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家？‘哲学家’这个词在我们俄罗斯这里，便是一个骂人的词，意思是傻瓜。”[150]此语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份草稿。每则笑话中，都会含有对待事理的严肃态度的成分。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充分的理由对那种“教授式的”哲学持有厌恶的态度：在他那个时代的俄罗斯，哲学仅仅是迈出了独立自主的最初几步。活跃的思想，是在大学校园墙外发展着。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没有上过大学。这位军事工程师，在中等专业技术学院毕业后不久，便退了役并投身于文学事业。作为彼得拉舍夫政治团体的参与者，他曾被捕，在苦役服刑地度过4年时光，当了一个大头兵士。重返莫斯科时，他的意志依然未被摧毁，而是变了一个人——已成为文学和宗教思想的巨匠。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些小说，同时亦是一些哲学论著，要求读者具有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崇高的伦理修养和富有同情心。作者曾担心不要使受到他引导的读者迷失方向。有时他还会责怪自己：“被诱入乡间小道的读者，会迷失大道，会被谨慎吓着。”[151]后来他给自己立下一条宗旨——“应当直截了当地解释真理”。
浏览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的最佳指导者，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论及他的任何著述，都只是一种辅助，有时会是一种有益的辅助，但总归是一种辅助手段。而主要手段（亦是主要目的），则是要全面把握这位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著作，他的艺术类作品、政论作品、评论性文章和信函。应当阅读全部作品，直至草稿。有时会听到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发表那些先期撰写的、草拟的文本？他们称那是在白白浪费纸张；小说《少年》出单行本就够了，可是还额外附加了两卷资料，谁需要这个？对此有需要的，是那种通读完小说的基本文本之后，还欲更深入地理解小说的内涵，想要亲眼看看某一种思想是如何产生、会迸发出怎样一些色彩的人。草稿中出现的另样的词句，往往会立即令人有豁然了悟之感。初稿，这就是作者给出的一种注解，它比由他人提供的、由出版社做出的注解，要重要得多。
要正确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理解康德那样不容易。对这位哥尼斯堡思想家做出谬误诠释的，甚至是一些与这位思想家似乎处于同一智力水平之上的智者们，这类可悲事例，不胜枚举。因此，我们不会因为类似的误解也会降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而感到惊异。托马斯·曼很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但那欣赏是“恰如其分”的。托马斯·曼曾借用此语作为他的一篇文章的标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恰如其分》）。他将俄罗斯的这位经典作家与被他称为“地狱之子”的那些人们（例如尼采）相提并论。他将肉体的病患诠释成几近精神道德的不适。[152]
而另一些人，常常会因作家的政治纲领而感到惊恐。叶·塔尔列[153]曾向他们作答道：“依据其政治的（或其他的）观点来评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就如同以这样的依据去评判伦琴。伦琴发现了透视固体的方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在人类的心灵中发现了那些无论对莎士比亚还是对托尔斯泰来说均曾被遮掩着的鸿沟与深渊。”[154]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伦琴相提并论，其说服力既有强大的一面，亦有微弱的一面。确实，诚如德国的这位物理学家运用特殊的射线揭示出隐藏在可见表面背后的事物一样，俄罗斯的这位作家也透视到了不可见的精神世界，透视到了未曾被意识到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许多事物可能是意识不到的，而只能去感知。但有非常多的事物是可以本能地去了悟的。”[155]一些不可移译成言语的感受，为我们所熟知。推测、预感、顿悟，常常会超越逻辑思维。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那些主人公们，被赋予了这种能力。而令另一些人感到痛苦的是，他们无法应对那些没有被意识到的、在他们的精神中属于某种异己的东西。“地下室之人”便属此类；长篇小说《双重人格》的主人公戈利亚德金，便属此类。这部小说，用生理学家阿·乌赫托姆斯基[156]的话来说，是一部关于唯我主义的哲学—心理学论著。心理的本能活动，早已为世人所知，而陀思妥耶夫斯基首次以惊人的深度与精度描述出这一现象的一些可能的变体。
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伦琴相提并论，其说服力的微弱在于，作家不可能局限于仅仅对被发现事实进行切合实际的确认（自然科学家却有这样的权力）。高尚的文学如同哲学一样，总是会含纳着世界观性的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亦不例外。在他那些关于艺术的议论中，便有着“诗意”和“艺术性”的生动比照。这一比照所探讨的正是这个问题。他写道：“诗歌需要激情，需要您的思想，且一定是那根食指，那根激动地竖起来的食指。冷漠和对实际存在的真实复制，恰恰分文不值，且更重要的是毫无意义。这样的艺术性，是荒唐的……”[157]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所谓“诗情画意”、“诗意”，这是精神的迸发，是作品的哲学思想；“艺术性”则是艺术构思的实现，是生活的画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自我感觉更像个“诗人”而不是“艺术家”。他是位最富有激情的心灵分析师、最富有热情的心灵病理解剖学家。
通往正确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条道路，会途经他对世界的感悟。只有当领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伦理纲领之后，才有可能“将他从赞美恶的艺术家恶名中解脱出来”[158]。这一呼吁是鲍·布尔索夫[159]在他那本智慧的书中提出来的。我还应当在布尔索夫的呼吁之上再补充一条：是到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伟大罪人的恶名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是到了将他视作一位伟大道德家的时候了。伟大的道德家和伟大的罪人，这是两个不可并存的概念。当然，可以一边犯罪并一边悔罪，可以一边行恶并一边言善，但这并不能使一个人成为道德家。伊万雷帝——那个不时受到复苏的良心折磨的刽子手，他那种稀有现象，是处在道德疆界之外的。
与此同时，在某些作者的描绘中（但愿他们不是在否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他常常是如同一位与那个令人生畏的莫斯科沙皇心理雷同的人物而出现在读者面前。我要说出此论的源头——西·弗洛伊德的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维也纳的这位精神病学家，是从四个方面来分析作者个性的：将其作为一位艺术家、一个神经过敏者、一个有罪之人和一位道德家。对前两个“立面”，弗洛伊德没有产生任何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伟大的艺术家（“跻身于莎士比亚之后不远；《卡拉马佐夫兄弟》无论何时都是一部极为出色的长篇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个神经过敏者（不是字面意义上的癫痫病患者，因为癫痫病，是一种会损害智力的精神疾病；而天才型的癫痫病患者，据弗洛伊德所说，实际上是一些患有神经机能病的人们，这种病患会时常伴随有“羊角风”的发作）。
在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有罪之人来评判时，弗洛伊德是慎重的。骇人听闻的利己主义和强烈表现出来的破坏倾向——这是罪犯有别于常人的两个心理特征。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正相反，他的内心充满着渴望去爱的强烈意愿。弗洛伊德发问道：“欲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归入罪犯之列的尝试，其起因是如何产生的呢？回答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材料的选择和偏好。他偏好那些犯罪的、利己的、具有杀人倾向的典型人物。这便标示着作家内心存在着此类倾向；还有，源自他生活中的一些事实、他对赌博的酷爱，可能还有对未成年少女实施的性暴力。”[160]（这里说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屠格涅夫的“坦白”，似乎他曾强奸过一个幼女。）托马斯·曼曾对此事的原委做出一番解释：“当然，这是个谎言。他是想借这个谎言恫吓那位性情文静、心地仁爱、与各种各样的‘魔鬼式的内心世界’完全格格不入的屠格涅夫，意在令他窘迫不安。”[161]
依弗洛伊德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道德家，是最易受到攻击的。“谁轮番地作孽，而随后又在悔过中炫耀自己的高尚的道德需求，谁便可能被指责为是在轻巧地摆脱困境……伊万雷帝便是采取类似的方式行事的；此类的昧良心勾当，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特征。而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种种道德奋争的结局，你是不会称道的。他曾进行了种种冷酷无情的拼搏，其目的是要使个体的本能与人类共同体的要求相顺应。但在这些拼搏过后，他走上了回头路，转而既听命于世俗权威，亦顺从于宗教的权威；既拜倒在沙皇脚下，亦拜倒在基督耶稣面前，拜倒在心胸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脚下……陀思妥耶夫斯基错过了成为人类导师和解放者的机会，他成了人类的狱卒之一。”[162]
我引用这一大段语气激昂的攻讦文字，意在揭示用来肆意攻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众多诽谤出自哪个源头。弗洛伊德——这里也有他的功劳——在勘正人心的同时，也见识到了一些先前不为人知的兽性般的人的内心深处。但是，他深入其中的潜意识，其昏暗程度令人类的种种高等潜能所释放出的光芒黯然失色。意识在弗洛伊德看来，最多不过是人类行为的理智调节器。文化，依弗洛伊德所见，则仅仅是一套禁忌制度。而人在文化中是会感到“不自在”的（unbehaglich），就好像是被禁锢在别人的住宅里一样。
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人物，则会在文化中感到快乐，在这里，他就像在自己的家里一样。文化只是始于禁止（禁止给他人带去危害），而成就于要求为他人创造幸福，要求去爱他人。这一表述的第二部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甚至不曾为弗洛伊德所知。这正是他不能够对这位作家给出客观评价的原因所在。他在面对一位解放者和导师的地方，看到的却是一个狱卒。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善与恶的持久对话。并且，进行争论的，并不是声名相等的杰出人物。米·巴赫金曾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整体“复调”中，是不可以将作者的声部与他的主人公们——论敌的各种不同声部相混淆的，尽管后者常常被给予高谈阔论和信心十足地发表意见的机会。争论只是在文学作品的字里行间中进行（而在作者的心灵中，争论在一开始便已经被解决了），并且结局总是于善有利。作者亦在用善良目光打量着世界，在那个似乎只剩下仇恨的位置的地方，体会到怜悯感与同情感。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米·巴赫金曾写道：“在理想人物的形象中，或者是在基督耶稣的形象中，他想象到思想探求得以解决。这个形象，或者说是这个最高的声音，应当给声音的世界戴上胜利的花环，应当组织和领导这个世界。”[163]没有任何理由将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道德相对主义者。
在《作家日记》中，有一篇意味深长的小品文《农夫马列伊》。这个自传性的小故事说的是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如何幻觉见到一只狼，如何跑去向一位正在耕地的农民求救，那位农民又是如何使他平静下来。“当然，也许任何人都会给予这个孩子鼓励，但是，在这个没有第三者在场的突然相遇中发生的事情，则应当是完全另样的情景。所以，假若我是他自家的孩子，他也许就不会用充满较为明显的爱怜的目光去打量我了。那么是谁在促使他这样做呢？”[164]
上下文的语境，是很重要的；在那里出现的正是作家童年的回忆。苦役服刑地的复活节——这是一些极其丑恶的场景：醉汉们在纵酒狂欢、斗牌赌博、打架斗殴、舞刀弄棒。突然之间，童年的回忆变换了场景。“……我突然感到，我是可以用完全另样的眼光看待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并且我心中所有的恨与恶，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地完全消失了。我向前走去，一边细细打量着迎面而来的一位位路人。这位刮净了脸的、被处过辱刑的农夫，脸上还留着标记，喝得醉醺醺的、正大声唱着自己那首陶醉的嘶哑的小曲的人，也许就是那个马列伊。要知道，我还不能看透他的心灵”[165]。
还有一段上下文，对于理解作品全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农夫马列伊的那个故事，是1876年2月出现在《作家日记》中的，就是在《论对人民的爱》那篇文章发表之后不久。在这篇文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在一位出身于平民的俄罗斯人那里，需要学会将他的美与偶然沾染的粗暴行为分离开来。差不多整个俄罗斯历史到处都是这样一些情景：我们的人民是那样的沉湎于骄奢淫逸，那样的道德败坏，那样的易于受到诱惑和一直经受着折磨，可还是令人称奇——他们怎么居然还能活下来，并保留着人的形象……”[166]那篇故事似乎是在发展这一思想，赋予这一思想以艺术的形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文学形象，比那三段式更为令人信服。对作家而言，重要的不仅是思想的如何表述，亦是如何运用最佳的艺术形式将思想传达给读者，使其铭记于人心。
还是请您将注意力移至故事的结尾吧。除了作者之外，波兰人穆-茨伊也渐渐成为这场极其丑恶的狱中狂欢的目击者。他指望能在这位俄罗斯知识分子那里找到同感，便用法语说道：“我憎恨这些暴徒。”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里，仇恨已经被同情所取代，其中也包括对那些身陷俄国苦役服刑地的外国人的同情：“一个不幸的人啊！无论是关于马列伊那类人，还是对他人的另样的看法，他都已经不可能有什么记忆了，除了那句‘我憎恨这些暴徒’。不，这些波兰人那时所经受的苦难，比我们多！”[167]类似的全面理解、“全面回应”、能站在他人的视点上并像感受自己的不幸那样感受他人不幸的能力，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真正的俄罗斯特征。因此，那位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所谓“心胸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弗洛伊德，是荒谬且可笑的。弗洛伊德简直就是不谙此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罗斯思想，就是以爱国主义形式具体体现出来的普遍道德观念。1877年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道：“……俄罗斯的民族思想，归根到底，仅仅是全世界所有人类的联合。”[168]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著名的论普希金的演讲中，这一思想获得了进一步的论证与发挥。这个时间点是1880年。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问题中，有一个问题，人们有时会绕它而过，不加评论；而有时又会在相当词不达意的、往往使事情混乱的种种暗示中对其加以阐述。我回想起与已去世的艺术家弗拉基米尔·魏斯贝格[169]的一次“理性的”长谈。他是一位崇拜斯宾诺莎和亵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通，正因为这一点，当时是很难把问题理出头绪来的，可是弄出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斯梅尔佳科夫本人的说法。不过，后来弄清楚了，这里所谈及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还有另一个例子。有位名为尤里·纳吉宾[170]的——他是何许人也，没有介绍的必要——虽然他的思想已是不仅仅深深根植于莫斯科的条条胡同和那清水塘中，也深植于俄罗斯文化之中，但突然间来了一通临死前的愤怒的痛骂（中篇小说《隧道尽头的黑暗》），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全体俄罗斯人民犯有恶毒的反犹太主义之罪。
对我们来说，这个话题是具有原则性重要意义的。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犹太人民的敌人，那么，他那负有服务于人类统一使命的俄罗斯思想，便是一文不值。让我们去注意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说的。“在我的内心里，这样的仇恨从未有过。并且，那些熟悉我的犹太人……也知道这一点……我……从一开始且在不做任何辩解之前，便在一劳永逸地清除着这个指控，为的是今后不再特意提及此事。”[171]恰恰相反，他一直在谈论和书写道，所有那些“为仁爱与正义所要求的事物，所有那些为人性和基督教戒律所要求的事物——所有这一切，也应当为犹太人而做出”[172]。
首先，这里谈及的是关于犹太人的完全、彻底的权利平等。陀思妥耶夫斯基曾断言，在俄罗斯人那里，不存在反犹太人的、特别是反对他们的宗教信仰的偏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抗议的，只是有另一类犹太人时而与俄罗斯人民的压迫者联手，并且他们自己也已经变成俄罗斯人民的压迫者（即放高利贷、进行有罪的贸易，等等）。他也不接受犹太人（特别是那些受过教育的犹太人）对待俄罗斯人的那种高傲态度，并期望这能很快消失。“……如果说，犹太人对待俄罗斯民族所持有的这种惯常的‘病态的厌恶’，只是一种偏见、一种‘历史赘生物’，而不是隐藏在他的律法与制度的某些深奥得多的秘密之中，那就让所有这一切都快快消逝吧！就让我们同心同德、完全情同手足地走到一起吧，为了互帮互助和为了效力于我们这个地球，效力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祖国的伟大事业！而为俄罗斯人民做担保，是可以的：哦，俄罗斯人民是会接纳犹太人与自己结成完全兄弟般的联盟的；尽管在信仰方面存在着差异，也会完全尊重这一差异存在的历史事实。但是，归根到底，要达成完全的兄弟般的团结，是需要来自双方的手足之情的。”[173]
俄罗斯思想，据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见，要求以所有民族无一例外地团结一致为先决条件。“我们将会第一个向世界宣布：我们期望不是通过压制不同于我们的异族的个性而取得自己的巨大成功，而是正相反，我们仅仅将所有其他民族最自由、最独立的发展和与他们的兄弟般的团结一致视为自己的巨大成功；相互补充，将他们所固有的特性与我们嫁接在一起，并且也将取自我们的枝条分予他们做嫁接；与他们进行心灵与精神的沟通，向他们学习，亦向他们传授；如此这般，直至人类因诸民族的举世交往而渐渐丰满充实，达成普天之下的团结一致，如同一株伟岸、繁茂的大树，以自身荫庇着幸福的大地。”[174]
俄罗斯思想构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两部长篇小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基础。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常被人们拿来与《纯粹理性批判》相比照。第一位做此种比照的，是德·梅列日科夫斯基。用他的话来说，“伊万·卡拉马佐夫的魔鬼曾是于己不无益处地通读了《纯粹理性批判》”[175]。雅·戈洛索夫克尔[176]曾就此撰写出一篇专题研究著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康德：一位读者对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和康德的论著〈纯粹理性批判〉的思考》。据雅·戈洛索夫克尔所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熟知《纯粹理性批判》的反题，亦对这一反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并且在或多或少地迁就于它的同时，还在小说的一些悲剧性情节中发挥了自己的一些论证”。雅·戈洛索夫克尔说服人们相信，在康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发生了一场一对一式的不共戴天的决斗——“一场已在人类思想史中留下印记的极为天才的论战之一”[177]。
话说得漂亮，不过，需要做出重大的修正：论战是臆想出来的；无论有多少差异，康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不是截然相背之人，而是在许多方面的志同道合者。雅·戈洛索夫克尔弄错了，他显然是将康德与另外一个什么人混为一谈。也许是与黑格尔相混淆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总是对他严厉责备：“黑格尔，这个德国的臭虫，曾打算在哲学中调和一切。”[178]那个意欲在某种抽象的知识体系中获得真理的思想，曾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愤怒。针对黑格尔的那句格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针对这个历史上的关于理性的概念，他用一个同样坚决的论点来与之相对抗：“关于全球的历史，什么都可以说明白；所有只要能进入到脑海最混乱的想象中的，都可以说明白。但是，只有一点是说不明白的——合理的东西。您将会一张嘴便呛着。”[179]黑格尔将摧残“另样的无辜小花”的权力给予了世界精神（它具体体现在那些伟大人物们身上）。长篇小说《罪与罚》便展示了由此会发生怎样的不测。
康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哪方面存在着思想的一致？他们在一个要点上走到了一起，即在自由人格的观念方面。康德的立场是：自由是义务的遵守，而义务的简要定义，便是使他人幸福。现在再让我们来听一听陀思妥耶夫斯基怎样说：“难道在没有人格的人那里能有拯救行为吗？恰恰相反，恰恰相反。要我说，不仅不应当做一个没有人格的人，还恰恰是应当成为一个有人格的人，甚至是较西方订立的标准要高得多的最崇高级别的人格。请您这样理解我：自愿地、完全自觉地和没有任何强迫地为众人之利而自我奉献全副身心，在我看来，是人格的最高等级的发展、人格的最高等级的强大、最高等级的自控、最高等级的个人意志自由的标志。自愿为所有人捐弃自己的性命、赴汤蹈火，这只有当个人得到最强大发展时，方能做得到。获得了强大发展的个性，完全相信自己拥有作为一个个体的权力，已经不再因自己而心怀任何恐惧，不会使自己这个个体被拿来作任何它用；也就是说，除了将个人奉献给大家，为的是使其他的人们也成为如此这般自治和幸福的个体之外，已是再无它用。”[180]
诚如尼·别尔嘉耶夫所洞察到的那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存在着“钝化了的个体感”[181]。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对康德那一系列“批判”之作予以逐字逐段的深究细考，但是，康德的理论精髓，不仅是经由迂回的路径（即经由席勒），也以直接的路径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他那里。他们饮用着同一个源泉之水，这源泉的名字便是《圣经·新约》。他们在对基督教伦理道德所做的理解之中走到了一起。
耶稣基督的宗教，无论在康德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都是个性最高道德标准的具体体现。关于这一点，康德那些伦理学著作中，便有论及。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性杰作《宗教大法官传奇》亦论述了这个问题，并补充了一些不为康德所知的细节。
传奇的情节始于中世纪。假若耶稣再次降临大地，也许背叛他的，会是天主教徒，并且也能将他钉上十字架。伊万·卡拉马佐夫对这一主题展开想象：十六世纪。塞尔维亚。在国王和朝臣们出场之前，在人们汇集的地方，一下子烧死了许多异教徒。基督耶稣静静地、悄悄地显现了，但人们马上认出了他。认出他的还有那位宗教大法官、刽子手红衣主教和屠杀行为的理论家。宗教大法官发出了逮捕令，而后来，在监狱中，他又当着耶稣的面做了一番有罪指控的告白式演讲。他指控这位外来人：由于他宣布了自由，他便使人们变得不幸福，因为，对一个人而言，从来没有任何东西比自由更令其难以承受了。
宗教大法官提醒耶稣回忆魔鬼曾在荒野中如何诱惑他把石头变成面包那件事。他若是真那样做了，人类便会追随在他的身后，就像一群感恩和驯服的牲畜一般。“但是，你不打算使人类失去自由并拒绝了那个建议，因为，你思考过了：如果那顺从是用面包贿买来的，这究竟还算是什么自由……你可知道，几个世纪过后，人类将通过自己那些绝顶聪慧的智者和学者之口布告天下：罪恶行径没有了；因此，也就没有了罪过，而有的只是饥饿的人们。‘请先给我们吃的，然后再要求我们行善积德！’——这是人们将要写在那面旗帜上的口号。那是一面人们将会树立起来与你对抗的大旗，而你的殿堂也将会被这面大旗所摧毁。”[182]
为获得天堂的面包而动的人，将会是成千上万；而那些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的无力为了天堂的面包而藐视尘世的面包的人们，又当如何？那刽子手说服人们相信（也许他是真心相信），在他看来，征途并不难。尽管他们品行不端，是些暴民，但是，最终恰恰是他们会变得俯首帖耳。“在成为他们的首领之后，我们便已约定废除自由并对他们实施统治。因此，他们将会对我们叹服不已并会把我们视作神灵，因为，成为自由的人，这最终是会令他们感到可怕的！但是，我们将会声称，我们是服从你的并且是以你的名义在进行统治。我们又要骗人了，因为我们已经不会放你回去了。就是在这欺骗之中，也会有我们的痛苦，因为我们将必须去说谎。”（与康德一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说谎话是最为严重的过错。不可以说谎，哪怕是“出于仁爱”。首先是不要对自己本人说谎。说谎是万恶之母。谎话会产生恐惧。如果你们已经开始思考应当做什么的问题，那么，为了有个良好的开端，请你们不要说谎！）
宗教大法官指责耶稣没有对人类因崇拜对象而产生的长期苦恼给予报答。“这些可怜的造物们所忧虑的，不仅是要探明我或者是他人应该拜倒在什么面前，也是要探明使所有人都信他并拜倒在他的面前，且是一定要使所有的人都一齐拜倒在他面前的究竟为何物。正是这种对共同崇拜的要求，才是每个人个人的和整个人类的自古以来最为主要的痛苦。由于共同崇拜的缘故，他们刀枪相见，相互杀戮……直至世界的末日，甚至是在世上众神都消失了的时候依然如此：反正人们是会拜倒在偶像面前的……”
宗教大法官对耶稣重复说道：在世人那里，最令其痛苦不堪、劳心费神的事儿，莫过于找到能尽快将自己的自由托付于他的人了。而能够掌控人们自由的，只有那种能使人们的良心得到安宁的人。“在尘世间，有三种力量，三种卓绝的力量有能力为了这些势单力薄的暴民们的幸福而永远地战胜并俘获他们的良心。这三种力量便是：奇迹、神秘和权威。”[183]
基督拒绝了魔鬼的这三个诱惑。他拒绝制造奇迹，即将荒原上的石头变成面包；拒绝掌握神秘，即从殿堂的屋顶向下跌落，以便天使能将他托起并带走；他也拒绝了最高权威，即统治尘世所有王国的权柄。信仰不需要证明，这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福音寓言所做出的诠释。“在信仰方面，任何证明也无济于事”——“魔鬼”，即伊万·卡拉马佐夫那颗病态的良心提醒他道。[184]“这里什么都不可以证明，”——佐西马长老坚定地主张道，但又补充说，“而信服是可以的……借助积极的爱的经验来信服。努力去积极地和不倦地爱你们的亲人们吧。随着你们在爱中取得成就，你们便将会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将会相信你们的精神的不死。”[185]
这番推断的过程，在总的特征方面是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及其晚些时候的论著中所表达的内容相吻合的。康德拒绝了对上帝存在做逻辑证明，拒绝了传统的信仰基础——奇迹、神秘和以权威为基础的天赐。康德是在其哲学之路的最后一段历程中，开始意识到爱是道德养成的一个要素，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是在一开始的某一时段便有了这样的意识（不是在谢苗诺夫练兵场上等待刑罚的时候吗？那时，生存只剩下“不超过一分钟”的时光）。康德因其所经历的道德革命而学会了尊重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学会了去爱人。不仅是爱群体中所有的人，爱整个人类，也爱那些独处的、旁立的人。而这后一种爱，不管多么令人费解，却是特别难以做到的。
“他说，我是爱人类的，但是，我也对我自己本人感到诧异：我对整个人类爱得越多，就对作为个体的人，即一个个单独的人爱得越少。他说，我在种种憧憬之中经常会生发出要效力于人类的强烈意愿。也许，我真的应当为了世人而去受苦受难，假如突然之间有这样的需要。而与此同时，我又不能够同任何人在一个房间里度过两天时光。关于这一点，我是从经验中得知的……他距离我稍微近一点，他的个性便已经会令我的自尊感到压抑，使我的自由受到限制。在一昼夜之间，我就能对一位甚至是最好的人产生憎恨：或者是因为他长时间地进餐不止，或者是因为他患有鼻炎，不停地在擤鼻涕。显然，我正在渐渐成为世人的敌人，接触我的仅有那么几个。然而，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即我对那些单个的世人越是恨，我对整个人类的爱便会变得越发炽热。”[186]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便是被曲解的人道主义意识的自白（《卡拉马佐夫兄弟》）。
宗教大法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爱世人的。他也了解他们的弱点。在他的眼前正在出现一个“新秩序”的诱人的前景。在这个新秩序之下，被剥夺了自由的千百万人民大众，将会乐于为统治精英们的福祉而躬身效力。“是的。我们将迫使他们工作，但在工作之余，我们将会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得如同儿童游戏一般，伴随着儿童歌曲，大家一起歌唱，还有纯情的舞蹈。哦，我们将准许他们犯错。他们软弱无力，并且他们将会像孩子一般爱我们，因为我们将准许他们犯错。我们将对他们说，任何过错都将会得到原谅，如果那过错是经过我们准许犯下的；我们现在准许他们犯错，是因为我们爱他们；因这些过错而受到惩罚，那就由我们来承担吧。而他们将会把我们当作在上帝面前替他们承担过错的恩人来崇拜。并且他们将不会有任何不为我们所知的秘密。我们将准许或禁止他们与妻子或情人生活在一起，可以或者不可以拥有孩子——所有的一切，都依据他们是否顺从而定。因此他们将会怀着愉快和高兴的心情服从于我们。他们良心上承受着的种种最折磨人的秘密，即他们提交到我们这里的一切问题，我们将会全部予以解决。他们会相信我们的解决办法，因为我们的办法会使他们从解决个性与自由问题这个巨大的忧虑和现今所面对的种种可怕的磨难中解脱出来。”[187]
不为康德所知的那些社会—心理学奥秘，展现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这并不奇怪：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两者之间，有着正好一百年的时间间隔。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视野，至少超前了半个世纪。他关注的是天主教，但预见到了20世纪的社会神话。这一神话将人类从空想，即良心中解脱出来；将责任悉数诿于“领导者”；在普遍苦行主义的限度内，准许一些微小过失的发生。康德还确信，基督教已经随着过时的权威主义而终结。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已经预感到：自由个性思想的危险出现了。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东正教与天主教和世俗化了的过时的说教相比照，关注的是仁爱的具体表现。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东正教便是“如耶稣一般总是在蒙受着苦难的”俄罗斯人民的命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就是俄罗斯的形象，就是那些在俄罗斯生活的无助的、被侮辱、被迫害的人们的形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与智慧与他们在一起。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论普希金的演讲中，最为彻底和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伦理纲领。在这位诗人的创作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辨识出三个时段，其中每一时段均以俄罗斯人个性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塑造被标识出来。首先，这便是“无安身立命之地的漂泊者”。《茨冈人》中的阿列哥，以及奥涅金、施瓦勃林，便属此类。这是出身于有教养的社会、失去了根本、与人民的生活没有关联的人。他如同一根茅草被风吹来吹去，而他随身带来的则是灾难、破坏、死亡。他可能会为心灵和谐的不在而感到忧郁，却完全没有想象到这和谐为何物和如何达到这种和谐。灵魂的获救，他多半是寄希望于外力；而内心的、道德的主见，在他那里并不存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类人很了解，他在自己周围就能看到这类人，并能洞悉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几乎在他的每一部长篇小说中，都有类如“流浪汉”这样的失去了脚下土地的形象。在卡拉马佐夫三兄弟中，属于这一类型的人物是伊万。他这位受过教育的诡辩者，徘徊于精神矛盾的黑暗之中，在那里迷失了方向并正在失去理智。这类人物仅仅将自己的人民视作一种“材料”，可结果是，他们自己竟成了构成恶势力的材料。
在长篇小说《少年》中，俄罗斯化了的日耳曼人克拉夫特，曾如数学演算式地“计算出”“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命定要为更为高等的种族充当素材，而在人类的命运中不会具有独立的作用”[188]。克拉夫特说服人们相信：“那个让人们联合起来的主意完蛋了。所有的人正集合在大车店里，准备着离俄罗斯而去呢。”[189]实际上，丧失了方向标的人，正是克拉夫特自己，这也正引导他走向自杀之路。
普希金的“漂泊者”在故乡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一个异乡——对那些被迫与故土分离的人们而言如同一方乐土的“美国”——的主题正在形成。美国，是个没有精神性的化身，俄罗斯人在那里会感到不舒服。克拉夫特和斯维德里盖洛夫（《罪与罚》）在自杀之前，都曾在美国四处游荡；基里洛夫和沙托夫（《群魔》）也到过那里，前者从那里返回，准备对自己下手；后者正相反，留居大洋彼岸变得对他有好处，为他洗了脑，他学会了热爱故乡的事物。米佳·卡拉马佐夫明白：从苦役服刑地逃出后，只能去美国，但是，一想到这些，是多么令他心生厌恶啊（“这就是我瞎想的，并且我断定：如果说我将要逃跑，甚至是要带上钱和护照，甚至是要逃去美国，那就是还有一个念头在鼓舞着我，即我不是为了寻求快乐而逃跑，不是为了寻求幸福，而实在是为了寻求另一个苦役服刑地，一个也许不会比这个更差的服刑地！……而对这个美国，见它的鬼去吧，我现在已经是憎恶了……我真的将会在那里咽了气！”[190]）。就连那位头脑不机灵的科利亚·克拉索特金（《卡马拉佐夫兄弟》）也深信不疑：逃离祖国是一件卑鄙、愚蠢的勾当。
在论普希金的演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发出的“顺从”，即“醒悟”的呼吁，是诉诸俄罗斯的“漂泊者”的。“顺从吧，高傲的人”[191]——那意思就是：“醒悟吧，无聊的人”，干点儿正事儿吧，在故乡的田地上干点儿活吧。“通过劳作去赢得上帝吧”——沙托夫这样告诫斯塔夫罗金[192]。
医生之责，不只是做出诊断，还要治愈病人。作家亦不能局限于对社会病患的描述；探索符合道义的理想并使其成为全民的精神财富的人，才是伟大的人。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成年时的普希金，便在故乡的大地上找到了自己的理想。他塑造出坚定地站立在自己土地之上的人物典型——塔吉亚娜·拉林娜。“这个典型已经被塑造出来，它是个典型，不可以对它提出异议，不可以说它是臆造出来的，说它只是诗人的幻想和理想化……在普希金那里，到处都能听到对俄罗斯性格、对他的精神能量所持有的信心，而只要是信心，那自然也就是期望，就是对俄罗斯人所抱有的巨大期望。”[193]
但是，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真正的“普希金的功绩”的，是在他的诗歌中有着熠熠生辉的全球性思想。因为，“俄罗斯民族性的力量，除了在自己的最终目标中追求全球性和全人类性之外，别无他物……哦，欧洲各族人民也不了解他们对于我们是多么珍贵！且在日后——我对这一点有信心——我们，也就是说，当然不是我们，而是未来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人民，将会全体一致地领悟到，成为真正的俄罗斯人，正是意味着渴望将和解引入欧洲的种种矛盾之中”[194]。
陀思妥耶夫斯基谈起过未来。他通过自己的主人公韦尔西洛夫（《少年》）之口表明，他注意到在俄罗斯，“一个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的、最高等级的文化类型——对所有人的普世性热心关注，正在形成”[195]。这种“普世性的热心关注者”，源自俄罗斯“乡土派作家”：对故土的眷恋越是强烈，那情感便会越快地转化为对一种观念的理解，即祖国的命运与整个世界的命运是不可分的。渴望安排好整个欧洲的和整个世界的事务的志向，作为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俄罗斯人特征，亦是由此而来。
“一位法国人可以为之效力的，不仅是自己的法兰西，甚至亦有人类，只是在这样一个条件之下，那便是他将依然是个最法国化的人；英国人或德国人亦然。只有俄罗斯人，甚至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在将要做出全面总结之前很早的时候，就在他最欧洲化的时候，他方才获得了逐渐成为最俄罗斯化的能力。这便是我们不同于所有人的最重要的民族差异……俄罗斯绝不是为自己而生存，而仅仅是为一个欧洲而生存。”[196]这便是弗洛伊德归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所谓的“心胸狭隘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面貌。
在长篇小说《少年》的手稿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俄罗斯贵族，如同是世界公民和全人类之爱的预言家。这是历史进程嘱托于他的。是彼得大帝打开了他们面前的视野……”[197]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谈到的“贵族”，指的不是一个阶层的属性，而是一种文化水准，一种精神状态。在对待阶层态度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没有偏见，也没有幻想。作家是在揭示世袭贵族的衰败与蜕变。实际上，长篇小说《少年》和《卡拉马佐夫兄弟》讲述的也是这一过程。公爵索科利斯基，已成为一个刑事犯；而真正的精神贵族，则是昔日的农奴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多尔戈鲁基。他的姓氏是公爵的姓氏，他的思维、他的举止也是公爵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憧憬着全体俄罗斯人民都将成为贵族的那个时代。
这里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同于托尔斯泰的根本区别所在。后者曾呼吁社会最高阶层降尊至最底层，呼吁“平民化”；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视这种“平民化”为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粗浅化。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诉诸托尔斯泰，但在根据他的纲领做出论断时曾断言，“平民化”的努力，不过是一种装束的改变；您最好还是将农夫提升到您那样的复杂程度。
使农夫“贵族化”，这是与使地主“农夫化”一样的乌托邦。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个乌托邦中，有着健全理智的火花，那里包含着强化人民教育与培养的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晚年托尔斯泰不相信科学的那种错误观念。知识就是力量与光明，知识应当成为人民的精神财富。“识文断字，首先是予以强化的识文断字与正规教育，这就是唯一的拯救办法，就是目前仅存的和目前应当采取的唯一进步的举措。”[198]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是个科学家。他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科学的，将其视作认识自然规律的手段，而不是将其全部都视为人类的真理。
陀思妥耶夫斯基意识到自己是个乌托邦主义者：“爱和真正的教育，是一项伟业。这就是我的乌托邦”[199]。与此同时，他对自己这一理想的现实性和可行性，也抱有信心：“除此之外，我不想有另样的思想与生活。我们的全部九千万俄罗斯人，或者不管他们将会是多少，都将会是受过教育的和有修养的、人性化的和幸福的……除此之外，我不想有另样的思想与生活。一个思想与光明的普世王国，将会降临，且将会出现在我们俄罗斯，或许将会较之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快地出现。”[200]
陀思妥耶夫斯基势必会听到针对施教于俄罗斯人的志向所提出的批评性的异议：如此一来，他们将会变成类如现在生活在西方的那种“中等欧洲人”；人类也将丧失自己的民族多样性；统一化将导致衰败。对这一责难做出回应的，是关于聚合化的学说。这一学说要求以个体的不可重复性为前提。在这里，个体便是诸民族。
前面引自韦尔西洛夫关于“将要做出全面总结”之时的那段意味深长的独白，意味着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怀疑这样的时刻将会到来。在《圣经》中，正是这样记述的——基督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最后的审判、逝者的复活、人类的统一与改观。“……有一种未来的、天堂的生活。它是什么样的，它在哪里，在哪个星球上，是在最终的中央之地？即在全面聚合的天地中，即在上帝的怀抱中？——我们不知道……关于我们将会是怎样的生物，我们也没有概念……”[201]“历史终结”的期限，只有上帝知晓，人类没有被告知，他只被给予了信仰。
劳特是对的，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历史观做出了极其宽泛的诠释。“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的？在他的世界地图上，世界历史被含括在宇宙历史的更为广阔的进程之中。而宇宙历史，则正在由上帝用创造行动开启并导引着方向。”[202]社会发展的那个难以企及且诱人的目标，便是耶稣基督，是“人类亘古以来的理想”（1867年8月16/28日致阿波隆·迈科夫的信）。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纲领可否施用于日常生活？它不是抽象的、与实际生活完全不相干的祝福的套话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确信，我们地球的存在，不只是恶与暴力的王国。《可笑之人的梦》讲述的，正是改造此岸生活的可能性。这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一位平庸的、不相信任何事物的进步党人——虚无主义者，在一个昏暗的、秋日的傍晚，做出自杀的决定。他把上了膛的手枪放在自己的面前，不经意间竟然睡着了。他还梦见自己实施了自己的决定，当然，子弹不是冲着脑袋射出去的，而是直接射向了心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正是意味着一个人的内心的死亡）。他还梦见了自己的葬礼和下葬过程。在坟墓里，他开始感到忧郁，于是便向最高之力请求自由。结果，他来到了一处“新天地”，那里居住着天真无邪的人们，他们生活在对所有生物，即对自己的同类、对各种动物、各种植物，甚至对其他一些世界的热爱之中。“我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地球上见到过这样的人类之美。也许只有在我们的孩子们中，在他们最初的幼年时光里，方能见到这种人类之美那遥远的，甚至也是微弱的余晖。”[203]但是，灾难发生了：我们的这位“进步党人”教唆天堂的居民们走向堕落。他教唆他们说谎。他们尝到了“谎言之美”。接下来，性欲的冲动产生了。性欲冲动滋生出嫉妒，而嫉妒又滋生出残忍。“很快，便有第一滴鲜血喷洒出来”，这导致了相互间的纷争与分离，也就是说，我们众所周知的全球历史开始了。他们喜欢上了悲伤与痛苦，变得恶毒起来，然而，突然之间，人们开始谈论起兄弟情谊和仁爱之心。他们成了有罪之人，却想起了正义，而在这之后又发明了断头台。他们再也不想回到天真、幸福的状态了。他们因成为恶人和不义之人而经受着痛苦，然而他们对自己关于这一点的认知给予了最高的评价：“……我们有科学，并且借助它我们将会重新找到真理，但那时我们已经能够有意识地运用它了。认知高于感情，对生命的认知，高于生命。科学给予我们智慧，智慧会发现规律，而对幸福的规律的认知，高于幸福。”[204]
那位“可笑之人”在苏醒之后，将会以一个经过改造的人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我看到了真理——他高喊道——我看到了并且知道了人们是可以成为美好的和幸福的，同时也不失去在地球上生存的可能。我不打算，也不能够相信能使恶成为人们的正常的状态。”[205]这位主人公不知道应当如何在地球上构建起一座天堂，并且显然，那些为达到天堂般生活所需的所谓“科学的”方法，他也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福音书中的那条古老的准则：爱他人如同爱自己；且这是最重要的。爱，并且只有爱！
有全部的理由相信，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看到了真理”，那不仅是在他自己的幻想中、在自己的理想中，也是在周围的现实中看到了真理。他那些正面的主人公，被他塑造成一位位真实的、有爱心的、理应受到爱戴并生活于爱之中的概括性人物形象。这不是像那位——如洛斯基所指出的——完全“远离人类理想”[206]的梅什金公爵一样的人物，而是一系列极其美好的人们。首先应当忆起的，是那些在生命的最初年间被赋予了纯洁的善良与爱的孩子们；还有那些青年们——“俄罗斯的男孩子们”（即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和他周围的那些人）；这也是一些老者们——佐西马（《卡拉马佐夫兄弟》）、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少年》）、吉洪（《群魔》）；这是一些圣洁的俄罗斯女性——索尼娅·马美拉多娃（《罪与罚》）、索菲娅·多尔戈鲁卡娅（《少年》）、薇拉·列别杰娃（《白痴》）；还有农夫马列伊、士兵达尼洛夫和许许多多与魔鬼性情格格不入、心胸开朗、过着正直的生活、坚定地立足于大地之上的其他一些人。
另有读者会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出他那个时代的富有表现力的人物形象，这很好。可所有这一切与今日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百余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风尚不同了，问题也不同了。
俄罗斯经历了一场场骇人听闻的动荡，在这些动荡过程中，民族文化积层几近完全被毁，生产力蒙受巨大损失。尽管如此，俄罗斯人民依然在20世纪成就了一件丰功伟业（达到前所未有的“普世回应”的高度）——战胜法西斯。而现如今，有些人正试图将这一伟业忘诸脑后。所谓的“现代世界”，其存在只是得益于这件丰功伟业。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政治上的胜利，亦是道义上的胜利。获胜的，是在这场殊死斗争中表现并捍卫了自己的独特性并将许多民族从人身灭绝中拯救出来的那个民族。
除了战胜法西斯之外，俄罗斯的独特性，首先是东正教，还取得了一个不露形迹的胜利。俄罗斯人民在饱受“魔鬼性情”之苦后，慢慢地、在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将其从自身中清除，重新回归到那些传统的生活原则上来。
今天，有人说：俄罗斯输掉了世界；人民沦为赤贫；而“中等欧洲人”则正在成为许多人效仿的榜样。但是，在与占领状态别无二致的一片荒芜之中，正迸发出一缕精神之光；对传统价值的渴望得到加强；东正教与其怜悯、回应和普世的爱的种种理想，正在获得越来越明显的特征。人们在困苦中相互同情，在家庭与信仰中寻找着慰藉。市场无界限的虚无主义沉渣，也没能毒化民族亲情的源泉。如今，“中等欧洲人”（如果他们是稍有一点修养的），对俄罗斯的精神经验正表现出活跃的兴趣。他们在阅读并崇敬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相信，他“看到了真理”，并且也愿意接受那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