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额尔德木巴图 罗阿日斯楞 著 额尔敦仓翻 译
1686年前，阿拉善的一部分牧地属清朝皇帝的军马场，定远营原址为皇上的“御马圈”。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清朝皇帝恩准和罗理部暂居阿拉善，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清朝廷正式将阿拉善地界赐予和罗理。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清朝皇帝册封和罗理为固善贝勒爵位，并赐札萨克职，遂设阿拉善和硕特旗。自建旗至1949年解放的252年间，袭位计九世十王。
一、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前的基本状况
（一）军政机构
阿拉善旗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1949年除磴口县外，36个巴格的人口约3万多，大小牲畜34万多头（只）。
阿拉善旗政府设置的行政机构有办公室、政务处、秘书处、教育处、财政处、理事官厅（法院）和稽查局等。旗政府所属大小官吏共245名（包括巴格达木尔、防卡长，职员不计其内）。
旗政府军事机构有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和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
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下设办公室、政工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和军医处等，任有司令、参谋长、主任、处长，副处长、军医官、专门职员等若干人。
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有总队长1人，副总队长2人，其中1人兼参谋长职。总队下设5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中队长，副中队长各1人。中队下设有4个分队，每个分队约有官兵42人，有分队长1人，副分队长1人（副职不属军官之列）。此外，还设有直属勤务分队和通讯分队。这两个分队，也有正、副分队长各1人，常外出执行临时性任务。全总队共有军官150余人，兵员达1270人。
行政管辖，全旗设8个苏木、36个巴格、46个防卡。8个苏木又分为左、右两翼各4个苏木。苏木是介于旗府和巴格之间的一个行政机构，它任有佐领、骁骑校职的官员各1名，但无专门的办公地点。佐领、骁骑校是旗政府的一级重要官吏，平时虽与旗府其他处、室一起办公，但他们只是管理涉及苏木的有关户籍、征收宝得税及征兵等事项。巴格是管理军政等诸事务的最下层的行政机构。每个巴格有若干不脱离生产、不领薪金的达木尔（边官）。阿哈木德达木尔（首席边宫）是主管巴格事务的正职，二达木尔属副职，其余达木尔为一般办事员。巴格也无固定的办公地点。巴格的印信由正达木尔随身携带，当有公务要办理时，先由正职达木尔发出通知，有关办事人员接到通知后，就赴约定地点，几个人坐在一起商讨公务，分派差事。全旗属这类达木尔职的约有260人。
全旗设有防卡46处（包括临时性防卡），其主要任务是，防守本旗地界，维持地方治安，征收草头税等。防卡一般有正、副两名卡长，也有只有一名卡长的。全旗共有90余名卡长。其中，有的卡长是由达木尔等小官吏兼职。防卡兵约有400名。
寺院是宗教方面的组织实体。寺院首席大喇嘛、德木其、格斯贵，俗称皇上的3个喇嘛。寺院的大喇嘛由旗府指派。旗府可对寺院直接行文或征喇嘛兵。全旗共有大小寺院30余座，喇嘛近4000人。
（二）商业
早先，在全阿拉善旗范围内约有大小商号、店铺150余家，解放时，设于定远营的有40来家，客店10多家。这里的商号，主要是由山西、包头、北京、银川、民勤等地的商贩所经营。其中最大的一家商号是由私人合股经营的“祥泰隆”。这些外地商贩设店经营，在交通不便的广阔沙漠地区来回行商及时送货上门，主要经销各种金银首饰、锅碗器具、绸缎、布匹、粮食、糖果、烟酒、砖茶等日用杂货。同时又向牧民收购牲畜、皮毛及土特产。商贩的上述商业活动，对当时阿拉善旗牧区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定远营市场上，布匹、地毯、砖茶、烟酒、糖果、米、面及枣、核桃、柿饼等干鲜水果应有尽有。邻近蒙旗和外蒙古（20世纪30年代以前有来往）也常来人用牲畜、皮毛交换日用品。因阿拉善的双峰驼以绒、肉、畜力兼优而远近闻名，故包头，银川、兰州、武威、张掖等地也常来人收购。当时的定远营城生意兴隆，热闹非凡，以塞外的“小北京”扬名在外。
（三）天然资源
阿拉善是一个有丰富天然资源的旗。这里的矿藏资源有：盐、煤、碱、金，锡、水晶石、石棉等。其中，吉兰泰、雅布赖、查汉池、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和古拉本、乌达、胡鲁斯太、上井子的4个煤田均以其丰富的蕴藏量出名。
野生资源有：木材、苁蓉、锁阳、甘草、发菜及各种药材等；还有贺兰山的鹿、獐子以及羚羊、猞猁、豹、狼、豺、黄羊、青羊、盘羊、野驴、野驼、狐、獾、旱獭、兔、黄鼠狼、艾虎（艾鼬）等。
自1941年大旱至全旗解放，阿拉善旗再未遇大旱，水草较丰美。再则，1938年至1949年，阿拉善旗也未遭受大的战乱的祸害。然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马鸿逵的蹂躏及封建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物价极不稳定，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加之狼患成灾，瘟疫流行，人民的处境十分困难。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四）解放前夕的社会状况
1949年春，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地的不速之客频繁进出定远营。很显然，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对此，人们感到疑惑和不安，就在当时，美国军事顾问也来阿拉善旗活动。他们表面上装出援助中国的样子，向达理札雅问这问那，弄得达理札雅真不知如何应对是好。国民党国防部要员来阿拉善旗鼓吹什么“要凭借贺兰山的天险与共军决战”，并责令阿拉善旗必须予以大力支持。此外，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及其同伙也从广州、北京、兰州、东北、宁夏等地纷纷来定远营，咒骂共产党，兜售所谓的“蒙古自治”。这些政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达理札雅，一个劲地吹嘘要在阿拉善干一番“蒙古自治”的大事业。1949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来电要达理札雅前去。达理札雅接电后，于农历二月末与郑礼范、罗扎木苏一同到达兰州。此时，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亲自拜会达理札雅，向他提出了有关在阿拉善实行“蒙古自治”的问题。当时，达理札雅未作答复就搪塞过去了。过后，达理札雅探听了张治中的口气。张对他说：“现在，谁想干什么，全由他自己作主去，德王想在阿拉善搞‘蒙古自治’，就由他搞去好了，你不用管他”，达理札雅听了此言，对于德王的主张，也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了。
嗣后，德王赴广州从国民党政府要回经费1万银元，遂于当年8月在阿拉善旗正式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这样，阿拉善旗局势愈加趋于复杂。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抉择。要么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走起义投诚之路；要么死心塌地追随国民党反动派，走与人民为敌的绝路。二者必居其一。
二、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始末
在1949年决定阿拉善旗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以达理札雅为首的旗政主要人员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和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推动下，在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之举的启发教育下，顺乎潮流，深明大义，毅然于1949年9月23日率部起义，结束了阿拉善旗252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揭开了阿拉善旗历史新的一页。
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等人，举行和平起义是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业已取得决战胜利，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得到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的这一弃暗投明的义举，震惊中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为取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扩军备战，遂装出“和谈”的姿态，委派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在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因蒋介石拒不接受我方的条件，谈判于1949年4月20日宣告破裂。张治中先生当即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再未回去。4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紧接着，我百万雄师以排山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直捣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能够正确估量形势。他们认识到，只有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的这种抉择，是由于形势所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促使达理札雅等发动和平起义的几个内在因素。
1938年2月24日夜间，宁夏的马鸿逵出兵攻打定远营后，将达理札雅胁迫押往银川，后送兰州软禁达先后近7年之久。马鸿逵为何这样做，有关这方面情况，值得一提。
1926年，冯玉祥将军赴苏联考察回来后，于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率部起义。当时，马鸿逵也前去参加誓师大会，被任命为国民联军四路军军长职，不久，他于1929年追随韩福榘，弃冯（玉祥）投蒋（介石）。马鸿逵因倒戈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十五路军总指挥。1932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后，玩弄两面手法，将其黑爪伸向了阿拉善旗。
在1935年间，日本特务机关窜到西北地区活动。他们来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后，就在“祥泰隆”内设立了活动据点。马鸿逵得知日本人来定远营的消息后，立即密派其姓蒋的参谋前往定远营与日特暗中勾结。当那个蒋参谋返宁时，日特机关提出：“有要事与马鸿逵主席面商”。蒋参谋表示，回去就转告马主席。当时，日特见蒋参谋有为难之色，就威胁说：“在这个问题上，要是马主席犹豫不决，那我们就认为他对大日帝国不恭”，蒋参谋返宁后就向马鸿逵禀报了定远营之行的情况。听了禀报后，马鸿逵认为，日军有朝一日可能攻进宁夏境内。因此，现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的话，日后对己有利。他权衡利弊，拿定主意后，就派专车将日特接到银川，秘密安排在中山公园的公子阁内。他与日特握手言欢，大献殷勤。日特对马鸿逵的态度十分注意，遂提出要与他合影留念。马鸿逵害怕被人抓住其勾结日特的证据，不肯合影。可是，他与日特干杯言欢的场面，早已被日特方面秘密拍摄。马鸿逵发觉日特已密拍，着急万分，再三央求日特：“你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尽力而为，但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照片公布出去了。”日特见目的已达到，表示可以不登。过后，马鸿逵就将日特送回定远营。此事很快被人发觉，不久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有心保马鸿逵，就电令马鸿逵严加查办暗通日特分子。接电后，马鸿逵吓破了胆，正当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时，其四姨太凑过来说道：“你当了一省之主还不知其中的奥妙吗？老蒋明知你的事，却又给你来电，这不是明摆着让你找个替死鬼，开脱你自己吗？”马鸿逵听了四姨太的这番高招，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随即将接送日特的司机以通日特的罪名加以逮捕，又将其处死。然后，将所谓查办情况报告蒋介石了事。就这样，马鸿逵施嫁祸于人诡计，既保自己无事，又堵住了他人的嘴。这还不够，他又向国民党当局密告说，日特就居住在定远营城内，阿拉善旗的当政者也十分可疑等等。就在这时，达理札雅向当局如实报告了日特在定远营的活动情况，并询问当局准备采取何种措施。鉴于此，国民党当局下令陆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等，率部前往阿拉善旗驱逐日特机关。关、杜两人接令后，率两个团（该师的大部兵力留在宁夏中宁县）进驻定远营，将盘踞在“祥泰隆”的日特，全部召集在一起，限他们两小时内撤离定远营。那些日特见此状况，就慌慌张张地乘飞机逃走了。
日本人走后，关麟征师长不但没有指责达理札雅，还安抚说：“日本人又不是你们请来的，用不着害怕。日本人不只是来你们阿拉善，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方也有日本人”，关麟征在定远营住的时间虽不长，但作了不少事情。他先是破坏了日本人的简易机场。他还召集大、小会议，对阿拉善旗的防务提出极好的建议。他强调指出，要想抗击外寇，必须首先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加强阿拉善旗的防务，他拨给了500支步枪，50000发子弹，同时还强调和赞助了阿拉善旗的军事训练及文武人才的培养。1937年阿拉善旗旗府举办了首届军事技术特别训练班，挑选40余人受训。另外，他还集训了旗保安大队的100余名士兵。这次训练班的总教官由陈匡担任，教官有叶庄之、李子源2人。当时，旗协理罗恩克巴图、副协理罗巴图孟柯2人也参加了正式训练。从那以后，达理札雅等非常重视关麟征的建议，多次派青年人赴外地受训。1940年，阿拉善旗首次派20余名青年到国民党黄埔军校七分校受训。八年抗战期间，曾先后选送到南京、重庆、兰州、银川、平罗等地学习的青年达70余人，其中有的还大学毕业。以上这些，就是自关麟征从阿拉善旗驱逐日本人以来，达理札雅等为赶上时代潮流而着手进行的一些具体事项。
由于从阿拉善旗驱逐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中，国民党当局未动用宁夏的马家军，而是将其正规军的第二十五师调进宁夏，以及胡宗南率大军进驻西安，这便使马鸿逵开始疑神疑鬼，坐卧不安了。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二十五师调往西安方面。“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马鸿逵本人心里拿不准。他生怕押错宝，故对这一重大事件迟迟不予表态。后来，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周恩来和宋美龄分别从延安、南京前往西安进行谈判的情况及新闻界对事变结局的预测，看出蒋介石将要获释并仍掌管大权的迹象。于是，他急速发电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还将发报日期往前挪了几天。他在电文里宣称，立即释放蒋委员长，要求张学良亲自将委员长护送到南京，为其恢复名誉等等，他想以此来获取蒋介石的好感。
1937年，国民党国防部派郑子献为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随之马鸿逵以阿拉善旗属边陲要地需加强防务为名，派马鸿宾部马赞良团长率一个团初次进驻定远营。那位郑子献专员勾结定远营城内暗娼李存存，散布“老天爷要火烧定远营”、“唯有上毡毛山方顺天意”等蛊惑人心的谣言。其用心是将旗王公和居民骗出城，由他一人独霸城池。阿拉善旗旗府立即追查谣言，经刑讯李存存，查清散布谣言系郑子献主谋所为。随后，将其上告当局驱逐之。自此，郑子献怀恨在心，为伺机报复，便与马鸿逵狼狈为奸，向蒋介石诬告了达理札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发汉奸卖国贼的高潮。当时，民众再次揭发了马鸿逵勾结日特的卖国行径。于是，马鸿逵慌了手脚，上一次他将手下的一个司机当替死鬼而搪塞过去了，这次他又是故伎重演，算计着要找一个大一些的人物作自己的替死鬼，以保脑袋不搬家。为此，他玩弄嫁祸于人的诡计，向蒋介石密告说，达理札雅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夫，日本人来阿拉善旗活动，与其有关，此人与政府存有二心等等。蒋介石领悟其用心，密令马鸿逵处置达理札雅。马鸿逵暗自庆幸自己的诡计就要得逞，但又担心事情败露，他先以“有要事相商”为名，企图将达理札雅骗至银川扣留。因达理札雅已有察觉，诱捕未成。后又派一厅长前去行骗，达理札雅仍未上钩。马鸿逵见诱捕不成，遂采取出兵围攻定远营、以武力捉拿达理札雅的强硬手法。1938年2月24日夜间，马鸿逵以重兵突然包围了定远营城。围城兵力除原驻定远营的张海禄团外，又调来宁夏省警备第一旅马宝琳部王有禄步兵团，何玉魁的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营配合，并派马腾蛟为总指挥。是夜，双方交火激战。当马鸿逵得知阿拉善旗方面的火力大为减弱之后，又玩弄手法，遂即派其老母及马鸿宾等以调解为名前来定远营。他们来后，对达理札雅佯称：因我方军队换防中产生误会而交上火了，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两家是友邻地区，都是自家人，不要为此事伤了和气。同时，要求达理札雅缴出武器，当夜就赶到银川面见马（鸿逵）主席。达理札雅见重兵压境，兵临城下，只好接受了马家的苛刻要求，于30日缴出步枪700余支，机枪10余挺，大炮数门，只给旗保安队留下20支步枪（当时，达理札雅已将库里的枪支转移他处）。随后，达理札雅及其家誊被押往银川。至此，马鸿逵还不满足，又派两个团袭击驻守巴音陶亥的杨富存的一个中队。杨率部奋起抗击马家军，后冲出重围撤至阿拉善旗哈鲁乃山一带，免遭被缴械的厄运。
马鸿逵将达理札雅押到银川后不久，又移送兰州变向软禁了近7年。此间，马鸿逵在阿拉善旗大施淫威，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就连酥油也作为征收之列，从而使阿拉善旗不但在政治上受压迫，而且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财政空虚，入不敷出，据估计，当时马家从阿拉善旗所征收的驼、马多达7000多头，这种厄运，对于一旗之主的达理札雅本人来说，在政治上、精神上蒙受了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而对全旗各界层人士来说，从此以后就被置于马鸿逵的直接控制和奴役之下了。从这一惨痛事件中所得到的历史教训，不能不成为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日后顺应历史潮流，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毅然发动和平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6年，冯玉祥在阿拉善旗磴口巴格建兵站的同时，又在该地域强行设置磴口县，派其姓吴的营长出任县长，在银川到磴口之间修筑简易公路，架设了电话线。但是当时县的职权一时还难以行得通。后来，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1932年以后），就在磴口县大肆安插其亲信，加强了对该县的控制。马鸿逵在磴口县汉民区编制保甲，并强行规定汉民区和蒙民区，由县、旗（阿拉善旗）分而治之。磴口地区本属阿拉善旗地盘，而马鸿逵却将磴口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强制推行由县、旗分割管理的规定，制造民族隔阂，加重回、汉农民的经济负担，接二连三地进行征兵。所有这些，势必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当时，一部分回民因不堪忍受马鸿逵的压榨，由一个姓丁的回民带头向阿拉善旗政府提出了归旗的要求。阿拉善旗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1000多名回民于1937年得以归旗。对此，马鸿逵极为不满。对于马鸿逵霸占磴口一事，达理札雅曾多次上告国民党当局，但一直未果。因而，他对国民党当局怨气甚大。
1938年，马鸿逵将达理札雅押到兰州软禁后，于1939年1月在阿拉善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该“办事处”与监视定远营马家驻军（一个营）合为一股，成为马鸿逵统治阿拉善旗的一个特权机构。该“办事处”直接掌管定远营近郊的汉民区，并在布固图巴格地域编制13个保、120个甲，清查户口，征兵、征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相继又派温连生、宋清正等，自1942年起在定远营设置“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派驻定远营督察分处”，实行粮食封锁政策，严厉稽察粮、盐的进出。他们规定，凡驮盐跑运输者，一把骆驼只准携带120斤粮食，如有超者，一律没收。因此，造成阿拉善旗境内粮食奇缺，老百姓终年不得一饱。
马鸿逵还在阿拉善旗设立“富宁公司”，以贷款、赊欠和行骗等卑鄙手段残酷压榨牧民和中、小商贩。他们趁每年春季牧民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季节及一些商贩资金无法周转的机会，放高利贷。而当皮毛上市时，又以他们自行规定的所谓官价低价收购皮毛等畜产品。当时，所谓的官价规定，驼毛每斤2角，羊毛每斤1角，羊皮每张2角，牛皮每张4元。“富宁公司”通过放高利贷和所谓官价等手段，垄断皮毛市场进行盘剥，致使全旗原有的150来家大小商号到解放时只剩下资本稍雄厚的几家了。此外，在居民中先后征兵7次，约征了600余名。征兵时，实行以马（或驼）代丁的办法，大肆向居民勒索钱财，曾经出现过5匹马（或7峰驼）代替1个兵丁的事。
由于马鸿逵通过其驻定远营“办事处”等机构，对阿拉善旗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掠夺，致使阿拉善旗地方同“办事处”的对立日趋激化，甚至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如1942年，宁夏“办事处”向定远营商会威逼索取数额颇多的军用摊派款项时，当即遭到商会会长杜友民等人的抗议拒绝。“办事处”恼羞成怒，将杜会长逮捕关押。阿拉善旗旗府对此愤愤不平，马上向“办事处”提出质问，并将此事报告了马鸿逵本人。随后，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陈宝峰）等当夜召集紧急会议，断然作出了向马鸿逵开战的决定，由罗额尔和木巴图起草了措辞强硬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旗属各巴格，防卡和寺院，接此通知后，青壮年不分僧俗，立即武装起来，作好打仗的一切准备，就地集结待命。当旗府正要派专人赴各地传达紧急通知时，宁夏“办事处”见势不妙，急忙释放商会会长，赔礼道歉。罗巴图孟柯等见“办事处”服了软，为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随即也就放弃了开仗打算。在当时，只拥有3万多人的阿拉善旗竟作出向马家10万大军开战的决定，这真是人们难以置信的奇迹。它体现了阿拉善旗各界人士在残暴的民族压迫面前，“宁可战死，也决不跪着求生”的坚强意志。
国民党当局对阿拉善旗存有戒心，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以蒙古族为主的阿拉善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接壤，必须列为特殊地区，严加防范。当首任军事专员郑子献被轰走后，国民党国防部于1939年又派李自财来阿拉善旗充任专员，设置了驻定远营专员办事处。至1949年，该专员办事处的专员易人6次，副专员易人5次（末任专员是罗大煟）。1939年，为防范蒙古人民共和国，专员办事处在北部沿边境一线的沙堤阿门（班迪德陶鲁盖防卡）、沙尔扎庙各设一个电台。此外，马鸿逵在巴音毛道也设有一个电台进行监视。
1940年，活动于沙堤阿门的电台被蒙方端掉。鉴于此，专员办事处将边境地区的防务，仍交阿拉善旗地方负责。旗府无奈，只好在班迪德陶鲁盖、雅干、脑干敖日布格、呼和陶鲁盖、塔本阿拉达等沿边地区设置5个防卡，派绰特宝充任防卡队长。后于1944年另派段塔勒腾岱、巴德玛吉尔格勒任防卡队长，以防范蒙古人民共和国。段塔勒腾岱到任后，暗中与外蒙古方人员来往，向外蒙古方提供了国民党方面的情况。1945年秋，段塔勒腾岱将持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文的蒙方信使巴图带回定远营。蒙方信使在达理札雅的住所与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晤，双方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后，达理札雅表示，希望双方经常保持联系，对于外蒙古方的有关要求，阿拉善旗方面尽量予以满足。随后叫段巴特尔、陈那笋巴图、毛宝音敖其尔3人起草旗府的回信，将信件及回赠外蒙古方的礼物哈达、地毯等交与外蒙古方信使（巴图来时备有哈达、衣料等礼物），又令段塔勒腾岱将巴图护送出境。再则，1946年秋，段塔勒腾岱曾将外蒙古方的巴图吉尔嘎拉带回定远营，安排其与罗巴图孟柯等见面。在当时，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若想给段塔勒腾岱定罪、逮捕巴图等蒙方人员，那是很容易的事。可是，达理札雅等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把外蒙古方代表以宾客相待，愿双方常来常往。这显然表明达理札雅等对共产党并无恶感，流露了达理札雅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心。这一点，也是他们这些人发动和平起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1932年，达理札雅在其28岁袭任旗札萨克职后，就将其前任札萨克塔旺布里甲拉所器重的副协理罗巴音都古楞、管旗章京白和尚、图布吉尔格勒、副章京尼木敖子尔、俞那生达来等老臣，先后准长假将其辞职还乡，随即起用一批新人作为自己的左右臂膀。他分别委任罗恩克巴图为协理，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后就任协理），陈爱尔德尼巴图为管旗章京，段巴特尔为副章京。临解放前几年，又相继提升罗曹格图盖立勒（罗瑞光）、罗布音特古勒德尔（罗永寿）二人为协理衔台吉，陈那笋巴图、白图布巴雅尔为副章京，胡乌力吉巴雅尔、毛宝音敖其尔、左甲木英敖迪布、金巴图道尔吉、齐图门巴雅尔，李斯琴毕力格等为旗府各处（局）长官。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动乱时局当中，以达理札雅为首的阿拉善旗新官吏班子，能够保持较清醒的头脑，较稳妥地应付和处理了自30年代到解放期间的许多复杂事件，从而为以后成功地举行和平起义创造了领导、组织方面的先决条件。
达理札雅组建自己的新官吏班子后，为赶上潮流，提出要成立旗区防司令部，国民党当局批准了他的要求，委任他为阿拉善区防司令部少将司令。随后，将原旗保安大队扩编为8个大队，1946年又改为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同时，还相继成立了针对国民党、马鸿逵特务机关及其他机构的一些对抗性机构，以防他们插手阿拉善旗的内部事务。1921年，成立了阿拉善旗稽察局，到1943年该局设税务科。这个税务科，就是针对宁夏“办事处”而设的。另外，加强保安总队的实力以及增设防卡等，也都出于同一目的。
达理札雅虽身为阿拉善旗第十系封建王爷，但他从小在北平居住，受过一定的现代文化教育的熏陶，未娶多房太太，也无抽大烟的恶习，故在本旗旗民当中的印象还不错。
罗巴图孟柯，于1934年（甲戌年）在他28岁时出任副协理，后于1946年擢升为协理。他先后辅佐达理札雅16年，加之主管全旗的军政要务，对本旗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性格强硬，胆识过人，办事果断。所以，他敢于顶撞马鸿逵，反对马家欺迫阿拉善旗的霸道行径。他不抽大烟，不耍钱，也未娶过多房姨太太，在旗民当中的印象还是可以的。他是达理札雅官吏班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达理札雅等出自上述政治上、思想上的历史原因，决定发动和平起义，并为此举采取了几项重大步骤和措施。
首先获悉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立即召集旗府要员举行秘密会议，商讨了和平起义大计。
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3人碰头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后，一致认为，有必要召集由旗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以便统一认识。为此，于1949年2月7日，达理札雅在自己的住所主持了一次特别秘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阿拉善特别旗和硕亲王阿拉善区防司令部中将司令达理札雅，协理、阿拉善骑兵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司令部少将参谋长陈爱尔德尼巴图，镇国公、鄂日合济农协理达穆林旺楚克（现在台湾），协理衔台吉、骑兵保安总队上校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协理衔台吉、骑兵保安总队中校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罗布音特古勒德尔，副管旗段巴特尔、那笋巴图，副管旗章京白图布巴雅尔，副梅林章京胡乌力吉巴雅尔，参领章京、财政处长左甲木英敖迪布等人。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达理札雅首先讲了话，其大意是：眼下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失利而站不住脚了，终将被共军挤到南方，并有退守台湾孤岛的可能。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一个出呼我们大家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它也给我们这些人指明了一条出路。现阿拉善旗如何是好？有备则无患。到底选择哪条路好，请协理、管旗及其他同仁商讨。
达理札雅发言后，众人各叙己见，展开了讨论。具有代表性发言的情况如下。陈爱尔德尼巴图说：自民国27年马鸿逵出兵攻打我旗以来，我们大家一直处于受马家军事管制的地位，旗王在兰州被软禁7年之久，旗政由此陷于瘫痪。当前国民党方面有撤兵逃跑的迹象。但是，马家军有可能在贺兰山设防，与共军打一阵子。这么一来，我旗百姓势必遭受涂炭，我们不能不早做防备。旗官府及我们本人，素与共产党无冤无仇。再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过去，在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指使下，曾逮捕过共党嫌疑李子源、胡开科等数人，但不知其内情，责任不在我们。还有，我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往来，对于他们的人员出入境，也没有设置过障碍。因此，以我之见，共产党来了也未必就加害于我们，还是准备迎接的好。罗巴图孟柯说：我同意陈管旗的意见。再说，共产党正在向全中国进军，你怕也没有用。因为害怕，我们丢掉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土往何处逃？当今天下哪有那么太平的地方等待我们去呢？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热情欢迎共产党了。据从山西、北平来的商人谈，共产党并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可怕。它就要占据全中国了，估计总会讲道理的。现担心的是，如若马家军在贺兰山据险顽抗，将会给我旗带来灾难。因此，根据局势的变化，应做好两手准备，一是准备热情迎接共产党、解放军；另一个是，为防备民国27年马家军袭击我旗的事件重演，应将旗府里枪支弹药、金银现钞、历史档案等重要物品，及早转移到巴丹吉林沙漠内藏匿。
会议结束时，由达理札雅归纳众人的意见，一致通过了以下四项决议：（1）为确保全旗的稳定，驻定远营的旗政府、区防司令部、保安总队等诸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迁移他处，军政人员一律不得擅自出逃。（2）任何人都不得向外泄露有关迎接共产党、解放军的机密。（3）设法与北平的载涛（达理札雅的岳父）取得联系，以便经常获取北平方面的消息。（4）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绝不能轻举妄动。
正当这个时候，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来阿拉善旗要实行什么“蒙古自治”，给阿拉善旗的和平起义设置了一大障碍。待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后，达理札雅寻找机会，于1949年7月15日在自己的住所主持了等二次秘密会议，全面部署了有关和平起义的具体措施。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员全部到会外，新增人员有牌腾达格什嘎副官张仁，佐领衔稽察局长李斯琴毕力格，参领章京金巴图道尔吉等3人。会议保卫由哈斯宝力格（王励德）等担任。达理札雅在会上指出，时局虽多有变化，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逃到哪里，最终仍将落入共产党手里。
达理札雅发言后，大家紧接着纷纷议论。大意是：西北军事长官胡宗南丢掉西安已逃汉中苟延残喘；马步芳继续向酒泉方面逃窜；马鸿逵也准备出逃，其子马敦静扬言要同产共党决战，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西北军阀和我们不同，他们多年同共产党作战，是共产党的冤家对头，怕共产党怕得要死。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少受国民党、马鸿逵的欺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无藏身之地可言。然而，傅作义将军已给我们这些人作出了样子。为确保全旗的安宁，唯有迎接共产党才是正路。
对达、罗等人来说，对内部做统一思想工作较容易，但要真的发动和平起义，谈何容易。许多困难摆在他们面前。首先是，他们从未与中国共产党来往过，不知道和平起义是怎么个搞法，也不知道从何做起为好。其次，他们听了外地人对时局的种种言谈后，也有些疑惑不解。有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还有的说，共产党说什么也不信任有钱有势的人等等。因受这些议论的影响，达理札雅等尚不能断然下决心，思想上总有点疑虑。
正当达理札雅处于徘徊、观望而犹豫不决时，突然收到其故交张治中先生的一封信。张先生信中规劝达理札雅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环境。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希望和平。望锐荪（达理札雅的别号）兄相信我的话，走和平之路实属上策。在会上，达理札雅读了张先生的信件后，大家颇受启发，鼓起了和平起义的信心，随即，商讨了实施和平起义的具体事项，秘密成立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其组成人员有：总指挥达理札雅，副总指挥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其他成员有：罗曹格图盖立勒、段巴特尔、罗恩克巴图、白图布巴雅尔、陈那笋巴图、罗布音特古勒德尔、胡乌力吉巴雅尔、左甲木英敖迪布、张达日扎布、金巴图道尔吉、李斯琴毕力格等。其任务是，防止发生反对共产党的不测事件，维持地方的安定，有秩序地实施和平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此，总指挥部特向旗属各地委派可靠人员，分头分片去抓起义的准备工作。派遣保安总队第一中队长杨额尔克木和副中队长罗阿日斯楞（罗福禧）、总管马图门巴雅尔负责磴口、巴音陶海、沙金陶海、道老苏海等4个巴格。阿拉善旗西部的雅布赖、艾力布盖、巴丹吉林等巴格，由总管乔英、达木尔希日布、副骁骑校德力格尔巴图3人负责。库白那木嘎、厢根达来、扎哈道兰、察汉布鲁克等南部10个巴格由原协理罗恩克巴图、梅林章京马巴图毕力格、副梅林陶色尔布吉等3人负责。吉兰泰、苏木图、宗别立等7个巴格由副管旗章京白图布巴雅尔、副梅林吴图布新孟克2人负责。巴音诺尔公等4个巴格由副章京段巴特尔、达木尔巴卡尔、孟克3人负责。西北部的巴丹吉林、拐子、宗乃、东、西沙尔扎等5个巴格由左甲木英敖迪布总负责，由达西策仁、布音特古勒德尔具体负责。
此外，还决定克白尔以北8个巴格和沿黄河的4个巴格，由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金巴图道尔吉总负责。指派金对岱、达希端都布2人，负责将阿拉善旗库存的银洋3万元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枪支弹药等重要物品全部运到库列图庙保存，并派保安总队所属的金藏伍带领1个分队坚守。定远营地区由稽察局长李斯琴毕力格负责防守。为防不测，严令保安总队所属官兵加强训练，备足枪支弹药和粮草等，严阵待命，听候调遣。特别要防备马家军的袭击和抢掠。
指派要员赴各处分头分片负责后，达理札雅便发出了第一道训令。该训令要求各地：严禁损害共产党的事件发生；防范外地来的不三不四的人制造事端；维持地方秩序；任何情况都要听从旗府的统一调遣；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告等等。
在有关准备工作安排妥当后，达即向兰州、外蒙古、银川派出代表，表明了阿拉善旗旗府举行和平起义的政治态度。
西北野战军解放天水、宝鸡等地后，马之元部全线溃退，兰州、银川的解放，指日可待。达理札雅等见形势发展如此之快，随即加紧了实施和平起义的步伐。在他们看来，率部起义，似乎不难办到，但问题还不少。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和掌握旗属千余名官兵的问题。当年夏天，在保安总队所属三中队喇嘛兵中间开始出现不稳定的苗头。这些士兵以“吃不饱，领不到军饷”为由闹事，拒不参加训练。罗巴图孟柯见此状况，未详细调查，就向士兵们宣布：“不服从军令者，按军纪法办”，当即下令将何丹巴（南寺的）、嘎拉登扎木苏（朝克图库列庙的）及承庆寺庙的1名喇嘛以带头闹事为名逮捕关押。经这样整肃，闹事稍有缓和，但到9月，兵营里又开始闹事了。士兵们提出“找郑礼范算账”、“三中队的个别军官太坏了，要和他算账”，并作了出逃的准备。鉴于这种情况，罗巴图孟柯考虑到，硬碰硬可能适得其反，便向达理札雅报告此事的同时，请求他到兵营向士兵讲一讲当前的时局问题以稳住军心。达理札雅应罗巴图孟柯的请求，前去兵营向士兵们讲道：“我们已派专人赴兰州与第一野战军联络去了，眼下虽无音信，但10天之内定有结果。我们都是相处多年的朋友，望大家齐心协力，风雨同舟，再忍耐数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有不测，罪责自然要到我的头上，与大家无关。到那时，你们想逃也能来得及。”在人心浮动的紧要关头，达理札雅王亲自出面安抚众人，稳定军心，这在当时比什么都灵。这样一来，达理札雅等手中牢牢掌握有一支听从其调遣的重要武装力量，从而为和平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条件。
士兵闹事的事件虽已平息，但其他方面的阻力又迎面而至。达理札雅认为，当前寻求争取多方的支持极为重要。为此，他将自己举事起义的打算告知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当即得到这几个人的赞同和支持。
1949年7月，阿拉善旗和平起义面临重重阻力。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副部长徐永昌，由广州飞至银川后，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同他面谈。当时，达理札雅和白海风、达穆林旺楚克等去银川与徐永昌会晤。徐永昌便向达理札雅提出了3个难题：第一，马家军要在贺兰山设防，与共军血战到底。阿拉善旗方面必须予以大力支持。第二，阿拉善旗保安总队要与李守信的新一旅紧密配合，以期在阿拉善旗草地开展游击战，所需一切军备物资，以空投补给。只要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最后一个问题则是，鉴于目前危急形势，达理札雅还是去台湾的好。当时，达理札雅答复说，我个人认为，贺兰山的条件虽说不错，但山中无人烟，水源少，交通又闭塞，故大军不便设防作战。再说，即便贺兰山的工事修好了，黄河防线一旦失守，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则，在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饮水奇缺，又无粮食，难以开展游击战。关于去台问题，本人对当局的关照，表示谢意。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去台湾确有不少困难。可是，达穆林旺楚克当时却提出自己要去台湾。
1949年9月19日，徐永昌由绥远飞往广州途中又抵银川，将达理札雅叫去，劝其一同飞往广州，但被达理札雅婉言谢绝了。这时飞行员（系达穆林旺楚克的内弟）定要将其在定远营的姐姐接走。达穆林旺楚克佯称，将其小老婆送至银川就回来，结果到银川后就随徐永昌飞往台湾。
1949年6月的一天，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突然打来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面商要事。对此，达理札雅当即召集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等分析了马敦静的意图。据说马鸿逵将要升任甘肃省省长兼西北副长官的职务。老子走了，儿子继位掌大权，可能要摆架子了。现在马家军在三边失利，已退回宁夏。这次八成是有关重新作军事部署的事。因此我们要设法顶住，不接受其交办的任务。3个人商量好对策后，达理札雅遂带李文钦、罗布音特古勒德尔两人去银川。马敦静会见达理札雅时装出一副很谦虚的样子，说道：家父已去广州，不久将去兰州接任新职。遵照家父之命请您来，商议两件要事。一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军马300匹；二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骆驼1000峰。我们准备在贺兰山构筑防御工事，军用物资预先向阿拉善旗的北寺、南寺、代开、定远营等处运送，你们有支援的任务。达理札雅说：我回去商量后再给答复。他回旗后就同罗巴图孟柯交换了意见，商量了对策。完全拒绝这事，怕是顶不住；全部满足，也有困难。鉴于此，还是采取应付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他们。达和罗的具体答复是：现牧区旱情严重，大畜膘情奇乏，炎热季节使用骆驼困难更大。因此，我们设法从旗保安总队军马中，支援100匹军马，其余以后再说。马敦静只好同意这么办，后来，交付军马时，将好马藏起来，结果，他们只挑选70匹马就走了。马敦静用自己的骆驼运输，断断续续往阿拉善旗南寺、北寺运进来一些粮食，而大部分军用物资未能运进来。因而，他们在贺兰山建立一条防线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当时，定远营处于国民党驻定远营专员办事处、宁夏办事处和驻定远营特务营等机构及军队的严密监视之下；特别是，马敦静将其特务营扩编为1个加强营，营下设装备全新的5个连和迫击炮排，对当时的阿拉善旗定远营威胁极大。
正当由德王一手拼凑的“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开始行使权力时，兰州解放已迫在眉睫的消息（1949年8月下旬）传至阿拉善旗。该“蒙古自治政府”的官员吴鹤龄、扎奇斯钦、巴雅吉呼、德古来、吴古廷、吴熙宪等慌慌张张搭机飞往广州、台湾。此后，德王召集其剩下的亲信密谋后，就向达理札雅提出一同撤离定远营，逃往西北牧区的计划，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反对逃离定远营。他们说：现兰州已获解放，宁夏眼看也解放了，逃是逃不出去的，还是迎接共产党为好。德王听了此言，很不高兴。他再三说：我们有时间可出走，天下也有我们的去处，何必干等着要投降共产党呢？现在是非常时期，应打起我们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旗帜，加强蒙人的团结，为民族的事业奋斗下去才对。但遭到了达理札雅等人的拒绝。德王见事已如此，就愤愤地说：“与其寄于他人篱下，还不如自寻出路的好”，说完就与其同伙于1949年9月20日带上“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和公章出走定远营北上。德王直奔图克木庙与李守信的新一旅匪徒会合一事，又成了阿拉善旗的一大祸患。
1949年9月初，李守信属下新一旅由宁夏省陶乐县退至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9月中旬，他们强渡黄河，进入阿拉善旗的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并继续向定远营方向移动。当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得知此情后，立即派总管杨宝山（达虎藏武）去新一旅驻地，向旅长苏和巴特尔表明阿拉善旗态度。杨宝山说：“阿拉善旗方面决定和平起义，已派出代表欢迎解放军，因此，不容许你们在我旗境内打仗，要求你们离开此地。望你们认清形势，及早向解放军投降为好”。但新一旅的头头们并没有听从杨宝山的劝告。9月20日。该旅参谋长白广卿亲自跑到水磨沟，派人到定远营要向德王请示有关该旅的部署问题。
达理札雅获悉后，当晚派罗布音特古勒德尔赶到水磨沟，会见白广卿，向他表明了阿拉善旗方面坚持和平解放，反对在旗境内作战的立场。同时告诉他们，德王已于今天下午由定远营出走，奔赴图克木庙。望他们最好是就地迎接解放军。白广卿等得知德王已北上，就率部向图克木庙奔去。这次的危急，就这样渡过了。
1949年9月22日，马鸿逵派驻定远营的特务营哗变后，企图洗劫定远营城。当天下午5时，特务营营长孙明楼突然给达理札雅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威胁说：“我已管束不住部队了。他们提出，要王府每人给发50块银元及便衣，若不答应，他们上街自行解决。”不久，特务营开始围攻城池，向城内开火。旗府方面当即采取紧急措施，组织起包括保安队、职员、延福寺喇嘛、居民在内的600余人的队伍，派兵扼守营盘山、城墙、三座桥等要害点，全面防守定远营，同哗变部队进行了战斗。同时，连夜派人赴附近巴格、防卡紧急行文，命令他们除组织人马增援定远营外，严加防范马家散兵的骚扰。此外，还派商会的周生祥、沈治元等与孙明楼部进行洽谈。谈判中，旗府提出每人可发20块银元。但哗变部队绝不接受这一条件，而且扬言要炮轰王府。达理札雅遂将家眷转移至其他地方，自己在段巴特尔、金对岱两人陪伴下，留在王府处理军政要务。待旗营盘山守军得到补充后，旗府方面立即向哗变部队进行猛烈还击，从而挫败了他们包围城池的企图。午夜过后，达理札雅向哗变部队发出了强硬的通告：我方对于你们的哗变行动早有防备。现在命令你们赶快解散回家，沿途不得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由政府给你们每人发2块银元（实际上未给）。接通告后，哗变部队于天亮前很快四处逃散了。由于阿拉善旗方面击溃了马家哗变部队，使阿拉善旗又一次化险为夷，城内历史文物及7000多居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还收缴了200支步枪、6门六零炮、20余挺轻机枪，这次马家军的哗变，实际上是孙明楼等趁火打劫，企图捞一把的妄想而已。
这时，阿拉善旗府克服阻力，加快了和平起义步伐。为迎接西北野战军、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决定派旗府副章京陈那笋巴图和旗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上校副主任朱门2人，代表阿拉善旗和达理札雅本人前去兰州接洽。7月中旬，朱门先期到达兰州，陈那笋巴图随后动身前往，途中因散兵游勇骚扰而受阻，至8月中旬尚未到达。为此，阿拉善旗方面电令阿拉善旗驻兰州办事处上校主任张德熙代替陈那笋巴图会同朱门欢迎西北野战军。1949年8月26日，兰州得到解放。阿拉善旗代表朱门等随同兰州各界民主人士，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并谒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递交达理札雅的手书，表明阿拉善旗政府举行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对此，彭司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对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彭司令员又指示他的联络部长范明，让他转告朱等人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赴宁夏。
在朱门等临行前，彭司令员又让范明部长向他们转告以下指示，让回去向达理札雅转达。彭司令员说：“对于达理札雅先生提出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行动，我们感到十分满意，鉴于此，我们已决定，解放军不向阿拉善旗进军”。朱门等随大军于1949年9月27日来到银川，然后连夜返回了定远营。次日，朱门把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一一向达理札雅等作了详细的汇报，从而解除了他们的思想疑虑，更加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1949年9月28日，朱门以其个人名义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潘自力等发了电报。电文大意是：阿拉善旗局势很稳定，达理札雅承蒙诸位的热心关怀，本人感激之至。请转告前去迎接解放军的我旗代表罗瑞光等，若公务办毕，即刻返旗。
对于上述情况需补充的一点是，派朱门赴兰州后，因多日不见回信，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焦虑不安。两人商量后，随即派陈那笋巴图、段塔勒腾岱两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蒙方磋商有关和平起义事宜，以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们两人于1949年9月21日从定远营出发，日夜兼程赶赴外蒙古方边防站，说明来意。边防站方面立即汇报了此事。过了好几天后，外蒙古方南戈壁省的有关领导人桑布才前来接见他们，向他们转达了外蒙古方的意见：“你们用不着害怕，蒙古人民共和国与阿拉善旗双方和睦相处本身就体现了蒙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你们热情欢迎中国共产党就是了。”说完这句话，他设便宴招待了一番后，就将陈、段两人打发回来。当他们两人于1949年10月上中旬返回定远营时，阿拉善旗已经和平解放了。当时，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派陈、段两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是，想利用以往双方友好相处的关系，让蒙方出面将阿拉善旗方面发动和平起义事转告给中国共产党，从而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1949年9月22日，阿拉善旗政府指派副协理、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罗巴图孟柯之兄），副骁骑校、总管司鹤鸣（乌图那笋）、副骁骑校张光耀（又名张光泰）为代表，蒙太为翻译前去银川迎接十九兵团，并表示，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即将举行起义，接受和平解放。9月23日，他们前往仁存渡，拜见杨得志司令员，向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了阿拉善旗政府派朱门、张德熙两人赴兰州的经过，表明了举行起义、接受和平解放的态度。同时，向杨司令员呈递了由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署名的阿拉善旗政府的代电及礼物。代电原文如下：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代电
（善秘字第120号）
为派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等前往宁夏欢迎解放军由西北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并以年来灾祲迭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解放西北万众腾欢而本旗亦同沾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旗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敬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祷阿拉善特别旗旗政府扎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仕官率全旗人民叩申（九）漾（二十三日）
1949年9月26日，罗曹格图盖立勒发回电，报告了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和会见杨得志司令员的情况，并说已完成赴宁的使命。
1949年10月3日，杨得志司令员向达理札雅发来复电。电文如下：
定远营
阿拉善和硕特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
来电敬悉对阿拉善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杨得志正因为如此，将阿拉善政府发出起义通电日期，即1949年9月23日定为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日。与德王出走的同时，从东部流窜过来的李守信部进入阿拉善旗境内。当即达理札雅向全旗发出第二号训令，其大意是：饬令各巴格、各防卡加强对东部流入旗境内的李守信部的警戒，以确保牧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地方秩序不受其侵害。
1949年9月23日，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阿拉善旗业已和平起义。为消除国民党在人们当中的政治影响，在群众大会上还宣布了有关注意事项：现我旗政府已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从现在起，我们将实行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大家不要惊慌。今后，政府所属各机关，军政人员，商号及各界人士，一律不准挂出和佩带的国民党党徽标志的徽章、帽徽等；国民党的旗、蒋介石的画像，要一律销毁；将原有的旧标语洗刷掉，贴出欢迎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的新标语；再不准使用国民党的印信和中华民国的年份。当大会宣布上述注意事项后，全定远营立即投入了消除国民党影响的活动。
为了使牧区人民深刻了解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重要意义，并安心从事牧业生产，达理札雅于10月2日派出巴德玛道尔格、善巴却得尔、曹格扎雅、胡巴图巴雅尔等4人，分赴各巴格、防卡向牧民大众宣布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了起义，为此，发出了第三道训令。训令原文如下：
阿拉善和硕特旗政府训令
定秘字195 196 197
事由 为派该员等前往各防卡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领导而安地方闾阎由
令蒙员巴得玛道尔格善巴却得尔曹格扎雅巴图巴雅尔
查本府为安定地方早日促进民主建设起见业已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并已派代表与解放军当局进行接洽结果甚为圆满现解放军业已开抵旗境清除逃入本旗之散兵游勇该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对于地方秋毫无犯仰该员至各防卡转达各边官卡长应严守岗位密切协助以靖地方而安闾阎并希转知蒙胞各安生业勿相惊扰是为至要切切。
此令
札萨克 达理札雅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
以上这些乃是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全部经过。
三、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所做的几项主要工作
1949年9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的1个营（又说1个团）在徐成功的率领下，为追击马家军的散兵由宁夏中宁县的石空进入阿拉善旗境内的腰坝地区。当时，驻守三关、腰坝地区的旗保安总队五中队队长罗阿勒德尔朝格图（罗步云）立即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和达理札雅，出面欢迎徐成功团长。他将徐团长等接进自己家里住下，还拿出个人的20只羊款待了该营的指战员。罗阿勒德尔朝格图在接待解放军的同时，派人向达理札雅报告了解放军来腰坝的情况。达理札雅得此消息后，立即派副佐领胡乌力吉巴雅尔，何兆麟、李文钦、戚涛、李树德等人为代表赶赴腰坝慰问解放军。此外，还派专人用汽车送去200只羊、粮食、香烟等慰问品。接着，达理札雅邀请徐成功团长来定远营，互赠手枪留作纪念。很显然，徐成功的一个营来阿拉善旗，不是为解放阿拉善旗而至，而是另有追击和搜索马家军散兵的任务。
根据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建议，达理札雅召集紧急会议，责成专人将国民党国防部驻定远营的军事专员罗大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驻定远营调查专员王君惠、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主任马丽山、马鸿逵派驻定远营特务营营长孙明楼、原工兵营营长冯大庆、宁夏省驻定远营银行行长邢椿年、马鸿逵的侄子马家驹等予以逮捕，连同缴获的武器弹药一起用专车由上尉副官王励德负责押送至腰坝徐成功团长处。徐团长仍将专车交与王励德，由他将上述人等押送至银川。
该徐成功营并非为解放阿拉善旗而来，这一点可以由达理札雅发给陈爱尔德尼巴图的回电内容完全证实。当时，该陈驻克白尔地区，负责本旗东部地区的工作。电报经磴口转至陈爱尔德尼巴图那里。电文如下：
磴口陈章京来电悉
（一）此间安定如常
（二）朱主任返定曾代表我旗向解放军接洽并且彭副总司令对我旗甚表好感
（三）解放军一营从石空抵腰坝由徐团长率领任务为搜索马家队伍徐团长经余邀进城洽谈今晨返腰一切甚好
（四）派赴宁代表罗瑞光等三人约明日返定
（五）现一切待商望速回返为盼
锐荪申（九月）艳（二十九日）
1949年9月21日，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以个人名义，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同志发了致敬电。电报发出后，过了几天，收到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邀请达理札雅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复电。但因收到复电稍晚了两天，达理札雅未能前去参加会议。后来查明，达理札雅之所以未能及时参加会议，完全是由于阿拉善旗电报局长尤剑秋有意扣压中央复电所致。
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阿拉善旗政府给毛泽东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发去了致敬电。电文如下：
毛主席暨各位副主席钧鉴：我们在定远营边疆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不胜庆幸谨电庆贺并申竭诚拥护之忱恭请鉴察
阿拉善旗政府 十月一日
1949年10月1日，达理札雅接到杨得志司令员的邀请后，随即准备带李文钦、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戚涛等前往银川会晤杨得志司令员。因随员的人选问题，达理札雅事先未同旗政府其他要员商量，故在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戚涛等随同去银川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番争执。本旗一些主要官员认为，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是我们阿拉善旗人努力的结果，功劳应属于阿拉善旗人。现在到了出头露面、享受荣誉的时候，外来的官员反而跑到了前面，这太不符合情理吧？对此，达理札雅感到很为难，遂决定让李树德也随同前往，并叫李树德出面做其他人工作。达理札雅为带李文钦等人前去银川，对旗政府主要官员说：“他们几个人当中，有的是我的老朋友，对共产党的认识比我们强；有的是‘西蒙自治政府’的主要成员；有的考虑事情周到，应对有方，带他们去，对我们有利”等等。经多方解释，加之旗政府官员考虑达理札雅的面子，才勉强同意（另一种说法是，朱门、齐文魅、段巴特尔、李文钦、张钦武也作为阿拉善旗代表与上述几个人一同前去）。
达理札雅一行11日抵银后，受到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领导人的热情迎接和盛情款待。达理札雅深受鼓舞，从此彻底消除了疑虑心理，心情格外舒畅了。在银川期间，他多次同省委书记潘自力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会谈和个别谈话，从而初步认识了共产党的政策，拟定了有关本旗事务的一些原则性规定。
在会谈中，宁夏省党政领导人对留在定远营的“西蒙自治政府”的成员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对德王和李守信的军队却非常注意。主张采用和平的方法把德王、李守信争取过来。为此，当时研究决定，由达理札雅负责争取德、李早些回来，宁夏方面不派军队进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宁夏省决定派省军区曹友参副司令员来阿拉善旗协助工作。他们回来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目标，脑子里也有些东西了。
达理札雅返旗后，向旗军政人员传达了会谈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关于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宁夏省领导人表示全盘接受；阿拉善旗的行政机构暂不变；阿拉善旗的军队建制暂不变；尊重阿拉善旗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阿拉善旗逐步实行民主建政；保护阿拉善各族人民的财产、牲畜不受侵犯；阿拉善旗原有的军政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达理札雅继续主持阿拉善旗的军政事务，直至民主建政以后。
和平起义之后，阿拉善旗政府以宁夏省委处理阿拉善旗问题的八条意见为准则，有步骤地着手进行了政府体制改革和军队整编工作。为了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首先开始组织干部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论著。1949年12月，宁夏省派了以王延、云祥生为首的工作组，到阿拉善旗工作。工作组的成员有郭全德、黄占陆，张佶和马鸿彪。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郭全德任组织部长。从此，阿拉善旗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
为了更好地开展阿拉善旗的工作，宁夏省于1950年决定将阿拉善旗作为直辖旗，并任命了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云祥生为第一副主席，罗巴图孟柯为第二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为第三副主席。委员有曹动之、左甲木英敖迪布、段巴特尔、白图布巴雅尔、陈那笋巴图、白海风、罗恩克巴图、金巴图道尔吉、李树德、罗曹格图盖立勒、巴文峻、何兆麟、张仁、罗永寿、齐文魁、李富海、李文钦、朱门等。秘书长由巴文峻兼任，副秘书长为李文钦、朱门。
旗人民政府下设政务处，财政处，文教处、秘书处、生产事业处（后改为建设处）、公安局等行政职能机构及下属科室。原有的36个巴格，也都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
阿拉善旗原来的骑兵保安总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归宁夏省军区直接指挥。总队长为罗巴图孟柯，副总队长为罗曹格图盖立勒，政治委员曹动之，副政治委员朱子春，参谋长罗布音特古勒德尔。
在宁夏省委和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民族自治原则，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内人）字66号令，于1951年10月9日，将原“阿拉善和硕特旗人民政府”改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原阿拉善旗政府几经改组，彻底摧毁了统治阿拉善旗数百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阿拉善旗人民政府自和平解放至1952年的短短的几年当中，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1950年，人民政府坚决镇压了匪首郭永胜（又名郭栓子）及其在阿拉善旗境内的同伙，处决了孟巴特尔等，从而粉碎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在宗别立、乌达、布固图及定远营一带发动叛乱的阴谋。（2）将全旗划分为6个苏木，成立苏木工委，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牧区工作的领导。（3）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规定了牧工的合理报酬，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采取了扶助贫苦牧民，建立国营商业网点，稳定物价，提高畜产品及土特产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开展打狼运动及防治疾病，国家投资打井等项工作，从而使全旗牲畜总头数猛增，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4）调整了定远营市区的房租，并承认了汉族居民有房屋所有权，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5）配合宁夏土地改革，将旗属半农半牧区的磴口等巴格的近3万亩旗地、庙地分给了农民。（6）开展抗美援朝的捐款活动，全旗共献牲畜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7）1951年冬，召开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8）动员全旗人民，支援西藏骆驼8000多峰。（9）在西北地区民族防疫工作组的指导下，大力开展以防治地方病和性病为主的医疗防疫工作，为确保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人畜两旺打下了基础。（10）在人民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治安状况好转的基础上，于1952年，在定远营举办了1.5万多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全旗那达慕大会。会上除了开展具有民族形式的摔跤、赛马，射箭及其他体育运动项目，还有演唱革命歌曲的文艺晚会。此外，还进行了牲畜改良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这次盛会，充分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得到了日益提高。
另外，用武力围困德、李匪部，促使其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威力和感召下就地缴械投降。德王到图克木庙后，就着手整顿部属。他对其部下人员宣称：“我们大家只要同心协力，生死与共地奋斗下去，渡过了当前的难关，胜利就将属于我们。达理札雅副主席是个毫无民族远见的人，他不思与我等携手合作，反而另打旗号，投向共产党方面去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德、李匪部在阿拉善旗北部所到之处，大肆掠夺牧民的财物、牲畜等。为保护牧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段塔勒腾岱组织起30多人的民防队，同德、李匪部作战，同时，派人向旗人民政府报告了情况。此外，陈爱尔德尼巴图也将新一旅为非作歹的情况报告了旗政府，阿拉善旗人民政府得到了上述情况后，立即向宁夏军区作了汇报。宁夏军区派曹友参副司令员来阿拉善旗，与达理札雅商议部署了规劝德王等投诚的问题。随后，指定罗曹格图盖立勒为阿拉善旗北部地区（沙尔布尔都以北地区）的前线总指挥，段巴特尔、左甲木英敖迪布、罗都古尔扎布为副总指挥，组织了350余人的兵力，将德、李匪部挤到拐子湖一带围困。他们先后打了10多次小仗。达理札雅为争取德王及早归向人民，以其个人名义写信给德王，对他深明大义，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望他亲自赴宁进行谈判。德正接到此信后，派陶布新为代表前去宁夏进行谈判。谈判中，宁夏省领导人向德王代表反复宣传和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要求德王亲自来宁一谈。正当德王派其秘书长吉尔格郎、副师长孙明海、陶布新再赴定远营进行判谈时，德王又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要其赴蒙古进行会晤的邀请书。德王随即带李守信、陶克陶等人于1949年12月29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不久，被外蒙古方逮捕。这时，适逢白海风开会回来带回乌兰夫主席有关争取德王投诚的重要指示。阿拉善旗人民政府立即派专人赶到拐子湖，向德王部属传达乌兰夫主席的指示精神。经我方再三争取工作，吉尔格郎、孙明海、陶布新等人开始逐渐相信党的政策，决定弃暗投明。这样，他们于1950年3月份放下武器投诚。当时，在拐子湖投诚的德、李人员约有1200多人，共缴出各种长、短枪支1300多支，轻机枪若干挺。韩莎嘎拉坚持顽固立场，率100多人经额济纳旗窜入马鬃山后，被解放军歼灭。此外，还有100多人离开拐子湖往家乡逃去，中途向解放军投降了。
总之，阿拉善旗是属长期以来基本上未裹进各种战乱，又未与共产党作对，拥有其独立的自然经济和数百年历史的一个安分守己的特别旗。在20世纪三四十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阿拉善旗政府较能够清醒地估量，较稳妥地应付一些不测事件。作为阿拉善旗的代表人物旗王达理札雅，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马鸿逵的直接控制下，长期身处逆境，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的直接影响和张治中先生的诚恳启发教育下，决心归向人民，毅然率部起义，减少了战争的破坏和无辜的牺牲，使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使阿拉善旗完好无损地得到和平解放，从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阿拉善旗防卡名称
1.特木尔乌德（三关）、2.夏尔库特乐（范家营子）、3.雪岭子、4.大岭子、5.黄石沟、6.毕鲁图、7.毛石沟、8.乌兰库特尔（红沟）、9.古拉本敖色、10.库图、11.喜尼乌苏、12.豪伊尔呼都格（双井）、13.毫乐宝井齐尔嘎、14.阿达格道劳、15.扎哈道劳、16.查干宝拉格、17.通湖敖包、18.哈尔号尼图、19.乌兰呼都格（红井）、20.豪木黑额肯呼都格、21.库如木图（庙）、22.库克达布苏（雅布赖盐池）、23.银德尔图、24.库布龙、25.巴新图、26.乌租尔（转嘴）、27.西尼呼都格、28.塔布阿拉达、29.额肯呼都格（三井子）、30.艾力布盖（庙）、31.淖干敖尔布格、32.库克陶尔盖、33.班迪陶尔盖、34.苏红图（温都尔毛道）、35.雅干、36.古尔乃、37.拐子（夏梯阿木）、38.图克木、39.赛呼都格、40.和屯敖包（和屯池）、41.吉兰泰（盐池）、42.道劳苏海、43.号依图敖包、44.阿格特乌苏、45.乌尼格图、46.雅马图、47.胡鲁苏太、48.布尔嘎苏太、49.根吉图、50.沙金陶海、51.乌达、52.巴彦陶海、53.乌兰浩秀（哈鲁乃）、54.磴口、55.哈西雅图。
（朝格图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