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母亲。我们立即意识到处境非常危险。如果我听从船长原先的嘱咐，立刻骑马去李维西医生那里求援，就会把母亲孤身一人留在家里。这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谁都不敢再待在店里：壁炉里煤块掉落的声音，甚至是钟表的滴答声，都会把我们吓得战战兢兢。我们总感觉四周有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想到客厅的地板上还躺着船长的尸体，而那个恐怖的瞎子就在这附近，随时都可能推门进来，我有好几次像俗语说的那样寒毛倒竖。事不宜迟，我们决定一起去附近的村庄求援。我们来不及戴帽子就跑出店门，冲进了外面苍茫的寒雾里。
那个小村庄所在的方向正好与瞎子来的方向相反，这使我大为壮胆。有好几次我们母子停下来紧紧拉着彼此的手，在夜色中竖起耳朵仔细倾听。好在我们没听到什么异常的声响，只有波浪轻打着海岸，林中的夜鸟偶尔鸣叫。
我们到达时，村子里的灯已经亮了起来。我永远记得看到那昏黄的灯火时心里的高兴。可是，我们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帮助。村民谁也不敢和我们一起回本宝将军旅店，我们越是向他们讲述我们的困境，他们越是往后退缩。弗林特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可是村里好多人却非常熟悉，听到后大为恐慌。有几个人愿意骑马去报告李维西医生，可是愿意和我们回去保护旅店的却一个人也没有。
有人说，恐惧会传染。可是反过来讲，争论也能带来勇气。等大家都讲完后，母亲这样说道：“既然你们都不敢去，我和吉姆只有自己回去，不再打扰你们这些身健如牛却胆小似鼠的人。”村里人当然纷纷劝阻，但仍然没有人愿陪我们一同前往。最终，他们只是借给我一支装好弹药的手枪，以便遭到袭击时防身。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骑马去李维西医生那里搬救兵。
寒夜中，我和母亲再次走上令人胆战心惊的险途，直到回到旅店关上门，两人才如释重负。我们把门拴好，在黑暗中久久不能平静。现在，旅店里除了我们俩就只有死去的船长了。
母亲很坚决地要取回船长欠我们的钱。“这钱属于你，我失去父亲的可怜的孩子，”她说。她找到一支蜡烛，和我手拉着手来到客厅。船长的尸体还像我们离去时那样仰面躺在地上，眼睛睁着，一只胳膊直挺挺地往前伸着。
“把窗帘拉上，”母亲悄声说，“否则他们会从外面看见我们。”等我拉上窗帘，她又说：“我们得从这死人身上拿到钥匙，可是，我俩谁敢碰他呢？”说完她竟然抽泣起来。
我立即在船长身边蹲下，想要找钥匙。他手边的地板上有一小片圆圆的硬纸，纸的一面被涂黑了。我确认这就是“黑票”。我捡起它来，发现另一面上有一行工整的字迹：“限你今晚十点把东西交出来。”
“妈，他们十点来！”我的话音刚落，家里的老钟就当当当敲了起来。这突然间响起的声音把我和母亲都吓了一跳。不过幸运的是，它只响了六下。
“快点，吉姆，”母亲说，“找到钥匙。”
我把他的衣服口袋逐个翻遍了。几枚硬币、一个顶针、几缕线和几根大缝衣针、一支头上被咬过的烟卷、一个袖珍罗盘，还有他那把已经很旧了的大弯刀——就只有这些东西。我几乎要感到绝望了。
“会不会拴在他脖子上？”母亲低声说。
我忍住内心强烈的厌恶，扯开船长的衬衫领子，果然看到一根脏兮兮的细绳套在他的脖子上。我用那把弯刀把绳子割断，拿到了绳上挂着的钥匙。我们充满希望地跑到楼上他的房间。从他入住我们店的那天起，那个箱子就一直放在那儿没动过。
它看上去是一只非常普通的水手箱，盖子上烙着一个字母“B”。从破损的边角看，它应该已被使用多年。
“给我钥匙，”母亲说。锁眼虽然有点生锈，但钥匙还能够转动，眨眼间箱子就被打开了，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的味道扑鼻而来。
然而，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面料上好的干净衣服，整齐地叠放着。母亲说，它还从来没被穿过。衣服下面都是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一个铁罐子、两把做工精良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只旧钟表、几件不值钱的外国饰品，还有五六枚形状奇异的来自西印度群岛的贝壳。后来我经常想：他这样四处逃亡、朝不保夕地生活着，为什么要把这些贝壳带在身边呢？
箱子底部有一件旧水手斗篷，上面布满了海盐留下的白色印迹。母亲把斗篷掀开放到一边，箱子里最后两件东西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一个裹着油纸的包裹，里面像是包着什么文件；一个帆布口袋，从用手碰触时发出的声音看，里面的东西像是金币。
“我会让那些无赖看到，我是一个诚实的女人。”母亲说，“我只把他欠我们的账收回来，多余的一个子也不拿。”她打算从那些金币里数出船长欠我们的钱，可这是一件很花费时间的事情。因为那个口袋里的金币哪个国家的都有，西班牙的、法国的、英国的，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它们大小不一，全都混在一起。而我母亲只会用英国的货币单位计算。
母亲刚数到一半，我突然按住她的胳膊。因为我听见一个声音回荡在外面寂静、寒冷的夜色中，使我的心差点从嗓子里蹦出来。那是瞎子的拐棍碰在冰硬的路面上的哒哒声。这声音越来越近，我们蹲在那儿吓得不敢呼吸。接着，有人狠狠敲打店门。我们听见摇晃门闩的响声，八成是那个恶棍想要进来。然后，好一会儿店里店外都鸦雀无声。终于，哒哒声再次响起，并渐渐远去。谢天谢地！我和母亲听着那声音慢慢消失，高兴得无以言表。
“妈，”我说，“把钱都拿上，我们赶紧走吧。”我相信店门闩着肯定会引起怀疑，很快那帮恶棍就会前来围击我们。但我多么庆幸闩上了门！没有见过那个恐怖的瞎子的人是体会不到我的心情的。
母亲尽管害怕，可还是固执地不肯多拿一个子，也绝不少取一分钱。她说，还没到七点呢，她既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就不会放弃它。她正和我争论着，突然，从远处的小山上传来一声很轻的呼哨。我们一下子停止了争执。
“我先拿上这些数好的。”母亲倏地站起身来。
“我把这个带走抵账，”我抓起那个油布包裹。
我们没顾得上拿走箱子旁边的蜡烛，就摸索着下了楼，打开门赶紧逃走了，要是再拖延一会儿势必来不及了。雾气正在迅速散去，旅店两边的高地在月光下一览无遗，只有谷底和旅店门口还蒙着一层薄雾，刚好掩护我们逃离。可是过了山谷，在离小村庄还有大半段路程的时候，我们就只能进入被月光照亮的地带了。更糟糕的是，我们听到好几个人急促奔跑的脚步声。我们回头望了望那个方向，只看见一点亮光正摇摇晃晃地往这边迅速奔过来。这说明来人之中有一个提着风灯。
“吉姆，”母亲说，“你带上钱快逃吧。我要昏过去了。”
我心想，这下我们母子算是完了。我所气愤的是村民的怯懦，并埋怨母亲的较真。她刚才那么糊涂，现在又这么脆弱！万幸的是近旁正好有一座小桥。我扶着母亲来到河岸，她重重地喘了一口气，就把头靠在我的肩上昏过去了。我当时不知哪儿来的力气，也不管动作是不是太粗鲁，就拖着母亲往桥洞走去。可是桥洞太低，等我好不容易爬到里面，却没法把母亲拉进去。我们就这样待在那儿——母亲几乎没有一点掩蔽，而这桥洞离旅店近得可以听到那里的声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