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心慰
一、传入之由来
为了比较完整系统地记载天主教传入阿拉善旗磴口地区的历史，很有必要了解一下天主教传入内蒙地区之梗概。因为天主教传入磴口，是由内蒙古之中部、东部地区而逐步向西发展，乃至传入内蒙古西南部边外的后大套三道河子（磴口三盛公）一带，并以三盛公为中心，进行了长期的传教活动，直至现在，已有114年的历史。
据《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二十二辑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一文中说：“河北省张家口西湾子天主教出版的《圣教源流》记载，公元1700年间，察哈尔西湾子地方，有张根宗者，已领洗入教，他是那里的第一个教友。同时，当时西湾子有了第一个小堂。”上海土山湾出版的《拳祸记》记载：“公元1724年1月2日，清雍正皇帝出谕‘禁止传教’。1839年，京中禁教尤严，教士无匿迹地，赴蒙古西湾子居住，教友随之者殊伙。”
1838年8月14日，罗马教廷划满洲里、辽东、蒙古三地方为一教区，由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1840年教廷派四川方主教为此地代牧。此后，这个教区又归法国遣使会（味增爵会）管理。
1846年，内蒙古教区已有三大教堂：（1）中为西湾子教堂。（2）西为小东沟教堂。（3）东为苦柳图（在原热河省）教堂。
据常非神甫所写《缓远教区简史》记载“圣味增爵会士，奉命在内蒙传教者，人数不多，而应巡行传教之地区，则非常辽阔。当时传教之目标，多集中于内蒙古之东部，而西部则自感鞭长莫及。唯此内蒙古之西部，并非无教友之踪影。一则以山西、陕西之教友，或经商，或移垦，渐向北而迁徙，乃达侨居于是；一则以教难之频仍，而教友之畏惧，逃避于深山背巷，辗转流徙至此者，亦俱有人在。”
1844年，在内蒙古传教之胡克与额贝二位司铎由热河出发，用蒙古族教友沙当金巴做向导，经归化城（呼和浩特）、萨拉齐（土默特右旗），西南行直奔拉萨。二位司铎之计划，乃在劝化其中心人物皈依圣教，以求蒙古人望风景从之奇效。其计划未能成功，而其旅行笔记，实有益于后人者不少。
从1848年至1865年为止，前后来归化城区域传教之司铎只有四位，即吴味增爵、谢司铎、樊味增爵、达味。当时司铎来是方者，采取游击形式，因无教堂之成立，故无定居之点。常以教友所在之地，为其寄宿之处。今日在此，明日在彼。所有各乡之教友，每年必轮流看望或授以当领之圣事，或教以当知主教义。当时教友，虽得闻司铎之教导甚少，而大体说来，其信仰之坚，诚实属可嘉。司铎在周行一圈后，即回西湾子总堂休息，然后再游行，亦如上述。
据当时其他方面之记述，得知吴司铎应行照料之教友散居之处所，东至二十三号（兴和县），西至归化城，北至后坝（四子王旗），南至岱海滩（凉城县）。各村虽有教友亦不过三家两户。
1865年，在内蒙古约共有教友5000余名，其散居之宽，则东自黑水，西迄归化城，南抵长城，北达大戈壁。而传教司铎只有白、戴、谢、达味、凤及赵、郑二司铎共7人。尚有五品张弥厄尔、四品郝保录。1866年秋，内蒙古所有之味增爵会士，皆相率东去，或居北京，或去正定。此处教务已由“圣母圣心会”接管（以上摘自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地区传教简史》）。
圣母圣心会是比利时和荷兰两国天主教传教士所组织的修会。1861年，比利时天主教司铎，以南怀仁为首，上书比利时国王和罗马教廷，要求批准成立一个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得到罗马教廷许诺，遂于1862年，在首都布鲁塞尔的近郊史勾特村，成立了“圣母圣心会”。然后通过比利时政府和教会，向罗马教廷请求，将法国遣使会（味增爵会）在中国的蒙古教区，让给圣母圣心会，作为传教区。那时清朝皇帝已颁发上谕：“准予传教。”而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因忙于北京教务，无暇顾及蒙古教区，故上书罗马教廷，请将蒙古教区另交他会管理，借此罗马教廷便将蒙古教区，划归圣母圣心会接管。
1865年12月6日，圣母圣心会会祖南怀仁司铎，率领韩默理、司神父、郎神父、及林修士共5人，同时由比利时到达北京，向法国遣使会办理交接手续后，来到蒙古教区察哈尔西湾子教堂，由白振铎代权司铎正式接收了蒙古教区的传教事务。南怀仁被任命为本区副主教。当时，教区教友2700余人，散居在26个村庄。南怀仁为同清朝地方官员搞好关系，提高自己声誉而便于传教，他们也穿上长袍马褂，脚蹬马靴，头结假发辫子，积极学习蒙古语，熟悉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力求衣食住行的“蒙古化”，出门骑马，四处奔波，在遣使会原有教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传教事务，数年之内，成绩显著，遂被调往热河承德，开发新的传教区。于1868年2月23日，南怀仁积劳成疾，病死在东蒙古热河老虎沟天主堂。其副主教之缺，由司牧灵接任。1869年司神父被调回国，又由韩默理代理教务（韩后来调往甘肃任主教）。
1871年5月14日，罗马教廷又正式委任巴耆贤为副主教。
1873年伊克昭盟准格尔旗札萨克贝勒扎纳格尔德，去北京觐见清朝皇帝返回，与阿拉善和硕特旗六代第七位王札萨克贡桑珠尔默特偕行，路经兴和县西营子时，西营子巍峨壮丽之教堂，甫经落成，一时引动二王观瞻好奇之心，随会见该处外国传教士德玉明和费尔林敦，教士设席款待，会谈良久。阿王因伤风感冒，甚为困乏，司铎立即以发汗药治愈。二王心甚喜悦，当面即请司铎等分身西来传教，并表示必加以保护帮助。嗣后德、费二司铎计议，西赴传教，乃联名上书巴主教，请准西去鄂尔多斯、阿拉善旗等处传教。时巴耆贤主教正在岱海滩巡视教务，接得德、费2人之信，适中其怀，便立即应允。
德、费2人得准后，于1874年2月，便由西营子登程西来，仍由老向导沙当巴金随行，途经归化城、托克托县、河口。2月27日到达准格尔旗王爷府。德玉明等蒙该王爷厚礼相待。3月6日又到乌审旗王爷府，亦蒙热烈欢迎。4月7日来到城川，又转至宁条梁，该处早已有若干教友，而未见司铎者已八年之久。时至7月，在城川建成雏形之教堂一座，有如设于旷野之中，然每遇主日、占礼，四方来念经者顿如集市，亦奇观也。
德玉明西行之顺利，与蒙古王爷情感之融洽，大有益于传教之进行，遂留费尔林敦游行于宁条梁、城川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而德玉明一人，乃东归西湾子，向巴耆贤主教面陈一切，并请增派助手，壮大传教队伍，发展教务活动。巴主教听了德玉明之汇报，对其传教之计划深表赞同，并在人力物力上给以大力支持，即命杨广道、步世明二司铎，前往准格尔旗传教，又命桂德贞及司福音二司铎随同德玉明西去阿拉善旗传教。故五位司铎奉命于1874年12月13日，由归化城出发，奔赴目的地开展传教活动。
德玉明一行3人，向西而行，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于翌年1月10日始抵阿拉善旗王爷府定远营（巴彦浩特），投客栈歇脚，次日整备衣冠，三人同行，请见贡王，奈王爷卧病在床，未能接见。只好耐心等待，再行拜访，时光如流，一连居住数月，曾多次亲临王府，但贡王病势日趋沉重，终未得见。德玉明等闷闷不乐，不知所措，后从王府管家口中得知，阿拉善旗所属三道河一带地方，乃阿拉善旗最佳之地带，土壤肥沃，水草丰盛，实是传教之妙地。故3人计议，决定司福音、桂德贞2人趋赴鄂托克旗，帮助费司铎传教，学习蒙古语。德玉明独自东返三道河子（以上参阅王学明所写《天主教在内蒙古传教简史》，段云《天主教传入河套简史》稿件，磴口县政协所藏阿拉善左旗有关档案资料抄件）。
那时，阿拉善旗在磴口地区、共设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4个巴格。磴口巴格所属克布尔滩、二子店、贝子地、磴口、傅家湾、上江等处。道洛素海巴格，所属二十里柳子、金沙庙、兴盛扬、双和成、三盛公、毛脑海（渡口）等地。哈拉和尼图巴格，所属天兴泉、营管牛犋、锦恒西（东堂）、红盛义、哈拉兔、补隆淖、协成丰、陶来兔等地。陶来兔以西、海子沿、四坝、公地等处均归沙金套海巴格所管。其4个巴格的总管名叫阿木尔吉日嘎拉（人称安九大人）并兼任边卡带兵。
德玉明来到三道河子一带，做了一番认真考察后，欣喜若狂，果然名不虚传。沿河柳子丛密茂盛，形成一道天然围墙，红柳、芨芨、白茨，更是密如蛛网，人行无法通过；锁阳、甘草等药材遍地皆是；蘑菇野味不时可采，这里狐兔出没其间，雉鸡啼鸣遍野。且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属蒙古边陲地带，政府权力难能所及。德玉明决心在此大干一场，开发传教新区，于是便在锦恒西搭起临时帐篷，开始布道。居住数月，当地蒙民却无一人信教，乃东返归化城，向巴主教请款，以资传教费用。
二、初期教务之发展
清朝初年，阿拉善旗地方禁止开垦土地。从娥掌公主下嫁阿拉善王之后，要求清廷准予开垦种菜，从此磴口、四坝开始垦种。后在嘉庆元年至道三年（1796年～1823年），在磴口、道洛素海、哈拉和尼图、沙金套海以及黄河沿岸多处，开垦成熟地1190顷67亩。同治年间，回民造反扰乱，佃户逃徙，地遂荒芜，仅有熟地400余顷。这些土地都是由外地人租种，以晋、陕两地人为多。当时阿拉善旗规定，每年签订一次租种合同，租种地户，春来秋归，不准常居。阿拉善旗上至王爷下至庶民百姓，不得出卖土地，只有使用权、转让权，而没有出卖权。
1876年，德玉明从归化城来到锦恒西，首先向本地蒙民租赁了部分土地，并向春来秋归之佃户买下房屋、木植、农具等项。未经旗府许可，便开始了传教活动。这年阿拉善旗贡王病故，乃由其次子多罗特色楞袭位，为七代第八位王。因阿木尔吉日嘎拉发现德玉明传教情况向王爷汇报，王爷立即又向清朝理藩院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宁夏蒙汉事务衙门呈报这一情况。上面责成阿拉善旗立即派人前往三道河子一带进行检查，查明德玉明之护照系理藩院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所发，并未有滋生事端之情节。从此外国传教士德玉明在磴口地区传教取得了合法的地位。1878年，德玉明购买了陕西朝邑县人王相林子和康六儿之奎元号房屋19间，及其木植、农器等，作价260千钱；又买了山西平遥县人梁姓之红盛义房屋、木植、农器等项；又向山西晋州人王姓买下锦垣西房屋32间，及其木檀、农器等项，作价白银180两。还买下陕西府谷县人苏玉贵之自盛隆房屋12间，及其全套农具，作价830千钱。遂将跟随德玉明从山西、包头、归化等地来的汉民男女240人，分别安置在锦恒西和奎元号两大院内，并在此两处建起小经堂两座。
1877年，德玉明开始从凉城岱海滩大抢盘、兴和县西营子等地，移来教民500人，陆续又从察哈尔、土默特、鄂托克、杭锦、乌审等旗，移来蒙古教民百余人。同年伊克昭盟尔架马梁一带连年荒旱，灾情十分严重，人民无法生存，杨广道神父带领30多户教友，计有107人，逃荒到达三盛公。上述几批移民、灾民，便是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第一批基本教民。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德玉明于1879年，又租种了兴盛扬、景宁泰（下江）、三盛公三处地方的土地几十顷。在三盛公、自盛隆又建起小堂两座，并将该处土地分拨给无地之教友耕种。此时，哈拉和尼图、道洛素海两个巴格的7个地方（奎元号、锦恒西、红盛义、兴盛扬、景宁泰、三盛公、自盛隆）计土地52顷32亩，全部由德玉明所租种，教友已发展到千余人。由贾大、李希发、徐维、胡理、郭志计、李召贵、张二奎子、常商人、孙章俊等人，相继担任会长或管家，这就形成了7个教民村庄。其所以传教之迅速，成绩之显著，是教会占有大量土地后，用土地作为传教的唯一手段，谁想种地谁入教，不入教者不得种地。同时教友在生活上有困难，生产上缺耕畜，缺籽种，教会便给以救济，以小恩小惠，吸引人们加入天主教，这种传教方法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晋、陕等地灾民，纷纷来此种地，加入天主教，以解燃眉之急。所以人们用顺口溜来形容当时天主教的传教情况说：“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又说；“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是为了黄米三升”。
1883年，巴耆贤主教来三盛公视察教务，任命闵玉清为第一任本堂神父，并在圣母堂举行了大礼“弥撒”，给教友行了“坚振圣事”。后在平罗召集会议，宣布罗马教廷手谕，将蒙古教区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包括热河代牧区和大同代牧区两省教区；其中蒙古教区包括察哈尔代牧区，西南蒙古教区包括宁夏代牧区和绥远代牧区两个省教区，荣升德玉明为西南蒙古教区第一任主教，座堂（主教府）设于三盛公。
1884年，宁夏平罗所属红崖子，五堆子、下营子一带遭灾，本堂神父桑桂仁，雇用大船两只，将自愿来套的教友40余家搬到三盛公，后将一部分教友又迁至河套大发公、玉隆永一带居住。此时，磴口地区教友已增加到1500余人。
1884年，租种天兴泉土地19顷。同年，德主教赴北京参加主教会议，后来又到罗马教廷述职，而后回到比利时本国，以开办婴孩院及其他慈善事业为名，募捐了一大笔资金，于1886年又来到中国，继续担任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居住在三盛公教堂。
三、三盛公教堂之建立
1888年，开始准备修建三盛公大教堂，抽调荷兰人兰广济神父绘图设计，专门负责此项工程。所有木石等原材料，全靠兰州有个林大人，由甘肃、银川等地购置，从水路转运而来。此人正是原初跟随南怀仁来中国的林修士，后来在岱海滩娶了一个姓高的姑娘为妻，便离开内蒙古而到甘肃谋生，因为在兰州盐务上弄了个官衔，所以人称林大人。天主教利用这种关系，请他代办材料运输事宜。正在筹建伊始，德主教于是年5月“圣神降临节”那天，偶患急症而逝。次年，由甘肃调来韩默理为西南蒙古教区主教，8月间来到三盛公就任，委命罗明坚神父担任本堂，将闵玉清凋往小桥畔担任分会长职务。韩到任后，建堂工程仍按原计划进行。从1891年开始破土动工，到1893年竣工落成，大堂宏伟壮观，在当时当地是绝无仅有的建筑。同时修建了主教府房屋数十间。1894年又在南粮台、天兴泉兴建教堂两座。
1895年动工修筑城堡，方圆约3华里，墙高一丈五尺，由兴盛扬王双全监工，部分教友住宅在内，天主教占用面积约二分之一。
从1888年至1900年，西南蒙古教区，总共有中外司铎26名，其中三道河子分区就有9人，在三盛公居住的有戴天录、冯学源、司怀智、郎国安、包海容5人。
1900年春，韩默理主教将总堂由三盛公迁至二十四顷地。此时义和团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各地，蒙古地区人民纷纷响应，揭竿而起，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杀洋人，烧教堂，惩办贪官恶霸，声势浩大，所向披靡。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闻得风声紧急，即命二十四顷地之外国传教士6人，迅速西行，逃到三盛公避难，而韩主教却独自一人留在二十四顷地。7月22日城破，韩被义和团抓获，带到托克托城烧死。三道河子一带的外国传教士5人，还有下营子逃来2人，乌兰别鲁克逃来2人，以及二十四顷地逃来的6人，总共15人，集中于三盛公城内，闻讯深感不安。为避祸乱，决定逃回本国，本堂神父戴天录便修书一封，遣会长贾大、张二奎子前往总管处请求。信中说：“现在中外开衅，恐拳匪骚扰此地，趁匪徒未来之前，我等速归本国，恳求体恤我等并抚养所遗教民，将大经堂一座设法照旧存留，离此二三十里之几处小经堂；不但不能兼顾，且恐义和拳匪乘间前来栖身，杀害万民，因此恳将小堂既行拆毁，一总保护而杜祸萌”。后又遣人送信说：“现在临行收拾能用之际，有居民窃取在外牲畜，在内物件，以至能用不济，恳祈助给路费……”等语。总管阿木尔吉日嘎拉，照其恳求，将所有小堂拆毁，并立即派兵丁20名，代为看守教堂院门，一面设法助给骆驼24峰，驼鞍24四副，白面400斤，皮靴5双，铜锅1口，大布帐篷1顶，路费白银27两6钱，总计价值白银1138两6钱。于7月25日将兰广济、雷中和、贾明远、魏怀仁、费怀勇、吴兴国、王万福、梅步桂、步世明、胡际昌、戴天录、冯学源、司怀智、郎国安、包海容一行15人，由准格尔旗人马希和汉人张二奎子带路，同时选派蒙兵20名护送起程，于闰八月十二日到达大库伦（乌兰巴托），十四日由俄罗斯人转送回国。
四、大兴土木扩大传教范围
庚子年后，天主教如愿以偿，更多地占有大量土地，于是积极向外发展教务，原于1900年逃回外国的传教士，除3人未返中国外，其余12人又陆续回归西南蒙古教区。闵玉清主教为发展教务，将逃离时其他外籍神甫嘱咐拆除的三盛公附近小经堂，重新一一修复后，又于1903年在渡口新建教堂一座。1904年建起补隆淖教堂。将三盛公附近村庄居住之教徒，一部分迁往上述两地。移居渡口堂的有武四（武慕安神父之父）、魏金柱（魏明哲修女之祖父）、段成有（段云神父之祖父）、高二（高志清修女之祖父）、樊二（樊光临修女之祖父）、李三（李枝荣神父之父）以及张爱，李连枝等户。迁往补隆淖的有刘王正、何启俊、赵存马、王光正、李三三、赵全小、武根在、魏保成等户，于是又发展了两个教民村。这两处地方，由于传教顺利，人口逐渐增加，农牧业发展很快，许多买卖商号亦随之而来，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磴口地区较大的村镇。渡口堂教友由最初的30户发展到2500余人，补隆淖约有教友1000人左右。这里的人民，经过辛勤的劳动，年种年收，生活大有改善和提高，正如人们所说：“烧红柳，吃白面，好不自在”。
闵玉清主教在磴口地区传教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又派兰广济神父去二十四顷地，重新修建主教府、会长府、修道院、婴孩院等项工程，并筑起城堡，共费银1.3万两，于1905年二十四顷地新大堂落成，虽不如庚子年前的大堂华丽，但其宏大，仍为全教区各堂之冠。二十四顷地重新修建完毕后，闵玉清便将总堂又由三盛公迁往二十四顷地，小修院也由小巴拉亥迁到二十四顷地。由此三盛公仍为三道河子分区区长神父所在地，管理河套所有各堂教务。
闵玉清在此传教期间，总结了一条经验，传教必须占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土地就无法传教。当建立了渡口堂、补隆淖两个教民村以后，便认为磴口地区的传教已臻完善，无法扩大。因为补隆淖以下地带，早已被地商所占有，协成丰有沈朝品，四坝、公地有双和成、隆盛和、永成泰、大生号、发盛公、德茂堂，以及哈、袁、徐、汤、马等地商所占，就连渡口的大滩、上滩等地也同样被袁、吴两家所占，所以这些地方天主教已无插足之处，因此乘庚子赔款之机，借故曾在达拉特旗修建教堂，被蒙人赶走监工人员赵四拗子，烧毁木料等因，单独向绥远当道提出赔款条件，要求赔跟14万两。而绥远当道与当地蒙旗，不知底细，既不做调查，也不敢拒绝，便贸然答应赔款条件，遂将达特拉河沿河地带，全部估计1400顷，做抵赔银14万两，就这样天主教在河套地区轻而易举又占有大量土地。几年以后，教堂渐次林立，除原有大发公、玉隆永、中公尔堂外，又陆续建起蛮会、陕坝、乌兰淖、黄羊木头等教堂，这样一来，三道河子分区的传教重点，便由磴口地区而转向河套地带并逐步扩大其势力范围。
前面已经提到，天主教传入阿拉善旗磴口地区之初，这里纯属牧区，虽有几家地商富户，也是屈指可数，他除租种阿拉善旗土地外并经营日用百货，皮毛作坊等。其他佃户均为春来秋归之农民，本地居民尚无一人信教者，除了移来一批基本教友外，绝大部分新教友是通过用土地、钱粮、耕畜、婴孩择配成家等办法而吸引来的，这些教友有的是为了种地，有的是为了成家立业。总之，在很大程度上，许多人都是为了感恩报德，养家糊口，以为权宜之计才进教的。所以这部分人对于“天主、天堂、地狱”等抽象的概念茫茫然丝毫没有认识。这一点外国传教士也很清楚，从天主教的教义来讲，这叫“信德”不坚固，在特殊的环境下，还会背教的。因此在传教初具规模后，外国传教士便不失时机地加紧对教友进行精神方面的教育及文化教育，以使成年教友信仰巩固，并为争取第二代信徒奠定基础。
首先在各堂村庄成立《要理问答》书房（短书房），因陋就简，只请一位有文化的老教友当先生，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教徒参加学习《要理问答》，该书一册四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概括了天主教的基本教义。比如“十诫”，即一钦崇天主于万有之上。二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三守占礼之日。四孝敬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邪淫。七勿偷盗。八勿妄证。九勿愿他人妻。十勿贪他人财物。其总纲是，爱天主万有之上及爱人如己。“四规”一凡主日（星期日）及一总罢工占礼之日，该望“全弥撒”。二遵守圣教会所定的大小斋期。三该妥当“告解”并善领“圣体”，至少每年一次。四当尽力帮助圣教会的经费。“七罪宗”骄傲、悭吝、迷色、愤怒、嫉妒、贪饕、懒惰。以及七件“圣事”等等。用此来约束每个教徒的思、言、行为，使他们服服帖帖做一个天主教的忠实信徒。
同时又实行每年要对全体教徒进行一次考核，这是一次天主教友专务神修生活的大集会，天主教把这种集会叫做“下会”。一般利用农历正月农闲时间进行。首先以堂口为单位，将该堂所属教友，普遍进行登记，小孩不包括在内，每人发给一小纸单，上面写着名字，这叫“神功单”。在下会期间，拿着此单抽时到神父跟前做“告解”，并将神功单交给神父，便于核对。每日早晨和上午，均到教堂礼拜听讲道，如此七天，下会结束。这种正常宗教生活的集合，是要求教友总结过去一年中所犯过的大小诸罪，在下年中决心改正，做好教徒应尽的本分。下会诸事完毕，神父便按所收回的神功单进行复查，这样就知道谁没有参加下会。对于不参加下会的教徒，根据平时表现，给以不同处罚，轻则批评教育，进而在教堂内当众检讨，这叫“喊堂”，如果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而影响极坏者，则收回土地或拆去房顶，甚至将全家赶走。这种办法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步消失。所以在当时天主教势力范围内，只有外国传教士说了算，教徒唯命是从，不敢违抗，唯恐收地拆房，不得安生。
在抓紧成人教徒学习教规教义的同时，也不放松对青少年一代的宗教教育，除了开办修道院，培养未来神父外，又在各教堂村，办起了男女全日制小学，人们称这类学校叫常书房，凡入学学生黎明即起，进堂念经，课前念经，放学念经，学经、念经成为教会学校的中心任务，当然也兼以文化学习。其办学目的就是为争取第二代信徒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为给修道院输送修道生，这部分小孩子叫“奶子教友”，就是他们在吃奶时就授洗入教了。天长日久，施以宗教教育，使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教书”。潜移默化，很自然地成为忠实信徒。直到1942年以后，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形势所逼，教会学校才有所改革，尽量减少学生宗教活动，增加新学制课程。阿拉善旗磴口地区教会学校也采用了新学制课本。当时教会学校有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所明正中心小学（男女分校）和天兴泉、东堂两所初级小学。
庚子赔款后，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更多地占有土地，便积极兴修农田水利，继续开垦荒地，不断扩大耕地面积。到1931年，已占有土地300余顷，这时土地由无偿发放而变为出租，用土地吸引教徒成了天主教的唯一方法，而且地租又成了天主教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实现了“以地养堂”。
1931年12月13日，阿拉善旗札萨克王位由达理札雅承袭，是为九代第十位王爷。为废止庚子赔款合同，派人与天主教协商，重新签订了租地合同，租期为4年，每年交银洋1300块，米5石，期满另议。1935年合同期满，阿拉善旗派陈爱尔德尼巴图和陈那笋巴图2人到三盛公与石扬修主教面议，拟对天主教所占阿拉善旗土地，进行彻底清理，但当时阿拉善旗和马鸿逵因磴口问题，双方进行斗争，遂对天主教所占土地未予清丈，并允许继续耕种，双方又签订了5年为期的租地合同，每年交银2000元，粮食20石，到期另议。但据三盛公天主堂收租账目统计：1921年收租粮食556石；1929年遭灾歉收，收租286石；1939年收335石；1944年收542石。渡口堂、补隆淖每年收租粮食数量更多。
天主教在阿拉善旗磴口地区向农民收租的办法，叫“分股子”每年分两次进行。一次是在夏田收割时，由佃户将庄稼割倒、晒干、捆好。然后教堂派专人前往，分片包干，到田间逐块进行“点个子”（数捆子），每百捆抽三十，这叫“三七股子”（三七分成），然后由农民套车装好，送到天主堂场面交付。由场上负责人逐个点清上垛，给一收据。每日分股人与场上负责人进行核对，如有未交清者继续催交，直到交清为止。第二次分股，是在秋收以后，办法和夏收时一样。这种分股子办法，是以夏秋作物青苗为标准，种什么分什么，不种则不分。
1941年合同期满，双方协定，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个堂。所占土地不论多少，每年交租银5000元，粮食30石，合同期为4年。
1944年，阿拉善旗在营管牛犋设办事处，营管牛犋、东堂、红盛义等处，取消包租土地办法，实行以顷为单位（百亩），每顷地收租银200元，由佃户直接向办事处交付。
1945年，天主教向阿拉善旗租地，合同期满后，阿拉善旗发布训令，其内容有三条：（一）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耕地与天主堂承担契约规定业已期满，本府认为有续租之必要时，仍另外商议。（二）唯查该等处地亩向未清丈，殊与政府法令不合，自应遵照实行清丈，以资清理，而符法令。（三）至该地亩实行清丈以后，如天主教堂接洽续租，本府应予优先之权，但承租及纳租办法，须与本府租地规定统一办理，以昭划一，而免歧异。
陈那笋巴图根据上述精神，前往三盛公天主教堂协商，天主堂不同意丈量土地，提出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三处地方之土地，按60顷计算，每年交租银12400元（旧币）但为两家和好只交7000元。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1946年8月14日，阿拉善旗又发布训令，其训令，原文如下：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训令（35）秘字195号
事由；为派该员等前往三盛公等处办理租地事宜令仰遵照由
令本府主任陈那笋巴图
副主任罗永寿、白诚喜、夏格都尔吉布
查三盛公天主教堂承租本府公地，历年均不照章纳租，匪为影响本府租收，抑且有违承租规定。现查租期已满，该教堂所租公田，另外转租。又查本府公地出租，原为鼓励农民增加生产，所有承租公地者，向自种为限，不得转租牟利，剥削农民，早经本府规定在案。近查仍有好利之徒，私将公地转租，坐享其成情事发生，如不查明制止，不独农民直接受其苦害，即本府爱民之意亦间接由其破坏，影响所至，殊匪浅显，实属痛恨已极，自应查明制止，而符规定，如有故违情事者，着即收回另租，合行令仰该员等前往该处，切实办理，并将办理情形报府备查，乃关要政，慎勿徇情为要。此令。
札萨克达理札雅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八月十四日
这一训令下达后，便由梅林章京陈那笋巴图、白诚喜、副处长罗永寿、夏格都尔吉布为正副主任，组织磴口、四坝总管、四坝防卡“达木尔”中队长杨富存以及巴格边官，防卡官兵，共70余人，组成丈地收地工作团，前往三盛公与教堂主教王守礼、本堂神父樊静安、渡口本堂郝鹏翰等举行会谈。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本堂神父向工作团交代了教会占地范围及其耕地面积，但多以隐瞒少报，不切实际。遂分组到各堂口开始清丈土地。其丈量方法是用骑马拉绳的办法，盐碱地、草边地、沙边地不计入耕地数内，除其三处地方，共丈量耕地面积达400顷左右。教会提出要求留给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土地30顷，以维持自耕度用，经报请达理札雅王爷同意后，如数留给教会。将其余耕地全部收归阿拉善旗所有，然后租给农民耕种。阿拉善旗收租委托给地方上有名望的人代收，即由渠商人收，集中送交蒙古亭子。阿拉善旗这一果断措施，使阿拉善旗收回了土地权，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天主教在磴口地区的势力。
这年正是王守礼主教到任之初，这一收回非法占地措施，实是非同小可，王见势不利，便另谋他途，将其传教发展计划转向河套和银川。1947年先将主教府迁于陕坝，积极投靠傅作义，又亲自赴银川结联马鸿逵，在傅、马的协助下，相继办起了陕坝普爱中学和银川明正女子中学。并选派郭正基、马仲牧、万斗轩、王甫田、孙仲贤等人，去北京辅仁大学进修深造，输送一批女学生到归绥公教医院学护士，拟在短期内经罗马教廷批准，带领所有外国传教士到宁夏另行成立新教区，河套地区单独成立国籍教区，由此磴口地区的教务，遂处于停滞状态，而王守礼的计划也未能实现。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磴口县开展反霸减租减息运动。天主教堂被实行减租减息，土地不得出租，农民所种教会土地，谁种谁收。1952年实行土地改革时，教会除留有自耕田，及其菜园、果树园外，其余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分给农民耕种。磴口境内，所有外国传教士，陆续遣送回国，从此再无外国传教士的足迹。
八、各个时期教堂变化情况
解放前庚子年天主教在磴口地区所建七座小堂被拆毁后，又重新依次修复并增设渡口堂、补隆淖两教堂。1911年，磴口地区哥老会兴起，因三盛公居民王广胂纠集教民枪杀哥老会员10人而结下冤仇。为此哥老会声称，誓与洋堂血战到底，遂聚众百人，在磴口地区打家劫舍，烧毁天兴泉教堂及民房，杀死白保子夫妇，继而又焚烧锦恒西天主教堂，然后到渡口堂骚扰，但此地居民已提前逃往大滩寨内避难，幸免遭殃。哥老会大队转移，只留数人点火焚烧渡口教堂，因情况发生变化，时间仓促，匆匆点燃，便迅速离开渡口堂，经教民及时扑灭，未酿成大火，只烧损堂内大木柱一根。事后又将天兴泉、东堂建起。
1927年以后，费达德主教在任期间，认为三盛公一带，教堂布局过于集中，且距大堂甚近，既分散财力，又浪费人力，大堂又不能充分利用。遂命三盛公会长兼本堂神甫狄文治（因他耳聋，人称聋狄），将三盛公大堂附近之小堂，除粮台教堂而外，其他小堂全部拆除。
自阿拉善旗收地以后，教会经费来源不足，外汇不济，上海房租费，分配缩减。为维持现状，减少开支，便将天兴泉、东堂、粮台三教堂，改为送“弥撒点”，不再设常住神甫。粮台、天兴泉由三盛公代管，每周由神甫送弥撒一次。东堂归渡口堂代管，每周由副本堂神甫去送“弥撒”，或行其他圣事。直到全国解放后，磴口境内尚有粮台、三盛公、天兴泉、东堂、渡口堂、补隆淖六座教堂。
解放初期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男女信徒仍一如既往自由进堂礼拜祈祷。但解放初期国家经济困难，一时无力修建政府部门用房，而天主堂此时人员大减，闲房甚多，于是中共磴口县委占用了三盛公主教府全部房屋，县人民政府占用了三盛公女校全部校舍，渡口堂大部房屋被三区人民政府所占用，补隆淖天主堂房亦被四区人民政府占用。
1957年常西满神甫任渡口堂本堂时，因教友进堂人数逐渐减少，原有大堂已不适应当时情况，故重新翻修，缩小面积，并将原堂内中间五大木顶柱、男女分隔七色花栏杆、讲道台等取消，所余原材料全部出售，以弥补翻修费用之不足。
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时期1958年大跃进期间，三盛公、渡口堂、补隆淖等六座教堂的住堂神甫有的被捕，有的下放农村劳动，有的被管制，无人进堂念经，此时各作业区集体食堂化，天兴泉、粮台两教堂被作业区用为食堂，后又改做库房。
“文化大革命”期间，磴口县境内，所有教堂均遭浩劫，所有行祭物品及其堂内装饰洗劫一空，一些较贵重的物品也被砸损焚毁，亦有被占为己有的，钟楼拆毁，大钟无踪，除三盛公教堂保存了很少一部分祭衣祭品外，其他诸堂，财物荡然无存。三盛公教堂被公社改做小工厂，主教府房屋被公社拆毁改建其他用房；渡口教堂改为影剧院，所有房屋于1968年翻修改建为公社办公室；东堂、补隆淖教堂，均被拆毁，改建它用。所有各教堂之果园、树园，砍伐殆尽。大部分神甫、修女被打成牛鬼蛇神，游街示众、揪斗、挨批、“群专”、刑讯逼供，随之而来，身心健康受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最后遣送农村劳动改造。
中共三中全会以来的教堂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宗教政策，1980年12月25五日（圣诞节）磴口县首先开放了三盛公教堂，当时因红卫公社小工厂尚未腾出，暂时在巴盟天主教爱国会办公室举行圣祭、主日、占礼，男女教友从四方来此“做告解”、“望弥撒”、“领圣体”，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1981年巴盟天主教爱国会，拨款2.2万元，将大堂修复，于1982年4月20日（复活节）正式开祭，由郝成神父举行了大礼弥撒，参加教友约2000人左右。
渡口堂也于1986年8月17日正式开放，由郭正基本堂神甫做了大礼弥撒，参加盛典的教友约2000多人，除本地教友外，还有来至杭后、临河、五原以及乌海、银川等地的教友。弥撒完毕，还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大会。会上由中共磴口县委统战部部长宿振民和巴盟天主教爱国会主任郝威、本堂神甫郭正基分别讲了话。
近几年来，由于宗教政策的不断落实，广大神长教友，心情舒畅，再无后顾之忧，在各条战线上充分发挥了主动性、积极性，为四化建设，做出可喜的成绩，许多教友被评为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好家庭，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表现突出，从而得到人们的称赞。
写于1989年仲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