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平襟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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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小报第一支笔

第一节 小报笔战健将

小报最早始于上海游戏小报,清末小说家李伯元所办《游戏报》为典型,以刊载消遣趣味文字为主。近百年来,上海出版的小报不下百种。虽然小报良莠不齐,但当时确实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对推动中国新闻事业,作为大报的某些补充,以及版面编排的改革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国成立,上海的小报又是一种情景。民初的游乐场轰动一时,新世界游乐场经理黄楚九于1916年出版《新世界报》,延请孙玉声(海上漱石生)为主编,这是上海第一张游乐场报。翌年,黄楚九脱离新世界,另外创立大世界,孙玉声随往主编《大世界报》。《新世界报》改由郑正秋任主任,奚燕子为主编,编辑助理为姚鹓雏、周瘦鹃、闻野鹤、陈小蝶、吴绮缘、周剑云、戚饭牛、恽秋星、尤半狂等,刚踏上文坛的平襟亚也是助编之一。直至杨尘因接任主编,襟亚才卸任助编。[45]

《新世界报》曾举办过三次“花国选举”,搞得非常热闹。襟亚身临其境,感受强烈,《人海潮》中对此有细致的描写,无意中留下了一段史料:

且说“大总统”登极那天,场中布置得堂皇典丽:一间大厅上,正中一座高台,三把龙椅,左右“总揆”阁员席;台下排成半圆形,“都督”“巡阅使”“花政长”座。以下一排一排三四百位来宾座,桌上满装花朵、茶点,电光下远望,如瑶台仙境,蠙阁螭宫。厅后元老座,参众两院席,厅前细乐悠扬,弦管咿呀,名花翩然而至者二三百人。元老用红色汽车往迎正、副总统,军乐前导,侍从武官三十余人将护而至。冠芬长身玉立,体态丰腴,身御黄色金绣团龙旗袍,四缀明珠百绯,垂垂如缨络。胸悬碗大宝石山茶花球,四缀茉莉,花心装一电炬,花球四周别上四只钻石蝴蝶,花心电炬照耀,闪闪作万道金蛇,徐登宝座。两旁贝英娇小玲珑,丰致嫣然;菊云袅娜丰裁,秀眉媚目;大家打扮得如花如锦。莲英风骚绰约,姿态活泼。一众执事,环肥燕瘦,各擅胜场。长千花于一室,聚百美于当筵,真算得千载难逢之胜会。当总统御极时,赞礼员喊着:“全体名花,向大总统行三鞠躬礼。”不约而同,大家站起来,弯了三弯身子。(《人海潮》第十九回)

《新世界报》影响所及,各游乐场纷纷自出小报,如周瘦鹃为先施公司主编《先施乐园日报》,其他还有《劝业场日报》《新舞台报》等,襟亚在这些小报上发表过不少游戏之作。

延续到20年代,以《晶报》为代表的三日刊,成为小报的主流。《晶报》原为《神州日报》附刊,1919年3月由余大雄接办,独立发行。《晶报》继承了晚清小报的消闲性质,但又有不同,为熔新闻、文艺、知识、娱乐消遣于一炉的综合性小报。《晶报》誉满申城,受到广大读者喜爱。

为了扩大《晶报》的影响,余大雄故意在小报上引发文人之间的种种争端,挑起笔战。余大雄笔墨尖刻,他和主笔张丹斧动辄在《晶报》上指桑骂槐,尤其对于陆澹庵骂得最凶。京剧名青衣绿牡丹从陆澹庵学书法,陆为鼓励她,在《晶报》上写了不少诗文吹捧这位名旦。《晶报》对陆澹庵长期狂捧无度深感厌烦,约请毕倚虹撰文讥讽陆澹庵“中了绿气”(旧时氯气称“绿气”)。陆澹庵和其他被骂的人因为没有地盘可以回骂,因此与朱大可、施济群、孙玉声等10人集资,于1923年10月创办三日刊《金钢钻》报,曲意金钢钻可以克“晶”。所以,两报一开始就处在敌对状态。

《金钢钻》报第一号出版,就向《晶报》猛烈进攻,称余大雄为蹩脚编辑,毕倚虹为蹩脚律师。毕倚虹马上还击,骂《金钢钻》报的编辑施济群为“脚编辑”,因为他曾以卖脚气丸为生。后来陆澹庵出马,以西门庆影射毕倚虹,以其住在西门恒庆里之故。而毕倚虹也不甘示弱马上回击,直指陆澹庵穷捧绿牡丹,是别有所图。小报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笔战就此展开。这一战历时半年,《金钢钻》报就此销路大增。

当时被誉为小报界“四大金刚”的有《晶报》、《金刚钻》报、《福尔摩斯》报、《罗宾汉》报。《罗宾汉》报被小报界公认是“戏报鼻祖”,创刊于1926年12月,创办人与主编是朱瘦竹、周世勋。该报先后出版过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谭富英、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等南北巨伶的特刊、专页,每期有关戏曲界的掌故、趣闻、轶事、动态连续不断,赢得了广大戏迷的欢迎。到1949年6月停刊时,《罗宾汉》报历时23年,出版时间可为小报之冠。

自英国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风靡一时之后,“福尔摩斯”之名几乎妇孺皆知。1926年7月,胡雄飞、吴微雨、姚吉光、汤笔花合办的三日刊《福尔摩斯》报创刊。胡雄飞任经理,吴微雨为编辑,姚吉光主持内政,汤笔花负责广告。在该报早期阶段,有平襟亚、秦瘦鸥、中医师陈存仁、胡憨珠、陈听潮(后改名陈灵犀)、沈吉诚、吴微雨的兄弟吴农花等经常供稿。詹纪凤律师和平襟亚担任法律顾问。

《福尔摩斯》报和大部分小报不同,不登风花雪月之类的文字,专门选择一些大报所不便刊登的社会内幕新闻,揭露社会黑幕。采用这一方针,虽然能够吸引读者,扩大销路,而麻烦也就经常发生。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特区法院常来传讯主笔和经理,追究文稿的来源。有时流氓也来打砸报馆,投恐吓信。吴微雨因此拜了黄金荣做“老头子”。《福尔摩斯》报成立不久,襟亚应吴微雨之约,写了一篇揭发流氓借“花会”、赌博诈人钱财的文章。该文刊出后得罪了法租界巡捕房流氓包探程子卿,程子卿当晚就把小报馆砸烂,襟亚与吴微雨因畏惧不敢出来。此事被苏州黑社会人物谌则高获悉,就出来做了和事佬,他偕襟亚、吴微雨前去拜访青帮头子黄金荣。经黄金荣调解,双方的纠缠才算了结。谌则高和平襟亚关系颇好,后来还结拜为兄弟。[46]

因为类似情况时有发生,很多小报报人和帮会发生了关系。平襟亚和吴微雨、施济群、胡憨珠等,都拜了黄金荣,姚吉光拜了曹幼珊,黄转陶拜了张啸林,毛子佩拜了杜月笙。俞逸芬拜的是袁寒云,袁寒云是袁世凯的次子,位列“民国四公子”之首,当时是《晶报》名义上的主笔,他虽是一位名公子,文采风流,擅长书法、昆曲,可也是青帮帮会的一个“大字辈”成员。[47]

某次,《福尔摩斯》报和《晶报》、《金钢钻》报同时刊登了汉口路一家药房的药品广告,租界当局认为这种药品是春药,由捕房英籍律师博良出面,向特区法院对《福尔摩斯》报提起公诉。开庭时由承审官沈叔木主审,他听了原告之词后,不许詹纪凤律师和平襟亚两位法律顾问辩护,宣判处罚被告现金500元,如无款就扣压《福尔摩斯》报。小报是只靠广告和发行两项收入来维持的,500元罚款对《福尔摩斯》报影响很大。因此该报除向法院进行上诉之外,又由詹纪凤、平襟亚根据法律条款撰写了一篇文章进行辩护,希望读者能主持公道。主笔吴微雨出面将这篇文章登在该报第三版,文中嵌着姚吉光画的三幅插画,有一幅描绘的承审官沈叔木的小圆脸盘、戴墨晶眼镜的形象。或许是这篇辩护文章起了作用,在由另一承审官主审上诉庭时,当庭宣布上次所缴罚款500元暂予领回,并劝告今后发表针对法院的文字时必须郑重。

《福尔摩斯》报受到这一次打击之后,在内容上略有变更,开始注重刊登公堂审案消息。当时,香港虎标永安堂为了推销万金油(即清凉油)、八卦丹等几种药品,来沪开设分店。它的开业广告,大报只登《新闻报》,小报只登《福尔摩斯》报。因未在《晶报》刊登广告,《晶报》就策动老报人包天笑写了几次文章,讽刺虎标永安堂,并攻击《福尔摩斯》报。襟亚在《福尔摩斯》报上撰文还击,形成一场笔战,愈战愈烈,几至涉讼法庭。后经郑毓秀、陈则民两律师从中调停,这场笔战才终结。[48]

当时沪上有一家名叫“包平和”的老牌鞋店,《晶报》登过一篇文章《包平和》,记述包天笑、平襟亚大打笔战,之后经人调解而和好的经过。

在小报界,平襟亚如鱼得水,他笔调幽默活泼、笔端尖刻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被人称作“小报第一支笔”。[49]舆论界称史量才、汪汉溪、狄平子、席子佩为大报四大金刚,平襟亚和余大雄、吴微雨、冯梦云被称为小报四小金刚。[50]襟亚在小报界的声望由此可见一斑。襟亚的小品常在各小报上刊载,署名有网蛛生、秋翁、襟霞、襟霞阁主等。玖君在《报人外史》中这样评论襟亚:

先生为报人中的清客,书贾中的逸士,本报《社日》《说日》等,时有阁主署名的轻灵小品,片段解颐,信手拈来,皆成妙谛,阔斧(长篇)短刀(小品),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

当代学者孟兆臣研究小报多年,他在各种小报上检索到的平襟亚作品有:

《福尔摩斯》之《文妖活现形》,网蛛生戏述;《铁报》之《秋斋笔谈》,秋翁;《东方日报》之《秋斋笔谈》,秋翁;《社会日报》之《秋灯梦忆》,秋翁(文言);《民初秘乘》,秋翁;《社会日报·每日画刊》之《古艳钩沉》,襟霞编辑;社会讽刺小说《黑莱姑娘日记》,网蛛生、徐培仁合译;侦探小说《蒲公英秘书》,网蛛生、史炎合译;《书城搜奇录》,襟霞阁主;《海报》之《秋斋笔谈》,秋翁;《秋斋说笈》,秋翁;《小说日报》之《小说偶谈》,襟霞阁主;《奋报》之《襟霞阁漫笔》;长篇侦探小说《灯光血影录》,襟霞阁主译;《新世界》之义侠短篇《烈女殉节记》,襟霞阁主;《剑底萧魂录》,襟霞阁主。[51]

对当时小报文人编报的情形,张爱玲曾根据她的所知所闻作过描述,从中不难想象平襟亚作为小报记者的另一面:“社会小说在全盛时代……写妓院的太多,那是继承晚清小说的另一路线,而且仍旧是大众憧憬的所在,也许一般人太没有恋爱机会。有些作者兼任一家小报编辑,晚上八点钟到报馆,叫一碗什锦炒饭。早有电话催请吃花酒,一方面‘手民索稿’,写几百字发下去——至少这是他们自己笔下乐道的理想生活。小说内容是作者见闻或者是熟人的事,‘拉在篮里便是菜’,来不及琢磨,倒比较存真……”[52]

今天的读者看到“妓院”“吃花酒”等字眼,往往和“性交易”“黄色”联系起来,其实在近代,许多高级妓院不过是一种公开的社交场所而已。比如晚清时期的革命党人,就常常在妓院开展活动。当时的高级妓院虽然也含有性的成分,但是有各种规矩和尺度的。与平襟亚有半世纪交往,曾创办《海报》的金雄白说:“我与他(编者按:指平襟亚)真是五十年的朋友,在战前同逛长三堂子(上等妓院),也一直在旅馆所开的长房间中每晚大谈其洋场风物,往往直到天明。他把听来的一切趣闻艳事,写成社会小说。”[53]

襟亚在《人海潮》续集《人心大变》的序言中,称自己一度“竟日度着三馆(妓馆、旅馆、菜馆)生活,心旌摇摇,不能自主”。那时包天笑与毕倚虹等著名文人就是这样编报的,踏入小报界不久的襟亚自然也是如此。当年到大上海来闯世界,就像小说中的沈衣云一样混迹于熙来攘往的人海之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难于排遣内心的苦闷与空虚,只觉得前路茫茫,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襟亚和很多小报文人一样,抱着“玩”的心态来为小报写作。他们的冶游,是十里洋场中娱乐消遣的普遍现象,又是文人“才子佳人”旧风习的遗留。正如出版家张静庐所说,文人“一定要‘风流’,才可以称为‘才子’,一定要进出娼门,才配称得起为‘洋场才子’”[54]。

襟亚又曾写道,自己涉足花丛是跟着朋友一起玩,结果有一次还被朋友叶仲方捉弄得叫苦连天。襟亚那天和一个认识的花丛女子在著名的沙利文咖啡店吃午饭,被叶仲方撞见。叶仲方是有名的捣蛋富家子弟,他热情地代付了饭钱,又把襟亚和那女子拉上他的汽车。结果汽车一溜烟开到了世界书局,叶仲方在书局门口连声呼喊书局经理沈知方,说平先生带着相好来请沈经理去吃花酒。襟亚被搞得哭笑不得。当时平襟亚一家就住在书局,妻子沈慧珠闻声而出,她人很开通,对文人狎妓游玩的社会情形也是见怪不怪,她大大方方地把那个花丛女子接进客堂,化解了丈夫的尴尬。[55]

从上面的故事可以看出,沈慧珠也是颇有能力的。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妥善解决了与平襟亚的情感危机。郑逸梅在《朋友的故事》一文中写道,平襟亚一度有过红颜知己。襟亚曾瞒着妻子,在外弄了一套房子,购置了全套的红木家具,富丽堂皇,颇为舒适。后来襟亚和异性朋友到杭州西湖春游,一去十多天。等回到上海,发现藏娇的金屋里的家具全部不翼而飞,向邻居打听后才知道原委。原来,沈慧珠早就看透了丈夫的隐秘,一直忍着不说。等到这一次有机会了,老实不客气地把家具搬回家,自己派上了用场。襟亚被搞得啼笑皆非,既不能向慧珠讨还家具,又无法在恋人面前托词掩饰,弄得毫无办法。最后,因为妻子釜底抽薪式的“执法”,襟亚到底和恋人脱离了关系。此事大约发生在1930年前后,平襟亚从此收回了心,再不曾做过这种对不起妻子的事情。

平襟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这段时期,作为《福尔摩斯》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成为上海滩上小报界著名的撰稿人。1928年的《奋报》上有篇文章对他作了描述,寥寥数语,小报文人平襟亚的生动形象就跃然纸上:

平襟亚寓居上海的时期里,每期里都有他的大作,有时候有五六篇之多。平襟亚的笔路,素以尖刻著称,人家所想不到的,他能在笔路上形容尽致。以前《福尔摩斯》上小方块里的文字,十九是他的作品。说几句打趣的话,把看的人肚皮也笑痛了。他的署名,并不十分一定。去年间,自从六月至十二月止,这六个月间,是平襟亚的撰稿时期,就是和《晶报》开笔战的时期,一场混战,非常厉害,恐怕读者脑筋里,至今还留着很深的印象罢。[56]

平襟亚的名字,在上海的小报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第二节 与吕碧城的“狗官司”[57]

1926年,上海文化界闹起了一场沸沸扬扬的大风波,那是女词人吕碧城控告平襟亚的一场官司。

事情是由一条狗的受伤引发的。在这一年元宵节过后的第一天,为了替世界书局和上海东亚书局、共和书局作宣传,沈知方、平襟亚、李春荣迎合小报潮,创办了《开心报》,这是一张三日报。襟亚是名义上的编辑。报社设在麦家圈,社址曲里拐弯,不易找到,平襟亚幽默地和朋友们说开玩笑说:“‘开心’是需要寻找的。”

没想到,《开心报》只办了几天,就出了一桩官司,弄得平襟亚很不开心。事情是这样的:3月的某一天,《开心报》刊出了一篇《李红郊与洋狗》,署名“捉刀人”。文章说上海有一位女文豪李红郊,她每天的清课,总是一早拿了她的一本诗集,叫汽车夫往各处文人家里拜访,同时送诗集,请求指教。直到晚上回来,亲自把她的一条心爱的苏格兰种洋狗,放入浴缸,替它洗澡。

作者“捉刀人”是小报文人王小逸的笔名。那时。王小逸正在周瘦鹃办的《紫罗兰》半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春水微波》,反响不小。文中的“李红郊”明显是影射女词人吕碧城,吕碧城的确出版了一本诗集《信芳集》,每天一早开了汽车去送给朋友。而且她有善待动物的仁慈心肠,后来还曾参与世界动物保护运动。她家里畜养的一条洋狗叫杏儿,每晚上要替它洗澡的。有一次杏儿被某外侨的摩托车辗伤,吕碧城请律师与之交涉,送入兽医院治愈方才作罢。

吕碧城是安徽人,出身富贵,诗文都做得很好,旧学很有根底,还曾出过洋留过学。她是中国教育史上女子公学第一位女校长,还做过袁世凯总统府秘书,经商又很成功,成为十里洋场上的第一女徽商。吕碧城为人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周旋于以男权为主导的上流社会中,文人雅士众星捧月,她摆着名女人的架子,做不到心平气和地立身处世,缺少和普通女人那样谈婚论嫁的正常心态。

吕碧城当时寓居上海,她的洋房别墅坐落在上海静安寺路同孚路,内部欧式陈设富丽堂皇,钢琴、油画点缀其间,并雇有两名印度籍仆役,出入则以汽车代步。家里不时开跳舞会,当时中国会跳舞的人少之又少,座上嘉宾全是外国人。她奢侈的生活引人注目,尤其她当时还是单身,她的择偶自然引起小报的广泛注意。郑逸梅在《艺林散叶续编》中转述叶遐庵(恭绰)的话,说吕碧城曾经说过:“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汪东之兄,国会议员)尚不错,亦已有偶。”可见其择偶标准之高。由此也带来择偶的难度,以至最后终身未婚。

《李红郊与洋狗》刊出后,吕碧城拿了这份《开心报》,跑到租界领事团的英国卓领事公馆中,向领事哭诉。卓领事是会审公廨领事团的主席,吕碧城与他关系莫逆。所谓会审公廨,是1864年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审判机关,规定凡涉及外国人的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凡中国人与外国人间诉讼,若被告系有约国人,须由其本国领事裁判,若被告为无约国人,须由其本国领事陪审。所谓会审,空有其名,最后租界内纯粹中国人之间的诉讼也须经由外国领事观审操纵判决,是领事裁判权在华的延伸。

卓领事势力很大,喜欢说上海就是他的上海,一切地方行政、经济、司法全由他操纵。所以吕碧城有了卓领事的撑腰,不用请律师提起诉讼。据事后一位翻译说,吕碧城去哭诉时这样说:“有《开心报》的记者,名‘捉刀人’,他在报上骂我。还连带骂你,说你是一条苏格兰的洋狗,我替你洗澡,还有种种不堪的话。”卓领事听了大怒,于是下令巡捕房严办。

平襟亚后来在《和两位名女人的官司》中写道,捕房探员潘连璧平素和他颇有交情,那天气急败坏地赶到共和书局,报告说店里出了乱子,卓领事因报上骂他,命令捕房立即开出拘票,要把负责人和写稿的“捉刀人”拘案严办,“现在拘票已出,就要来捉人,应三十六着走为上策”。平襟亚听了感到莫名其妙,还不知为了哪一篇文字犯了案,马上翻来覆去仔细检查最近所出版的刊物。这时,突然有外国探长萨乃文带领了探员薛子良等二人,闯进到书店,要捉姓平的人。襟亚来不及逃避,正在无可奈何之时,亏得探员薛子良认识他,暗中帮了他一个大忙。薛子良假作不认识,气势汹汹地问:“这里有个叫平襟亚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襟亚顺水推舟,谎称姓平的当天早上到苏州去了。薛子良和襟亚关系很好,做出信以为真的样子,就不再问下去。探长查抄了许多报纸,捆载而去。临走之时留下一张拘票,上面写着令平襟亚必须自行投案,于第三天上午9时到会审公廨刑一庭受审。

襟亚是一介书生,怎么敌得过租界领事的势力。到了开庭那天,襟亚躲了起来,由李春荣代替上堂。平襟亚在文中描述,李春荣被押入被告栏站立,看见原告栏内站立的那个女人,“头戴西洋式草帽,帽搪上还插了两根黑色羽毛,扣了一朵红花,身穿洋服,腰围绝细,下面长裙委地,鼻上架着墨晶眼镜,唇点朱红,绝似一西妇”,以为她是卓领事的夫人,直至点名时才知道她就是吕碧城。

当法庭庭丁呼喊被告平襟亚名字时,李春荣急忙声明自己是共和书局经理李春荣,被告平襟亚是共和书局雇用的,由平襟亚负责主编《开心报》,书店接到拘票时,平襟亚已去苏州探亲,不在上海,等他回来后投案应诉。至于文章作者“捉刀人”,是一个投稿的人,一时找不到他,请庭上改期再审。当庭法官名叫关絅之,本来准备拿起笔写“准予改期”。不料,吕碧城立即抗议,说有人昨天还看到平襟亚在上海。卓领事立即在捕房介案单上写了一行字,递呈法官,关絅之不敢得罪卓领事,看完字条只好以欺骗公堂之罪判李春荣关押捕房三个月。

得到好友身陷缧绁的消息,襟亚心中不忍,立即就要去投案自首,后经好友相劝制止。襟亚冷静下来后,细细想了想,觉得如果他去投案,探长一看就知是那日在书店询问之人,探员薛子良会就有“纵放”之罪,也要被关起来。文人怎能敌得过“洋地头蛇”!襟亚权衡利弊,只得逃到杭州,在小旅馆里隐姓埋名地住了下来。三个月后,平襟亚在杭州再也住不下去了,偷偷地回到上海,连夜携同妻子离开已经居住了十年的大上海,搬到苏州去落户。他在苏州富仁坊巷租赁了套房子,改名为沈亚公,平日里闭门不出。外界都传说他失踪了。

这期间,沈知方、李春荣到苏州探望过平襟亚三次。恰好郑逸梅等人组织了一个文社“星社”,同仁有陶冷月、徐碧波、程小青、蒋吟秋等,每月雅集一次,切磋学问,交流心得。郑逸梅回忆说:“恰巧这一届由我当值,我知道襟亚蛰居闷损,便邀他也来参加,并告于他,这些社友,无不处事审慎,守口如瓶,在这方面,可无疑虑,襟亚也就放胆来临。”在觥筹交错之际,郑逸梅劝平襟亚:“乘此闲暇无事,何不重温笔墨,有所述作留待他日之需,益为遣闷计。”[58]

襟亚听了建议,想起多年来自身的经历,唤醒了旧日的记忆。他开始发愤写作,日夜笔不停挥地写了一部长篇社会小说,这就是《人海潮》。因为对吕碧城余恨未消,襟亚在小说中借书中人之口,诌出“吕小姐下口大于上口”的恶谑,他性格中爱开玩笑的特点再次显露无余。幸好到小说出版时,吕碧城已远在欧洲,并不知道此事,否则这场官司又是襟亚消受不起的。

再说吕碧城到处找不到襟亚,非常愤怒。她征得平襟亚照片一帧,马上致信沪上各大报馆,自费刊登大幅广告,通缉襟亚。有一次,沈知方、李春荣到苏州探望襟亚,带来一份《神州日报》,报上的广告登着“吕碧城悬赏缉拿逃犯平襟亚”,又说如有人通风报信捉到该犯,愿将慈禧太后亲笔所绘观世音菩萨像一幅奉赠。襟亚看了广告,只好作一番苦笑,他对沈知方、李春荣说:“本人觉得与吕碧城未谋一面,素不相识,她这广告,好像和我有杀父之仇,真是何苦如此呢。想我是个穷书生,如今身价居然也值一幅名画,可称异数。”

沈知方临别时劝慰平襟亚,只要不进入上海租界就绝无危险,吕碧城的靠山就是卓领事:“如今你身在苏州,她的势力范围所不及,莫说观世音画像,便是玉皇大帝的画像也吓唬不倒人的,你放心就是。”平襟亚感激不尽,与他们分别后,放下心来继续创作《人海潮》。

1926年秋,吕碧城离沪赴美。临别时,她将爱犬杏儿赠予好友杜月笙。杜月笙是上海滩大亨,青帮头子。吕碧城后来每次与杜月笙通信,都会问到杏儿的情况。不久,杏儿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吕碧城惆怅不已,曾作诗纪念:“依依常傍画裙旁,灯影衣香忆小窗。愁绝江南旧词客,一犁花雨葬仙庞。”她的爱狗成癖,由此可见一斑。

1927年,北伐军到了上海,将上海的会审公廨收回,改作临时法院,领事裁判权也同时取消,局面为之大变。当年5月,平襟亚挺起腰板回到上海,把《人海潮》交给沈知方、李春荣二人去出版。同时又经过老友钱芥尘介绍,委托女律师郑毓秀写信给吕碧城,信上说襟亚在郑毓秀的律师事务所当秘书,如吕碧城要涉讼,可催法院传讯,如果一星期内不去催,郑律师将向法院请求撤销以前的通缉令。此时吕碧城的靠山已倒,接信后置之不理。郑律师当即向法院申请,撤销了通缉平襟亚的命令。

一场“狗官司”经过一年又三个月,至此总算结束了,而平襟亚的长篇小说《人海潮》出版后轰动一时,半年时间内狂销5万余本,一举奠定了平襟亚在文坛的地位。如果没有吕碧城与平襟亚的这场“狗官司”,平襟亚未必能想到写《人海潮》这本书,自然也没有机会成立中央书店。

因祸得福的故事,在平襟亚身上演绎了一个新的版本。

第三节 《人海潮》奠定文坛地位

1927年5月,平襟亚携眷重返上海,此时他的大儿子沈东海刚刚出生不久。沈知方和李春荣为他置酒欢迎,庆祝长篇小说《人海潮》的完成。

沈知方对襟亚说:“10年前你从一本书起家,今天你再从一部书致富,我保证你可以实现这一愿望。”李春荣也表示支持。于是,平襟亚以这本50万字的小说充作资本,沈知方支付排印工费用,李春荣买了纸张,以新村书社的名义印成初版5000部。这部小说分订5大厚册,装在锦匣内,定价每部5元,实售3元。同时,三个人合开了一家“中央书店”。

襟亚以“网蛛生”作为《人海潮》著者笔名。《人海潮》出版之后,以大幅广告在《新闻报》上作宣传,号称“晚近第一部社会长篇大说部”。一干文坛名流,也纷纷出手相助。郑逸梅的内兄周梵生曾得到袁世凯聘请,在袁的老家河南彰德养寿园为西席教师,教授袁世凯次子袁寒云的几个儿子读书,因此代平襟亚索得袁寒云为《人海潮》题签并作序。民国元老李根源题扉页,胡亚光、张荻寒绘插图,郑逸梅校订,作序者还有钱芥尘、程小青、张秋虫,题词者有杨了公、王小逸、顾佛影、赵眠云、范君博、郑逸梅、范烟桥。声势浩大的宣传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光门市销量每天平均就达200多部,初版不满一个月就全部售完了。接着再版7000部,一半分发到世界书局在各省的代销处,留下半数供应上海市场。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一印再印,销量达5万部,结算盈余已超过了10万元。

《人海潮》是最终奠定平襟亚小说家地位的苦心经营之作,他由此跻身旧派文学名家之林,成为民国时期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

正如袁寒云在序中指出的,《人海潮》将上海滩上“凡艺林、花丛以及种种秘幕未经人道者,皆网罗在内”。这可算是对《人海潮》的一个非常概括的总结。袁序又说:“网珠生自谓‘人海潮’,余直谓‘人海镜’耳。”确实,襟亚用笔制造的这面镜子是有自己特色的。

这部小说与很多描写上海滩的社会小说不同。小说前10回纪实性地描写了以常熟辛庄为背景的农村生活,反映了民国初年江南农村的种种社会危机。在地主敲诈勒索、农民难以为生的社会状况下,襟亚以逼真的细节叙述了乡董独断讼诉、地痞横行乡里、农民纷纷涌入都市的故事。襟亚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一位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沈衣云。沈衣云是没落的书香子弟,小说中穿插了他与陆湘林、陈琼秋的三角恋爱关系。衣云与湘林一见钟情,湘林之父包办女儿婚姻,衣云只好选择表妹琼秋。小说最后,衣云从沪回乡后,终日精神萎靡,逐日消沉,直到湘林抑郁而死,他才懊悔不及。农民金大的女儿银珠,也是一个贯穿全书的人物,“一片汪洋田庐成泽国”的水灾逼得他们“一家门兄弟夫妻女儿五人到上海来寻生意”,以致将银珠送进了妓院,成了名噪一时的红倌人(旧时卖艺又卖身的欢场女子)。

到了小说后40回,前10回中的人物来到上海,描写他们的所见所闻。襟亚在“著者自序”中称“随笔写来无多寄托,无甚结构,事实随意拼凑,人物随境穿插,拉拉杂杂,不免琐碎之讥”。凭着记忆,襟亚把他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信手写来,展示在“人海潮”这幅长长的社会画卷中。上海的社会状况和风俗人情,历历如绘,其间有“军阀官僚的豪奢,名士美人的风流,妖姬荡妇的放浪,市侩文妖的狡狯”[59],小说对“海派高僧”、靠“慈善事业”发财的“善棍”等社会丑恶现象也予以了批评和谴责。

襟亚寓居上海十年的生活,是《人海潮》的创作素材。后40回主要写了海上文坛面面观,对照他晚年的回忆《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人海潮》留下了当年上海出版界的许多史料,弥足珍贵。在《人海潮》中,许多史料已经融进了小说情节,这些情节都与以环球书局编辑马空冀为首的一群海上“文豪”有关。马空冀其实也是襟亚本人的一个影子,只是马空冀的形象结合了别的出版界投机商人的事迹,没有像沈衣云那样完全是影射襟亚。

在小说中,马空冀说:“我们在上海社会,也算得是一员投机健将,各种投机事业总要尝试尝试,结果决不致给潮流卷去,可也不容易了。”小说第32回中,有的出版商开导沈衣云,出版只讲究营业和赚钱,因此书名最为重要,内容却在其次,顾客看了书名被吸引,买回去发现内容不通,也不能够来退换。“上海出版潮流千变万化,这并不是书贾的欢喜变化,是阅者的眼光变化。书贾无非想赚几个钱,不得不随阅者眼光转移,迎合阅者心理,投其所好,利市十倍。”像“恨”“怨”“悲”“魂”“哀史”“泪史”名目的书,在民国初年曾轰动过一时。以后潮流转移到武侠一类,什么《武夫丛谈》《武侠大全》《侠义全书》《勇侠大观》,后来越出越多,“甚至一根烟杆子刺杀128个好汉,两柄宝剑,鼻子里进去,屁股里出来,简直像说梦话一样,看的人也就没有兴味了”。书业潮流很快移到出版黑幕书上,如《黑幕大观》《黑幕汇编》《黑幕里的黑幕》《姨太太黑幕》《大小姐黑幕》之类,越出越多。后来潮流又转到财运上面去,人人都想发财,因此什么《财运预算法》《财运必得法》风行一时。沈衣云听了某书商的话,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想不到书业中有这么忽起忽落的潮流。

书中还写到很多出版黑幕,襟亚晚年的文史回忆中也有相应真名实姓的记载,《人海潮》其实是写出了一段又一段出版界的轶事。如小说中描写一个一字不识的出版商(影射朱锡泉,原是沈知方开办大东书局时手下打杂的),中头奖3万元开了一家书局,在出版一本《财运预知法》之前七天,在报上显著地位登了几十方“灵”字戳,叫读者猜想什么最灵。原意是七天后揭开谜底,说这本《财运预知法》最灵,照书上的办法买彩票定中头奖。不料另一出版商(影射沈知方)获知消息,抢印了一本《财运预测法》,抢先在报上登出灵书今日出版广告。结果朱锡泉等于为沈知方做了广告。

海上文坛奇闻百出,令读者大开眼界。书中写到某个文人将别人文章据为己有,不以为耻,反而在朋友面前津津乐道。又写到两个人开办文学函授学校,目的是为了要骗取学生的学费和职员的保证金,一味滥吃浪用。还有某书店老板,专以破坏别家书店的信誉为能事。这些都不是无中生有,是当时实际发生的故事。

《人海潮》以半是纪实半是虚构的笔法,描绘了一批洋场才子。据考证有作家吕戡乱(李定夷)、虞小兆(姚民哀)、吴逸梅(郑逸梅)、姜作起(蒋箸超)、洪幼凤(朱鸳雏)、柳一佛(杨了公)、古禹公(吴虞公),报刊编辑言子夷(奚燕子)、饶牧牛(戚饭牛),电影家章石流(张石川)、孙亦秋(郑正秋),艺术家柳天稷(刘海粟),此外还有海上闻人汪初益(黄楚九)、钮铁汉(钮永建),以及女伟人秦爱心(沈佩贞)等,勾勒了一大批上海名流的侧影。当然,小说人物和原型相比,作者有较大的改写加工,并非都是原型的实录。

在《人海潮》中,襟亚对以朱鸳雏为原型的洪幼凤充满了同情。洪幼凤的写作跟不上时尚,他拒绝写书贾要求的小说《男女联欢史》,最终病饿而死。洪幼凤的夫人也因悲伤过度,不到一个月香销玉殒。他们去世后事迹登在报刊上,忽然成了热门人物,夸赞洪幼凤是王实甫再世,曹雪芹复生。过去书贾不愿买他的小说,现在就用三号字排版,认为奇货可居。在洪幼凤死后,书贾把他的小说《疟》发表出来,又搜罗他的轶闻艳事,连同旧作全部发表,结果书贾谋得了暴利。在现实生活中,朱鸳雏的事迹确实和小说中描述得一模一样。襟亚非常怜惜这位一起笔耕过的旧文友,在朱鸳雏去世后不久,他“偶检行箧”,得“挚友鸳雏稿三四篇,睹物思情”,于是在《小杂志》创刊时刊登了鸳雏的遗稿。此外,襟亚还出资结集出版了朱鸳雏遗作。

可以说,平襟亚能在上海出版界站住脚跟,是因为他熟悉上海出版界。从他的襟霞阁图书馆做起,直到后来当上中央书店老板,熟知种种出版内幕,对他的出版事业发展不无裨益。

《人海潮》从第十三回后半回开始,襟亚写到妓家生活,这是《人海潮》中的另一条线。小说描写沈衣云写了同村乡民金大的女儿银珠,因为乡下发大水日子难过,也被父母带到上海,拜了老鸨阿金娘作干妈并开始下海。阿金娘使出全身本领调理她:“上海地方堂子里真正是你们的一只漂白缸,只要有好手替你们漂,凭你黑炭团一般,立时立刻可以漂得像天仙女一般。”(第15回)在她的精心教导下,银珠果然进步很快,在“漂白缸”里成了名妓。但是银珠的命运最终很悲惨,她被一个贵州军阀买去做妾,新婚当夜军阀被杀,她做了小孤孀,今后生活的悲惨可想而知。襟亚通过妓女表面欢笑,实际是痛苦和血泪的生活,写出了当时的上海是有钱人的天堂、妓女们的地狱。

《人海潮》的情节吸引读者,回目也不弱,如“雪涕赠银瓶,镂心刻骨;排愁观电影,落魄销魂”;“征尘未洗,隔座听雄谈;浊酒初浇,当筵工雅谑”;“小楼春雨,名士著书;舞榭秋波,狂奴捧角”;“快乐度春宵,筝繁弦沸;诙谐谈影事,海阔天空”;“文字生涯,茧丝抽乙乙;女儿情绪,瑶瑟语丁丁”;“英雌谈性欲,玉尺最才;浪子弄玄虚,铁窗堕泪”;“十丈软红尘,销金有窟;漫天飞白雪,埋玉无人”;“蝶乱蜂忙,恋花空有恨;鱼沉雁杳,捉月了无痕”。这些回目对仗工整,用词雅驯,据郑逸梅说,回目出于漱六山房张春帆的润色,“名手自不凡也”。

平襟亚写到第50回时,不知如何收束,大笔一挥:“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人心大变》。”读者来信纷纷,要看他的续集。平襟亚在《〈人心大变〉代序》中说:

谁知《人海潮》出版以后,居然有人热烈地欢迎……接着又有不少阅者,希望《人心大变》的发行、出版,更有天津、北平、广州、武汉……不少地方的书贾预先汇款,给中央书店来定购,也有要求独家经销。中央书店主人,因此特地托我续撰这部小说,我辞不获命,只好搜索枯肠勉强写了出来。

1928年年初,平襟亚决定动笔写《人海潮》续篇《人心大变》。为了静心写作,他于农历正月初五离开上海,到苏州家中专心写作。因为一开始杂念多,不能定下心来,他干脆搁笔到苏州的天平山、灵岩山、穹窿山等处游览,又在太湖边的邓尉山住了一个星期。从2月初开始,襟亚开始专心创作《人心大变》。写作期间出了两桩事故,一件是富仁坊巷六十号巷家中着火,幸亏消防队、救火会及时救援,化险为夷;另一件是人称“小抖乱”的上海朋友叶仲方半夜冒充苏北人来乱敲门,惊动了苏州的警察,害得襟亚过了好几天才定下心来。[60]全书于5月底完成,由中央书店发行。

在《人心大变》中,马空冀又被拉了出来,用象征的手法,让他去华界四维路道德里去探访道学先生良博士。这位博士有两个儿子,一良知、一良能。不久良氏父子死去,“从此春申一片土,茫茫人海中再无良知、良能其人”。以此来比喻世道人心之堕落。良博士临终时哀叹:“人兽相食的世界已到。”

在第一至三十一回,平襟亚以《人海潮》中的沈衣云、尤璧如、马空冀作为贯穿全书的叙述线索,主要描写了富人的为富不仁、律师的狡诈等。在第三回中,通过阔少金四少爷之口,把“人心大变”的原因归结为人们对金钱的贪欲:“人生在世,为的是钱,有了钱,多么锋芒;没有钱,凭你家世清华,谁来睬你,你看世界上傲骨嶙峋的人,那个不穷得狗肝出。”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意志消沉,最后“只愿去深山穷谷中终身徜徉。”在第三十二至四十回中,主要人物都先后远离上海,回到了沈衣云的老家。这部小说和《人海潮》相比较沉闷,故事过于纪实性描述,人物语言也不够精彩。小说最后主要描述沈衣云与丽青的恋爱,乡村古朴的民风,以及优美的湖光山色,这种轻松、幽美的情调,似乎特意和《人心大变》中的社会丑恶现象作鲜明的对比。第三十五回有一节描写福熙镇的日常生活,和《人海潮》的开头互相呼应,这倒是为了解平襟亚家乡当时的乡风习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三月初十那天早上,太阳还没有升到树巅,福熙镇上已是人声沸腾,挤轧推着,背心走路,附近各村各庄,男男女女,蓬头赤脚,提着篮,带着秤,背后跟着狗子,上街卖小菜,留着看戏的亲眷吃饭,算得一件正经。直要闹到猫儿眼睛橄榄形。各人拖着大鱼、肥肉、肚子、猪肺、茭白、豆芽一篮一篮回转家中,手忙脚乱的收拾一番,一样一样烹调起来。那时候新嫁的女儿,领着她丈夫摇着船,捧着一盘青团子,一盘白团子,回转娘家,丈母娘见了女婿,快活得眼睛合了缝,招呼着呷茶吃饭,这是老例。每逢乡间做戏,总是这样子的,那镇上的戏场里呢,一只板木搭成的戏台,面朝着南,搭在人家麦田里,这时候的麦,麦穗已经很大。种的人费下半年的心血,因为演剧酬神,是替公众保太平,不敢不牺牲……

在《人心大变》之后,1932年,平襟亚再次以“网蛛生”的笔名出版了一部《人海新潮》,又名《明珠浴血记》,共三十二回,约14万字。原书曾标为“社会奇情长篇小说”,实则是一部扑朔迷离、案件诡谲的侦探小说,人物、内容与《人海潮》毫无关系,只是借用《人海潮》的书名便于向读者推销罢了。小说通过一副价值连城的明珠窃取争夺,展开了一连串风波迭出、扣人心弦的故事。书中探长取名程不青,影射写《霍桑探案》的程小青。小说共16万字,情节曲折,惊险神奇,出版后也获得了很大成功。

第四节 和陆小曼的恩恩怨怨

1927年底,平襟亚刚从与吕碧城的“狗官司”中缓过劲来,没想到又因笔墨文章与陆小曼引发一场官司。这一切,要从为庆祝天马剧艺会成立十周年举行的平剧公演说起。

当年12月6日和7日,天马会在上海夏令配克电影院组织了两场公演。公演筹办人美术家江小鹣派定陆小曼连续两天唱大轴,第一天《贩马记》原由唐瑛饰赵宠,可是唐瑛有几句唱词转不过调来,一气之下就不演了,要昆剧名家俞振飞代替。但俞振飞已在《群英会》里饰周瑜,他不愿舍彼就此,于是就想到昆剧、京剧俱佳的翁瑞午来代替。陆小曼的风流韵事,也从此推向另一个侧面。第二晚唱《三堂会审》,陆小曼演苏三,翁瑞午演王金龙,江小鹣演蓝袍,红袍一角则由陆小曼硬拉着徐志摩去演。徐志摩对京剧完全是外行,在舞台上出了点洋相。演出时,他坐在桌后,可是穿着靴子的双脚,总是不由自主地伸到桌帷外面,这大概是他写诗时养成的习惯。

陆小曼身体弱,连唱两天戏后旧病复发,犯了晕厥症。翁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那天为陆小曼推拿后,手到病除。平时陆小曼多病,肠胃不好,所以翁瑞午为她治病要按摩腹部,而这些都是当着徐志摩的面进行的。报人陈定山在他所著《春申旧闻》中说:“志摩天性洒脱,他以为夫妇的是爱,朋友的是情,以此罗襦襟掩,妙手抚娑之际,他亦视之坦然。他说:‘这是医病,没有什么避嫌可疑的。’”翁瑞午是世家子弟,其父翁绶琪当过桂林的知府,与画家吴湖帆的祖父吴大澂一起参加过甲午海战,也是位名画家。翁瑞午从小通晓书画,在香港英国皇家学院肄业,回上海后从丁凤山学推拿医术。

翁瑞午除了常为陆小曼推拿之外,还不时袖赠名画,以博她欢心。据陈定山说,翁瑞午还教她吸食鸦片,陆小曼初次吸食病痛立即消失。于是陆小曼大喜,常常和翁瑞午一榻横陈,隔灯并枕,吸食阿芙蓉。

《三堂会审》演完十天后,即12月17日,《福尔摩斯》刊出一篇名为《伍大姐按摩得腻友》的文章,署名“屁哲”,因文字下流,在此只作部分摘录:

“诗哲余心麻,和交际明星伍大姐的结合,人家都说他们一对新人物,两件旧家生”;“因此大姐……镇日价多愁多病似的。后来有人介绍一位按摩家,叫做洪祥甲的,替她按摩。祥甲吩咐大姐躺在沙发里,大姐只穿一身蝉翼轻纱的衫裤,乳峰高耸,小腹微隆,姿态十分动人,祥甲揎袖捋臂,徐徐地替大姐按摩”;“那时大姐觉得从未有这般舒适,不禁星眼微扬,妙姿渐热,祥甲那里肯舍,推心置腹,渐渐及于至善之地,放出平生绝技来……”

文章又说沪上举行“海狗大会串”,大姐登台献技,配角便是她名义上丈夫余心麻,和两位腻友汪大鹏、洪祥甲。大姐在戏台上直使两位腻友,心摇神荡,惟独余心麻无动于衷,原来心麻早已“麻木不仁”了。不用细看也会知道,余心麻影射徐志摩,伍大姐影射陆小曼,汪大鹏影射江小鹣,洪祥甲影射翁瑞午,海狗会影射天马会。这篇文章,写得实在太下流了,徐志摩夫妇和江小鹣、翁瑞午气愤不过,延请律师,向法院提起刑事诉讼。起诉的对象是《福尔摩斯》报的主编吴微雨,一同被诉的还有平襟亚。

据襟亚回忆,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他只是代人受过。陆小曼等人演《三堂会审》,《福尔摩斯》报主编吴微雨等人和襟亚一起去观看。回到报馆闲谈时,有几个人就说起陆小曼的轶事来,吴微雨综合他人的谈话写了一篇文章,次日送襟亚修改。襟亚把黄色句子全部删除,真姓名也全部改换,又起了个《伍大姐按摩得益友》的标题。襟亚把文章交还吴微雨后,就到苏州去了。谁知发表时吴微雨仍然用他的原作,只是标题把“益友”改为“腻友”。所以,襟亚认为他对“这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知道,但是文责应当由该报主编者吴微雨负担,为什么偏生要告起我来呢”[61]。

为了应付官司,襟亚聘请了律师詹纪凤和陈泽民。陈律师告知襟亚,陆小曼和翁瑞午的情感的确不正常,如果给报上揭露之后,她怎么还有脸孔见人?因此,她必定出全力促使平襟亚处徒刑,才好借此洗刷自己的名誉。襟亚很想和解,但被告知已经不可能了。詹律师很有办法,他说必须出奇兵致胜,让徐志摩、陆小曼他们措手不及,撞个鼻青脸肿。

1928年1月初,闷闷不乐的襟亚接到了法院的传票,巡捕房提起公诉,控他散布猥亵文字,开庭公审。庭审时,襟亚根据詹律师的意见,在法庭上承认散布了猥亵文字,由吴微雨把30元交给法院庭丁,并由庭丁在传票上写明本案已审结。襟亚和吴微雨拿了传票作为收条,交给詹律师保管。

过了3天,平襟亚又接到陆小曼等四人告他妨害名誉等罪的传票,并指定次日上午9时在法院第四刑庭审理。詹律师要求襟亚在庭上必须行使“缄默权”,拒绝发言,一切由他应付。

1月10日,此案开审,当日法院第四刑庭挤得水泄不通,原告为陆小曼、徐志摩、翁瑞午、江小鹣,原告律师张一鹏、董则民,被告人平襟亚,被告辩护律师詹纪凤、陈泽民,旁听者有社会闻人、电影明星、戏剧名伶、交际花、名妓各式人等,挤满了旁听席。

当天的庭长是徐志摩的一位族弟,加上原告律师张一鹏是名律师,陆小曼一方认为必然稳操胜券。主审法官为周先觉推事,首先由双方律师辩论。[62]周推事询问被告的姓名、年龄、籍贯,一向讲话有条有理的平襟亚闭口不答,法官震怒了,击着桌子呵斥。詹纪凤、陈泽民二律师即起立代被告辩护。詹律师将上次的传票呈上作证,并指出本案已经过巡捕房提起公诉,判处罚金,依据刑事诉讼法“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的规定,所以这次再审的是同一件事、同一被告,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詹律师又辩护说,被告人平襟亚既不聋,也非哑,因本次审理非法,所以他拒绝发言,正是维护了法院的守法精神,假如一定要审理本案的话,被告将坚持不发一言。

原告、被告双方律师为此案是否属于“一案不再审”,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护大战。原告律师董则民认为那篇文章虽已受罚,但是此案情节特别,不能适用一案不得两控的原则。董律师还将文中影射一一列出,推测文中诸人即原告。被告律师陈泽民的辩护理由,注重于诉讼主体错误一点,文章中所记人名为余心麻、汪大鹏、伍大姐等,并无一语涉及徐志摩、江小鹣、陆小曼诸人,纵然文字中有侮辱谩骂之语,也与徐志摩等人无关。陈律师提出按照法律不能授引比附,以“莫须有”三字定罪,诉讼主体未定,应请驳斥不理。

最终,周推事根据“一案不再审,一事不再罚”的法律规定,判定“本案不受理。”当庭驳回并谕知原告。平襟亚打赢了这场官司,全身而退。

事后詹律师告诉襟亚,这是他花钱买通巡捕房稽查员,抢先把那篇文字上交,由捕房律师先行向法院起诉,抢在徐志摩、陆小曼他们之前开庭的。平襟亚对此案胜利颇为自得,据陈巨来记载:“此平君认为得意之笔,后来亲自告余者也。”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带给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俩的关系渐趋紧张。而陆小曼并不因此放弃她的交际生活,继续与翁瑞午、江小鹣等人来往。

世事难以预料。1931年底,徐志摩因飞机失事离开人世。陆小曼那年29岁,心中很是悲痛。此后,翁瑞午成了陆小曼不可或缺的密友,她完全依赖翁瑞午为生,最终和他同居。翁瑞午有妻室,还有5个儿女,陆小曼不许翁瑞午与原配离婚。他们之间算不上爱情,但存在亲人一样的感情。陆小曼在1959年填写的档案表格上,在家庭成员一栏正式写上了翁瑞午,从而表明了他们的关系。

陆小曼失去徐志摩后,一度无所事事。为了消愁,她拜贺天健为师学习山水,拜陈半丁为师学习花鸟,一心画画。在学画时,陆小曼一改过去慵懒生活,振作精神,颇有重新做人的意味。功夫不负有心人,加上天生聪慧,她终于成为海上画坛著名的女画家。

1942年5月,在平襟亚创办的《万象十日刊》上,久未撰稿的陆小曼分两次刊出了一篇《文房四宝的来历》。陆小曼为什么会为昔日对簿公堂的对手主办的刊物写稿呢?她在文章中说是好友周炼霞约稿。周炼霞是海上才女,善诗词,更善于绘制仕女、花卉图。她是襟亚的好友,襟亚后来以介绍人身份出席了她的婚礼。襟亚的小女儿平初霞,后来曾跟随周炼霞学画。周炼霞的约稿,是否为平襟亚的授意,现已不得而知,但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十年的时光过去了,岁月早已抹平了襟亚和陆小曼之间的不快。

时间在悄然流过。抗战胜利之后,陆小曼渐入老年,长相已经不好看。因为吃鸦片的缘故,她的身体越发不好,牙齿全部脱落,牙龈都是黑的,脸色泛青,头发蓬乱,大半时间缠绵病榻。翁瑞午待她依然如故,端茶倒水,供她医药饮食。

1946年第三期的《飘》杂志刊登了平襟亚致该刊的一封信,以《秋翁疑是陆小曼 一番情意可感》为标题,在信中襟亚表示要将获得的该刊赏金转赠给陆小曼。原来在此之前,《飘》杂志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量,登出一幅年轻女子的侧面像,悬赏10万元奖励猜中画中人姓名的读者。襟亚看到照片,一下子就认出是陆小曼。以熟悉海上杂志刊物历史著称的襟亚,又从收藏的刊物中翻出刊登原照片的《上海画报》,以作证据。

襟亚知道陆小曼因吸食鸦片的缘故,境况很不佳。“现在她头童齿豁了,谁知她二十年前丰姿曼妙?使我见着兴美人迟暮之叹。”他在信中真诚地向陆小曼夫妇、翁瑞午、江小鹣等四人道歉:“二十年前她虽曾和她的丈夫暨翁君、江小鹣君等人,向法院告我一状,可是当时虽然是他们败诉的,但毕竟我的不是。我写了一篇《伍大姐按摩得腻友》,她们才起诉的,我内疚于心。”平襟亚要求编辑通知翁瑞午,他愿转赠这10万元赏金,给陆小曼买些需要的东西。因当时货币贬值,10万元不是很大的数目,平襟亚说这区区之数,不算补助,聊充请吃一次咖啡罢了。

转眼时间又到了1949年2月,襟亚的万象图书馆出版了一册《作家书简》,收录74位作家的书信,全部“真迹影印”。其中有一封信是陆小曼联系出版徐志摩全集事宜,当时徐志摩已去世。作家叶灵凤对于襟亚把陆小曼信件收入《作家书简》很有想法,他认为陆小曼不是作家,她的身份最多只能说是徐志摩的夫人,或者只是当年的才女、闺秀,甚至只不过是一位美人罢了,言下之意是陆小曼的信不配选入这本书。

然而对于平襟亚来说,陆小曼是不是作家无足轻重,最重要的是他把徐志摩夫妇的书信收入《作家书简》,以实际行动再次向陆小曼致歉,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