了主观的“心理”。如二程朱子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穷一理，辨明事物的是非伪真，到后来，便可有豁然贯通的一旦。这是禅学方法转变到理学的进步。【二】目标也转移了，德山和尚教人做一个吃饭拉屎的平常人，一般禅学家都是为着自己的腊月二十五，始终只做个和尚。理学则不然。宋仁宗时，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后理学家无不是从诚意、正心、修身做起，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超度个人，不是最终的目的，要以个人为出发点，做到超度社会。这个目标的转变，其进步更伟大了。这两点值得我们大书特书的。总之，宋明理学的昌明，正是禅学的改进，也可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宗教的余波。【吴奔星 何贻焜记】
2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
我的学识渊博的朋友——前日本京都大谷大学教授铃木大拙博士，近30年来，一直都在做着向西方人士解说和介绍禅的工作。经过他不倦的努力，加上许多谈禅的著作，他已成功的赢得了一批听众和许多信徒，尤其是在英国。
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和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学者，我一直以热烈的兴趣注视着铃木的著作，但我对他的研究方法，却也一直未掩饰过我的失望。他使我最感失望的是——根据铃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说法：禅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铃木在他所著的《禅的生活》【Living by Zen】一书中说：
如果吾人拿常识的观点去判断禅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它的基础从我们的脚下坍去。我们所谓的唯理主义思维方法【ratio nalistic way of thinking】，在衡量禅的真伪方面，显然毫无用处。禅完全超越人类理解的限域之外。因此，我们对于禅所能说明的只是：它的独一无二在于它的非理性或非人类逻辑理解所到之处。
我所绝对不能同意的，就是他否定我们有理解和衡量禅的能力。所谓禅，果真那么不合逻辑，不合理性，果真“完全超越人类理解的限域之外”吗？我们的理性或唯理思维方式“在衡量禅的真伪方面”果真毫无用处吗？禅学运动是中国佛教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中国佛教史又是中国整个思想史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我们只有把禅放在它的历史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就像中国其他哲学流派都必须放在其历史背景中去予以研究、理解一样，才能予以正确的理解。
拿“非理性”去解释禅的人，其主要的毛病就出在他们之故意忽视此种历史的方法上。铃木说：“禅是超越时空关系的，甚至自然地超越历史事实。”采取此种非历史和反历史观点去看禅的人，绝不能了解禅学运动和伟大禅师的教示。欲以此种观点去使东方或西方人正确地了解禅，亦无指望。他所能告诉大家的，顶多只是：禅就是禅，完全超越吾人逻辑的理解。
但假如我们把禅学运动放回它的“时空关系”之中，这也就是说将它放在适当的历史背景中，把它和它看似陌生的教义视作“历史事实”去加以研究的话，然后，也只有如此，我们对于中国文化和宗教史中的此一伟大运动，始可得到知性和理性的了解与评鉴。
神会与中国禅的建立
其次要说的，是中国禅学运动的一个新的史实，这是我根据可靠的记录予以重订的。我所引证的这些历史记录，虽曾被人一直忽视或歪曲到现在，但如今不仅已经获得澄清，且有8、9世纪藏于敦煌石窟【在今之甘肃】达1000余年之久，直到最近始在中国和日本编辑出版的文献，作为有力的支持。对于这些新近发现的部分材料，铃木和我都曾参与编辑和出版的工作。
这段历史故事，系于公元700年，以武后【690—705在位】诏令楞伽宗的一位老和尚至京城长安为始。这个和尚就是当时已经九十多岁，以在深山【今之湖北武当山】坐禅苦修著名的神秀禅师。这位年迈的和尚，在皇室的坚决邀请之下，终于接受了诏令。
当他于久视二年【701】到达京城说法时，必须让人抬到会场才行。据说，武后不但对他非常崇敬，且将他迎至宫中供养。她的两个皇子【后于684及690被她分别所废】和整个宫廷，都坐在他脚下恭聆教旨。他被尊为“两京法王，三帝国师”达4年之久。当他于705年去世时，曾由朝廷及数十万的僧俗为之送葬，敕令建立三座大寺纪念他——一座在京城长安，一座在他修禅的地方，另一座在河南他的出生之处。两位皇帝中的一个兄弟还和当时有名的散文作家张说为他写了碑铭。
张说在他所做的碑文中，曾将神秀的传法系统作如下的排列：
一、达摩 二、慧可 三、僧璨
四、道信 五、弘忍 六、神秀
神秀死后，他的两个弟子普寂【739卒】和义福【732卒】继续被武后尊为国师。在他们死后所做的碑文中，传法系统的排列如前【亦即列为第七代——译者】。
这张传法系统表持续了30年之久，一直未曾更动，说不定系以楞伽宗自达摩以来所传的几个法系之一而被承认着。
但到了开元二十三年【734】，在普寂的势力仍然极盛的时候，忽有一个叫做神会的南方和尚，在滑台寺【在今之河南】的一次无遮大会中，出来公开指责神秀一派，说他的传法系统是假的。
“菩提达摩，”这位陌生的和尚说，“传一领袈裟给予慧可，以为法信，经四代而至弘忍。但弘忍并未传给神秀，而是传给了南方韶州的慧能。”然后他又说道：“即连神秀禅师在日，亦指传法袈裟现在南方，所以他从不自称第六代。但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其师为第六代，所以不许。”
其时会中有一位和尚警告道：“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你现在攻击他，岂非不顾生命危险？”神会答云：“我今设此庄严大会，只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岂惜生命？”
于是，他又宣布说，神秀和普寂的禅是假的，因为他只认渐悟，而“我六代祖师，一一皆言‘单刀直人’，‘直了见性’，不言渐阶。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如母顿然生子，然后与乳，渐渐养育……”
接着，他指责神秀及其弟子普寂等所传的为一种四重式【fourfold formula】的禅——“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并说这些皆是“菩提的障碍”。他扫除一切坐禅的形式，认为它们全然多余。他说：“若以坐为是，舍利弗宴坐林间，何以被维摩诘诃？”又说：“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
就这样，神会驳斥了全国最崇敬的宗派，建立了一种革命性的新禅，但由于这个新禅否定了禅的本身，所以根本上也就算不得是禅了。他并未称这种顿教是他自己或他老师慧能的学说，只说它是达摩以来六代所传的真宗。
根据新近发现的文献资料，所有以上种种，都是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在滑台——距离长安和洛阳很远的一个镇市——发生的事情。普寂于739年死后，当时的名人李邕【678—748】为他写碑，其中特别重述他在死前对弟子所说的达摩传宗的话：“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提……”这是不是有意强调此一传承系惟一的密传，藉以间接答复神会的攻击呢？
公元745年，这个“异端”和尚被召到东京洛阳荷泽寺，这是他以后被人称为“荷泽大师”的原因。他以77岁的高龄抵达洛阳，在那儿住了8年多的时光。于此，他再度展开公开的挑战，说神秀、义福、普寂他们所传的法系是旁支，他们所传的渐教是假的。他是一位善于辞令的传道家，又会编造生动的故事。许多关于达摩传道的故事，如与梁武帝见面和二祖断臂求道等，起初皆系由他编造，而后加以润色，才混入中国禅宗史的整个传统历史之中。
我们可以从他的语录【我所辑录的《神会和尚遗集》，1930年版；及铃木所辑的《荷泽神会禅师语录》，1934年版】中看出，他曾和当时有名的文人学者和政治家有过友谊的交往和讨论。就中他选择诗人王维【759卒】为他的老师韶州慧能写作碑铭。王维在这篇无疑是慧能最早的传记【可能从未刻在石上，只在《唐文粹》里保存下来】中明白表示：五祖弘忍大师认为只有这位南方“獦獠”土人居士懂得他的禅道，故在他快要圆寂时将“祖师袈裟”传给他，并叫他赶快离开，以免引起争端。
可是，由于神会有聪明的辩才和通俗的教旨，吸引了太多的信众，致使当时的御史卢弈在天宝十二年【753】报告皇帝，说他“聚徒，疑萌不利”。玄宗皇帝【713—756在位，762卒】召他赴京，与他见面后，将他贬到江西的弋阳，其后2年间，又被敕徙三个地方。
但神会被谪的第三年【755—756】年底，历史上忽然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安禄山造反了！他的势力很快地就威胁了大唐帝国。叛军从东北边区出发。横扫北方平原，不到数月工夫，即行占领东京洛阳，并从四路进攻长安。京城终于天宝十五年【756】七月陷落，玄宗仓惶出奔西蜀，留下太子在西北接管政务。太子宣布即位，组织政府，纠合军队，征讨叛匪，挽救帝国。至德二年【757】收复两京。费了6年时间，才把叛军肃清。
在新政府于756年成立时，有一个大问题：怎样筹备军费？其中的一个救急办法：大卖度牒，大度僧尼。推销度牒，必须在都市里举行募道劝说，使善男信女打开心房与荷包才行。于是，他们想起了这位有大辩才，能够感动听众的和尚神会【可能是出于当时在战时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禅友苗晋卿和房琯他们的推荐】。于是，他以89岁的高龄再度回到了业已收复但已成废墟的东京洛阳，开始对大批群众说法。据说他的筹款法会结果非常成功，对于戡乱战争作了不小的贡献。
新皇帝为了酬谢他的功劳，特别召他入宫供养。并敕工部在荷泽寺中鸠工替他赶造禅宇。昔日被逐的“异端”和尚变成了皇帝的上宾。他于上元元年【760】谢世，享年92岁。
大历五年【770】，皇帝敕赐堂额，题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据博学多闻的禅宗历史学者宗密【874卒】说：德宗皇帝于贞元十二年【796】令其太子集诸禅德，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神会】为第七祖。这似乎间接承认了他的老师——不识字的和尚韶州慧能——为第六祖。
元和八年【815】，宪宗皇帝应岭南节度使之请，追谥殁于“百又六年”之前【如此则他是死于711而非传统所说的713了】的慧能为“大鉴禅师”。当地僧俗大众并礼请当时的两位大作家柳宗元【819卒】和刘禹锡【842卒】，为慧能写作纪念碑文，两人皆毫不迟疑地称他为达摩以下的第六代。这场法系的争论既已解决，神会的大功也就告成了。
通常所称的六祖慧能
我们对这位不识字的六祖慧能，究竟知道一些什么呢？
在一篇由神会弟子于神会死后不久所作的早期文献《楞伽人法志》中【本文被引入稍后所作的楞伽宗另一历史记载而被保存于敦煌手卷中传留下来】，有云，楞伽大师弘忍【即通常所称的五祖。674卒】曾于圆寂前说有11人可以传他的法。在这11人的名单中，第一号为神秀，第二号为资州【在今之四川】智诜，第六号为韶州慧能，其他尚有7名相当著名的和尚及一位居士。名单上的第二人智诜【702卒】，系中国西部的一位禅师，他下面出了两个重要的流派，历史家宗密把它们列为第8世纪禅宗七派中的两系。我所以认为弘忍的这张11弟子名单相当可信的原因，乃因为他可能系作于神会尚未进行他那戏剧性的挑战之前，和在智诜所传的两派尚未闻名全国很久之前。
因此，我们不妨说，慧能系楞伽大师弘忍11位大弟子之中的一个。说他是密受真传的人和祖师袈裟的传承者，很可能是神会所编的一个神话。
据王维《六祖能禅师碑铭》【约作于743年，其中已经提到神会“有类献珠之愿”而“犹多抱玉之悲”的事了。见《全唐文》卷327】说，慧能生于岭南百姓之家，其地为华夷和睦相处之处。他在神会和《坛经》所作的描述中称为“獦獠”——中国西南夷族之一。他是一位手工劳动者，后来北徙而在弘忍住持的寺中找到工作。他根性猛利，凡所教习，皆能吸收。他于受传祖师袈裟后即返南方，“杂居止于编人，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后被《涅槃经》讲师印宗发现，予以剃度授戒，促其展开自己的传教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