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张岱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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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序

何满子

张岱是一位很难以简约的言词为他定性的奇才,率性孤诣,独来独往,把他归入明清之际的哪一派哪一类的文人群集都不恰当。他方面极广,当时文人所染指的领域几乎无不涉足,而且都有较高的造诣。他最倾注心力的似乎是作史,自称“《石匮》一书,笔四十余载”(《琅文集·与李砚翁》)。今仅见《石匮书后集》,纪崇祯至南明史事,其闻见未能超过同时诸家的私史。其史识则不无偏执,鲁迅曾就其《与李砚翁》一函中对东林党人的论断作过议论。张氏说:“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并列举东林党人中的败类,激愤地说:“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鲁迅以为虽然义正辞严,所举的东林中群小的劣迹也是事实,“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人,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九》)他写诗,今存于《琅文集》者尚有三百余首,也恐尚未收全。但与同时诗人相比,那些节操上有瑕疵者如钱牧斋、吴梅村等可以不论;就是和吴嘉纪、陈子龙、屈翁山等相比,也不免逊色。不过他的诗能打破传统诗的畦畛,对晚年穷瘁生活中的舂米、担粪也有吟咏,苦涩中见放达,极见性情。方之今人,聂绀弩《三草》中诗庶几也。

他也治经学,撰《明〈易〉》、《四书遇》等论著,对程朱理学批判讽嘲尤力;但总体言之,未能在李贽、三袁等人之外别树旗帜。所可喜者是他善于从日常生理中的人情事理戳破道学的虚假窒人,用今日的话是颇具“内出血”效应。

张岱作品中最具生命力而能使他不朽的毕竟是《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沁人心脾的散文。篇篇玲珑剔透,绘风物,抒人情,谈掌故,记民俗,评时尚,莫不委曲致致,笔笔皆妙。黄裳曾说:“宗子散文第一,《梦忆》《梦寻》,天下无与抗手。”(《来燕榭书跋·琅文集》)信然信然。

张岱散文艺术之所以具有特殊成就,是由于他开拓了明代后叶自徐渭、汤显祖至公安、竟陵诸家所未有的境界,一个由仕宦角度接近生活到由市井角度接近生活的转变。这个境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由士大夫抒发性灵的闲适转型为平民感怀时世的忧患。这是由张岱的身世和他所遭逢的时势决定的。张岱虽是世家子弟,曾祖张元忭是隆庆五年状元,《明吏·儒林传》有传;祖父辈也还居官,但张岱本人从未入仕,他也无心于此。不像哪怕如徐渭,即使不做官,也在官府作幕友;至于汤显祖,袁宏道兄弟,钟惺、谭元春以及当时的诸多文坛人物,都是有功名目登仕版的。他们所交往的都是官场的士大夫,只是风雅一点的仕宦人物而已。张岱则如他所自陈的,是纨绔公子,酷爱声色犬马,周旋于歌场舞榭,与优伶、歌妓、帮闲等市井人物交往,他文中所记的都是杭州、南京、扬州等地的游冶景况。如果张岱不是一个有特殊禀赋的才人,就会花天酒地地沉沦为一个极无聊的人物;偏偏他又是“书蠧诗魔”、别有眼界的人,于是,这些生活就成了他观察社会转化为创作的资本,而这些生活经验是和官场生涯大异其趣的,即带有市井性和平民性,和封闭于官场士大夫之间的视角不同。

张岱生于1597年,明亡时四十七岁,明朝社会的大动乱,如东林阉党之争,满族的侵边,李自成、张献忠等的暴动等促使明社覆亡的诸种事变都是他成年后所目击,性格中人的张岱不能无动于中,他的以四十年之久治史作《石匮书》,便是他关注时世的证据。《陶庵梦忆》中记有他在魏忠贤败后,他以戏剧行家的身分为优伶编排了多种反映与魏阉斗争的戏曲,也可证明他对时政的关怀。因此,明亡以后所作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等纪述前尘旧影之作,在追抚繁华往事之中,就含有无限的家国之痛,即使不着一字关涉忧伤悲愤者,叹《黍离》悲《麦秀》之情自在,与公安、竟陵诸家以抒性灵、捕妙趣为宗旨者迥异,这就造就了张岱散文艺术的厚重的历史文化感,以及它的历时性的生命力。

要究明这道理,便非呈示张岱的全生涯不可。何况张岱不仅是散文家,还有多方面的业绩,这些业绩又和他的散文不可分离,使他蔚为一代文豪。胡益民的这本评传便是全面研究张岱的新成果。作者在命笔时曾与我有所接触,预约我为之作序。可惜我对张岱缺少研究,只是其散文的爱好者,不能多所阐发,只能记往日读张氏书的印象如上,不知能为胡兄认同否?

2002年4月初,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