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在一个最不齿旧束缚也最不缺新东西的年代做哲学研究，算是件既有趣也累人的事情。因为新思想与新理念的生产速度往往比我们的脑子转得要快，大量五花八门的“后现代”“后马克思”“后殖民主义”之类的思潮汹涌而至，常常是前一波的模样还未端详分明，后一浪已经带着油墨香漂洋过海来到跟前。然而看多了以后，我最经常也是最愿意去做的一件事情倒是反过来做逆溯式的思想史寻根，往深里去看一看今天这些貌似十分时尚潮流的新东西，究竟是怎样从思想史的旧土壤里一步一步地生发出来的。放严肃一点来说就是：我更愿意去完整地看一看，这些新东西的历史性缘起究竟是什么？我始终以为，倘没有认真走一趟思想史上逻辑寻根的全程，我们必定无法在一种简单的垂直性上真正对这些新思潮进行一番学术性的科学透视和准确把握。例如，若不去了解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和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不了解列斐弗尔和德波的日常生活异化说以及景观社会理论，当然还必须包括晚年拉康的真实域之说，恐怕就很难准确把握晚期鲍德里亚提出的作为当今世界本质的“拟像”“真实的谋杀”一类命题，更不用说真正去弄懂晚期鲍德里亚文化批判的理论实质。因此，从光怪陆离的新东西里抬起头来，认真补上早先的一些重要思想史环节，实现一种具备历史感的纵向思维和眼光，将是当前学界这一类前沿性研究中首先必须完成的基础性工作。眼前这本由南京大学张新木教授重译的第二版的居伊·德波的名著《景观社会》（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2]，正是当代西方文化思想史和后马克思思潮中不可或缺的学术缺环之一。毫不夸大地说，《景观社会》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逻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断裂。在这部成书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文本里，德波将马克思曾经面对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物化现实抽离为一幅离裂于物质生产过程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性的总体视觉图景；而马克思所指认的市场交换中已经颠倒为物与物关系的人与人的劳动关系，也被再一次虚化，成为商业性影像表象中呈现的一具伪欲望引导结构。这，就是社会景观现象。德波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景观是人们自始至终相互联系的主导模式”[3]。固然，对于景观的这种被制造性，人们也是心知肚明，却始终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以致将自己本真的社会存在忘了个一干二净。用德波的话说，这是一种新的“分离”（异化）关系。由此，马克思的经济拜物教批判转变为一种景观拜物教批判。总体而言，这是一本以社会批判和文化证伪为主题的论著，书中并未集中体现德波和情境主义所提出的“日常生活革命”和建构艺术“情境”一类的变革以及替代性社会改造方案。客观地说，相对于阿多诺奠基的否定性的方法论构件而言，德波开启了通达后马克思思潮的另一条重要现实路径。德波之思，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鲍德里亚、凯尔纳、阿甘本等人。[4]旁的不多说了，在此文中，我希望能概要地介绍一下德波和情境主义国际的基本情况，以及《景观社会》一书中有关景观批判的要点。
一
居伊-埃内斯特·德波（Guy-Ernest Debord，1931—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的创始人。1931年12月28日，德波出生于巴黎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经营一家药店，这使德波拥有了一个丰裕殷实的童年。然而好景不长，在德波5岁上，父亲就因病去世，家道也从此中落。1942年，德波进入波城路易·巴尔图公立中学（Lycée Louis Barthou）读书，他获得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份正式学历和文凭。从此，德波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一场作为职业社会活动家和艺术家的曲折人生。他热衷于文学，特别是对《马尔多罗之歌》的作者洛特雷阿蒙很是着迷。这位后来深远地影响了超现实主义的著名诗人也在无意之中完成了德波思想的启蒙。法国解放后不久，德波一家又迁居戛纳。可以说，青年德波最初的哲学思想缘起于对超现实主义的迷入，这也是20世纪众多欧洲另类思想大师共同的思想开端。他于1957年组建情境主义国际，主编《冬宴》（Potlatch）、《情境主义国际》等杂志，主要代表作有：电影《赞成萨德的嚎叫》（Hurlements en faveur de Sade，1952）、《城市地理学批判导言》（Introduction à une critique de la géographie urbaine，1955）、《异轨使用手册》（Mode d'emploi du détournement，与乌尔曼[Gil Wolman]合著，1956）、《漂移的理论》（Théorie de la dérive，1956）、《关于情境建构和国际情境主义趋势的组织及活动条件的报告》（Rapport sur la construction des situations et sur les conditions de l'organisation et de l'action de la tendance situationniste internationale, 1957）、《文化革命提纲》（Thèse sur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1958）、《定义一种整体革命计划的预备措施》（Préliminaires pour une définition de l'unité du programme révolutionnaire，与康泽斯[Pierre Canjuers]合著，1960）、《日常生活意识变更的一种视角》（Perspectives de modifications conscientes dans la vie quotidienne，1961）、《关于艺术的革命判断》（Pour un jugement révolutionnaire de l'art，1961）、《关于巴黎公社的论纲》（Sur la Commune，与瓦纳格姆[Raoul Vaneigem]合著，1962）、《对阿尔及利亚及所有国家革命者的演讲》（Adresse aux révolutionnaires d'Algérie et de tous les pays，1965）、《景观-商品经济的衰落》（Le déclin et la chute de l'économie spectaculaire-marchande，1966）、《景观社会》（1967）等。1973年，德波根据自己的《景观社会》一书拍摄了同名电影。[5]1988年以后，德波写出了半自传体的著作《颂词》（Panégyrique，1989，1997），并继续完成了其《景观社会》的姊妹篇《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Commentaires sur la société du spectacle，1988），进一步完善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1994年，德波与布丽吉特·科尔南（Brigitte Cornand）合作，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电影《居伊·德波——他的艺术和时代》（Guy Debord, son art et son temps）。影片完成之后，当年11月30日，德波在其隐居地自杀身亡。享年63岁。
德波一生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1957年创立情境主义[6]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1957—1972），二是完成这部著名的《景观社会》。前者成了德波一生从事文化革命实践的基地，后者则是他最主要的理论贡献。
首先来看看情境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是20世纪中后期欧洲非常重要的一波社会文化思潮，它既是直接影响欧洲现当代先锋艺术和激进哲学话语的重要思想母体，也是《景观社会》一书的直接实践母体。在法国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中，作为一种批判的艺术观念，情境主义在西方近现代历史进程中第一次成为所谓的新型“文化革命”的战斗旗帜。情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除了我们这里介绍的德波，还有瓦纳格姆、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等人。[7]我发现，情境主义思潮其实深刻地影响了后来在后现代语境中格外活跃的几个显要角色，其中包括鲍德里亚，以及作为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哈维和凯尔纳等人，也是当代消费社会批判理论、后现代思潮的关键性学术资源。
情境主义国际成立之初，沿袭了很深的文学和先锋派艺术根源或者说传统。这些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等欧洲先锋艺术运动，它们通过几个后起的先锋派团体的理论与实践，直接注入情境主义国际。上述先锋派团体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生发出情境主义国际的早期观念，一举奠定了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此间所说的这些先锋团体主要是指：实验艺术家国际（The International of Experimental Artist）、字母主义运动和字母主义国际（Letterist Movement and Letterist International）和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n Imaginist Bauhaus）。它们的形成大都与当时欧洲独特的社会历史情境紧密相关，尤其是与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内部频频爆发的社会经济危机，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笼罩欧洲大陆的悲观情绪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都秉承了达达主义、未来派和超现实主义的传统，试图以各种先锋派艺术的方式反抗或改造异化了的西方社会现实。
实验艺术家国际拒绝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他们试图通过连续不断的实验来寻求一种原初的和更直接的表达形式，同时，他们还提出了创造一个新的城市环境的思想。康斯坦特（Constant）进一步发展了城市环境的概念，并将其注入情境主义国际。字母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伊索（Isou）则把都市青年人作为一个独特的阶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个阶级尽管是被剥削的和未被充分重视和代表的，但因为尚未为家庭和工作所累，他们游离于市场之外，有幸免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控制，因而享有相对超拔的自由。伊索的功绩在于第一个看到了这个非传统“阶级”的革命潜能。以上观点在马尔库塞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字母主义国际把业已由字母主义运动提出的建筑和行为理论付诸实践，并进一步阐释了“总体都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概念。这一概念的起点是如下一种理念：建筑会直接影响居住在建筑之中的人的存在，并且这种影响远远超乎一般的想象。因此，关于建筑的批判性审视就成了生活批判的一条新途径。字母主义国际提出的另外一些概念，譬如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漂移（dérivé）和异轨（détournement）等，也都在后来的情境主义国际有所发展和运用。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也宣称，有必要根据“总体都市主义”，利用所有的艺术和现代技术手段来建构一个完整的城市环境，并且认识到在“总体都市主义”与未来的生活方式之间将存在本质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可见，以上各派别的思想存在很大的形似性，具体来说就是它们都提出变革当下社会现实的要求，并且各自的理论着力点大都在日常生活经验的批判上，并也都积极要求建构人的具体的生活情境（situations），以获得更加完善的生存状态。
理论上的共同之处和实践活动的需要，必然逻辑地牵引出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成立前夕由德波撰写的《关于情境建构和国际情境主义趋势的组织及活动条件的报告》。这篇报告开门见山：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必须被改变，情境主义就是要对这个束缚人的社会和生活进行彻底的解放和变革。德波在报告中简要论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问题，梳理并总结了各先锋派艺术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整理和提出了较为明确完整的情境和景观（spectacle）的概念、情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目标，包括其时紧迫的现实任务：“我们必须到处向主导文化展现出一种革命性的选择，调整目前正在进行但缺乏能被充分理解的观点的研究，并且，为了能够实现集体行动，通过批判和宣传来鼓励那些所有国家里最先进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与我们取得联系。”
至此，情境主义国际已经呼之欲出了！
二
1957年，字母主义国际与包豪斯印象运动国际合并，在意大利的国际会议上正式宣告成立情境主义国际。从此时算起，直到1972年宣布解散，情境主义国际的存在先后历时十五年。在目前可参考的资料中，根据情境主义国际思想发展及组织变化情况，学界一般把情境主义国际这十五年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957年—1962年的“先锋派时期”、1962年—1968年的“从分裂到革命”和1968年—1972年的“从革命到分裂”。
总体而言，在先锋派时期，情境主义国际致力于寻求艺术和政治之间某种新的结合。这期间，他们创作了大量各色各样的艺术-政治作品，如他们自己创办的杂志（由德波创办的情境主义国际的杂志《冬宴》和《情境主义国际》）、各种小册子、剪贴簿、演讲录音、会议、展览、绘画、建筑的模型和规划、电影、联合抵制行为、对景观文化事件的破坏，等等。在此之上，最为重要的是他们进一步明确和阐释了“建构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的概念。《情境主义国际》杂志的第一期就对该概念做了明确的定义：由一个统一性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而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这个定义同情境主义国际创立之前的“总体都市主义”思想渊源颇深（实际上，“总体都市主义”在情境主义国际初期的理论中仍是一个重要概念）。后来“情境主义”的概念就是从这个核心观念发展而来的。“情境主义者就是从事于建构情境的人”，他必须“从事建构情境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或者指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
在这个时期中值得一提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事件，即1960年举行的情境主义国际第四次会议。会上一方面对情境主义国际的组织模式进行了调整，即由原来各国分部“联合”的形式改为“中央委员会”形式；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个方面，即情境主义国际的理论及活动重心发生了第一次转移，会议将其基础纲要从原先的“总体都市主义”转换为“游戏的解放”。以他们之见，在高级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被解放的娱乐活动业已取代了被迫的工作和消极的自由时间之间的分裂，游戏问题成了对自由时间加以组织的问题。自由时间的解放是日常生活革命的前提和基础。马尔托斯（Martos）将这次会议视为情境主义国际的一个转折点，他认为，情境主义国际的整个历史是一个不断成熟的发展进程，即从艺术批判扩展到日常生活批判，再发展到对整个社会及其革命成果的批判。之所以说它重要，还因为自1961年的第五次会议开始，情境主义国际内部就逐渐发生了分歧，并最终在1962年出现分裂，部分情境主义国际成员被分离出去，于1962年3月组成第二情境主义国际（情境主义国际Ⅱ）。该次分离宣告了情境主义国际第一阶段的结束。
情境主义国际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此时，国际将其研究重点由创作艺术-政治作品转向发展关于景观的批判理论。1966年6月在巴黎举行的第七次会议上，国际的成员们讨论了一些革命议题，包括革命团体的组织问题、情境主义国际与当代革命力量之间关系的发展问题、革命和不发达经济等。当年，情境主义国际与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学生取得了联系，并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学生会的资助下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大学生生活的贫困——对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性别的特别是智力方面的关注及其补救的可行性提议》（De la misère en milieu étudiant considérée sous ses aspects économique, politique, psychologique, sexuel et notamment intellectuel et de quelques moyens pour y remédier）的小册子。起初，这个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学生现实生活的批判，后来渐渐扩展为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批判，情境主义国际也由此在激进学生中名声大噪。
1967年，德波的《景观社会》和瓦纳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几乎同时出版，两本书都详尽阐述了景观的概念——这个概念几乎在10年前就已出现，并贯穿情境主义国际后来的整个革命历史。我认为，这两本书在理论逻辑层面上将情境主义国际推向了学术巅峰。
以德波的《景观社会》为例，我们不难发现，《景观社会》直接受到了黑格尔、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影响。倘若对这一文本进行孤立的阅读，此书是极其艰涩含混的，但假使将其置入情境主义理论的整体背景来审视的话，它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显然有着独特见解。书中最闪光的思想是：资本主义业已超越了它的生产阶段，利用饥饿来实现对被剥削阶级的统治已经是资本主义上个阶段的陈年旧事了。这是哈贝马斯、鲍德里亚等人后来重点阐述的超越“生产之镜”一类论点的隐性理论前提。根据德波的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生产阶段发展到了一个独特的景观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生活的每个细节几乎都已经被异化成景观的形式：“所有活生生的东西都仅仅成了表征。”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的生存方式上已经从存在堕落为占有，那么景观社会则进一步把占有转变为外观。考虑到情境主义国际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主体的人的生产状态一直不减的积极关注和对人之异化状态所做出的强烈反抗的姿态，再加上当时各种复杂的社会危机，我们就很容易理解情境主义国际最终为什么会与即将到来的1968年法国“红色五月风暴”合流。
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是整个情境主义国际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在这次革命运动中，情境主义国际声誉日隆，甚至可以说达到了自身发展在现实中最辉煌的顶点。德波自己说，1968年的学生造反运动使《景观社会》“一举成名”。[8]20世纪60年代，战后的繁荣从某个角度上看推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但失业和低工资普遍存在。整个社会弥漫着悲观绝望的灰色情绪，在西方思想界的煽动和风云际会的世界政治局势的影响下，法国人甚至有些群情激愤。山雨欲来，一场现代社会条件下反抗主体异化的大革命可谓一触即发。“五月风暴”发生之后，情境主义国际也积极地参与到左派学生运动的革命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是，在研究“红色五月风暴”的一般文献里，人们大都将思想领域中的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列斐弗尔，政治领域里的托洛茨基、列宁、毛泽东、卡斯特罗、格瓦拉、胡志明等人作为精神领袖，很少提及情境主义国际及其成员的理论和实践贡献，但实际上，“五月风暴”中许多著名的标语出自情境主义国际成员之手，如“让想象力夺权”（瓦纳格姆）、“我们拒绝用一个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德波），等等，这些都成为革命重要的催化剂和精神标识。他们在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也看到了建构反对主体异化的情境的可能性。他们积极主张成立直接民主和自治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uncil）：当下的斗争就是要消除雇佣劳动、商品生产和政府。革命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自觉意识的历史，制止所有的分离和独立于个体存在的东西。“无产阶级革命已自发地在委员会中勾画出了自己的正确的形式……工人阶级现在知道了它的敌人和自己行动的适当的方法。革命组织不得不认识到不能再用异化的形式来反对异化了。”（《景观社会》）既然所有其他革命形式都导向自己目标的反面，那么工人委员会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就这一点而言，情境主义国际在理论上和革命实践上都是积极的和建构性的。
第三个时期，“从革命到分裂”。“红色五月风暴”失败之后，来自情境主义国际内外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暴露，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身“体面”的解散。革命的高潮终于过去，冷静下来的情境主义国际内部开始了沉闷而冗长的争论，并重新确定了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之后情境主义国际的发展方向。尽管根据情境主义国际自己的判断，“红色五月风暴”证明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正确性，但他们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革命实践方式尚未成熟。冷静的反思也容易消磨激情，在这种看不见尽头的深思中，情境主义国际也日益消沉下去。1972年，德波与人合作出版了《真正的分裂》（La Véritable Scission dans l'Internationale）的小册子，正式宣布情境主义国际解散。这本小册子中有这么一段话：不再有任何“国际”性的必要了，因为“情境主义者无处不在，他们的目标无处不在”。实际上，从此之后，德波的情绪也一路走低，再也没能高亢起来。[9]
三
以下，我们开始真正进入德波的《景观社会》文本。此书共九章，221节。初看起来，德波的文风颇有几分帕斯卡尼采式的味道。但与那种拒斥理性同一性的非逻各斯文本不同的是，《景观社会》有着自己明晰的理论逻辑结构。仔细端详，这本书看起来倒更像是某个理论学术文本未完成的写作提纲。篇幅所限，本文中我们具体只看作为德波此书中最重要内容的“景观”概念。
我认为，德波写作《景观社会》一书的理论意图其实相当显明，他希望以此宣告一个新的历史断代，即宣告马克思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物化时代而今已经过渡到他所指认的视觉表象化篡位为社会本体基础的颠倒世界，或者说过渡为一个社会景观的王国。德波明确提出，在今天的时代，“景观—观众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牢固支座”[10]。故而，贝斯特和凯尔纳指认德波的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马克思理论进行修正的一种尝试”[11]。贝斯特还指认了更重要的一层理论支援背景，即整个情境主义的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基于葛兰西的批判逻辑：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控制不再是外部的强制力量，而是建立在认同之上的一种文化霸权，此处，这种霸权就体现为景观。[12]此话的确不无道理。在此书的第一章，也是最重要的一章中，德波描述了他眼中这一次重大过渡的基本内容和特征，严格来说就是景观现象发生的基本路径和存在特征。
在第一章的开篇“引语”[13]中，德波援引了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里的一段话，核心要义是批判基督教神学语境中那个上帝之城的幻象取代人之真实感性生活的断言。费尔巴哈指认那是一个“影像胜过实物、副本胜过原本、表象胜过现实、现象胜过本质”的被颠倒的时代。而固守人本主义立场的费尔巴哈则提出重新颠倒这种伪真实逻辑，以消除神学幻象、复归人之真实感性存在。众所周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指控主要是说后者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的要求的提法虽然是正当的，但是未进一步说明神学想象世界产生的原因恰恰在于现实中“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在这个著名论断中，马克思提出了以下的表述——“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14]。马克思的原意是，基督教在神学幻象中建立的上帝之城，实质是出于现实封建土地上专制统治的意识形态需要。而德波在此不落痕迹地借用费尔巴哈马克思这一双重语境来确立自己全新的立意：与上帝之城异曲同工，当今资本主义世俗基础已经将自身分离[15]出来，在茫茫的总体性景象群中建立了一个同样虚幻的景观社会。德波认为，“费尔巴哈根据他所处时代的现实状况曾作出这样的判断，他的时代喜欢‘符号胜于所指；摹本胜于原本；幻想胜于现实’。他的判断已经完全被景观时代所证实”[16]。以下，不妨来看看德波自己的理论说明。
文本的第一段文字如下：“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17]这也是德波该书中最著名的一句断言。
为了更好地理解德波的这段名言，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作为德波理论逻辑核心的景观概念。景观[18]，是德波这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关键词，原意为一种被展现出来的可视的客观景色、景象，也意指一种主体性的、有意识的表演和作秀。德波借其概括自己看到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特质，即当代社会存在的主导性本质主要体现为一种被展现的图景性。人们因为对景观的迷入而丧失自己对本真生活的渴望和要求，而资本家则依靠控制景观的生成和变换来操纵整个社会生活。显然，德波指认上述景观性为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并将这个观点视作自己最重要的理论新发现。不难看出，支配德波景观概念的是一种二元性人本主义价值悬设逻辑，其眼中的社会景观与社会的真实存在二者处于一个对立的“是”与“应该”的批判张力弧之中。
其实，德波的深层理论逻辑与1845年以后马克思所具有的那种历史唯物主义视域是完全异质的。在德波这里，景观是一种由感性的可观看性建构起来的幻象，它的存在由表象所支撑，以各种不同的影像为其外部显现形式。尤为重要的是，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后来，鲍德里亚又在此基础之上发明了“类象”一词，然而后者所谓的类象的定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根本性篡位，因为它比原本存在更加真实。此外，德波进一步循着马克思的批判逻辑，推断景观生成的本质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自我分离。我认为这个分析倒是切中要害。随后我们将发现，德波笔下的这个分离是一出在本体论意义上开演的悲情戏，也是社会存在异化的现实基础。
通观全书，德波在本文中并未从理论逻辑上直接界定景观的概念，而是试图通过研究性的讨论来背景性地指认这一现象。关于景观，倒是在后来的弗尔茨和贝斯特笔下有过比较明确的定义族。首先，景观指“少数人演出，多数人默默观赏的某种表演”。所谓的少数人，当然是指作为幕后操控者的资本家，他们制造了充斥当今全部生活的景观性演出；而多数人，指的则是那些被支配的观众，即我们身边普通的芸芸众生，他们在“一种痴迷和惊诧的全神贯注状态”中沉醉地观赏着“少数人”制造和操控的景观性演出，这种迷入性的“看”“意味着控制和默从，分离和孤独”。所以，鲍德里亚用“沉默的大多数”来形容痴迷的观众们。[19]德波后来也曾经刻画过这个“大多数”，他说：“观者只是被简单地设想为一无所知、无所应答者。那些总在观望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的人是永远不会行动起来的，这显然就是观者的情形。”[20]其次，景观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它既不是暴力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地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和手段”。所以，景观乍看起来是去政治化的，“景观的最重要的原则是不干预主义”，然而，也只有不干预中的隐性控制才是最深刻的奴役。其三，在景观所造成的广泛的“娱乐”的迷惑之下，“大多数”将彻底偏离自己本真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沦为景观控制的奴隶。[21]这当然也是后人的重新概括和分析。贝斯特还有另外一种概括——“景观的现实是：（1）一种真正的社会阶级统治的机构设施；（2）一种意识形态，源于现实的社会状况，‘已经变得十分实际，并在物质上得以解释’；以及（3）这种意识形态拥有一种真正的‘催眠行为’和刺激力量”[22]。
好，在讨论过景观概念之后，现在我们再回到德波的文本。显而易见，上文引述的德波那段话是对马克思话语的故意改写。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马克思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下社会的财富，表现为‘一个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23]。他从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细胞的商品出发，一步一步引领我们探索各种形式迥异的物与物关系背后所真实存在的货币、资本关系，尤其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秘密。而德波一上来就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截然不同的时代断言，他认为在今天这个“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原先那个物性的商品经济世界已经转化成景观的总体存在，转变的实质在于“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请一定注意，此处发生了一场二重颠倒！马克思面对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是人与人关系的经济物化颠倒，而德波的新发现是这个已经颠倒的物化本身的表象化再颠倒。不难发现，德波其实并未真正理解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他的观点，成了后来鲍德里亚用“符号政治经济学”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逻辑线索，也是后马克思思潮理论逻辑发端的重要来源之一。德波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来使用“表象化”一词的，意指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存在沦为故意呈现出来的表象，一种新的伪存在，或者叫伪存在的“二次方”。
关于这一点，德波曾经做过相当详尽的剖析，他认为可以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
经济对社会生活进行统治的第一阶段，在对任何人类成就的定义中，曾经导致一种从存在滑向拥有的明显降级。而通过经济的积累结果对社会生活进行整体占领的当今阶段，正在导致一种从拥有面向显现的总体滑坡，而任何实际的“拥有”只能从这种滑坡中获取它的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同时，任何个体的现实也都成为社会的现实，直接依赖于社会的威力，由社会的威力来造就。正因为这个现实并不存在，所以它只能被允许出现。[2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经济统治社会生活”，马克思形容其为外在于个人的市场的经济力量支配了整个社会存在。在德波眼中，第一个阶段可以说是人的存在方式“从存在滑向拥有”的堕落。这话并不直接来自马克思，个中的支援背景倒颇有几分神似于人本主义的逻辑。马克思自己曾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现象学中对此做了科学的说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们之间的直接劳动关系。此外，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恰恰不是对象的直接占有关系，而是资本所有关系在其中的统治地位。通俗一点而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是以从对物的直接占有（这是封建关系的特征）到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的转变为特点的。资本家手中持有的并不是物，而是可以支配和统治物与人的资本所有关系。此即德波理论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德波这个论点与弗罗姆的人本主义理论定位倒是有些异曲同工的意思。[25]不过，最重要的是，德波认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本质是“从拥有面向显现”的普遍转向，即他自己所说的社会存在表象化已突显为资本主义的主导性范式。显而易见，德波试图展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新情况，问题是他这种个体现实沦为社会现实，个人受制于社会力量的塑形观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马克思开始，包括斯密、李嘉图以及作为哲学映照的黑格尔，都早已自觉意识到自工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以来，在充分劳动分工的基础上，作为社会总体性的抽象劳动取代了感性具体的个人劳动，而个体活动的价值实现也只能通过市场承认才能实现。比照而言，德波此时的表述既失之于不够准确，也实在称不上是新的理论发现，反倒是他那个关于原先的实际的“拥有”在当今社会生活中都必须来自其“即时名望和最终功能”的观点，多少算得上是德波独到的理论说明。其实，德波真正想说的是，原先经济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注意：他并未准确地洞悉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今已转化为一种依托于表象式的名望。他所说的“正是因为这个现实并不存在，所以它只能被允许出现”，其实也是对马克思的一种改写，如果说在后者笔下，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直接关系倘不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就无法顺利实现的话，那么到了德波这里，则成了个人的现实如果不能被虚化为一种非真实的景观式的“名望”，个人就将一无所有，换句话说，也可以叫无名则无利。我以为，德波的这个判断是十分深刻和敏锐的，放眼今日我们周遭的世界，所有的事物，倘不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似乎就不存在。就此意义而言，生活的表象化和景观化是本体论的。
在现实世界自行变成简单图像的地方，这些简单图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变成某种催眠行为的有效动机。景观作为一种让人看到的倾向，即通过各种专门化的中介让人看到不再能直接被人们抓取的世界，它正常情况下会在视觉中找到特别的人类感官，而这种感官在其他时代曾经是触觉；最为抽象的感官，最为可神秘化的感官，正好对应于当前社会的普及化抽象。然而景观并不等同于简单的目光，即使与听觉相结合亦然。景观就是逃脱人类活动的那个东西，它摆脱了人类对事业的重新考虑和修正。它是对话的反面。在具有独立表现的任何地方，景观就在那里重新形成。[26]
真实世界沦为简单的图像，影像却升格成看似真实的存在。鲍德里亚有言，“原始社会有面具，资产阶级社会有镜子，而我们有影像”[27]。上述变化的实质在于虚构的东西已经使人们不自觉地处于被麻痹的“催眠”状态。恍如魔术师手中高明的戏法，各种“专门化的中介”一夜之间成了主角，景观由此“在视觉中找到特别的人类感官，而这种感官在其他时代曾经是触觉”。其实，在德波的时代，大众媒介尚处于刚刚在场的初始状态，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不如现今霸权式的全球媒介网来得深刻和广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后来的凯尔纳将德波的景观发展为今天横行全球的媒介景观。[28]当然，所谓的“视觉”是哲学上的看。德波的意思是，过去，我们还是通过操作具体的物质实在来改变世界，或者说当时我们的触觉尚能稳居特别的地位，而现今起决定性作用的已经是视觉了——必须让人看到！正是在这个思路上，后来甚至有人指认当前社会已经是“视觉成为社会现实主导形式”的“影像社会”（society of the image），理论上也称“视觉或者图像的转向”，[29]还有人将其称为“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马丁·杰语）。这一点，似乎已经成了批判理论中的共识。更重要的是，德波进一步指出，景观的本质是拒斥对话。景观是一种更深层的无形控制，它消解了主体的反抗和批判否定性，在景观的迷入之中，人只能单向度地默从。如是，方为景观意识形态的本质。
对此，德波心生感慨：“景观是西方哲学规划全面虚弱的继承者，这个规划是受观看类别支配的对活动的理解；景观同样也建立在对精确技术理性进行不断展示的基础之上，而这种技术理性恰恰就来自这种思想。”[30]不同的是，这种本体之看导引出存在本身的表象化，而表象正是资本主义新的存活方式。鲍德里亚则指认这是一种“赋予内容的表现以优先权的”唯心主义。[31]
这个所谓的本体论语境中的“表象化”让人联想起康德的认识论革命。众所周知，康德从休谟的命题出发，做出了自然界总是以特定的形式向我们（主体）呈现，而呈现本身是先天理性构架统摄的结果的结论，康德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洞悉了以下事实：这个结果并不是事物（物自体），而只是一种被先天综合判断整合过的“现象”。康德之后，黑格尔继续抓住理性逻辑构架并将其建构成新的造物主，而马克思的功绩则是不依不饶地剥离了这个造物主身上思辨的外衣，暴露出工业性现代性的资本关系和暴力性结构的真实面目，从而批判性地指认了资本逻辑的物化狡计。德波的动作与这几位前辈是一脉相承的，他将颠倒了的物化指认为表象化的呈现，将颠倒再次做了个颠倒。在马克思那里，商品周身尚维持着一个可直接触摸的感性物质外壳，而到了今天的资本主义生活中，连那张“跳舞的桌子”——神秘的物的外壳都蒸发了。茫茫世界，触觉完全失去了用武之地，唯余眼前诱人的影像叠映出来的景观。不过，这并不是说物真的就变成了完全虚无的景象，德波说的是，在生活中，景象成了决定性的力量。景象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也就是说物质生产虽然依旧是客观的，但是是在景象制造出来的假象和魔法操控之下劳作的。好一个颠倒又再颠倒的世界！“在被真正地颠倒的世界中，真实只是虚假的某个时刻。”[32]景象叠映景象，人就生活在这光怪陆离的虚假幻象之中，悲情地依靠幻象而活。
从生活的每个方面脱离出来的图像，正在融合到一个共同的进程中，而在这个进程中，这种生活的统一性不再能够得到恢复。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展开在其自身的普通统一性中，成为边缘的伪世界，成为仅仅被凝视的客体。世界图像的专业化已经完成，进入一个自主化的图像世界，在那里，虚假物已经在自欺欺人。而普通意义上的景观，作为生活的具体反转，成了非生者的自主运动。[33]
景观是生活的具体颠倒，它由“部分地看到的现实”叠映而成，构筑了一个非生命之物的自主自足的自在运动，其本质是影像编织成的被隔离的“虚假世界”。所以，“现实突然出现在景观中，使得景观成为真实。这种相互的异化是现存社会的本质和支撑”[34]。
四
关于景观的统治形式问题，最早是德波在《景观社会》第64—65节中提出的。他将景观区分为两种主要形式：集中的（concentrée）景观和弥散的（diffuse）景观。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政治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理论定位。作为一种技术而言，所谓的集中的景观可能是由欠发达社会在试图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的，或者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特定的危机时刻出现的。从本质上看，集中的景观就是官僚政治专政的工具。
集中的景观物主要归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此外它还可以被当作国家权力的技术被引进，作为管理更为落后的混合经济的技术，或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某些危机时刻的管理技术。确实，官僚特性本身就向这个方面集中，即个体官僚只有通过官僚群体的中介，并且充当其群体的成员，才能与对总体经济的拥有发生关系。此外，商品生产在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也会以集中的形式呈现出来：官僚制度掌握的商品，就是全部的社会劳动，而它出售给社会的东西，就是它成块的存活。官僚经济的独裁不能给被剥削大众留下任何可观的选择余地，因为它自己大概已经做了全部选择，而其他任何的外部选择，不管是涉及食物还是涉及音乐，都已经是它完全毁灭的选择。官僚独裁必须伴随一种持久的暴力。[35]
在德波眼里，纳粹时期的法西斯国家就是集中景观的典型，也可以说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危机时生成集中景观的案例。不过，德波不恰当地将苏联式的“斯大林主义”也列于其中，并将之作为欠发达社会加强国家权力时引入集中景观的现象。在此，德波连举了几个例子，譬如官僚集团把持作为全部社会劳动的商品，而社会只得到某些“成块的存活”；譬如国家利用官方声明将许多光彩形象集中于某个个人身上，而“每个人都必须魔术般地与其等同，否则死路一条”；再譬如，“在集中景观物统治的地方，治安也在统治着”。在我看来，关于所谓的集中景观，德波的见解并无多少深刻与独到之处，他只是将景观作为一种统一的暴力图像，硬生生地嫁接到专制主义上罢了。此外，这种所谓的集中景观既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也与他自己之前对景观的理论描述有明显的出入——所谓的专制主义中发生的景观怎么可能是不干预的呢？这种干预，就是德波否认存在的外部强制。由此看来，德波关于集中景观的说明，倒是一个明显的学术败笔。
所谓弥散的景观，也就是景观的一般形式，被德波指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及其意识形态。其实，上文全部的讨论都是围绕景观这一形式展开的，在此无须赘述。关键是到了1988年，距《景观社会》一书发表已有21年的时候，德波推出了有关景观问题的一个理论新文本，即《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再度回归景观的形式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景观形式，即综合的景观。德波在书中又一次肯定了自己二十多年以前的理论发现，并对当时的部分论点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我以为，德波这一新文本提出的新的“理论发现”，就是所谓景观统治新形式——综合景观的论述。
德波宣称自己“在《景观社会》一书中指出，现代景观已经体现出了它的本质特征：它对市场经济实行专断统治，而此时的市场经济早已占据了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的统治地位；同时，它综合了伴随这种统治而产生的政府所应具备的各种新型职能”[36]。作为一种独裁，景观与过去的暴政不同，它常常呈现为某种甜蜜的意识形态控制。德波认为，1968年的“红色五月风暴”是短命的，它没能阻止景观的继续延伸，“景观可以持续地聚集能量，也就是说，景观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迄今为止，正如遭到攻击的权力通常所做的那样，景观甚至已经掌握了新的防御技术”[37]。言下之意，在经过20年的发展之后，景观社会不仅未曾有丝毫的削弱，相反，通过理性地整合前两种形式，景观的第三种形式“形成了，这是前两种模式合理结合的结果，它的基础是扩散模式，该模式在其获得的普遍胜利中显示出了它更为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综合景观模式，该模式自形成之后，就一直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施加影响”[38]。关于所谓综合的景观，德波曾做过极为详细的说明：
综合景观同时表现为集中和扩散。二者成功地缔结联盟之后，集中和扩散各自的特性便通过综合景观在更大的规模上得到了发挥。同时，它们各自此前的实践应用模式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就集中而言，控制中心现在已经变得隐蔽，不会被任何一个身份确定的领导者或某种明确的意识形态所统治；从扩散的角度来说，景观从未以如此的规模在几乎所有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对象上刻上它的印记。这是因为，综合景观的最终意义就在于：将自我彻底融合到它一直着力刻画的现实中去，并且根据其刻画的内容不断地重新建构现实。因此，这样的现实不再将综合景观视为某种外来物而与之对立。当景观是集中状态时，其四周的社会结构大多会逃脱它的控制；当景观处于扩散状态时，其四周的社会结构只有少数能够摆脱其控制；而今天，任何社会结构都无法摆脱景观的控制了。目前，景观已经无孔不入地扩散到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从理论上我们可以轻易地作出这样的推断：虚假的全球化也就是对全球的歪曲。[39]
显然，对今天这个综合的景观，德波只是强调了它的无所不在性。景观，“已经无孔不入地扩散到现实存在的方方面面中去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就是景观的全球化。与此同时，德波进一步指认综合景观的五个主要特征：“不断的技术革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化的隐秘状态，无可置辩的谎言，永恒的当下。”[40]
倘若对德波关于景观形式的分析认真做个剖析的话，我并不认为他这个理论有何惊人之处，相反，较之于先前他对景观本质的独到而深刻的断言来看，有关景观形式的宣言倒是其明显的学术败笔，恰恰暴露出他对社会结构、当代科学及社会实践发展认识的不足。尤其是进入20世纪末期之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进展（弹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作为地区资本联盟的欧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潮以及后现代思潮的汹涌突现，特别是信息电子工业和网络社会的全新媒介掌控的霸权，使整个世界发生了空前剧烈的深刻变化，而德波却似乎对这场剧变置若罔闻，其言说听起来更像是一个隐居深山的遁世者发出的不合时宜之谈。就这一点而言，凯尔纳的当代景观研究可以算是对德波理论的有力补充。前者认为，德波的景观概念过于抽象，“带有明显的总体论色彩”，而他自己的景观概念则更加具体，微观。[41]
五
当然，在德波眼中，景观的出现并不就意味着世界已被虚化为一幅影像图景，“景观不能被理解为对某个视觉世界的滥用，即图像大量传播技术的产物”，必须充分理解：“景观并非一个图像集合，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通过图像的中介而建立的关系。”[42]这是马克思那个历史现象学批判逻辑的延伸，只不过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实为物化了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在德波笔下，这种物化关系被景观化了。值得注意的是，德波此处对马克思的改动中其实已经内含了一种否定性的超越，即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物质生产方式中的决定性结构开始转向以影像方式为主导的景观生产方式。后来的波斯特也是遵循这个逻辑提出了信息生产方式的替代方案。[43]所以，德波才会说，
景观，从总体上理解的景观，它既是现存生产方式的结果，也是该生产方式的规划。它不是现实世界的替补物，即这个世界额外的装饰。它是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在其种种独特的形式下，如新闻或宣传，广告或消遣的直接消费，景观构成了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它是对生产中已经做出的选择的全方位肯定，也是对生产的相应消费。景观的形式与内容同样都是对现存体系的条件和目的的全盘证明。景观也是这种证明的持续在场，充当着现代生产之外对所体验时间的主要部分的占用。[44]
德波的思路还算清晰，他知道必须紧扣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基础，然后参照性地给景观一个结构性的理论定位。贝斯特评论道，德波的理论意图还是“想把握社会的构成关系，并破译它们的意识形态运作”[45]。这一点，完全异质于后来彻底拒斥马克思的鲍德里亚。在德波看来，景观最重要的本质有二：
首先，景观已经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标，或者叫“现实社会的非现实主义心脏”，更通俗地说，景观已然成为现今人们“占主导地位的生活的现有模式”。以我的理解，德波的意思是说，相对于过去人们对吃穿住行等物性目标的追求而言，今天的人们在生活目标和生活模式上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今我们追求的，是一种让人目眩的景观秀。这一点在现代人对新闻、宣传、广告和娱乐等的大量非本真的需要中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人之存在不再由自己真实的需要构成，而是由景观所指向的展示性目标和异化性的需要堆积而至。所以，德波有言：“建立在现代工业之上的社会，它不是偶然地或表面上具有景观特征，而是本质上就是景观主义社会。在景观中，即在统治性经济的形象中，目的不值一文，发展才是一切。景观想要实现的无非就是自我实现。”[46]此处发生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现代工业社会（20世纪60年代）的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中物质生产物品与消费的真实关系了，而是景观，是由视觉映像来统治经济的秩序。所以，真实的目标（这包括社会历史的前进目标和人的需要）早已烟消云散，景观就是一切，景观就是目标。后来的许多学者纷纷指出，德波所处的20世纪60年代，其实只能说是景观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今天的景观社会已经步入一个得到完全发展的阶段”。[47]20年以后，德波自己也发现，“景观在增强其核心密集度的同时，不断地延伸，直到各个方面的极限”[48]。
其次，是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德波曾经说过，景观的存在和统治性的布展恰恰证明了今日资本主义体制的合法性，人们在对景观的顺从中无意识地肯定着现实的统治。所以，景观也是当代资本主义合法性的“永久在场”。这话指认了景观的意识形态功能。具体而言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肯定性的表象，将人们锚定于资本家在生产和消费中“已做出的选择”。换句话说，如今，我们在生活的每个细节情境中，都不得不在广告炫示的情景牵引下，不自觉地面对一个已经被装饰过的欲望对象世界。在广告的统治下，我们无能为力，更无处可逃。优雅迷人的画面、窈窕的影像美女、时尚的生活样态和各式各样令人不得不信服的专家引导，使每个人从表层的理性认知到深层的隐性欲望都跌进了五光十色的诱人景观之中，万劫不复。德波曾经刻薄地批评那些为景观服务的专家，他说：“所有的专家都服务于国家和媒体，也只有如此，他们才能获得他们的地位。所有的专家都听命于他们的主人，因为在当今社会的组织模式面前，从前他们可以获得独立的一切可能性已经逐步被消减殆尽了。当然最有用的专家莫过于那些善于撒谎的人。需要这些专家的人无非是些骗子和白痴，暗藏着各自的动机。”[49]世界就是一幅无处不在的景观，所以我们无从选择，更加无以反抗。在购买景观和对景观生活方式的无意识顺从中，我们直接肯定着现存体制。德波说：“就其本身的术语来看，景观就是对这种表象的肯定，也是对任何人类生活的肯定，也就是说对社会生活的肯定，将其肯定为简单的表象。”[50]其次，通过审查而展现出来的景观，也必然是现存体制合法性的同谋。景观，当然是一种隐性的意识形态。换句话说，无论是通过广告，还是通过其他影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景观，其本质都是在认同性地，或者是无意识地支配着人们的欲望结构。我们以对商品疯狂的追逐来肯定资本主义的市场体制，或者是在影像文化的引诱下，将现存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误认为本真的存在方式，自愿成为五体投地的奴隶。其三，景观还通过支配生产之外的大部分时间来达到对现代人的全面控制，这也是德波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新形式的一个发现，即对人的非劳作时间的控制。景观的主要捕捉对象其实恰恰是生产之外人的闲暇时间。景观的无意识心理文化控制和对人的虚假消费的制造，都是在生产之外的时间中悄然发生的。由此，资本对人的统治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大大扩展了。并且，也正是由于景观能在一切闲暇时间中对人发生颠倒性欲望驱动，才使物质生产更加远离人之真实需要，从而更直接地服务于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
可是，景观何德何能？它到底凭借的是哪一点，方能如此牢牢地掌控现代人呢？德波给出的答案如下：
景观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实证性，既无可争辩又难以企及。它所说的无非就是“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它所要求的态度原则上就是这种被动的接受，通过其绝无争辩的出现方式，通过其对外表的垄断，景观实际上已经得到了这种被动的接受。[51]
景观画面中之物是不容争辩的，景观，就是强制性的独白，在这场只能屈从而无法对话的影像布展中，我们做不到对景观来一番批判性的审视。德波说：“当电视展示一幅精美的画面，并以恬不知耻的谎言对其加以解释的时候，白痴才会相信一切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了。”[52]这也可以用德塞托的话形容，即电视观众“不能在自己的电视屏幕上写下任何东西：他始终是在被驱逐的产品之外的，在这个幻象中不扮演任何角色。他失去了创造者的权力，或者只是一个纯粹的接受者”[53]。比如，对现今每天的电视广告不厌其烦炫示的汽车和数码相机的性能，普通老百姓绝对不可能说出一句“不”字。今天推荐录像机，明天广告可能就展示VCD的优越性，而后天，我们就将看到高清晰度的DVD。当每个家庭里充斥各种无用的电器时，不断消失又不断生成的新景观背后，俨然晃动着资本家点着钞票仰天大笑的身影。如是，即为景观无声的暴力性，景观的逻辑，是幕后隐遁的资本帝国主义殖民逻辑。
影像之流可以带走它面前的一切，而其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在任意摆布这一被简化了的感性世界；这些人决定影像之流朝向何方，并决定那些应当被呈现事物的节奏，其方式正像那些永不消失、反复无常的突然袭击一样，不给人留有任何的思考余地，完全置观者的理解或看法于不顾。[54]
景观的帝国主义逻辑必然是：“出现的就是好东西，好东西就会出现。”出现是被强制性设定的，而使景观展示出来的“同义反复”的表象也是被垄断的，垄断本身又是由无须应答的单向度的肯定来维系的，这就是景观背面的真相。德波指出：“在生活中，如果人们完全顺从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那么，这种生存状态无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对个性的抹杀。”[55]所以，我们眼前只有一条路可走：被动地接受。当然，对此也不乏不同的声音，比如凯尔纳就认为，景观并不如德波所说从来无往而不胜，相反，它也可能陷入自我矛盾和逆转的尴尬窘境。
以德波之见，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统治之所以能够成功，最重要的法宝还在于，它让人们悄然忘却曾经存在过的历史。或者叫毁灭历史。关于这一论点，德波曾在1988年的《关于景观社会的评论》一文加以说明。他分析道：
对景观统治而言，首要的是普遍地根除历史知识。这首先要从刚刚发生过的事情着手，从消除一切相关的有用信息，以及那些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事情加以理解的评论入手。证明这一说法的事例比比皆是，一目了然，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在景观的干预之下，人们对即将发生之事茫然无知；即使有所了解，在事发之后，景观也会使人们很快地淡忘此事。景观的这一能力的确无与伦比。事情越重要，就越要对其进行隐藏。[56]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唯有既不知晓历史，也不再关心曾在时，人们才会一言不发地顺从于景观呈现给自己的虚假在场。景观“把外显的一切与其语境、历史、意图及影响都分离开来，因此，它完全是不合逻辑的。也正因为无人能够对此提出疑问，所以，它有权进行自我质疑，并对它自己的过去进行纠正”[57]。景观，是最喜新厌旧的。各种地摊小报上今天还在不遗余力推崇的商品或者“健康指南”，明天就可能在推销另一种商品或药品的广告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更为嚣张的是，景观甚至能直接遮蔽刚刚发生的事件真相。“把近期发生的事隐藏起来，或是使所有人都忘记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历史痕迹，景观就可以放逐历史。通过此种做法，景观获得的最大益处首先就是能够隐匿自己的历史属性——隐藏它近期征服世界的进程。人们对它的强大力量似乎习以为常，就好像它过去一直就存在于此。所有的夺权者都有着共同的目的：使我们忘记他们只是刚刚上台这一事实。”[58]总之，景观一手遮天，除却它所愿意呈现的画面之外，我们的视野里将已空无一物。“如果景观有三天的时间未对某事发表看法的话，那么，这件事就好像不复存在了一样。由于景观继续谈论的是另外的事，那么，简言之，另外那件事自此开始存在了。”[59]德波的这个说明可谓一针见血。譬如，现今的媒体动辄宣布对某歌星或公众人物进行“封杀”，这一着倒是屡试不爽，因为只要一段时间在景观中缺席，凭你再如雷贯耳的公众人物也将悄无声息地消失，如石沉大海一般激不起一点波澜。你的存在其实就是景观存在，封杀你的景观呈现，无异于直接谋杀了你。德波说，我们只能感觉和关注当下的影像愿意让我们了解的东西，但对这些东西从何而来、怎样发生我们却一无所知。“由于对历史的破坏，当代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自觉隐退到一个遥远的神话王国中，这个王国充满了无法证实的故事、无从查证的数据、没有由来的解释以及站不住脚的推理。”[60]如此这般的断言我们并不非常陌生，却也令我们心中恐惧莫名。
挣扎在影像虚幻的光芒之下，德波不无忧伤地断言，景观将“是普照于现代被动性帝国的永远不落的太阳。它覆盖着世界的整个表面，永无止境地沐浴在自身的荣耀中”[61]。
景观是现行秩序在其自身上保持的不间断的话语，是对自己的赞美式独白。这是权力在它对生存条件进行极权管理时期的自画像。景观关系中纯客观性的拜物教式表象，掩盖了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特征：有个第二自然似乎以其命定的法则统治着我们的环境。[62]
进而，德波认定，“作为当今所生产物品不可或缺的装饰，作为制度理性的普遍展示，作为直接制造越来越多的物品图像的先进经济部门，景观就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生产”。这话指认了景观在当今社会中不可动摇的掌控地位，即今天“社会的主要生产”。[63]言下之意有三：一是今天社会的一切物品生产都已无法挣脱景观炫示和推销的背景，甚至可以说没有景观，就没有物品的生产；二是作为一种重要的产品，景观已经造就了自身制造和生产的发达状态，景观生产俨然成为现今最重要和最显赫的经济部门；三是景观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基本原理具有关键的表象和维系作用，景观是当今最大的政治。凯尔纳指出，德波眼里的景观就是“去政治化和推广绥靖政策的工具”，“它使社会主体变得麻木不仁，将大众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中最紧迫的任务上转移开”。[64]
德波另一个重要观点是他明确反对利用媒体来中性地遮蔽景观的意识形态性质。针对西方学界20世纪70年代流行起来的“大众传媒时代”的提法，德波批评道：
人们通常更愿意使用“媒体”，而不是“景观”作为展开讨论的话题。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过是在描述一种工具，某种公众服务机构而已。这种服务机构以其工整的“职业精神”经营着由大众传媒带来的新的传播资源，而大众传媒最终实现了纯粹的单向传播。通过这种方式，已有的结论被呈现出来，获得了大众毫无异议的称赞。[65]
作为一种统治形式，德波笔下的景观与媒介理论所谓的媒体是完全异质的两种表述，后者指的只是一般的传播工具。问题的关键在于，中立的媒体根本不存在，“有时候，一些在行政上独立、但实际上又隐秘地通过各种特定的联系网与官方勾结的企业，也会借助媒体的关系掩盖其行踪”[66]。就此，德波将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指媒介理论创始人麦克卢汉，指责他一手写就了所谓人的“身体延伸”的媒介理论王国的神话。德波的批评十分尖刻，他说：
作为景观的首位维护者，麦克卢汉似乎一度被认为是本世纪最当之无愧的傻瓜。这位多伦多的哲人曾一直陶醉于“地球村”所带来的对自由的无尽体验中，这种自由来自联通一切的便捷性。他的这种主张持续了十余年，直至1976年，他最终发现“来自大众传媒的压力导致了非理性”，更正对大众传媒的使用已经变得迫在眉睫了，那时，他才改变了他曾有的主张。[67]
显然，在德波的理论视界里，并没有人们津津乐道的工具性媒介，看得见的，只是长袖善舞、无处不在的景观。景观，是现实资本主义统治无往不胜的新式利器，而关于大众传媒时代的动人传说，不过是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景观社会而已。
六
在德波看来，造成当今社会景观化的罪魁祸首，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分离。十分有趣的是，此时他却没有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异化概念来标注自己的关键词。他甚至说过这样一句话：“分离就是景观的阿尔法和奥米加。”[68]我注意到，在自己的理论言说中德波始终并未丢弃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判费尔巴哈宗教的逻辑，在此，马克思的言说又一次被发扬光大了：
哲学，作为被分离思想的权力，作为被分离权力的思想，它从来没有通过自身而超越神学。景观是宗教幻觉的物质重构。景观技术并没有驱散宗教的乌云，人类曾经将从自身分离出的权力托付给宗教：景观技术只是将人类权力与尘世基础联系起来。于是最为尘世的生活就变得格外昏暗和令人窒息。这种生活不再转向天空，而是在自己身上收留着对生活的绝对回避，还有虚假的天堂。景观是将人类权力流放到一个彼世的技术实现；它是人的内心已经完成的分离。[69]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他批评费尔巴哈没有关注宗教神学的基础是现实生活本身的分离，倘要真正消除人们心中的幻象，唯有改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德波则认为景观就是对宗教的幻觉的“物质重构”，正是它，将生活本身迷雾化了。我们都知道，布尔乔亚启蒙思想对神学迷雾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在重建人们的世俗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工业化现代性中，幻想彼岸那座美好的上帝之城早已变成自然的现实对象化改造，而神学的禁欲出世也成了感性欲望的解放和现世声色犬马的享乐。然而，在德波看来，今天的景观将人间再度变回“幻象天堂”。景观中人的真实生活牢牢地被影像幻觉所控制。此时，幻象又在了，然而它不再是彼岸的神性天堂，而就在我们身边。何其深刻的比喻！一句话——我们好不容易从缥缈的宗教幻觉中踩到了物化的实地上，然而德波终又让我们在景观的迷雾里再度一脚踏空！
德波认为，对宗教神学的发生学研究来说，“劳动的社会分工的建立，阶级的形成，曾经构筑起第一个神圣的凝视，即任何权力从初始时就自行标榜的神秘秩序。神圣性证明了对应于主人们利益的宇宙和本体的律条，并且解释和美化了社会所不能做的事情”[70]。这话不无道理。社会本身的矛盾和分裂是宗教幻想的最初形式，土地上的等级要由天堂中的等级来神化，说到底，天上的神仙是维护地上人的利益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宗教本身已经带有一定的景观性，其性质是“一种对想象延伸的共同认可，针对的是真实社会活动的贫乏，况且这种贫乏被广泛感受为一种统一条件”。不过，德波又发现，比之宗教具有的景观性而言，今天的景观则有另一种相反的功能：
现代景观则相反，它将表达社会所能做的事情，不过在这个表达中，可做的完全对立于可能的。景观是在生存条件的实践变化中对无意识的保存。它是无意识自身的产物，它自己提出自己的规定：这是个伪神圣物。它展示自己是什么：在自身中自行生长的被分离的威力，就在生产率的增长中，通过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细化为动作的碎片，并且受制于机器的独立运动；并且，为了一个不断扩展的市场而运转不息。任何共同体和任何批判意识都随着这个运动进程而解体，在这个运动中，通过自我分离而变得强大的力量还没有被找到。[71]
在德波看来，这是一个重要的异质性。与宗教幻觉弥补现实所不能的功能不同，今天的景观恰恰呈现了生活中所能做的事情。不！准确地说，应该叫“可做的”，而非真正可能做到的事情。人在景观中是被隐性控制的，不得不无意识地臣服于景观制造出来的游戏规则，从而也就遮蔽了现实中真正出现的分离。一是社会的发展以生产力的增长为目的，而非人本身的发展，财富的增长是社会运动的唯一内驱力，人的存在反倒成为疯狂追逐利益的工具。这是马克思那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手段与目的发生颠倒的观点。二是个人主体已被机器系统和劳动分工“细化为动作的碎片”，成为某种姿势、动作和外部力量的附属物，从而不是他自己的全面发展。我以为，这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新论点，从席勒、马克思到青年卢卡奇，对此都已经做过比较充分的论述。三是面对这一外在的现实畸变，人们只能无意识地、肯定性地认同其中，从而浑然不觉地丧失自己的一切否定性批判维度。关于这种指证，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中有更加明确的具体讨论。德波认定，以上这些重要的社会分离，在景观中被严严实实地掩盖了。不难发现，他的这个观点只是重新概括了已有的社会批判理论中一些基本观点的观点，不过是拿一把新壶装了旧酒而已。
接着，德波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的分离批判理论。与之前如出一辙，这一次，德波模仿的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卢卡奇。有意思的是，他既没有使用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范畴，也没有使用后者和青年卢卡奇都曾经用过的物化概念，而是标举了一个十分实证和通俗的规定性：分离。不过，在影片《景观社会》中，德波倒是用了一个黑屏专门以字幕引述了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段话。德波认为，分离是景观发生的现实社会基础。在影片《景观社会》中，与这一段话同时出现的画面是汽车工厂车间中正在生产的工人。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人与产品被分离。“与其产品分离的人，他越来越强大地生产其世界的所有细节，于是就越来越处于与其世界分离的境地。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72]熟悉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都会知道德波这段话的原出处，只不过这一次“产品异化”改名为“产品分离”了。德波的语境与1844年的青年马克思倒确实有其相似之处，但他并未指明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与景观的内在关联为何。因为，这种“分离”并不是今天资本主义生活世界中的新现象。在影片《景观社会》中，在这一表述相对应的画面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与建成的摩天大楼的对比。德波说：“人类，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分离出来”。
其次，生产者之间直接交往的分离。在德波看来，“随着劳动者及其产品的全面分离，失去的是关于已完成活动的任何统一观点，还有生产者之间任何直接的个人交际。随着被分离产品的积累进展，还有生产过程的集中，统一和交际成为制度领导的专有属性。分离的经济制度的成功就是世界的无产阶级化”[73]。在我看来，这一段仍然没有新意。但此时德波已经不是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倒是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或《资本论》出发了。准确一点说，应该是由于劳动分工与市场交换，劳动者原先自足的统一生产活动过程被消解为片面的劳动，劳动者之间不再直接面对，劳动产品直接交换的关系也被物与物的市场中介代替了。不同的是，在斯密-马克思所面对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由市场完成的这种间接性交往并不是由统治者直接“垄断”的，而在德波的时代，他似乎是认为，垄断经济结构全面控制社会存在的那出戏真的上演了，并且这种直接控制成了资本家制造景观的重要基础。遗憾的是，对这一点，德波没有能再深入下去。
其三，非劳动时间的分离。注意！这个论点算得上是新东西了。德波认为，生产本身的分离必然导致“原始社会中与主要劳动相关的基本经验正在转移，转向制度发展的极点，走向非劳动，即非活动”。换句话说，人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与感性的具体劳动相关联的经验，已经为劳动之外的被动性闲暇生活的认同所取代，关键在于，劳作之外的时间恰恰就是现实分离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非活动在任何方面都没能摆脱生产活动：它依赖于生产活动，它是对生产需求和结果的服从，令人既担忧又叹为观止的服从；它本身就是自身理性的产物。在活动之外没有自由可言，而在景观的范畴内，任何活动都被否定，恰如真正的活动被整个地截获，以便总体地建立这个结果。于是，现今的“劳动解放”，休闲的增加，绝对不是劳动中的任何解放，也不是劳动造就的某个世界的解放。在从劳动中窃取的活动中，任何东西都不能在对其结果的服从中得到。[74]
故而，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里，面对自动化机器系统巨大的操控力量，劳动者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这一点，马克思已经看到了。马克思没能看到的是，在原本美好的闲暇时间中，人的存在非但同样不能如他自己所想，自由而全面发展、实现一种舒展的创造性，相反，同样是被奴役和被动的。绝望因此油然而生，景观统治的实现不再主要以生产劳动时间为限，相反，它最擅长的，恰恰是对劳动时间之外的闲暇时间的支配和控制。在景观的奴役之下，连原本应该能充分发挥创造性能力的闲暇时间也充斥着一种表面主动、内里消极的被动性。这一次，人彻底成了翻不出如来掌心的孙猴子，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只能被动地活在景观之中。在影片《景观社会》中，经常出现人们在海滩和其他度假场所的镜头。
德波明确指出，在劳动之外的闲暇生活里发生的可悲的生存被动性并非生产过程释放出来的，而就是景观亲手制造的。何出此言？因为在资本主义景观生活中，“从汽车到电视机，所有景观制度所选择的财物也都是它的武器，以持续加强‘孤独的人群’的隔离条件。景观总是更能具体地找到它特有的先决条件”[75]。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只能面对景观强加于自己的东西，他只是一个被动接收影像的观众。我们不再能听从自己的个性，甚至已经不能知道自己的真实需要，不能在闲暇时间中舒展创造性和主动性，一切闲暇生活的模式都是由景观事先制造的。总而言之，资本逻辑对劳动之外的时间实施了一种全新的殖民统治。阳光明媚的假日，人们可能自助旅行，可能去户外进行体育锻炼，也可能到商店、饭店和其他娱乐场所休闲消费，但这一切，几乎都是在景观无形的教唆和预设控制下进行的。我们号称正在自由地享乐，主动地活动，然而真的不是！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光鲜外表之下，真正发生的还是一种闲暇生活中的伪主动性和被动性，其本质仍然是无个性。唯其如此，德波才说：“在生活中，如果人们完全顺从于景观的统治，逐步远离一切可能的切身体验，并由此越来越难以找到个人的喜好，那么这种状态无可避免地就会造成对个性的抹杀。”[76]凯尔纳则称其为“景观的‘屈从式消费’使人远离对生活的积极参与和创造”[77]。
有利于被凝视物体（该物体是观众自身无意识活动的结果）的观众异化可以这样表达：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与行动的人相比，景观的外在性显示为这样，即人的自身动作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向他表现动作的另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任何地方都不自在，因为景观到处都在。[78]
最显明的例子无疑就是如今为数众多的影视媒体和平面媒体，它们的内容和对象其实都是预先设计好的，商人们躲在幕后着力制造种种我们将去预期和追求的东西，一旦我们真将这些影像内容内化为自己的欲望，也就失去了自己内心真正的需要，这就是德波那个“他越是凝视，看到的就越少；他越是接受承认自己处于需求的主导图像中，就越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欲望”一说的基本意思。其实，在德波此处的阐述中，其对青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异化思想的挪用已经显露无遗了。
最后，景观，是一台生产和粉饰异化的新机器。在今天的社会中，“劳动者自己并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一种独立的威力”[79]。听起来甚至似乎不像是在说分离，而直接就是异化登场了。这是一种重要的理论转换。功亏一篑的是，德波并没有说明这种概念逻辑转换的意义。
这种生产的成功，即它的富足，被当作剥夺的富足返回到生产者面前。随着异化产品的积累，世界的整个时间和空间对于生产者来说都变得形同异域。景观就是这个崭新世界的地图，一幅精确覆盖其领土的地图。甚至那些脱离了我们的力量，都能以其整个的威力向我们自行展示。[80]
这是一段过于形而上学却含混不清的论述。景观为什么是新异化世界的地图？逃离我们的力量，那么又如何展示自身的力量？对这些，作者一概语焉不详，他只是强调，“社会中的景观对应于一种异化的具体制造”[81]。可是，对于至关重要的分离理论与异化之间的关联，他却忘了做个认真的交代。
本章的结束语是：“景观就是积累到某种程度的资本，这时它就成了图像。”[82]这话当然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深入。
七
作为一名左派知识分子，德波对景观社会的批判最终也着落在一种革命性的实践要求上。与后来的鲍德里亚一类后现代思潮的代表人物截然不同的是，德波“拒绝放弃解释和改变社会现实的尝试”。当然，又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根本不同，德波的变革要求是所谓情境主义式的对生活的艺术化改变。
在德波看来，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历史的思想真实地出现了。在此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古老的生产关系分崩离析，而任何的静态秩序都将变成粉尘。所有绝对的东西都变成历史事物”[83]。在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作为一种自觉的革命性阶级意识，他们总是努力建立“历史的思想，即辩证法。这思想不再停留于寻找存在者的意义，而是提高到一切存在被解体的认识高度”[84]。可是，资产阶级一旦获得统治地位，就立刻抛弃了在社会历史本体意义上的历史性，历史仅仅成为一种抽象的观念，整个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本质就是力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的非历史性——永恒性。德波的分析完全正确，这是马克思已经说明过的重要观点。
德波认为，的确是马克思创立了真正的历史科学。这一学说的本质是重新将观念的历史还原为现实的客观社会历史过程，因为“历史的思想只有在变成实践思想时才能得到拯救”[85]。然而，德波批评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着所谓“决定论”的一面，因为马克思将自己的历史分析过分简单化为一种生产方式发展的线性模式。德波拿欧洲以外的超稳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作反例。其实，德波并不了解马克思晚年的古代史研究，特别是他对俄国公社的历史考察。正因为如此，才可能产生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宣称它的全部真理居于客观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组织对工人阶级进行教育的渐进的必然性认识之中。这种意识形态在其教学宣传中挖掘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并将这一信仰与一种历史过程的冥想乞灵相结合。德波显然不相信这种“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同时，他也明确反对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因为后者导致了“独裁意识形态”的发生，他甚至认为，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国家就是集中景观的代表。它也标志着居于现代景观统治核心的事物秩序的决定性的开幕：工人阶级的代表变成了工人阶级的敌人。显然，德波并不认为这是打破当今资本主义景观统治的正确道路。
那么，面对当代资本主义景观社会，德波的革命态度究竟是什么呢？根据他的见解，在强大的景观控制之下，无产阶级没有被抹除，相反，在现代资本主义不断强化的异化之下，它以工人大众的形式保持了其不可缩减的现存。工人已失去了控制自己生命的权力，一旦他们意识到这点，他们将重新将自己定义为无产阶级，一种在这一社会内部运行的否定力量。显然，是青年卢卡奇那个自觉的革命的阶级意识在这个关节点上苏醒了。并且，德波发现，在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仍然存在着“新的否定符号”，虽然这些符号“经过了景观整治的篡改”。[86]尤其重要的是，德波认为当前出现了一种全新的革命因素，也就是年轻人对景观社会的直接反抗：反抗青年正在发出新的抗议，这一抗议尽管是含糊的，试验性的，但它非常清楚地暗示了一种对艺术、日常生活和旧政治专门化领域的拒绝。这是马尔库塞的新革命主体观和文化革命观点的依从，马尔库塞将后者表述为“文化大拒绝”。德波指出，这是“我们时代正式的不满，一种在青年人中间特别剧烈的不满，而且还产生了艺术的自我否定的趋势。艺术总是独自地表达了日常生活的秘密问题，尽管以一种隐蔽的、变形的和部分幻想的方式”[87]。在德波看来，只有来自青年人的艺术革命才是摆脱景观支配的真正途径。这就是他所谓的新革命的实质性内容了。
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又回到了本文一开始所介绍和讨论的情境主义国际了。如前所述，德波所领导的情境主义国际正是一种试验性的将景观生活颠倒为艺术瞬间的革命实践运动。我以为，情境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并非偶然，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在于，尽管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但西方世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在上个世纪中叶凯恩斯革命和福特主义的支配下，国家经济还是取得了空前的增长，较之资本主义早期的形态，在政治控制和经济结构上也的确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由于商品物质的剧增，消费主义日益盛行于世。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列斐伏尔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要关注生产领域之外由消费建构起来的“日常生活”领域。这种观念正是情境主义者德波、瓦纳格姆等人思考的逻辑起点。后来，作为列斐弗尔学生的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一书中，对这一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做过更加详尽而深刻的剖析。
由列斐弗尔开创的这一理论方向，集中在一点上看就是明确提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由生产优先的基础性结构向消费优先的基础性结构的转换。这可以被看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中后马克思倾向的最早发端之一。传统马克思所关注的物质生产领域，此时开始被判定为社会生活本质中的次要方面。德波与瓦纳格姆等人则将列斐弗尔的上述观念进一步深化了。这种深化主要表现为商品社会被所谓“景观社会”取代的定位；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经济政治生活一类概念，开始被景观、空间和日常生活等概念取代；过去指向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阶级斗争，也转换为将存在瞬间艺术化的“日常生活的革命”；扬弃异化和反对拜物教变成了艺术家的“漂移”和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异轨”，这种文化革命的本质就是所谓建构积极本真的生存情境。其实，情境主义正是由此得名。显然，此时情境主义的基本立场与马克思主义已经相去甚远了。在二者的差异问题上，贝斯特和凯尔纳曾经有过如下一段描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生产，而情境主义者突出在马克思死后发展而成的社会再生产和消费与媒体社会新模式。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工厂，而情境主义者注重城市和日常生活，用文化革命、主体的转化以及社会联系补充马克思强调的阶级斗争。同时，马克思的理论注重时间与历史，情境主义者重视闲暇产物和释放欲望的制度。[88]如前所述，由于在景观社会中，原先那种以政治强制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统治方式已经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取代，景观创造了一种伪真实，通过文化设施和大众传播媒介构筑起一个弥漫于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伪世界（这可能是后来鲍德里亚那个“类象世界”的前身）。于是，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摧毁景观，揭露景观的异化本质，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生存的瞬间（列斐弗尔的口号：“使日常生活成为艺术”）；证伪通过景观布展的虚假欲望，解放人本己的真实欲望，建构全新的生活情境，以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贝斯特和凯尔纳说，情境主义的实践目标在于“改造社会和日常生活，去征服由景观所导致的冷漠、假象和支离破碎。战胜被动，才有可能恢复现有的存在，并通过积极的‘情境’创造和技术利用来提高人类生活”[89]。在这场全新的日常生活革命中，“将创造新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现在统治过去，生活的创造性总是统治生活的重复性”[90]。情境主义者的目标是通过断然安排的短暂瞬间的变化，直接参与和分享一种生活的激情和丰富。这些瞬间的成功只能是他们的短暂效应。从总体的观点看，情境主义者认为文化活动是一种建构日常生活的实验方法，而日常生活会随着劳动分工（首先是艺术劳动的分工）的消失和休闲的扩张持久地发展壮大。我们已经提到过，情境主义的革命策略主要有漂移、异轨和构境等。漂移是指对物化城市生活特别是建筑空间布展的凝固性的否定；异轨则是要“通过揭露暗藏的操纵或抑制的逻辑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像进行解构”，或者说是利用意识形态本身的物相颠倒地自我反叛（比如使用广告、建筑和漫画的反打）；而构境（即建构情境）则是指主体根据自己真实的愿望重新设计、创造和实验人的生命存在过程。用德波自己的话来说，构境就是“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而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91]，是建构革命性的否定景观的情境，而情境就是某种“非景观的断层”，是“景观的破裂”。在革命性的情境中，“人们能够表达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欲望和得到解放的希望”。他们甚至认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就是著名的颠倒式的异轨策略。漂移和异轨的目的都是为了揭露景观社会中人在日常生活中的非物质贫乏和异化，以呈现人们自己更真实的本性。人们要首先发展一种真实的欲望以代替现存的补偿物；他们将拒绝被他人所规定的行为的全部形式，并不断地彻底改造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满足；他们不再认为生活是某一稳定性的单纯维持，相反，他们热望他们行动过程的无限丰富。[92]从肯定的方面来看，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去建构一种全新的生活情境，即建构以“解放了的自由欲望”为基础的个人生活空间和城市公共空间。在这些革命性的策略中，艺术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情境主义者多为艺术家），艺术与诗意是这场文化革命的主要武器。
可以说，在整个生命历程中，德波一直以一种不屈和拒绝的姿态面对一切，并积极地投身于对晦暗的社会现实进行解蔽和改造的革命实践。他主张，情境主义者不能被动而沉默地等待一场遥远的革命，而必须积极投入生活，彻底改造当下的日常生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和变换社会的结构是同一件事情，通过自我解放，可以改变权力关系，并进而改造景观社会。因此，他们力图建构情境以打破常规，并由此使人们摆脱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性方式。拒绝的姿态也被认为是创造性的表征。情境主义国际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向大众澄清他们在景观社会中无意中每天都在做的事情，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在革命进程中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他们坚持认为，每个个体都应该积极地和有意识地参与到对生活每一时刻的重新建构的行动中来。他们自称为情境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所有的个体都应该建构自己的生活情境，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自己的乐趣。一句话，情境主义理论可以被看作战后在法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伴随消费主义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现代统治形式的重要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