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中，以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被称为“人类主义”（humanism），即依据人的本质，特别是合理性规范，去决定科学的真与假、理性与非理性，从而保持人类的独特价值。而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被称为“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即认为我们应该从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仪器）之间的内在作用中去思考科学的合理性问题。
第一节 STS中两种极端的人类主义
人类主义的哲学哺育了从逻辑经验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在内的一大批科学哲学流派，其根基是一种主观与客观、自然与社会之间截然二分的认识论。所谓认识论，它主张知识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客体所提供，另一部分由主体所提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主体与客体之间插入楔子，这就产生了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这两种极端的人类主义。
一、逻辑经验主义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
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视为一种在语言、理论或研究纲领中努力表征自然的做法，认为科学代表着对自然的真理性表象，并且时常通过“普遍性的方法论原则”的过滤获得上述真理。如作为逻辑经验主义之典范的科学合理性的标准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其核心是各种规则，包括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从表面上来看，这种做法是把科学理论真假的决定权赋予自然，但事实上，所有这些消解“知识的主观偏见”的做法都是以主体的形式出现的。这就是前文所说过的“认知上行”。
“认知上行”这种人类中心论的做法源于逻辑经验主义为科学哲学所划定的界线。1938年在《经验与预言》[13]一书中，汉斯·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提出了科学哲学中著名的“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两分的观点。赖欣巴哈提出“两种语境”之分，目的是想表明科学家的实际思维过程（发现的语境）与发现后的理论表象（辩护的语境）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他认为，科学发现是不能进行哲学分析的，因此，解释科学发现便不是认识论的任务，科学哲学只能涉及科学的辩护的语境。这种两分旨在划出科学知识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之间的界线，内部关系属于科学的认知内容，它代表着科学反映的自然，科学哲学只涉及内部关系，社会学则主要涉及外部关系。赖欣巴哈试图建立一种既具有逻辑完备性，又能准确反映思维的认知过程的理论，但其中要排除科学的非认知因素，如心理、文化与社会因素，从而把科学抽象为柏拉图式的理念世界。“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普遍接受了这种区分，后者成为科学哲学的主导原则之一。
赖欣巴哈式的标准的二分就是要把理性的重任赋予科学哲学家，而把非理性的残余留给科学社会学家。在辩护的语境之中，方法论的规则成为理论成功的唯一评价标准。方法论成为科学知识得以确立的秩序空间，它凌驾于科学之上，是观念的显现、科学的确立、科学的哲学反思与合理性建构的先验性基础。这同样暗示着一种清楚的等级分类，即自然科学超越于社会科学，而哲学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这种等级差异还体现为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视为一种永恒的、理性的科学知识的进步舞台，而外部被视为一种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因素构成的非理性的杂烩。这就是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方法论不对称性原则”，它坚决拒斥另一种形式的人类主义，即社会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的介入。
二、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
面对上述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对称的任务分配，社会建构主义者提出了强烈的异议。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更优越，继而否定了科学哲学中的理性模式，为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找到合法依据。例如，采用“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就意味着孟德尔的遗传学和李森科的伪科学都必须被视为与自然进行了因果性衔接，只不过采用了两种不同的途径：“既有孟德尔，也有李森科……这些理论都是与自然衔接的。由于它们处于各自的时代，所以都具有社会制度的烙印……它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4]布鲁尔的结论是：孟德尔和李森科两人的理论都与“自然”无关，二者必须等同地被视为一些利益组合或制度化思维方式的反映，自然“一文不值，它们仅仅是存在于那里的一块空白屏幕，上映的是社会学家们所导演的电影”[15]。由此可见，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在表面上选择了自然一方，将它的目标界定为通过方法论规则过滤而获得的实在的表象，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则选择了社会一方，认为社会建构了实在，人们除了权力与利益，不需要谈及其他。因此，如果说逻辑经验主义把科学变成了方法论的傀儡，那么，社会建构主义则把科学变成了权力的玩物。社会建构主义将科学合理性置于社会语境之中，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其结果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16]。社会建构主义的做法完全误读了科学的任务，消解了科学家的努力目标——理解自然。就像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所说：当社会建构主义者面对科学家时，就意味着“科学大战”。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都是以近代哲学中自然与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截然二分为出发点。逻辑经验主义者虽然一直把自然作为其认识论基础，然而，自然却没有自己的生命力、主动性，静静地躺在那里，等待着接受强加在它们身上的各式各样的方法论规则的塑造；社会建构主义则干脆完全撕下了客观性这一面纱，直接用社会去决定自然、主体去规定客体。这是人类主义的极端表现。正如布鲁尔所说：“人们感到，它们（自然）就根本没有‘历史’，它们仅仅是‘在那里’，它们给更具变化性的人类舞台提供了一个稳定的背景，而在人类舞台上，观念是变化的，各种理论来了又去了。”[17]因此，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实际上是不对称的，即用社会来解释自然，知识是对人类社会这一本体的反映。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建构主义认为其主要任务就是透过科学运作过程中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隐藏的社会秩序，如权力与利益。其“突出了实验室的丰富的混乱现象中的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可见的：知识，在这方面，SSK是一种认识论的纲领，继承了知识的哲学传统。另一部分是社会，社会被理解为如利益、结构、习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同时，这些社会秩序是某些先验的，确定性的东西，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知识”[18]。因此，社会建构主义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批判，预设了其所批判的对象本身所预设的前提：挖掘现象背后的所谓本质。它所做的不过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自然实在论”，本质上沿袭的依旧是对知识的表象性语言描述。
表象主义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主义，它源于20世纪中叶的“语言学转向”，这一转向赋予了人类“语言”太大的权力，随后还出现了“符号学转向”、“解释学转向”、“文化转向”，而每一次转向的结果都是把自然转化为一种语言或其他形式的表象。语言重要、话语重要、文化重要，但自然不重要。只允许人类用语言去塑造或决定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相信语言的主语与谓语之结构代表着一种先验世界的潜在结构。这是社会建构主义与传统实在论的共同的形而上学基础。语言与文化具有能动性与历史性，而“物”却被表现为被动的与永恒的，充其量承载着来自于语言与文化的历史引起的变化。这里凸显的是文化表象的活力，淹没的是被表象的自然的生命。这样，表象主义眼中的科学不仅是去语境化的，而且还是非历史的。这导致在科学哲学的长期发展中，自然的历史性始终没有进入科学哲学家的视野。“他们缺乏历史感、他们仇恨生成（becoming）……他们把科学家变成了木乃伊。”[19]
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共同问题在于：⑴他们将视角聚焦于科学知识，认为科学知识是解释科学合理性问题的中心；⑵共同假定知识是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在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科学是“自然之镜”，而在社会建构主义者那里，科学变成了“社会之镜”。这些都是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所称的“普遍性的合法化方案”，即这些相互竞争的不同解释都在为科学知识的合法化提供一种普遍的原则；⑶把科学变成了没有历史感的木乃伊；⑷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成为无果之争。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表征走向干预、从知识走向实践。
具有人类主义特征的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都把科学视为知识或文本，其所支撑的实践的图景具有典型的还原特征。逻辑经验主义寻求把科学实践描述为一种理性的运作，并在这种理性运作中去探讨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类似地，社会建构主义从社会到知识的致因性解释，把对科学的合理性解释牢牢限制在专业的社会学领域内。然而，如果把科学视为实践或活动，对科学实践的合理性研究和理解将不会被限制在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个具体的学科，对实践的研究将彻底瓦解传统研究的学科还原特征。这并不是科学的哲学、社会学、编史学内部的专业争论，而是对在专业性外衣包装下的截然分明的学科领域和学科界限的挑战。传统的学科概念和界限正在受到来自科学实践研究的巨大压力，但这种挑战并不提倡对各个学科进行一种无政府主义式的解构。事实恰恰相反，研究科学实践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类学家将汇合在一起，去探索一种新的、范围广泛的、多学科综合的科学的文化研究的可能性，这就是STS的跨学科研究。
第二节 科学实践哲学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
1992年，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主编的《作为实践与文化的科学》出版后，科学哲学中出现了“实践转向”，标志是拉图尔等人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皮克林的“冲撞理论”、劳斯的“研究实践的动力学”、哈拉维的“赛博技科学观”等。上述研究进路的共同特征是，清楚认识到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立场的极端性，力图通过对科学实践的突出强调，达到两者的适当整合，以实现对两者的超越。
科学实践哲学，顾名思义，就是从科学实践——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或田野研究而非科学理论出发，去研究科学知识的建构及其哲学问题。由于科学实践本身涉及多维度的活动，因此，科学实践哲学一开始便显示出一种跨学科研究的特征。
一、自然—仪器—社会的混合本体论
为了摆脱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两种极端，1992年，拉图尔、米歇尔·卡隆（Michel Callon）与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斯蒂文·耶尔莱（Steven Yearley）之间爆发了著名的“认识论鸡”之争；1999年，拉图尔与布鲁尔之间爆发了“对称性原则”之争。这两场争论的焦点是对称性原则的历史，即坚持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还是坚持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前者坚持科学的社会建构，把科学视为对科学共同体利益的反映。后者要求消除传统科学哲学中主客的截然二分，主张在人类与非人类之间保持对称态度，坚持从两者的本体混合状态，即从一种“人类和非人类的集体”[20]中去追踪科学的实践建构过程。由于它强调在本体论的实践舞台上去追踪科学的建构，思考科学的哲学问题，因此这一原则被称为“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这种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在实验室生活中表现为“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这实际上就是当代后戴维森主义（Post-Davidsonian）的实用主义者如约翰·麦克道威尔（John McDowell）、罗伯特·布兰顿（Robert Brandom）所提倡的塞拉斯式（Sellarsian）的因果关系空间，是我们与世界的“遭遇”的行动空间。
拉图尔指出，布鲁尔的“方法论对称性原则”并没有真正坚持对称性，因为它将解释权赋予了社会，造成了自然的“失语”。为此，拉图尔把对称性原则从方法论推向本体论，即“在对人类与非人类资源的征募与控制上，应当对称性地分配我们的工作”[21]。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人类与非人类这两类本体问题上保持对称性态度。要保持这种本体论上的对称性态度，首先要突破自然与社会、物与人的截然两分，破除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主义。其次要赋予“物”以力量或能动性，以理解在实验室中物与人之间力量的冲撞。拉图尔的主要思想是，首先用actant（泛指人类与非人类的行动者）一词替代actor（仅指人类的行动者），这样，主体与客体、人与物、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在本体层面上得以清除。其次，通过“转译”等概念分析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在属性上的相互交流，于是，人类开始具有了非人类的属性，非人类也开始具有了人类的属性，如能动性或力量。这样，新本体论成为以两者的内在行动为基础的一个行动者网络，出现了一种“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体混合状态”[22]。“在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图景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对称的，两者互不相逊，平分秋色。任何一方都是科学的内在构成，因此只能把它们放在一起进行考察。”[23]通过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主客体的交汇点，也即科学实践得以发生的真实本体时空——实验室——就成为STS所关注的焦点。研究实验室中科学事实如何在人类与非人类的交织中被建构而生成出来，研究实验室所生成的科学事实所带来的自然—社会、客体—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与共演的历史，这些就构成了当代科学实践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这种人—仪器—自然的聚集体中，首先，作为人的科学家，是一种生活中和实践中的有限存在，其活动受制于仪器、自然和社会。然而，科学哲学在自康德以来的先验哲学的影响下，硬是把人的有限性遮掩起来，有意或无意地把有限的人当作讨论一切问题的基础；硬是把无限的、绝对的、创造者的角色归于有限的人，让有限的人不堪重负、膨胀欲裂。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就是要恢复并阐明具体、有限的科学家，把科学家视为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的具身性实践者。这也正是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的研究途径，这种途径强调“默会技能”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性。逻辑经验主义或者说传统科学哲学强调方法论对科学实践的指导作用，柯林斯将其称为“算法模型”（algorithmic model）。这种模型主张：方法论上的指导能够提供所有可遵循的实验技巧，方法论程序是发现科学的真理性与有效性的根本保证，进而期刊或文本中对科学工作的形式化描述就具有了完备性。这种模型实际上把科学工作视为“逻辑的翻转”，科学家成为“方法论的傀儡”。与之相反，由于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更加强调与形式化的方法论相对的默会知识的把握，于是，科学就内在于科学共同体的实践之中，科学概念与定律、方法论规则、对某些实验知识（如与仪器的运转有关的知识）的把握以及对仪器所得出的数据的解释能力等，都无法在明确的方法论程序中得到完全阐明，它们只能通过库恩所谓的“范例”实践，默会把握。总之，科学事业依赖于实践中的能知（know-how）。正如波兰生物学家卢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指出的：“在任何方面，科学研究都是一项技能性的活动，它依赖于大量非形式化的、部分具有默会性质的知识。”[24]这就是柯林斯称谓的文化适应模型（enculturation model）。
其次，按照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理解，自然不是一种柏拉图世界中的理念，而是一种现象界的本体。如“位置”不能被预设为一个明确的抽象概念，也不能被预设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对象的内在属性，因为“位置”只有在利用一种带有固定组成的严格装置时才有意义。此外，用这种装置对“位置”的任何测量都不能被理解为是对某些独立本体的抽象，而只能是一种现象属性。因此，按照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要求，认识论的对象不是带有固定边界的抽象客体，而仅仅是现象。也就是说，现象是本体论上首要的关系。现象不是由物自身或现象背后的本质或属性所构成，而是现象之中的物。现象就是实在的构成。正如伊恩·哈金（Ian Hacking）这位科学实践哲学的开拓性人物所说：“我对‘现象’一词的用法与物理学家的一样。这一用法必须尽可能地远离哲学家的现象主义、现象学以及私人、转瞬即逝的感觉材料……现象就是显现。”[25]
第三，在现象的生成中，仪器扮演着一种关键性的建构角色。仪器的主要功能是调节科学家所遭遇的自然界的“阻抗与适应之间的辩证法”（皮克林语）。由于观察渗透着理论，因此仪器不是对自然界的中性探索，仪器只会体现出某些特殊的理论要求，服务于某些特殊的目的而排除其他，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实践。通过它，某些特殊的现象被场所性地建构。也就是说，仪器是物质化的排他性实践。仪器是现象的重塑或话语实践，它在自身话语实践的差异化中生成出物质现象。仪器不是在世界中的一种静态的安排，而是对世界的一种动态的重构，一种能动的操作性实践，通过它，特殊的独特边界得以启动，但它通常不会完整和确定地产生某些预期现象，并没有确定的“外在”边界。这种不确定性代表着现象生成的开放性，即仪器对重置、重构与其他修改的不断开放。此外，任何特殊的仪器总是会被应用于不同的实验室、不同的文化或地理空间，总是会发现自己处于有待更进一步说明的情境化差异之中，这是不确定性的另一种表现。这些实践组成了在操作中的科学仪器的重要特征。现象是通过具身性活动中的多种仪器的能动的内在作用而被制造的。
二、非人类的能动性
逻辑经验主义与社会建构主义对能动性的考察是非对称性的，认为能动性仅属于人类，而不属于自然，自然被看作惰性的物质，被动地等待着人们去表征。因此，科学哲学家一直恐惧人类的力量（愿望、动机与意图），企图通过方法论的理性力量对其进行过滤和清除。相反，社会建构主义者一直试图把人类的力量（权力与利益）理解为科学信念与文化扩展的一种真实的原因。但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表明这种力量的分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自然本身具有自己的力量（agency）、能动性或主动性，它不断地与使用仪器的科学家在“阻抗与适应的辨证矛盾”中共舞，其间为克服“自然”的阻抗（自然界的能动性的表现），科学家的目标、计划及仪器设备的物质形态等都需要不断地改进和转换，以适应“自然”的“要求”。自然的能动性实际上就是伊·普里戈金（I.Prigogine）在《从混沌到有序》中所说的自然的自组织性。仪器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它们能够完成人类的精神与身体无法完成的工作。机器的这种操作性力量，就像受规训后的人类力量一样。哈金反复强调“仪器创造了现象”，并由此走向“实验有自己的生命”这一立场。
科学家的力量、仪器的力量与自然的力量共同聚集在实验室的舞台上，在相互共舞（皮克林语）或转译（拉图尔语）中建构出科学事实。在这种共舞中，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并非先于实践存在，而是通过实践过程中两者的对称性介入得以相互界定、支撑与发展。也就是说，在科学实践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机遇性的组合是在时间中涌现出来的，并成为实践过程的有机构成——表现在目标的试探性设定、特定的阻抗的涌现、特定的适应的达成之中。这些机遇性组合成为实践过程中不可逆的部分，它们并非外在性地干涉实践过程，也不是仅仅将自身附加于实践过程之上，而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本身。科学事实就是在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共舞过程中瞬间涌现出来的。之所以称其为“涌现”，是因为任何科学家事先都无法准确地把握科学实践发展的时间轨迹。在这一共舞过程中作为主动的、有目的的行动者，科学家们尝试性地建造出一些新的仪器，随后处于被动状态以监控仪器的运行，去捕获的自然力量的可能功效。与之对称，自然的力量恰恰是在人类被动的观察阶段主动地展示自身的能动性。机器也是在有目的地运作着，在努力地捕捉着自然力量。阻抗体现为人类有目的地捕获自然力量的失败，适应则是应对阻抗的人类的主动性策略。这种策略包括对目标、动机和理论的调节，对仪器的物质形态的改进，对科学的活动框架以及围绕行动框架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这就是“阻抗与适应的辩证运动”。这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形而上学。这种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把科学视为一种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经由阻抗与适应辩证运动的人类文化的一个进化领域，其中前者寻求捕获后者”[26]。同时，这也展示出一种开放式驻足点（open-endedness）的图景。当各种新的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机遇性地聚合在一起时，新的实践共舞开启；新的异质性力量就会在多种可能性的开放空间中展开新的共舞，并最终会形成一个新的科学事实。如此“循环”共舞，构成了科学实践生生不息的永恒图景。
这种科学观有两个基本要点。第一，“去中心化”的后人类主义。在这种聚集中，自然所为、仪器所为与科学家所为，彼此交织、相互强化，三方地位等同，没有预先存在着的主次、先后。在逻辑经验主义那里，自然是表面上的最重要的因素，在社会建构主义那里，社会则凸显出主导作用。而在科学实践哲学中，自然、仪器、理论与社会是在实践共舞中具有同等地位的异质性要素，这就瓦解了自然与社会之间截然分明的界限，进入了后人类主义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人类活动者依旧存在，但他们与非人类力量内在有机地相互缠绕，人类不再是发号施令的主体和行动中心。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建造我们。”[27]第二，瞬时涌现。在实践之前，人们对组成一个正常运作的人类与非人类的聚集体中的各种要素无法事先准确确定，也不能够完全把握其确切功能。它们都是在真实的实践中涌现出来的要素。这意味着科学实践是在阻抗与适应的共舞中拓展并成就自身的空间。在逻辑经验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那里，对理论变化的解释总是根据一些固定不变的标准，比如认识论的理性标准或利益、权力等。而在科学实践哲学中，真实时间进程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阻抗和适应之间的辩证法”才是解释的关键。这样，科学，由于其本质上是一种实践中机遇性的相遇场中涌现出来的产物，因而便具有了内在的时间性。“这个（this）只能恰好发生，然后那个（that）也只能恰好发生，等等，在一个独特的轨迹中导致了这一（this）或那一（that）图像。”[28]这个轨迹及其终点绝不可能事先被确定。因而，科学的实践建构为我们显示出：“在物之繁涌中，在人类和非人类的交界处，在开放式驻足点和前瞻式的反复试探的过程中，真正的新奇事物是如何在时间中真实地涌现出来的。”[29]
科学事实是在人类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的共舞中涌现出来的产物，拉图尔用“拟客体”来表达“科学事实”。“拟客体位于（自然与社会）两极之间。”[30]皮克林则用“赛博”（cyborg）来表明，科学事实是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交织的产物。在当前的主流学术领域内，对“拟客体”或“赛博”的研究还处于边缘地带。然而，这类奇异的对象不仅充斥在自然科学中，而且在社会科学中也无处不在，如近代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科学组织、“二战”时期所诞生的科学技术—军事机构、转基因食品、气候变暖等。主流学术之所以对“赛博”置若罔闻，这主要是受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体论层面。现代科学在对“自然”进行伽利略式外科“清洗”手术后，诸多学科以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明确区分来界定自身。自然科学对非人类世界进行评价和理论探讨，这是一个假定“人类”并不存在的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则选择了另一部分，试图分离并理论化一个纯粹的人类领域。在《我们从未现代过》一书中，拉图尔指出现代性是由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引发的，即对物与人进行纯化而分离的叙事，自然科学只负责研究物，人文社会学者则负责讲述人。正是这种学科分立的世界，使得“赛博”成为视而不见的对象，不属于任何研究领域。各学科领域不公开承认它们，只是支离破碎地理解它们。不同的学科仅仅抓住了“赛博”的只鳞半爪。显然，消除这种支离破碎现状的学术努力将是跨学科的。它需要既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非人类为中心，而是在人类和非人类的共舞中进行思考。第二，时间性层面。主流学术中并没有为时间留出位置。科学哲学倾向于讨论无时间的问题——真理、理性、美、善等，而科学社会学家倾向于持续讨论各式各样的共时性关联。当时间性问题无法避免时，讨论通常被转化为对致因的分析和预测，而不是科学实践哲学所讨论的各种开放式驻足点式的终结、不可预期的生成与演化。正是在后者的意义上，时间被内在性地引入了科学之中。
三、科学实践哲学的理论流派
科学实践哲学是当代STS发展的主流。当然，当我们称其为科学实践哲学时，并不是说其内部全然一致、毫无分歧，而只是表明当代众多STS学者之间的最小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使得他们可以被放置在这样一个仅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标签之下。这种一致性的核心内容是，对于科学研究而言，实践并非一个可有可无的中介，它就是科学的界定者，甚至可以说就是科学本身。具体而言，科学实践哲学包括以下几大研究流派。
1.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在“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基础上，拉图尔等人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正如前文所言，为了对称性地看待人类与非人类，拉图尔主张用actant替代actor，众多actants联合行动就会结成一个网络，网络形成的内在机制是转译。“转译”是ANT的一个关键术语，它是指一个行动者为建构一个事实，必须通过磋商、征募等手段，并经过一系列的转译，让所有的行动者都意识到必须要建立一个联盟，即一个行动者网络，才能建构出科学事实。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卡隆对法国圣布里厄海湾扇贝养殖活动的研究。科学家为了成功地养殖扇贝，必须运用磋商、征募与动员等手段，把自己的学术兴趣转译成渔民的经济利益、扇贝的生存利益，以形成一个网络，使扇贝按科学家的期望生长。如果其中任何一个节点出现问题，如渔民与科学家之间起冲突，把还未完全成熟的实验扇贝捞起来出售，这一网络就会坍塌，科学实验也就失败了。卡隆的这个例子想表明的是科学研究“依赖于一种社会与自然之交织态的相互关系的复杂网络”[31]。网络实际上就是转译链。ANT是在本体论的舞台上思考科学及其知识的建构问题，这是拉图尔科学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最简单的理解就是，科学不再是知识，它成了一种现实的转译链，一种内在于科学实践中的运动。它将对象、科学仪器、科学家共同体、其政治和经济上的盟友、大众的地方性知识与科学概念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断转译中的体系，这种转译的连续性保证了科学事实的实在性。如果这一链条在某处发生断裂，那么，科学事实将会丧失其实在地位。科学就是转译链所形成的行动者网络，这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践，网络成了科学的实存方式。
2.皮克林的冲撞理论[32]
拉图尔是用符号学的方式来看待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从而把人类与非人类（研究对象与仪器）混为一谈。皮克林对这种符号化特征持有异议，故提出“局部对称性原则”。该原则指出，在科学实践中，自然、仪器与人这三类因素无一处于绝对中心地位，这一点符合“对称性”。但皮克林同时强调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并非完全等同。利用这一原则，皮克林对科学实践进行“冲撞”式地辩证分析，用历时性分析替代拉图尔的共时性分析，强调“瞬时涌现”的概念，认为科学事实是在人类与物质之间力量的冲撞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不可预测的演化趋势，从而使时间与历史真正进入科学实践之中。同时，正是由于皮克林看到了人与物质之间的差异，使他关注到一种新本体——赛博，即一种自然界和非自然界之间界限消解之后出现的“自然—人—机器”的混合本体（如身体的基因改造），并认为这三者之间是一种共生与共演的关系，这就是他的“辩证的新本体论”——人类力量和物质力量之间共生、共存与共演的生态本体论。
不过，在思考“科学实践本体论现场”时，皮克林与拉图尔一样，持有“混沌性原则”，把实验室中的科学活动视为铭写、技术装置和具体技能之间的随机拼凑，是一种混乱与无序的组合，科学家成为一个对随机因素进行胡乱拼凑的修补匠，结果使实验室科学陷入认知的泥淖。毫无疑问，这种工作批判了科学合理性的神话教条，却彻底抛弃了科学的内在合理性和实际科学活动的稳定性。尽管这里强调了实际的科学活动不能“完备地”证明自身的合理性，但它不能彻底终结有关科学探究的理性基础和自然基础的争论，因为这些议题重弹了哲学相对主义的老调，模糊了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当各种社会因素直接进入科学内部时，科学的理性规则就会失去其本该有的制约作用，哈金认为这是社会建构主义的首要症结。因此，如何恢复科学的合理性，就成为后继的科学实践哲学思考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哲学家们最终走向了科学合理性的生成论哲学。
3.劳斯的研究实践的动力学[33]
劳斯哲学的目的是要从语用学的角度理解科学合理性。劳斯提出了“知识联合体”（“epistemic alignments”）的概念，类似于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中的“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主张知识是异质性要素的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形成与扩展充满着权力与阻抗。劳斯还强调了这种联合体在实践的动态发展中的开放性。任何一个知识联合体都是历史性的、语境化的，这种历史性和语境化既面向过去，又立足当下，也蕴含了将来发展的前景和机遇。各门科学也都具有历史性，科学知识成了实践中各种要素的机遇性联合的开放性驻足点。在研究实践的动力学中，劳斯用紧缩论的立场来说明真理，认为科学实践并不需要所谓“真理”来辩护，因为“真理”一词的意义就是来自于一个有用的语言实践之中。这种紧缩论真理观的目的在于保持科学场自身的合理性。
4.林奇的常人方法论[34]
迈克尔·林奇（Micheal Lynch）主张，在讨论传统的认识论主题如观察、测量、理性、解释和表征时，不要去寻求一种认识论的或者认知的纲领，而是要去研究这些术语在实验室中“自然—仪器—社会的聚集体”的活动中的“显现”。用林奇的话来说，就是把认识论主题转变为“认识论话题”。不同于寻求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的传统科学哲学，也不同于放弃科学合理性问题的ANT，常人方法论研究用一种“自然观察的基础”去填补科学文本与科学实践之间的裂缝，其目的是要考察科学发现和数学证明是如何产生、如何从实验室活动的生活世界中“提升”出来的。实验室活动中充满着各种“操作研究对象的具身性秩序”，它表现为实验对象、仪器与实验者的具身性活动之间的对称性的协调与适应。通过演示—证明机制与社会共识机制，这种实验秩序最终会被提升为“数学或形式化理论”。林奇的目的在于让科学的合理性重返实验室的日常活动之中，表明如何在科学的日常行动中重新合理地刻画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主题。这种研究既不是解释性的，也不是基于所谓传统科学哲学中规范性的科学方法，而是基于共同体对专业语言的直觉性把握，基于实验技能与科学推理如何具身性地存在于一个共同体所使用的惯例之中，基于学科范式对自身内部独有历史的承载与认同。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开启了从内部实践、从科学本身的客观逻辑来理解与言说科学，在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前提下，回归科学的合理性与客观性的路径。
5.哈金的实验实在论
哈金认为，科学的稳定性是许多要素如数据、理论、实验、现象、仪器、数据处理等之间机遇性博弈的结果。这种稳定性体现了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基本精神。“当理论和实验仪器以彼此匹配和相互自我辩护的方式携手发展时，稳定的实验室科学就产生了。这种共生现象是与人、科学组织以及自然相关的一个权宜性事实。”[35]理论的成熟总是关联着一组现象，我们的理论、我们研究及测量现象的方式，在相互培育中相互界定。哈金对科学稳定性的解释是：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作为成熟的实验室科学，它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其理论形态、仪器形态和现象界之间可以彼此有效地调节的整体，科学的合理性与客观性就是实验室自我辩护的产物。基于早期实验室研究的工作，哈金后来提出了“历史本体论”[36]，主要目的在于对科学对象的命名系统的起源与变迁给予一种历史的说明，用不断更新的命名范畴去描述对象之所以成为“科学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追踪了科学对象的独特的历史踪迹，把科学对象的生成、演化与人类历史特别是人类在其长期科学发展中形成的思维风格联系在一起。哈金由此走向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哈金通过福柯的知识、权力和伦理三条轴线，探索科学的形成与客观性观念的起源。他关注的是现存的客体、主体与思想何以在历史中成为可能，并把这种可能性归结为思维风格。哈金借鉴了科学史家A.C.克龙比（A.C.Crombie）提出的欧洲科学的六种思维风格——数学的、实验的、假说的模型化、分类的、统计的和历史—起源的思维风格，认为只有在这六种思维风格（权力）中所从事的研究自然的活动及其结果才能被称为科学（知识），并且只有掌握了这些思维方式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科学家（伦理）。这就是主流科学的范式。也就是说，只有在这六种特定的思维风格中，客体才能成为客体；也只有在特定的认识形式中，知识才能成为知识。思维风格最终成为我们时代客观性的历史之根。
6.历史认识论
以罗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为首的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继承并发扬了法国科学哲学传统，从科学史的角度去探索认识论特别是认识论问题的起源。在分析认识论的基本概念，如知识、证据、客观性等时，由于受分析哲学的影响，主流的英美科学哲学探索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命题是科学的、知识命题的理性特征是什么。而在法国传统中，认识论是指在何种条件与手段下，物被建构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关注的是产生与维系科学知识的过程。这就意味着研究视角的转变，即不再思考概念与对象的关系，转向思考对象何以能成为研究对象的起源问题。因此，历史认识论反对实证主义，主张把思想史融入科学实践史，即在思想、工具、自然、文化等异质性要素之间对称性冲撞的历史中思考认识论问题。
认识论的研究，首先是以研究对象何以存在的本体论为前提的。在传统的科学哲学中，对象被禁锢在实在论与建构主义的争论之中。实在论的图景把科学对象描绘为一种等待着科学家去开发的未知地，是一个由预先存在的对象组成的永恒世界。根据实在论的观点，人们只能谈论科学发现的历史，而不能谈论科学对象的历史。而建构主义主张科学对象是被发明的，是在历史与社会语境中被塑造出来的。这些语境可能是知识的、制度的、文化的或哲学的。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科学对象的突出特点是其历史性，但不具有真实性。在许多争论之中，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对立被还原为真实与建构之间的对立。但这里争论的要点是科学对象的概念属于什么样的范畴（它们是真实的或建构的？），而不是科学对象本身。历史认识论关注于科学对象本身的起源与演化的问题，它并不预设一个先于认识的客观实在，更不会把对象视为文化傀儡，而是探究在科学实践的历史中，如何通过实验室活动，把一组未知的、被忽视的自然现象转化为一个科学对象。这是考察科学对象、科学概念的生成、演化或灭亡的过程，考察那些从科学家实践中突现或消失的对象所组成的动态世界。这就把认识论的问题和科学史联系在了一起，科学合理性就根植于科学实践史之中。这样，科学对象既是真实的也是历史的，其真实性与历史性依赖于其融入科学实践与思想的程度。历史认识论研究者详细研究了17—20世纪化学、物理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实践史”，追踪科学对象的生成与演化的踪迹，为科学对象写“传记”（biographies）。[37]他们认为，自然的所为、仪器的所做与科学家的所做对称性地交织在一起，冲撞出不可预测的、具有演化特征的科学对象与理论，为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论据。
当然，拉图尔的符号化对称性原则使他无差异性地对待人类与非人类的力量，这使他忽视了主体性问题。对主体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将科学哲学引向了后人类主义的道路。
7.海尔斯的后人类主义
在本体论对称性原则中，科学事实是自然—仪器—人的耦合结果，一种人与物的混合本体。与此相应，作为主体一方的人类在这种耦合关系中也会发生改变，人也成为一种自然—机器—人的耦合结果。这是因为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塑着我们。这类耦合结果通常被称为赛博。例如，人们开始利用技术重塑身体。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及人类工程实验室发明的“伯克利下肢外骨骼”就是一种借助机械辅助装备来拓展和加强人体的负重及承受能力的技术。当今高度发展的网络世界、虚拟技术、机器人、赛博时空、电子人、基因工程、克隆技术、器官移植、试管婴儿、激光整容术、变性手术等极富想象力的高难度科技手段，正在日益消解人与物的二元对立范畴。从哲学上思考赛博，就使得我们进入了后人类主义。继后结构主义之后，后人类主义是近年来的另一种重要的“后学”。后结构主义并不具备某种统一的含义，通常是指由福柯、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人发展出来的一系列理论的统称。后结构主义者的理论虽然各异，但却共同具有某些联系特定语言、话语与主体的基本前提，这些前提形成了一种方法论。西方哲学的传统，从启蒙运动开始都是以人作为中心，其主体哲学认为只有人才是认识、权力和价值的主体。这一根本前提也是所有西方文化、哲学、科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基本精神。“人是思维的主体”，这一前提是自明的，主体透过理性工具，达到对世界的认识并改造世界。后结构主义颠覆了上述前提，指出主体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建构的。后结构主义的著作基本上都是批判西方哲学、政治及社会组织中所预设的“一种独特的、固定并连贯的本质，而且这个本质使她（或他）成为她（或他）所是的那个人”[38]。摒弃这种人类主义的本质论，后结构主义预设了一种去中心的、去稳定的以及生成的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后结构主义意欲打破西方传统哲学中一切以人为前提的二元对立范畴，颠覆必然的普遍结构以及一切先验范畴所指的中心地位。与后结构主义类似，后人类主义也在质疑自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及主体的建构等问题。然而，当后结构主义对西方哲学中的人类主体地位进行解构（如福柯认为主体本身就是话语的结果），以达到“去人类中心化”的目的时，却把社会制度视为塑造人的基本手段。如福柯在《何为启蒙》一文中两次提到“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意指我们是依据知识、权力和伦理三条轴线，在现代历史中塑造了我们自己。而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讨论了大量作为现代性象征的“全景敞视式建筑”（如医院、学校等各种作为工具的权力轴）对人的“纪律规训”（把人纳入某种知识范式），从而塑造出现代意义上的人（伦理轴）。在这三条轴中，福柯遗忘了自然及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塑造作用，因此是不对称的，带有较强烈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特征。为此，后人类主义强调“去人形中心化”，即让人与物置于同等的“本体对称状态”。这符合当下高科技社会的状态。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体器官可以借由科技的结合，并由此延伸演化出各种新物种。这样，身体由传统生物学意义上的“固定本体”转变为具有灵活多变性的存在。因此，在当代高科技条件下，人进入了“后人类”赛博空间，其中，人类不再是均质的单一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而是可以转变为多元的、异质的不同身份。后人类主义思潮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前提下对人类物种本身的反省，也彰显出人类日益技术化的当代发展趋势。
在人与物的关系中，另一个极端是片面强调物的作用，忽视人的作用，使对称性破缺。人类日益技术化带来了“技术是否可以取代人类”的争论。持肯定态度的离身性（disembodiment）的后人类主义认为“哲学总认为自己是首要涉及思想、概念、理性、判断的学科——也即是说，涉及那些通过心灵的概念形成的术语，这些术语排斥或者排除了对于身体活动的考虑”[39]。离身性的后人类主义强调身体是生命次要的附加物，生命最重要的载体不是身体本身，而是抽象的信息或者信息模式。海尔斯批判这种去身体活动的后人类主义，强调具身性（embodiment）的后人类主义，认为我们不能离开科学家的具身性活动去理解科学技术，更离不开具身性活动得以展开的实践世界。保持人与机器之间的对称态，就会使具身性活动成为人与机器的分界线。正如凯瑟琳·海尔斯（N.K.Hayles）所说：“人类已经进入了与智能机器的共生关系之中，有人声称人类将被智能机器代替。然而在人类与智能机器的无缝连接之间存在着某种限度，人类自身的具身性使得这个限度维持人类与智能机器的不同。”[40]
8.哈拉维的赛博体技科学观
技科学（technoscience）一词常被用来描述当前科技研究的基本特征，在理论上源于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它是指在当下的知识生产中，人类和自然、科学和技术、自然和社会情境性耦合，共同建构了各种异质杂合体。哈拉维将这些异质杂合体称之为赛博。各种异质性要素都处在一张十分复杂丰富的动态“无缝之网”中，彼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无一因素占据中心地位。“技科学”这一术语虽然不是拉图尔最早提出，但其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把它推向了学术关注的中心。拉图尔用符号化的手法彻底地摒弃了主体—客体概念，而哈拉维保留了这一对概念，目的在于突出主体的伦理和政治维度的重要性。哈拉维主张主体并非先验预存，而是在与客体的关系中生成。
在实践的主体性方面，哈拉维的赛博技科学观关注的是赛博“忽视了谁？为谁？使谁受益？”的伦理问题。她提出了“负责任的科学”的两个伦理维度：第一，认知的伦理，即参与科学实践的所有认知主体都应是“诚实的见证者”，他们具有不同的“局部”视角，只有通过各种不同局部视角之间的共舞，才能“内爆”出具有“真正客观性”的科学知识。第二，科技的伦理责任。在基因技术中，小白鼠体内被植入人体致癌基因，为攻克乳腺癌服务。哈拉维认为，这意味着人与动物的界限被打破。从致癌鼠到保鲜番茄，哈拉维带领我们进入了转基因技术，我们恍然觉悟，其间竟然纠缠着如此之多的藤蔓。每一项研究计划的制定、执行、申请专利以及成果商品化都带来世界范围内诸多经济利益之争、政治反应和伦理争议。围绕着某项科技发明，整个社会中众多力量都介入其中，进行争辩与斗争。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关系、白人对土著民的生物资本的偷窃、发展中国家社会阶层与产业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资本主义的扩张、隐瞒公众导致对人权的践踏，当然还有转基因技术带来的粮食产量增加、食品种类丰富和营养结构平衡。因此，基因绝不单单是科学家智力探索活动的结果，它是连接了政治、经济、伦理、道德乃至艺术的节点，是这些因素交互作用、共同内爆的产物。对这种内爆的产物，哈拉维呼吁人们要关注其伦理责任。[41]
四、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
从本章的主要内容来看，科学实践哲学正在为我们塑造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
人类主义的STS的出发点是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方法论上走向了两种极端的不对称性，由此导致反映论意义上的表象主义。这种表象主义的科学观不仅使我们始终处在“我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的“方法论恐惧”[42]中，而且还使我们漠视科学的时间性与历史性。“本体论对称性原则”打破了自然与社会的截然二分，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彻底的对称性，因为其基本的方法论要求就是要在科学实践的本体论舞台上，追踪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是如何对称性地建构出科学事实的，由此走向了实践意义上的生成论。
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绘制出广阔的人类—非人类的网络，在其中实践得以形成和定位，科学哲学返回科学实践。其创新意义在于，拒斥在抽象的思辨层次上去思考科学的哲学问题，从而引入了“实践唯物论”的进路。扎实的案例研究表明了科学事实是如何在物质—概念—社会之间的共舞中生成出来的，同时也展现出了在实验室中生成的科学事实所带来的自然—社会、客体—主体之间的共生、共存与共演的历史。为此，我们不仅消除了“方法论恐惧”，而且还展现出科学的时间性与历史性：即事实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源于它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的辩证共舞过程中生成的，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真实地涌现出来的。这种生成同时也是开放式的稳定，是后继实践活动中的一次次去稳化，以及相应的一次次的再稳定化重建的基础，因此构成了科学演化的历史图景。与此相应，理性、客观性、利益与权力并不是凌驾于实践之上并制导实践的先验本质，而是在科学实践中生成并演化。
无疑，拉图尔的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符号化特征使他忽视了客体与主体的问题，从而陷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潭。后继对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的批判性发展，一方面，从不同的角度重审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其共同特点是：实在、理性与客观性等并非是对先验对象的镜像式反映，就像科学事实一样，它们也是在科学实践这一本体世界中生成并演化着的认识论范畴。另一方面，对主体问题的重审使我们进入了后人类的赛博体世界，突现出赛博体科技的伦理问题。
当本体论对称性原则谈及人与物相互共舞时，并不是简单地指出某物和某人都参与了某一活动，而是指在这种参与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互相界定的过程，并且在这种相互界定中，彼此的内涵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世界也以同样的方式重塑着我们，这是一个双向的建构。这些重构的结果使社会秩序和自然秩序之间的关系结构发生了对称性变化。这样，科学的认识活动会产生实实在在的社会效果与政治伦理效果。因此，科学哲学不能仅仅把科学限制在纯粹理性的范围之内，它要求认识主体对自身的界线、预设、权力和效果进行反思。我们对科学的认识活动，作为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不仅参与世界的构成，而且参与主体的构成。主体与客体的界线、意义与对象的界线、物质与符号的界线，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在关系之中呈现出来。这种双向建构决定了科学在认识论、本体论与伦理学三者间结合的各种可能性。所以，作为实践的科学，它在概念上、方法论上和认识论上总是与特定的权力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科学，作为干预性认识活动，要对与认识主体相关的他者负责，要对相关的社会结果负责，要对世界的存在负责。
本体论对称性原则带给我们的历史启示是，人类不可能独自去承担如此厚重的历史，物质世界更无法单独完成此重任。人类与物质世界在特定历史中的共舞造就了我们的历史与现状，这种相聚过程重塑了我们的社会，同时也勾画出了自然界突现的力量，建构出我们应对这些力量的科学与技术知识。科学就是我们的科学，它通过时间、空间、物质与人类历史轨迹相协调。从世界观的角度来看，这里所说的生成、存在和演化，不是关于纯粹的机器或纯粹的人类，而是关于赛博体的生成和演化，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相互缠绕的生成与演化。
这就是本体论对称性原则给我们带来的实践哲学启示——一种生成论意义上的世界观。
扩展阅读
安德鲁·皮克林：《实践的冲撞》，邢冬梅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安德鲁·皮克林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希拉·贾撒诺夫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
思考题
1.逻辑经验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对立的？又在何种意义上具有一致性？
2.科学实践哲学主要有哪些理论流派？
3.致癌鼠这一科技产物，对我们思考传统科学哲学的哪些问题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