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圣诞节的时候，吕西安病得厉害，我们尚不知死神何时会降临，并被病兆的必然性，以及我们自己所羁绊，彼此之间被这种无形的镣铐所束缚。当疾病进入一个家庭时，它不仅仅是控制了病人的身躯，而且还在每个人心中编织出一张阴暗的埋葬希望的大网。这样一张如蛛网般轻薄的丝线将我们的计划和呼吸缠绕在一起，疾病，日复一日，吞噬着我们的生命。当我从外面回来，便会有种进入到地下墓室的感觉，我总会感到浑身发冷，那是一种无法平复的阴冷感觉，直到吕西安病逝前的最后几天，当我睡在他的身边，仿佛感到他将我的体热慢慢地吸走。
疾病是在1988年春天诊断出来的。这场整整折磨了他十七个月的疾病，最终在圣诞前夜夺走了他的生命。老默里斯夫人向居民发起一项募捐，人们把漂亮的花圈放在我的门房前面，上面系着一条没有任何署名的带子，唯有她来参加了我丈夫的葬礼。她曾是一位虔诚、冷漠、傲慢的太太，但是在她严厉并有些粗暴的外表下却隐藏着某些真实的东西，在吕西安死后一年，她便接着去世了，我常常会想，她是这样一个好人，我可能会想念她吧，尽管十五年来，我们彼此从未讲过一句话。
“她到最后都没能让她的儿媳妇消停，愿主保佑她安息，她是个好人。”曼努埃拉又说道——她对小默里斯太太有着拉辛式的厌恶——这句话可作为葬礼的悼词。
除了科尔纳利娅·默里斯，除了她的面纱和念珠，吕西安的病痛对别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或许是因为生命的微不足道，以及丧失金钱和交际的氧气。富人们似乎认为这类小人物是无法体会到强烈的人类情感的，而且也是特别的冷漠无情。既然我们只是门房，死亡对我们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这对富人来说，便成了极不公平的事情。一个过世的门房，只是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空洞，这种生理的必然是不需要和悲剧联系到一起的，对于每天在楼梯或者是在门房室门口和他相遇的房主们，吕西安只是一个回到他从来没有到过的一种虚无当中的不存在体而已；或是一只动物，因为他只是一个残存的生命，既无奢华排场，也无谋生伎俩，毫无疑问，在死时也应该只体会到劣等的反抗。和每个人一样，我们忍受痛苦的折磨，随着痛苦慢慢侵蚀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灵也会被盛怒所压抑，在一片死亡所带来的恐惧之中，我们慢慢地分解腐烂，而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任何一位房主。
一天早上，那是圣诞节前的三个星期，我提着装有萝卜和为猫咪准备的牛肺的草制提包回到家中，见到吕西安穿戴整齐，看样子是准备出去。他甚至还戴上了围巾，站着正在等我。我看着这个因从卧室走到厨房而体力不支、面无血色的他，看着这个几星期以来都没能脱掉在我看来如同丧服般睡衣的他，今天却反常得很，他双目明亮，模样顽皮，冬大衣的领子被拉起，遮住了红得出奇的面颊，他反常的样子使我几乎晕厥过去。
“吕西安！”我惊呼道，并快步冲到他跟前，撑住他，扶他坐下，为他脱下衣服，而且我还知道，疾病教会了我这些过去从来都不会的动作，在最近这段时间里，这些动作竟然变成了我唯一会做的事情，我把提包放下，搂住他，让他紧紧地靠着我，还有好多好多，此时我已开始喘着粗气，心脏奇怪地膨胀着，便站着歇了歇。
“时间刚好，”吕西安对我说道，“电影是一点开始。”
在电影院大厅的高温下，我几乎落泪，我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幸福，这是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我握着他温热的手。我知道只有出乎预料的力量之汇聚才能将他从床上扶起来，并有力气给他穿上衣服，期盼着出门，渴望再次享受这种夫妻间共处的快乐，而我也知道这是他时日不多的征兆，是生命终结前的回光返照，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要享受这难得的时刻，这挣脱疾病枷锁的时刻，这两双手紧握的时刻，这令彼此都感到快乐的令人震撼的时刻，因为，感谢老天爷，这是一部我们俩都能分享快乐的电影。
我觉得他在电影结束后就过世了。虽然他的身体又撑了足足三个星期，可是他的灵魂在电影结束后便已离开，因为他知道这样会比较完满，因为在电影院里跟我告别，就没有太令人伤感的悔恨，因为如此一来，他就获得了安宁，在两人一起看叙事电影时，他沉浸于我们俩的尽在不言中。
我接受了这一切。
《猎杀红十月号》是我们俩一起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对于想要理解叙事技巧的人来说，只需看看这部电影就足够了；人们老是问自己，为什么在大学的课堂上只会教些像普罗普[39]、格雷马斯[40]这类的叙事理论，以及其他各种乱七八糟的理论，却连泡在放映室里的机会都没有。楔子、情节、行动元、突变、追寻，主角以及其他一些辅助因素：对您来说，身穿俄国海军制服的肖恩·康纳利[41]和几艘位置正确的航空母舰就足够了。
然而，今早我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得知，我对合法文化的憧憬被我对其他非法文化的爱好所感染，这并不是一个出身低微、并且通过自学方式得到思想启蒙的我的羞辱标记，而是占据主宰地位的知识分子阶层的现代特征。要问我从何而知？那是出自一位社会学家之口，我迫切地想知道，那位社会学家要是知道有一个穿着爽健牌[42]鞋子的门房刚刚把他当作是供在佛堂中的圣像一般顶礼膜拜的话，他会作何感想。要知道，他研究的可是知识分子文化实践的演变过程，而在这之前，知识分子只会从早到晚沉溺在高等教育当中，而如今却能诸多思想兼收并蓄，雅俗共赏，由此，真假文化的界限被无可救药地弄乱了，他描述了一个有古典文学职衔的老师。要是在过去的话，这样的老师也许只会听巴赫[43]的音乐，看莫里亚克[44]的书，看文艺电影和实验电影，而如今，这样一位老师听的是亨德尔[45]和麦克·索拉尔[46]的音乐，读的是福楼拜和约翰·勒·卡雷[47]的小说，看的是维斯康蒂[48]的电影以及即将上映的《虎胆龙威》，而中午吃的是汉堡包，晚上吃的则是生鱼片。
在人们原以为看到自身独特性标记的地方发现了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形态，这总是令人感到十分不安的。不仅感到不安，甚至会感到恼火。想我勒妮，五十四岁了，既是一个门房，又是一个自学者，尽管幽居在这与自己身份相称的门房当中，尽管孤独让我避免了大众的弊病，尽管自己是一个与世隔绝，对世界的变化不甚关注的可耻的无知者，可是我，勒妮，却是现代精英转变的见证人——这其中也包括一边读着马克思的著作，一边又拉帮结伙地与同伴们去看《终结者》[49]的就读于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的小帕利埃，或是一边在亚萨斯法学院读法律，一边却在《新娘百分百》[50]前失声啼哭的巴多瓦兹小姐——这是我很难接受的一个冲击。原因很简单，对特别关注编年学的人来说，我非但没有模仿那些青年人，反而在广泛的实践之中超越了他们。
勒妮，现代精英的先知。
“没错，没错，为什么不呢？”我自语道，并从提包里取出那给猫咪准备的牛肺。然后又从最底层搜寻出两小片包裹在塑胶袋里的红色鲱鲤，我正打算先腌渍一下，然后放到撒上香菜的柠檬汁里煮上一煮。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
深刻思想之四
照看
植物
孩子们
有个清洁工每天三个小时在我家里打扫卫生，但是植物，只能妈妈亲自照看。这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喷水装置。她有两个喷水壶，一个装着有肥料的水，另一个装着没有石灰的水，不光如此，她还有个多功能喷雾器，可以“瞄准式”“下雨式”或是“雾状式”地喷洒。每天早晨，她都会对房间里的二十盆绿色植物仔细核查一番，并且老是嘟嘟囔囔地说一大堆废话，冷漠无情地对待周围的世界。当妈妈一门心思地照看她的植物时，你可以随意说话，无论什么，她的心思完全不在这上面。比如说，“我打算今天吸毒，会吸很多的毒品。”得到的回答是：“肯蒂亚棕树树叶根部发黄了，水浇多了，真是糟糕。”
我们已经推断出这个范例的开头：如果你想让生命浪费得再快一些，对别人的话漫不经心的程度再深一些，那就照看植物吧。不过事情并未到此为止。当妈妈将水喷洒到植物的叶片上时，我看到了带给她勃勃生机的希望。她认为水是一种香料，它将渗透到植物叶片中，将会带给植物为了生长所需要的成分，肥料也是一样。她将小棍儿样子的肥料放到土里（实际上，是在混合土里，包括泥土、腐殖土、沙子、泥炭混合物，这土壤是在奥特耶门的一家园艺用品商店专门为她的每一盆植物所配制的）。因此，妈妈哺育她的植物就像哺育自己的孩子一样：给肯蒂亚棕树一些水和养料，正如给我们四季豆和维C。而这，是这个范例的关键：要对抚养对象全心全意，要由内而外带给它营养元素，在进到身体后，要让它生长，让它健康。只要在叶片上撒些水，这些植物就会武装起来迎击生存的挑战。我们带着忧郁和希望的复杂心情来照看植物，我们意识到生命的脆弱，我们害怕发生意外，但同时，做应该做的事情，并因能够尽到抚养者的责任而感到满意：我们感到放心，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处在安全当中。妈妈就是这样看待人生：一系列驱魔的动作，跟喷洒水一样没有效果，却给人带来了这片刻的安全。
如果我们一起分享我们的不安全感的话，如果我们开始共同经历我们的内心，以便告诉自己，四季豆和维C，即使可以哺育生灵，却也照样不能拯救生命，更不能净化灵魂，这样的话，可能会好过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