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穆楚克栋鲁普
一、“西蒙自治”的名堂是怎样搞起来的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蒋介石派来飞机把我接到南京。我到南京不久，国民党军又在淮海战役中溃败，解放大军很快地迫临浦口。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呈现一片混乱状态，纷纷疏散迁移，此时我鉴于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自顾不暇，而解放大军尚未到达西部盟旗，我正好趁此机会，搞“西蒙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与在王爷庙（乌兰浩特）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对立。如果站不住脚，也想打着“蒙古自治政府”这个招牌，经由青海、西藏去印度、流亡海外，周游各国，依靠美国的支持，进行宣传蒙古问题，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再行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
我决定要搞“蒙古自治”，就偕同达穆林旺楚克、吉利占太、何兆麟、赵汇川及我的副官图们德勒格尔等，由南京乘飞机到达阿拉善旗。在南京临行时我去见李宗仁代总统辞行，并向他要了一个密电本，以资联络。路经武汉停留时，我即用电话与白崇禧联络，白即派汽车把我等接去，并设宴招待，在宴席间谈到和战问题。白祟禧说：“即使我们尚有一小块地方，共产党也不允许我们存在，因此，必须备战言和”。我向白也要了一个密电本。
乘飞机到达西安，我和胡宗南晤谈时，问他：“你看现在局势怎样？”他答复说：“今后只有努力奋斗，你到宁夏如能展开工作，我可以把白海风过去带过的骑兵旅拨给你，或者在你未到达之前就派去，作你开展工作的前驱。”我当即表示感谢，但他这样说说就算了，再也不提此事，我也不好再作进一步的要求，所以始终没有派去。
我在西安住了几天，又飞到兰州。这时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达王）已比我先来兰州，他表示欢迎我到阿拉善旗去，并说：“我接你来了。”接着我便去见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他即举行宴会招待我等一行人员。在宴席未开始前，我与张治中单独谈话，把孙中山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提出来作根据，请他帮助蒙古进行自治。他说：“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帮助蒙古是光荣的事。”后我听说他向达理札雅打听我是否还有号召力，并谈到“我国政府曾帮助朝鲜金九进行亲近中国的朝鲜独立建国工作，结果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于把帮助他的巨资白花。如果帮助德王，是否也要蹈此覆辙。”
不久张治中就忙着去当和平谈判代表，从兰州走了。这时，前来参加西北军政长官会议的各地军政首脑马鸿逵、马鸿宾、包尔汉、陶峙岳等均在兰州，我就分别访问，进行拉拢。我访问马鸿宾时，试探地同他说：“吴鹤龄对我说过，他在日本东京留学期间，与曾在承德当过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已退役在东京居住）有过来往。松室孝良说他曾给你们来过信，表示愿帮助西北回族建立回回国。嗣接到你们复信说‘日本说要帮助蒙古建国，现在尚未实现，还能帮助回族建国吗？’有此事吗”，马鸿宾说：“那封信是马鸿逵写的。”我在访问马鸿逵时，请他帮助我搞“西蒙自治”。他说：“咱们蒙回合作吧。”表面上和我打着官腔。另外，我听到他向达理札雅说：“你来兰州干什么来了？德王要到阿拉善旗去干什么？”大概责怪达王没有把我来兰州要去阿拉善旗之事先告诉他，所以达王就偕同何兆麟比我先回旗了。
我在兰州又活动了一个时期，对于搞“西蒙自治”虽未得到各方面的有力支持，但也未发生大的阻挠，我赴银川途中，曾与马鸿逵相遇，他说也回银川。我到银川后，马鸿逵对我款待甚殷。这时绥境蒙政会秘书长巴文峻也在银川，我和他谈到搞“蒙古自治”，组织“蒙古自治政府”之事，他表示赞成，并提出应当成立“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我就给伊盟副盟长阿拉坦瓦奇尔（阿王）及各旗写信，请他设法转交并通知各旗前来参加筹备自治。适这时伊盟盟长图王（图布信吉尔嘎郎）在银川病故，我特亲往吊唁，便于与伊盟在银川的人士接触。
我于1949年4月间到达阿拉善旗定远营，达王把我安排在庙上居住，殷勤款待。这时白海风、巴文峻、林沁僧格（林王）等也先后到来。我和达王说：“我想进行蒙古自治，你如同意，现在各盟旗人士到的很多，就召集会议研究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达理札雅表示同意，就召集前来定远营的各旗蒙古人士开会共同讨论，并有马鸿逵派的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书记长某某参加，结果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我为拉拢阿王亲来参加，以壮声势，并腾出身子来前往广州请愿，特推定阿王为主任委员，我和达王为副主任委员，林王、达穆林旺楚克、巴文峻、白海风、何兆麟、赵汇川，再加上新从广州来的德古来、吴熙宪等为委员，何兆麟、札奇斯钦为正、副秘书长，主持进行筹备工作，起草“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和宣言等文件。因为达王是东道主，有举足轻重的关系，我特对他说：“百灵庙的自治，是在云王（云端旺楚克）大力支持下搞成的；这次自治是在阿旗定远营发动，全赖你大力支持。”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虽然成立，阿王仍是迟迟不来，我特派吉致祥前去请他从速前来，主持筹备工作，号召伊盟各旗踊跃参加，不料吉致祥未及到达，阿王就得急病死了。于是我就当了主任委员。
二、赴广州请愿
“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面电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许可自治，一面组织代表团赴广州请愿。由我任首席代表，乌盟盟长林王、阿拉善旗的金巴图道尔吉和我的秘书赵汇川等为代表，于1949年5月间赴广州，飞经西安时，特去见胡宗南请他帮忙。他说：“你去广州请求许可蒙古自治很好，我也给中央打电报，说明实行蒙古自治有助于‘戡乱’军事的进行，恳请中央许可自治。”我又请他拨给枪支，他答称：“可以，请与罗列参谋长具体商洽。”接着我就和赵汇川与罗接洽，他表示现在武器均用于“戡乱”军事，不能多拨，仅能拨给二三百支。我嫌少没领。
我等一行经由重庆转赴广州，先到蒙藏委员会见到了委员长白云梯。这时在广州的蒙古人士吴云鹏、席振铎、薛兴儒、吴鹤龄等先后来访，我请他们帮助，大多表示赞同。唯有吴鹤龄向来唱低调的人，主张要求蒙旗地方自治；我是向来唱高调的人，主张要求高度的民族自治，争论好久，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又有一天陈立夫、洪兰友、吴鹤龄来看我，陈等问我说：“你们要求什么样的自治呢？”我答复说：“我们要孙中山所说的‘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那样的自治。”他们再未多谈就走了。
继而我去见代总统李宗仁谈述来意，他未作肯定的答复，叫我和行政院长何应钦，内政部长李汉魂接洽。我即去见何，他托故未见，嗣经薛兴儒探询何应钦对蒙古自治的意见，旋即转告我说：“何应钦表示，德王过去在百灵庙搞自治，结果投靠日本组织蒙疆政权，现在他又来要求自治，靠得住吗？”我认为何应钦对我既不放心，再未要求见他。后又去见李汉魂，陈述了自治的很多理由，他答称需要提到行政院会议上研究解决。接着国防部次长秦德纯前来看我，谈到蒙古自治问题，他对我说：“从前马鸣洲代表东蒙自治政府前来请求中央许可东蒙自治，政府没有很好的对待，以致东盟投了共产党。日本投降后，山东省有杂牌军40多万人，占据几十个县的地盘，表示愿归向中央，政府也没有及时争取，也投了共产党。这次你来仍是有人这样对待你，我很不以为然。”他在谈话时，不住地跺脚，表示极为惋惜的样子。
这时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也向我透露消息说：“胡宗南来过电报，向中央建议，应当许可蒙古自治，俾资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军事的进行。”白参加行政院会议时，曾经讨论过蒙古自治问题。李汉魂说：“德王曾向我表示，我们前来向中央请求许可自治是好事，希望中央准于照办。根据蒙古民众的迫切要求和蒙旗现在的情形，如果中央不许可，也要自己干。”白又说：“秦德纯基于加强‘反共’的立场，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也主张适当地对待蒙古自治问题，不要使你不满意而归。”
这时行政院正在酝酿改组，蒙籍立法委员薛兴儒和我谈到行政院改组经过说：“本来这次内阁改组关于行政院长人选提出居正和阎锡山来，我秉承二陈（指陈果失、陈立夫）的意见，联络蒙籍立法委员，反对张居正组阁，赞成阎锡山组阁。因为基于反共立场，认为张居正年老力衰，又无实力，不能担当‘戡乱’的大任。阎锡山是在太原被围中逃到广州，是反共最坚决的人，所以同意他组阁。”我说：“可是阎锡山是向来反对蒙古自治最有力的人，他出任行政院长，对于蒙古自治不利。如果张居正出任行政院长，蒙古自治或者比阎锡山强一点。”薛兴儒也同意我的看法，但是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
迨至阎锡山组阁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换了关吉玉。我向关吉玉谈述蒙古自治问题，他不敢做明确答复，叫我直接到行政院接洽。我即去见阎锡山，阎当偕同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接见我。我们在会谈之间，争执很大，争执的焦点是：（1）我根据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承认国内各民族自决权”的规定，说明蒙古自治是符合党纲的，中央应当许可。阎、贾则强调蒙古自治是背离中央的运动，表示绝不许可。（2）我强调蒙古民众迫切要求自治，实行自治可以团结蒙古民众。调动蒙旗地方力量，协助“戡乱”进行，分担中央北顾之忧，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有好处。阎、贾强调在这个时候要求自治，是给中央增加困难，对于国家和蒙古都没有好处。（3）我最不满意的是：在民国17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阎锡山与蒋介石合作，主持撤销热、察、绥、宁、康、青等特别区，设置热、察、绥、宁、康、青等边省，对国内弱小民族实行分割统治，侵蚀盟旗政治权利，把持蒙地财政税收，破坏蒙人团结。因而我提出取消边省。阎、贾则强调取消边省，就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绝对不能允许。（4）我要求马上许可高度的民族自治。并强调在当时情况下，中央如不许可，蒙古自己也要进行自治。阎、贾则强调未经中央许可，如果擅自进行自治，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并推托说等到“戡乱”军事胜利之后，才能谈到地方自治问题。在争执中阎是越说越气，后来简直是申斥口吻，恫吓语调，看样子恨不得实行军事讨伐。我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说我顶，也不相让，旋而我转念到他毕竟还是行政院长，大权在握，不能过于顶撞，使他难堪。并认为他到了这个时候，还是沿袭清朝对待异民族的“宁赠友帮，不给家奴”政策来对待蒙古，就不再和他争执，另作别的打算对付他，即怫然退出。当他请我宴会时，我故意多喝了几杯酒，带有醉意地问他说：“我来请求许可蒙古自治，是根据孙中山‘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并且实行自治当中，可以把蒙古民族团结起来，勉尽‘戡乱’的责任，分担中央北顾之忧，是应当得到政府许可的，还请阎院长再加考虑。”阎锡山说：“孙中山所说的是主义，我所说的是政策，不能把主义和政策混为一谈。”经过这样争执后，我对阎锡山至为不满。这时候吴鹤龄也来广州，为我出谋划策，他主张向蒋介石（此时蒋在台湾）请求，我就与蒋的亲信桂永清（时任海军总司令）接洽，表示要去台湾见蒋，请他代为联络。他答称即回台湾向蒋请示，不久，他由台湾给我复电说：“蒋嘱我不必去台湾。”
我在广州期间，除请求许可自治和拨给枪械外，并召集我的旧部及邀请在广州的蒙古人士前来帮助进行自治活动，计有札奇斯钦、德古来、吴熙宪等表示愿意先行，我即嘱他们到阿拉善旗定远营后，鼓动达理札雅等大力支持自治，并着手进行一切筹备工作。这时李守信也从台湾到了广州，他也表示愿意跟我一同去搞“西蒙自治”。嗣又听说陶布新在蒙藏委员会任职，在南京局势紧张时被疏散到广西桂林，我给他寄去旅费，约他到广州来做我的随从秘书。他由桂林到达广州后，向我建议说：“现在进行蒙古自治，从全国的大环境上说，共产党已占领中国大部，正在胜利进军，国民党退处西南一隅，已入垂危之途。我们向国民党政府要求自治，听说还不许可，就是许可了，也等于空头支票，无济于事。从西北小环境上说，二马（指马步芳、马鸿逵）盘踞，统治甚严，是否允许我们进行自治也是问题。依我之见，莫如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道路，派代表前往北京接洽为宜。”我对他说：“现在二马方面业已说通，表示不干涉我们进行自治。对国民党中央方面，我是尽量要求，无论许可不许可，我仍是要搞自治。只要把自治搞起来，有了政府组织就有办法，那时即便共产党来了，我们也可组织流亡政府，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美国一定会支持我们的。我是为了蒙古好，谁对蒙古好，我们就应跟谁合作。据我所知，美国对蒙古的政策是主张内外蒙古统一建立大蒙古共和国，那么就应和美国合作。我如流亡国外，要到台湾向蒋介石要求蒙古独立，就不要求自治了。”陶布新劝我还是赶快回去，改走共产党的路，较为合乎实际情况。我说：“那么做也是一条路，我们回去之后再说吧。”
我在广州进行请愿，虽然碰了阎锡山的钉子，总是于心不死，又去见李宗仁继续请求许可自治并拨给枪械。他对自治仍未作明确答复，仅允拨给加拿大手枪50支，叫我到国防部具领。继而又去见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他说：“你们为了安定蒙古人心，加强地方治安而进行自治，也是一片苦心，只要不违反政府法令，有利于‘戡乱’，无妨试试看。我叫财政部拨给你们一些经费，备作筹备之用。”朱家骅口头上既有允许自治的诺言，我就派人向财政部洽领银元1万元，向海军总司令部洽领步枪200支，机关枪4挺，向国防部洽领加拿大手枪缘园支，准备回蒙。席振铎来向我说：“听说蒋介石近即来此，为什么不等一等，忙着要走呢？”因为这时飞机既已洽妥，“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也来电报催我赶快回去，于是就偕同李守信、金巴图道尔吉、策仁道尔吉、陶布新、乌臻瑞、赵宝纲、图们德勒格尔及流落广州的蒙古青年学生等数十人准备起飞（林王业已先回）。不意经与飞机场联络，开飞机的一个空军上尉，强调超过了载重量，易于发生危险。不得已仅带上步枪80支，银洋1万元和预定人员起飞。把赵汇川留下，押运其他枪械返蒙，运到重庆，快临解放，未能运返定远营，赵汇川即与我失去联络。后来听说，蒋介石在台湾还把赵汇川找去面谈，赵衔蒋之命，拟潜来内蒙古活动，但甫经登陆即被公安部门扣押。我等一行，由广州起飞，经由重庆到汉中，因天气连日阴雨，飞机不能起飞，就在汉中停留几天。这时胡宗南已退守汉中，特派高参刘庆曾招待我们。
天晴，我等即乘飞机到兰州，前往访问西北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谈述前往广州请求许可自治经过。马步芳说：“要不是到了这个时侯，中央还能叫我这个老回回当西北军政长官吗？趁着这个时候，你们也进行你们的自治吧。”我看他没有阻挠自治的表示，就进一步请求他通知青海蒙旗派代表前来参加自治，他不高兴地说：“那用不着。”
在兰州停留了几天，就改乘汽车经银川到达定远营，接着吴鹤龄从广州来信说：“蒋介石到广州后，曾派人找你晤谈，可惜你回去了。”我赴广州请愿搞“西蒙自治”各方面的态度是：马步芳、马鸿逵等没有明确表示阻挠；阎锡山、贾景德等坚决反对；朱家骅、李汉魂、秦德纯、关吉玉、胡宗南、桂永清等表示赞同。反对者固然是对蒙古继续实行大汉族主义的反动统治，就是不阻挠或表面赞同者，也是企图利用我这块招牌，调动蒙旗地方力量，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而已。
三、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与成立“蒙古自治政府”
我由广州回到定远营，因招来了我的旧部和聚集了一些旧军政人员，自认为有了政治资本，骑兵第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又从东北逃窜前来，也有了武装力量。我就着手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和筹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为了使这次会议开得像样，还做了一番准备工作。
1.拼凑代表。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绥东四旗、土默特旗、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派来代表外，已经解放的呼伦贝尔、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等盟旗的代表，就从逃亡在定远营的旧军政人员和骑一旅及锡察零散部队官佐中拼凑出来，共约100余人。计阿拉善旗有达理札雅，达穆林旺楚克、陈爱尔德尼巴图、陈那笋巴图等；土默特旗有巴文峻、陈应权、云英飞、李守信等；绥东四旗有贺华儒、贡森等；乌兰察布盟有林沁僧格、雄诺、巴达玛等；伊盟代表，恍惚记得有黄维世、奇文卿、韩裕如等；呼伦贝尔盟有德古来、达格瓦敖斯尔等；哲里木盟有敖木巴图尔、韩萨嘎拉、韩风歧，刘振东等；昭乌达盟有孙明海、海福泉、策仁道尔吉等；卓索图盟有吴鹤龄、白海风、何兆麟、吴熙宪、札奇斯钦、白瑞、乌古廷、乌臻瑞、陶布新等；锡林郭勒盟有我和吉利占泰、米济德章楚克、色仁道尔吉、托克托胡等；察哈尔盟有色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札那、蒙太等。胡乱拼凑的这些所谓代表，李守信本是卓盟土默特右旗人，因卓盟在定远营的人特别多，就以东西土默特旗原来是一家，作为土默特旗代表的名额。卓盟还把在定远营的卓盟人召集在一起，好像煞有介事地进行了选举。有的盟在定远营就有几个人，互相商量一下，就确定了代表。有的盟旗在定远营仅一二人，就自封为代表。为什么用“蒙古人民代表会议”这个名称呢？因为面对当时局势的变化，一部分人有向共产党作政治投机的心理，所以不顾国民党官员的猜忌，而采用了这个名称。
2.讨论宣言。宣言是札奇斯钦起草的，要点是：（员）蒙古有土地、有人民、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有光荣的历史，理应实行自治，管理本民族的事务。（2）根据孙中山先生制定的建国大纲及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揭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及扶助弱小民族使之自决自治的遗训，应当实行自治。（3）现在蒙古民族经济不振，文化落后，人口下降，岌岌可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特俯顺舆情，博采众意，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在这个宣言原稿中，本有诬蔑“共党倡乱”一段文字，在讨论研究时，白海风以为是我的主张，低声向我征求意见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还用这类词句干吗？”我虽是反动透顶的人，但面对当时局势的演变，也认为在宣言上诬蔑共产党的词句不甚相宜，就对他说：“我同意你的意见，请你发言吧。”他就起立发言，委曲婉转地说明了很多理由，别人也未提出反对的意见，就把这类词句删掉了。
3.讨论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这个组织法主要内容是：（1）蒙古自治区域之最高行政机关定名为“蒙古自治政府”。（2）蒙古自治政府以蒙古原有地方为领域，但暂以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为自治区域。（3）蒙古自治政府设主席1人，副主席1人，其下设政务委员会，为最高行政机关，由11人组成之。（4）主席下设秘书厅，置正副秘书长各1人；设保安委员会，置委员长1名，副委员长2人；设内务，财政、教育、实业4署，置正副署长各1人。（5）设蒙古议会为最高立法机关，置正副议长各1人，议员若干人，书秘长1人。
关于名称问题，在筹备期间曾有过争执。有一部分人主张用“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避免与王爷庙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相矛盾。但是从东部蒙旗来的蒙古人，如敖木巴图尔、达格瓦敖斯尔等坚决反对，提出如用“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就意味着不要东部盟旗地方和东部盟旗来的蒙古人。结果还是采用了“蒙古自治政府”这个名称。这个问题虽然早已解决了，但是在预备会议期间，吴鹤龄提出在“蒙古自治政府”之上加上“临时”两字，表明是过渡时期的政府名称。白海风提出反对说：“我们不是打算杠着政府牌子流亡吗？为什么不打着漂亮的‘蒙古自治政府’的牌子而要加上‘临时’两字呢？”结果还是维持原案，没加上“临时”字样。
4.大会发言的布置。因为在会议时准备邀请国民党政府官员参加，为了避免引起他们的怀疑，特在预备会议上做了布置，具体安排是：从代表中指定敖木巴图尔、蒙太等，用激昂慷慨的语气，强调自治必要，再由何兆麟秘书长解释说明既俯顺舆情而进行自治，又体谅中央的困难。
5.准备开幕词。开幕词是礼奇斯钦起草的，由我宣读，内容大意是：首先追述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和元朝时代的文治武功，次即说明现在蒙古盟旗的衰微，应当急起直追，备发图强，努力自治运动；最后强调精诚团结，努力奋斗等语。大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就通过了。
6.确定正副主席候选人。在预备会议上推定我为主席候选人，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候选人。但札奇斯钦很欣赏美国所谓的“民主政治”，提出要有陪选人。经大家研究确定白瑞为主席陪选人，林沁僧格为副主席陪选人，经征询林、白两人的意见，均表同意。当大家推定我为主席候选人时，我还想推辞一下，表示谦逊。旋即想到当推定我为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时，我为了拉拢伊盟地方力量，壮大自治声势，特提出阿王为主任，我愿退居副主任的地位。嗣听到王亲札布告诉我说：“美国人萨拉黑说，德王在这次选举中失败了。”所以这次我就没有吭声表示默认了。记得在正副主席候选人确定后，还有人说这次正副主席分由德、达二王担任，固然可以，可是他们都是王公。为了表示民主使人看着像样起见，应当再加上巴文峻这个平民出身的人为副主席，不是更好些吗？嗣经考虑，如果再加上副主席1人，深恐牵涉太多，就没有提出来。
在预备会议上除做了以上各项的准备外，我为了博取蒙古人士的拥护，想在这次“蒙古人民代表会议”上，声明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这个问题我在北平时，就和达格瓦敖斯尔说过，因为他对美国式的假民主非常陶醉，就怂恿我率先带头放弃王公。我这时虽然也知道王公制度已不合时代的潮流，却还把它当成宝贝，不愿轻易放弃。就对他说：“我一个人声明放弃，起的作用不大，最好联络各盟旗王公共同声明放弃，才能打响第一炮，应再等一等。”原来，日本投降后，我在北平闲住期间，伊盟盟长图王偕其孙子到达北平和我见面。我曾鼓动图王的孙子，劝其祖父主动倡导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比将来被人民把封建王公制度推翻好些。当我在广州见到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马滋时，也曾谈过放弃王公制度问题。到定远营后，达理札雅曾向我说过，他已向阿拉善旗官民作过不叫其子继承札萨克的声明，又引起我想在这次会议上声明放弃王公特权和封建制度的想法。并经征求吴鹤龄的意见，他也表示同意，我又请他撰拟声明的草稿，但他没有写出来。旋又想到锡盟业已解放，我的王公头衔早已名存实亡，人们还称我为德王。设如我出头倡议，恐人说我是慷他人之慨，又怕人怀疑我倾向共产党，于是就又作罢了。通过这一个事情，说明我这个人优柔寡断，就连一点自认为开明的事情，虽然想起来了，却未实行。这说明封建阶级的烙印，深刻地打在我这个王公身上，无论到了什么时候，绝不肯轻易放弃特权地位，能够多保存一天，就要多保存一天。
这幕戏剧性的会议，经过后台悉心研究和布置，就于1949年8月初旬开场了。我扮演了这幕开场戏的主要角色，以临时主席的面目粉墨登场，依照预备会议通过的原稿致开幕词。原稿宣读后，我又继续说：“我们是为民族才自治的，如果共产党来了，民族也没了，自治也完了。”休息时白海风埋怨我说：“你怎么又把反共的话明显地说了出来呢？”继请来宾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弓科长、马鸿逵的代表周百煌，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中统局驻阿拉善旗的负责人王君惠讲话，他们都未登台表演。继由大会秘书长何兆麟报告蒙古自治筹备经过，被指定的代表敖木巴图尔、蒙太、韩萨嘎托等发言，说明自治的必要，的确做到了后台布置的要求。记得当时有的代表说：“中央派在东北的几十万大军，在长春、辽沈、锦州战役中，被俘的被俘，投降的投降，试问跑出来归向中央的有几个？只有骑一旅的几千人，冒险突围，投向中央，就凭这一点表现，我们要求蒙古独立，亦不为过。现在降格以求自治，应当获得中央的许可，为什么中央还不许可？”代表们相继发言以后，何兆麟以委婉的语调，诚恳的表情，作了解释说明，既肯定自治的必要，以安慰大家的激动情绪，又说明了中央没有明令许可的困难。会后都说何秘书长表演得不错。
第二日进行讨论宣言，无异议通过。接着讨论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尽管在预备会议上沟通了意见，而在大会讨论时，仍然发生争论。首先在“凡在蒙古自治区域内居住3年以上，年满35岁者，均可当选为主席”一条上，吴鹤龄提出主席要限于蒙古人，白海风主张维持原案，不要加上限于蒙古人字样，以示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双方争执很久，各不相让，最后付诸表决，仍照原案通过。继在“蒙古自治区域内各族人民之权利义务一律平等”一条上，吴、白2人又发生了争论，弄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陶布新提议把这一条改为“蒙古自治区域内各族人民之权利义务另以法律定之”才把这场争论调解了。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自欺欺人的“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总算勉强通过了。
第三日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我当选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当选为蒙古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我和达理札雅即当众宣誓就职，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就此宣告闭幕。当日晚间在会场上演戏，大摆宴筵，以示庆祝。胡宗南还给我来电报，恭贺我当选为“主席”。会后便将蒙古自治政府组织法、宣言等文件报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备案。听说阎锡山不以为然，主张斥责我们。
“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开过之后，我即着手组织成立“蒙古自治政府”。首先任命白海风、李守信、林沁僧格、何兆麟、巴文峻、吉致祥、德古来、达穆林旺楚克、吴熙宪等为政务委员，组织政务委员会。继则任命巴文峻为秘书厅的秘书长，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副秘书长，何兆麟为内务署署长。陶布新为副署长兼蒙古议会秘书长，吴熙宪为财政署署长，韩凤歧为副署长，白海风为实业署署长。在任命保安委员会正副委员长时又发生了问题：任命白海风为委员长吧，李守信不甘居其下；任命李守信为委员长吧，白海风更不愿意。因而又来了一个调和办法，由副主席达理札雅兼任委员长，白海风和李守信均为副委员长。并任命陈应权为该会的参谋长，李文钦为副参谋长。我为拉拢阿拉善旗地方势力，又任命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的副官长张元忻、阿拉善旗稽查处主任李树德为蒙古自治政府参事，但张、李2人坚辞不受，只好作罢。白瑞老头不远万里而来，仅仅得到一个蒙古议会议员，也有点不高兴，又因人设事任命他为咨政委员会的主任，可是他仍然不满意，又跑回了广州。吴鹤龄到达定远营后，由于和达穆林旺楚克争夺议长及和白海风闹意见，弄得四面楚歌，我支持他当选为议长后，仅主持召开一次蒙古议会的会议就逃之夭夭了。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亟待解决的是关于骑一旅安置问题。因为骑一旅从东北逃来之后，即住在布隆淖尔及三盛公一带，宝贵廷曾来定远营和我接洽，表示愿意归属“蒙古自治政府”统辖。但“蒙古自治政府”虽然以西部盟旗为暂时自治区域，而在时局急剧转变之际，各盟旗多是意存观望，不肯以实际力量支援，因而无法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宝贵廷看到这种情况，便转与宁夏省方面接洽。马鸿逵为了掌握这一部分部队，增加反共力量，给宝贵廷等官佐银洋500元，以示拉拢。这时李守信为了掌握这一部分力量，也去宁夏面见马鸿逵商洽解决这一问题。马鸿逵之子马敦静表示，骑一旅归由宁夏收编后，限住黄河以东的陶乐，不能开往黄河以西阿拉善旗地区，如果开往河西，便以武力对待。继又发表李守信为陕甘宁边区骑兵总司令，宝贵廷为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参谋长，苏和巴图尔为骑一旅旅长，孙明海为副旅长，经费、武器、弹药、给养等概由宁夏省负担。这一部分队伍归宁夏省指挥调遣后，李守信即率队开往防地陶乐县。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后，我和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等，前往宁夏慰问马鸿逵的疾病。适在这时，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因前往包头策动绥远军队路过银川，我等特去见他，说明召开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经过和成立蒙古自治政府情形，请他转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建议，早日予以正式批准。他强调将来全国各地都要实行地方自治，蒙古可以实行地方自治。我说：“我们所要求的是高度自治，不是地方自治。”徐又追问：“什么是高度自治？”我答说：“高度自治是：除了国防、军事、外交归中央统一掌管外，凡属政治、经济、文化和保安等事，都由蒙古自治政府管理。”徐便厉声说：“你们这种要求，迹近要挟中央，中央当有办法，依我之见是不能许可的。”我又申辩说：“现在听说新疆维吾尔族阿合买提江倡导成立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我们起而要求自治，这是民族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依我看中央派在新疆军队可以调回。”徐说：“中央派往新疆的军队尚有用处，不能调回。”接着达理札雅质问徐说：“请问中央还要不要蒙古？”白海风也说：“我认为蒙古自治是合乎时宜的，应当得到中央许可，希望不要曲解我们的意见。”徐总是摇头不许可。我们认为再无争执必要，就告辞而归。
我等返定远营后，我便请何兆麟起草给蒋介石的电报，申述新疆是民族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继而我们又讨论应付时局的办法。白海风说：“我出一个馊主意吧，趁着这个时候，应当由政府派人到伊盟把各旗的武力调来，必要时也可以抵抗一下。”我当表同意，就决定派云英飞前往办理此事。云英飞去后，也没有什么结果，伊盟连一个兵也未派来。嗣白海风的家眷从兰州来到定远营，他曾对我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她还来此干什么？在兰州等着解放就得了。”由此我认为白海风在时局紧张的时候，出去“调遣伊盟武力，必要时用以抵抗”的主意，实际目的是为了集结地方武力，作归向人民的献礼，而所谓“可以抵抗一下”的建议，无非是应付我罢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曾考虑过派代表前往北平作政治投机。我曾向巴文峻说过：“现在是否可以派代表去北平接洽？”他说：“可以”。我又说：“就是无人可派。”他又说：“云英飞就可以当代表去北平。”我说：“他已去伊盟了。”嗣因西北局势顿形紧张，我积极准备出走，再未商谈此事。
四、“蒙古自治政府”的分裂与改组
“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不久，西北局势便告紧张，继吴鹤龄、札奇斯钦、白瑞之后，德古来、乌古廷、吴熙宪、乌臻瑞等亦相继飞逃。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就解放了兰州。兰州解放后，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很快地迫近银川外围。马鸿逵、马敦静父子在仓皇失措中相继飞逃。这个消息传到定远营来，“蒙古自治政府”内部因之发生了动摇，我和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商量应付时局的办法。我主张出走草地，通过青海、西藏去印度。白海风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何必再行出走，达、巴、何等附合白的意见。我看再坚持也是无用，只有分道扬镳，各奔前程。“蒙古自治政府”也就从此分裂了。我又单独和达理札雅说：“你既然决定留在定远营等候解放，我是决定出走，将来也许你拉我一把，也许我拉你一把。”达理札雅对我出走未表态阻拦，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于是我就吩咐我的从众，从速准备出走。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陶布新特来劝我说：“现在西北已经解放，各路要隘当有重兵把守，已属无路可走。你应留在定远营与达副主席亲密合作，主持军政大计。待至骑一旅到后安置在牧区，作为我们的政治资本，并派代表前往兰州、北京等地接洽，或许还能开辟一条政治出路。前途尚有可为，不要轻易出走，而致动摇人心，重蹈在日本投降时由张家口狼狈逃走的覆辙。”我因为需要他随我做秘书工作，就反而劝他说：“我们还是到草地看看局势的变化，看看共产党对蒙政策如何，并且我们不是无路可走，尚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路是经由阿拉善旗草地，通过青海、西藏而去印度，转往海外各国流亡，宣传蒙古问题，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第二条路是和外蒙接洽，我过去和外蒙就有过联络，现在还派阿拉坦瓦齐尔、雄诺敦都布二人在进行接洽。我认为外蒙是蒙古人，我们也是蒙古人，遇难相求，是可能念在同族情谊收容我们或帮助我们的。”陶布新又对我说：“据我看西进这条路是死路，因为现在西北既然解放，各处要隘必须重兵把守，凭我们这一点军事力量，很难通过。北上外蒙这条路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内蒙地方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内蒙问题是属于中国内部问题，应当派代表前往北平接洽解决，前往外蒙接洽是解决不了的。况且外蒙和中国都是一类性质的国家，不能因为容留我们影响了国交，甚至还有被引渡的危险。并且我的家属都在北平，无人照料，扔下一走，也觉于心不忍，我是打算不走的。”我又劝他说：“我看你还是跟我一同走。我们和达副主席等不同，因为他们仅和国民党有关系，没有和日本人合作过，是可能得到宽恕的。我们既和日本合作过，现在又和国民党打交道，深恐得不到饶恕。并且你跟我工作十余年之久，现处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更应患难与共，一同出走，你如缺乏骑乘，我可令图副官设法。”经我动以感情，这么一说，陶布新有些犹豫起来，对我说：“容我再考虑考虑吧。”我就连夜准备，于9月初旬（记是旧历八月初二日）的一个早晨，偕同图们德勒格尔、敖木巴图尔、王亲札布等20多人，离开了定远营。走出了一天的路程，发觉陶布新仍未随同前来，又派图们德勒格尔带同骑乘回定远营去接陶布新和徐实斋二人。徐实斋因人老力衰，甫上骆驼就被掉下来，只有留在定远营养伤。陶布新随同图们德勒格尔前来，我即率同随行人员向土克木庙进发。在行进途中，听说李守信、宝贵延、苏和巴图尔等率同队伍，由陶乐县绕经鄂托克旗，在磴口渡过黄河，奔向土克木庙来。我认为这一部分部队到来，就有了保护我的武装力量，心中为之一畅，就当众宣布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发表李守信为副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
我到达土克木庙后，暂时组织起“主席行辕”来，由吉利占太任总务处长，负责向当地牧民征用牲畜和粮食，供应食用。我即前往哈拉而格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人员联络。待我返后，吉致祥借用阿拉善旗政府公用骆驼80峰押运粮食到达土克木。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图尔等也率领部队到达。我们会合在一处后，就计划西进并着手改组“政府”、议会和整顿部队工作。改组“政府”的工作是仍由我任主席，并给达理札雅保留副主席。困各厅、署的首脑，也必须重新安排，乃另任吉致祥为秘书长，策仁道尔吉为副秘书长，阿由尔札那为内务署署长，王亲札布为财政署副署长，贺华儒为实业署署长，陶布新为教育署署长，韩聿修为副署长。“蒙古议会”以海福泉为代理议长，新任张世杰为议会秘书长。军事方面重新组织“蒙古军总司令部”，除由我仍兼总司令外，正式任命李守信为副总司令，宝贵廷为总参谋长，都固仍仓为副总参谋长。下设副官、参谋、军需、政工，军法等处，分由策仁道尔吉、拉希那木济勒、敖木巴图尔、韩聿修等分任处长。把骑一旅和锡察零散部队整编为两个师：第一师师长苏和巴图尔，副师长孙明海，参谋长赵殿臣；师下分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萨伯音，第二团团长韩萨嘎拉，副团长葛瓦拉西。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副师长塔拉巴，参谋长托克托胡；师下也分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罗布僧巴克什格根，副团长阿克登阿，第二团团长翁盖。各团之下有连的编制，连下有排的编制，总共不过1000多人。记得我甫到土克木时，鄂托克旗的图们吉尔嘎朗前来与我接洽，我为了拉拢伊盟地方势力，特派他为第三师师长，嘱他组织队伍，但是他一去未返，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为了表明“蒙古自治政府”的独立性，与国民党政府没有隶属关系，不用中华民国的旗章和纪年，改用蒙疆时期的旗帜和成吉思汗纪年，居然把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的蒙疆政权这个僵尸复活起来，表明我搞“蒙古自治”的连续性。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到了反动透顶的地步。
改组“政府”和整编部队初步就绪后，就在土克木庙东边一块草地上，召集文武官员及全体士兵开会。我登在土台上“训话”，首先宣布“政府”的改组，“蒙古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和部队的改编。次即强调继续进行蒙古自治，打开民族出路。最后号召大家加强团结，克服困难。我“训话”完毕后，即宣布散会，各部队也就四散居住。
五、我纵兵殃民引起阿拉善旗军民的反抗
我和部队相继到达土克木庙后，已是秋末冬初的季节，牧草枯萎，气候转寒，人困马乏，给养无着。为了积极准备西进，更需筹措给养和乘驼。在此人无食粮、马无草料、纪律松弛、怨声载道的情况下，很易发生抢掠的行为。由于我对部队无力约束，部队便四出抢掠骆驼、粮食、牛羊、衣物等，特别引起牧民痛恨的是部队中少数分子的破坏行为。例如抢夺骆驼时，如果四散奔跑，圈拢不住，就用枪打死；抢夺人民粮食喂马，任其撒落满地；把驮运所用的草屉子也割破了喂马，强奸妇女等等。据跟随我的吉儒穆德（阿巴嘎右旗人）报告说，在天气很冷的时候，部队中有人将一个十三四岁牧羊的孩子皮衣抢去，致使这个小孩子冻死的惨事。居住这一带的牧民，实在不堪其扰，大多逃往沙窝或山区中躲避。但因部队多系蒙古人，既通晓蒙古语言，又惯于牧区生话，无论牧民躲在哪里，也能追踪赶到。当部队进到蒙古包时，发现有人在家，就杀牛宰羊，大吃二喝起来，酒足饭饱以后，就翻箱倒柜，乱行抢夺，稍拂其意，便持枪恫吓，打骂交加。如果牧民弃家而逃，不但把能带走的东西抢掠一空，还把无法搬移的的东西如缸瓮盆罐之类砸毁，抛弃满地，牧民就更向远地逃避。凡是我们经过之地，都是有室皆空，杳无人烟。我听到这种情形，至为焦灼，却又无法约束和制止。
由于部从的疯狂掠夺，果然引起阿拉善旗军民的反抗。阿拉善旗政府为了制止我所率领部队的掠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特调动保安队和组织民兵，布置在我部队的周围。把守要路，封锁粮食，监视行动，每遇部队外出抢掠时，就给以突然的袭击。因此，发生冲突多次，我部队被打死打伤多人。我认为这样冲突下去，不仅导致蒙古人打蒙古的流血事件，还可能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的后果，影响我这一伙人的存在。为了缓和冲突，消除敌对起见，当我们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庙北边的地方，特派王亲札布、图们德勒格尔2人，前往阿拉善旗保安队与副总队长罗瑞光接洽，请派代表前来会谈。罗瑞光当派左甲木英、段塔拉腾岱、达希敦都布3人前来，提出二事与我商谈：第一劝我率领部队接受解放；第二约束部队不许抢掠。我对第一个问题拒而未谈，对于第二个问题表示愿意共同商量，却又强词夺理说：“约束部队，不再抢掠，固属应当，我应尽力去做。但部队的给养和职员的生活，实在无法维持，这个问题应由达副主席负责解决。你们既然代表前来，应速为解决部队给养，乘用骆驼及确定驻扎地方，并希在一周内解决粮食问题。”阿拉善旗代表说：“你们从定远营出走时，运送粮食的骆驼是我们达王爷私人的骆驼，你们早应归还而未归还，又抢了人民这些骆驼，谈不到再征用骆驼。”这个问题遭到拒绝之后，就置而未谈，又继续商谈其他问题，结果约定三事如下：（1）关于部队驻扎地方问题，阿拉善旗代表提出拐子湖是水草肥美、燃料丰富（有扎干林即梭梭树），交通便利的地方，遇有旱年牧民多移牧于此，最好你们移到拐子湖去住，比沙尔札一带水草好些。我认为拐子湖水草丰盛，可以解决牲畜困乏问题，同时也知拐子湖是阿拉善旗西北的边境与外蒙接壤，既利于西进，又便于和外蒙接洽，就同意移兵前往驻扎。（2）关于避免冲突问题，当经商定，部队外出时打起蓝旗，阿拉善旗保安队外出时打起红旗，以做信号。双方部队相遇，见信号，都不许开枪射击，但有零星小股私出抢掠者，任由阿拉善旗保安队袭击。（3）关于粮食供应问题，阿拉善旗代表提出，当我们部队移住拐子湖时，再考虑接济。这样商定以后，阿拉善旗代表就返回了。
阿拉善旗代表返后，我即准备向拐子湖移防，苏和巴图尔、韩萨嘎拉、萨伯音等来向我说：“现在给养非常困难，部队都没有吃的，应当想个办法才好。”我对他们大吹其牛说：“只要你们把部队纪律约束住，西进也好，北上也好，我自有办法”。韩萨嘎拉说：“我向主席担保，从此严格约束部队，否则主席就枪毙我”。萨伯音也说：“我也向主席担保，从此严格约束部队，否则也请主席枪毙我。”这时第二师也向我提出设法解决粮食缺乏问题，于是就共同研究办法，结果决定由统筹委员会派员配合第一、二师部队外出征用粮食，曾与阿拉善旗保安队相遇，当即拿出蓝旗摇晃，阿拉善旗保安队确也遵守约定，没有开枪。不意韩萨嘎拉团下的排长托克托胡，有意破坏双方约定，竟任意抢掠，先行开枪射击。阿拉善旗保安队未还击，就暗地监视这一伙人行动。俟这伙人抢夺骆驼粮食归返时，阿拉善旗保安队便转移到有利地势，向这一伙人开枪射击，把甘为祸首的托克托胡打成重伤，其跟随士兵在惊慌之余，逐将抢到的粮食骆驼抛弃逃回，韩萨嘎拉看到驮回来的托克托胡伤势甚重，气息奄奄，至为愤激，前来见我说：“阿拉善旗保安队把我团的排长打成重伤，生命危在旦夕，我要带领我团的人去打阿拉善旗保安队，为我团的排长托克托胡报仇。并向主席说明，我仍是蒙古自治政府的人，打了阿拉善旗保安队后，仍然回来，希望允许我这样做。”我因为这时已经接到阿拉善旗保安队的段塔拉腾岱队长的来信说：“现在双方已经发生冲突，深恐扩大，造成流血事件，希望从速设法制止。”我也认为如果把事情闹大了，不仅是蒙古人打蒙古人，两败俱伤，更易招致解放军前来围剿，影响我们自己的存在。因此，就很气愤地对他说：“你如果这样蛮干，最好先把我打死，只要我还存在，是绝对不许可你这样做的。”韩萨嘎拉受了我的责备，很委屈地哭了一场，表示听从我的命令。
接着我就率同部队移驻拐子湖。这个地方水草果然不错，烧柴确也丰富，但是三面环沙，交通极不方便，牧民不见一人，阿拉善旗保安队更未接济粮食。阿拉善旗代表所以叫我们移驻这个地方，是为了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便于监视控制，更有利于包围作战，使我们部队没有四出抢掠的机会。并于我们移驻之前，把当地牧民都迁移他处，采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封锁粮食的进入，迫使我们投诚。但我这时还妄想阿拉善旗保安队接济粮食，并企图利用阿拉善旗保安队的监视控制，迫使我部队纪律转好，以资收拢人心，再作垂死挣扎。
总之，我率领部队流窜阿拉善旗西北草地，经过苏木图、吉兰泰、土克木、哈鲁乃、红古尔玉林、巴彦乌尔根、巴伦沙尔札、巴音乌拉、宗乃、拐子湖等十几个巴嘎（此乃蒙古旧行政区划的一种名称，相当于自然村），抢夺宰食骆驼3000峰，仅在拐子湖一地，驼骨就堆集如山，使阿拉善旗人民遭受严重损害，造成几百里地无人烟的惨境，犯下了滔天的罪行。这样惨无人道的罪行，跟随我的部队固然不能辞其咎，但主要的责任应由我来负。因为这些部队官兵投奔我来，捧我当首领，我没有把他们领入归向人民的正路，而把他们引入反人民的歧途。特别是我没有及时采取有效办法，严格约束部队，竟至发生扰乱地方，危害人民的严重罪行。由于我之纵兵，才有兵之殃民，我既有罪于阿拉善旗人民，也有愧于跟随的员兵。因为这时我虽已当了地道的土匪头子，但还抬出“为民族”的招牌用以蒙骗他们盲目拥护我并保护我西进。
六、我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
我与美帝国主义的勾结，是相互利用的关系，是建筑在一致反共的基础上。从美帝国主义方面来说，当时是通过它所御用的“蒙古青年同盟。”名义上捧我当首领，实际上是利用我这个招牌，在西部盟旗搞出一个局面，作为它在蒙古进行反共的据点。并以将来实现泛蒙古主义，把内外蒙古和新疆、青海蒙古，以及布利亚特蒙古统一起来，建立“大蒙古共和国”为钓饵，引诱我这个具有狂妄政治野心的人，向其靠拢和我受其利用。从我这方面来说，第一步实现“蒙古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第一步进行“泛蒙古运动”，实现“大蒙古主义”，建立“大蒙古国”，更是我蕴藏已久的梦想。这个狂妄的梦想，从前是想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谋求实现；日寇投降后，我又把这个幻想，寄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我过去曾因买汽车而与欧美人所经营的公懋洋行和享利洋行打过交道，当时看到价格甚贵的交易，被雇用的中国人就可做主，洋人从不过问，便认为欧美人大方，不像日本人那样小气。更认为美国与蒙古远隔重洋，不像日本距离蒙古那样近，可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与美国拉拢。就是美国势力进入蒙古来，它无非是谋求经济利益，我还有活动的余地，不致像日本似的，把一切都控制起来，使自己的手脚动转不得。我还认为美国拥有原子弹，有左右世界局势的力量，一旦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美国可能获胜，我就可以利用美国的力量，卷土重来，重上政治舞台，实现我继续统治蒙古人民的迷梦。出于这些幻想，我不但在北平、南京期间，通过“蒙古青年同盟”主要负责人员札奇斯钦、席振铎、达格瓦敖斯尔等介绍与美国特务和外交人员若斯冰、李嘉胜、马滋、拉铁摩尔等有过接触，并委托迪鲁瓦喇嘛为我的私人代表，经常驻在美国进行联络。我在搞所谓“西蒙自治”前后，更与美国加紧勾搭。记得我在北平时，达格瓦敖斯尔和乌古廷曾向我说过：“美国新闻处迫切希望我们在西部盟旗搞出一个政治局面来，他们愿意尽量帮助。”这样，我深信搞“西蒙自治”的活动就又有了一个新靠山。
我由南京到阿拉善旗定远营路经兰州时，曾与陈纳德所经营的民航公司驻在兰州的负责人斯特尔色敏见面。他对我说：“我与美国共和党主要人物阿鲁门认识，你如希望美国帮助时，我可以为之联络。”我对他说：“我希望美国帮助枪械、经费、飞机等物，以便进行自治。”他就提笔写了一个单子，计有枪械若干支、经费若干元、飞机若干架（具体数目我忘了），写好之后，他说他即转请阿鲁门向美国政府接洽。交由我保存的单子，后为达格瓦敖斯尔取去，不知他有什么用处。达格瓦敖斯尔还和在兰州的善后救济总署联络，弄到大卡车1辆，但经手人萨拉黑是个美国商人，竟把汽车轮胎换成旧的。我听说之后，向达格瓦敖斯尔说：“萨拉黑太看不起蒙古人，应当拒绝不要这个旧轮胎汽车。”嗣经达格瓦敖斯尔又去交涉，换上新的轮胎才要了。萨拉黑还送给我美制电台1部，带到定远营后，想与达王府的电台试验通话，安置在定远营备我通讯联络之用，因达王不许可，我就把这部电台交由林王带到巴彦陕丹安置应用。
我在广州请愿时，曾由札奇斯钦、德古来等七八个人陪同，秘密地到广州郊外与美国新闻处主要人员马滋见面，由札奇斯钦当翻译。谈到在阿拉善旗进行“西蒙自治”问题，希望美国帮助。他表示赞同和帮助。我为了表示“进步”，取得美国的支持，特又向他表示愿意放弃王公特权，采取民主制度。他说：“如果你肯率先这样做那更好了，世界上的人都要鼓掌欢迎。”嗣经札奇斯钦等联络，马滋特给美制电台数部，其中有大型的一部，需用汽油机发电，可与很远的地方通消息。这批电台当由美国新闻处派他们训练的特务人员运到银川，又转运到内外蒙交界地方巴彦陕丹附近，责由达格瓦敖斯尔主持搜集情报，刺探动态，向美国新闻处报告。我由广州返回定远营后，曾向达格瓦敖斯尔说：“你打算怎样办？”他说：“估计阿拉善旗地区不久也会解放，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准备依据美国新闻处的指示，在阿拉善旗草地潜伏下去。”我又提醒他们注意说：“你们七八个人当中，有的是东蒙的蒙古人，有的是新疆的蒙古人，语言与当地有所不同，在辽阔的草地中，不易潜伏下去。并且在几部电台中还有大型的电台，需要汽油机发动机器，轰隆轰隆的马达声，很易暴露目标，被人发觉，你要慎重考虑。”嗣后我又听说，美国新闻处给他们一批金条作活动费用，因为分赃不均，达格瓦敖斯尔和贡森等竟至吵起来，闹得很不像话。
我在广州期间，曾到美国大使馆接洽，因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仍在南京，即由秘书舒勒台斯接见。他对我说：“现在接到司徒雷登大使来电说，我们美国政府承认你是蒙古的代表者，今后进行蒙古事情，决定以你为对象。”我又提出现正在阿拉善旗进行自治工作，希望美国帮助。他答复说：“我们已知道你又搞起自治来。为了今后进一步加强联络，大使馆打算派一个适当的人为代表，常期驻在你们那里。”嗣因时局日趋紧张，没有把代表派来。
美国的外交人员虽然没有派来，但是美国新闻处特务人员白智仁同另一个美国人，早就前来定远营驻下。除与“蒙古青年同盟”达格瓦敖斯尔等密切联络外，并曾参加过我搞的所谓“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照相和宴会，与我也曾有过接触。有一次他见我说：“听说绥远的董其武受傅作义北平起义的影响，现在动摇不定，态度不明，趁着这个时候，你可否派兵去打他？根据蒙古现在的情况，你可否和外蒙联络或者到外蒙去！”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是对无话不谈的亲切表示，没有什么坏心。但当时我衡量自己，既无进攻董其武的力量，又不愿意多树敌，对外蒙更有戒心，所以对于他的这个建议，就以漠然对之，未置可否，没有进一步追问他的用意何在和计划如何。后来我到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审问的时候，曾把这个事情谈出来，竟引起审问人员巴雅尔的一再追究，我也没有谈出所以然来，在其严词逼问下，只是胡诌一套混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建议出自美国特务白智仁之口，绝不是漫无边际的闲谈，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恶毒阴谋。现在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是企图利用内外蒙古的民族关系，把我安置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内，供其驱使利用，这比叫我流亡海外或驻在美国起的作用较大，对美国更为有利。至于建议攻打董其武的企图，可能他们知道我过去和绥远当局有过矛盾和冲突，当时绥远地区虽然酝酿起义，但名义上仍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我如去打董其武，从表面上看，是和国民党军的冲突，不是和解放军作战，从武力对比上看，进攻绥远必然失败，从当时局势来看，进攻绥远失败后，必然被逼的无路可走，非去蒙古人民共和国避难不可。而蒙古人民共和国因为我和国民党政府隶属下的绥远军作战，也就可以容留我。我如因此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呆下去，美国就可以利用我和其他特务人员供其驱使，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把我摆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也许更有用处。
当我搞“西蒙自治”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后，札奇斯钦表示不愿当政务委员或署长之类的职务，就准备要走，向我要了一张盖有“蒙古自治政府”大印的空白公文纸一张，准备转往美国去活动，必要时还要见美国总统杜鲁门接洽蒙古问题。临行时又向我建议，在万分紧急时，应当打着“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率领军政人员，取道河西走廊山丹等地西进。
七、我派陶布新赴宁夏接洽的经过
我率领部队在土克木盘踞期间，有些人认为在此地驻扎，解放军可能从三条路派兵前来围剿。一是通向绥远这条路。这时听说绥远业已起义。如果由绥远派兵前来围剿，有新绥公路直通土克木，可以朝发夕至，因而担心驻在此地不安全。我对他们解释说：“绥远虽然起义，听说驻在包头的刘万春、鄂友三二人尚不甘心情愿，是勉强起义的，未必派兵来打我们。如果我们主动与刘、鄂进行联络，还有共同合作，壮大声势的可能，对这条路不要担心。”我当时虽然有此看法，只因一时摸不清绥包一带的真实情况，又无适当人可派，也就说说算了。二是通向乌盟这条路：当时听说乌勒吉敖其尔率领内蒙解放军骑兵在乌盟一带驻防，深恐前来围剿，想派王亲札布为代表前往联络缓冲，王则推说道路不熟，只身前往恐有危险，表示不愿前去。我还带有牢骚的意味说：“现在我们只有与各方面联络缓冲，才能存在，但是派谁也派不动。”王仍坚持不去，只好作罢。三是通向定远营和宁夏这条路。有的人认为我们出走后，留在定远营的人，一定投向共产党接受解放，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很可能通过这条路，配合阿拉善旗保安队前来围剿。我虽然估计甫经解放的阿拉善旗，未必就派保安队来打我们，但也担心驻在宁夏的解放军前来围剿。因此，不愿在此久停，积极准备西进。
适在这个时候，达理札雅派洛不磴、包国栋等前来给我送信，信中大意是：“现在兰州的彭德怀总司令派张钦武前来争取你归向人民，宁夏省方面也请我劝你回来。这里自从解放以后，没有清算斗争一个人，不像我们从前所说的那样，我看共产党对人是宽大的，是给以自新之路的，希你从速前来和宁夏方面商谈。”同时也带来徐实斋给我的信说：“我深知你是‘为民族’的，这里解放以后，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很好，你如回来一样可以做民族工作。”并带来蒙太等给色楞那木济勒、阿由尔札那等的信。洛、包2人为了争取我归向人民，并对我这样说：他们从北京来人听说，北京报纸上刊有讽刺性的漫画，画着杜鲁门在一张软椅上趾高气扬的坐着，李宗仁在前面跪着伸手要美援，孔祥熙、宋子文卑鄙下贱地给杜鲁门点烟，并哀告说：“再给点美援吧。”宋美龄妖里妖气地一手给杜鲁门捏脚，一手给杜鲁门捶背，我穿着蒙古袍子指着他们说：“你们要钱吧，我不要钱，我要自治。”他们说：“从这张漫画看起来，共产党对你的印象还不错，请你随我们到宁夏去商谈吧。”但是当时我这一伙人当中有主张东去宁夏接受解放的；有主张北上去外蒙找出路的；有的主张西进找美蒋的。这三种不同的见解，以主张西进一派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最占上风。我就是主张西进最力的人。因此，有人就向我作过“如果西进，利在速行”的建议，深恐洛、包等前来传达接受解放问题，而致动摇军心，影响西进。于是，我把洛、包等招待在土克木庙中一个院落里，不叫与部队接触，并把他们带来的蒙太给色、阿等人的信件，悉予扣留，不叫投到本人手里。这时陶布新特来向我建议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洛、包2人曾是我们共同工作过的人，这次通过前线冒险前来，为的是送达信件，就这样对待人家，殊觉不妥，应当好好地对待他们，并考虑代表前往商谈各种问题。”我当时虽然主张西进，又恐宁夏派兵前来追剿，正好趁此机会，派遣代表前往谈商，作为缓兵之计。认为在派代表谈商期间，宁夏不致派兵来打，我好利用这个机会安全西进。经和有关人员商量，也都同意这个做法，于是就决定派陶布新为代表随同洛、包等前往定远营转赴宁夏商谈。
陶布新即秉承我的旨意草拟致宁夏党政方面的信件，信的主要内容是：首段说明“蒙古自治政府”是蒙古民众代表选出的自治机关，不是国民党的附属品，是蒙古自治运动的产物，不是国民党的尾巴，反复说明与国民党政府无关。次段说明我自己从事蒙古自治运动有年，是一个熟悉蒙古地方情形，深知蒙古民众愿望的民族工作者，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吏。最后提出具体要求有三：一是要求采取公民投票方式，实现内外蒙古的合并；二是要求把国民党政府对蒙旗实行分割统治的各边省政府撤销，归由蒙古自治机关统辖；三是要求承认我搞的这个“蒙古自治政府”。陶布新把信稿撰拟后进我核阅，并提出意见说：“我们在信件上既要求内外蒙统一，又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不是自相矛盾吗？叫我怎么自圆其说呢？我想宁夏方面希望我们去商谈接受和平解放问题，当然也就涉及部队改编及人员安置问题。这些具体问题不谈，仅谈内外蒙统一及承认‘蒙古自治政府’问题，很感距离太远，叫我这个代表不好当，应再修改和补充一下。”我答复他说：“要求承认‘蒙古自治政府’是先决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到其他问题。现在大家都主张西进，反对接受解放，你如老是在此劝我接受解放，有人要杀你呢，保不定生命都有危险。你还是先去宁夏走一趟，看是如何答复。如果宁夏方面不作答复，你去兰州见彭德怀；如再解决不了，可去北京见毛泽东。你就从速准备走吧，我们明天就西往巴伦沙尔札。”陶布新又向我要求说：“既然派我为代表前往宁夏，你们就应当等我回来，否则我当代表去和人家商谈，你们率队西进，我还代表谁呢？”我又对他说：“你去吧！我们在巴伦沙尔札庙等你，也许再向西走，你如交涉无成，就从旱路赶我。”陶布新临走的时候，我特邀他庙门外边，又对他叮咛嘱咐说：“你去只谈信上所提出来的问题，不要谈我个人出路问题，使人家看不起我，我不丢那个人。并要设法购买或向达副主席要上几块电池来，以备应用。”陶布新应诺而去。
我率领部队由土克木流窜到巴伦沙尔札庙。约计有18天的工夫，陶布新由宁夏返回，即将潘自力主席赠给我的礼品（四瓶白干酒、四条纸烟）和复信交给我。复信主要的意思是：“陶布新代表前来带到你的来信，内情尽悉，希你亲来面谈。”
陶布新把赴宁夏经过，详细地向我报告之后，又向我建议说：“现在中国大部已经解放，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一来，过去国民党统治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当前的重要措施，是在于安定人心，确立社会秩序，对蒙旗的政策更是宽大，听说还争取王公。你现在如亲往接受解放，不仅个人安全没问题，并可能得到参议或委员之类的位置。盖因你在蒙旗王公中是个名声最大的人物，对你宽大不咎既往，足以影响其他王公消除顾虑。这对安定蒙旗人心和确立地方秩序是有一定作用的，我认为你个人的安全和你还能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此。并且我在银川亲眼看到宁夏的旧军政人员，都安然无事，照旧供职，共产党的政策的确是宽大的。至于民族出路问题，我与宁夏党政方面接触中和在市街上听见到的传单标语上，知道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区域自治政策。并且听说东蒙自治政府和在张家口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已经合并，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实现了东西蒙古的统一。我们多年来没有办到的事情，现在人家已经办到了，看起来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国民党的民族政策不同，希你亲往宁夏面谈。”
我听取陶布新汇报和建议之后，仍故作矜持，狂妄自大地说：“我已发誓今后不做被人委任的官，要做就做民众选举的官。我到任何时候，仍是搞民族事业，固然民族事业成功未必是我，但白云梯之流，已经腐化堕落，追随国民党这些年，什么名堂也未搞出，真是饭桶。假如他能搞出一个蒙古局面来，也好收容我们这些流亡的人。乌兰夫倒是很行，现在已经搞出一个蒙古政治局面来，快把东西蒙古统一起来，这一点我是佩服的，可惜他走的是共产党路线。当今之世，以民族复兴事业为己任者，舍我其谁与归！并且共产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国民党的地方自治有什么不同！反正他们都是汉人，对于蒙古可能都是一样。”
接着由我召集和主持我这一伙人的文官科长以上、武官排长上的会议，首由陶布新当众宣读潘主席给我的复信和传达赴宁夏接洽经过。我即向大家征求意见说：“现在宁夏潘主席请我亲往面谈，你们大家意见如何？”当时会上有三种不同的反响，愿意接受解放的人说，陶代表的报告和看法很有见地，大家应当考虑研究；站在中间立场的人说，德主席是我们的军政领袖，不能轻易离开此地，如需再度接洽，仍派代表前往；不愿接受解放主张西进的宝贵廷说：“我是主张迅速西进的，同意的请举手！”会中许多人就举起手来。我虽然也是主张西进的人，但不满意宝贵廷僭越我这个主持会议主席的职权，代行付诸表决，我就很气愤地退入蒙古包里。我斥责宝贵廷说：“开会也有个主席吧，只有主席才有付表决的权利，今天我是主持会议主席，我没有提出付表决，你就僭越主席职权付表决了。既然大家表决了，我们就西进吧！马上就走。”宝贵廷又强调说：“我们既然前已决定西进，就应快走，不宜迟延。我看主席总是优柔寡断，犹疑不决。”我更为气愤地说：“我并不是优柔寡断，而是慎重考虑。你倒是能够当机立断，你想想你在日本投降后所做的事情吧。”因为在日本投降时，我虽然也是反共的，但不愿意蒙古军追随傅作义去反共，曾给宝贵廷去电报，叫他把蒙古军调到张家口、万全县附近集中，作为自行支配反共力量。不意宝贵廷不听我的命令，竟率领蒙古军投靠傅作义，甘心充当傅作义的反共炮灰，使我失掉唯一的政治资本，因而对他非常不满。这次在争吵中又把这桩旧事勾起来，所以对他有上述的斥责之语。在座的人看到我们2人发生争执，都来劝我说：“宝参谋长虽然提议西进，但这不算最后的决定，最后的决定仍由主席裁夺，我们绝对尊重主席的权力，服从你的指示。”这时宝贵廷也知理亏，含着眼泪向我赔不是，承认自己不对，我的怒气才消，大家也就相率散去。
经过这次争吵后，主张西进最坚决的敖木巴图尔又来和我说：“陶布新代表回来报告说，只要向人民低头认罪，就能得到宽大。这就是说，叫主席向共产党低头，咱肯向共产党低头吗？”这个带有挑拨性的话，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触动了我不愿向共产共低头认罪的顽固思想，助长了我的狂妄自大感。因为当时我错误地认为共产党和人民应分开看待，不认识党和人民血肉相连的一致性。竟把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的共产党与代表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等同看待，认为既是党就有私；反之，把我这个自己打着“民族”招牌，断送民族利益的人，却认为是“民族利益代表者”。由于这个极端反动思想支配，所以不愿意向共产党低头认罪，虽然党和政府对我仁至义尽，宽大为怀，但我仍想反动到底，不愿退出反动政治舞台。
大家散去之后，陶布新又来向我进言说：“我看西进这条路走不通，北投外蒙古有被引渡的可能，与其那时被人家缚着送来，莫如现在应潘主席之请，自由自在地去宁夏。”我答复他说：“还是你再去一趟吧。”陶布新说：“人家请你前往面谈，你仍叫我前往，叫我到宁夏说什么呢？”我又答复他说：“你这次去主要是催促答复上次信上所要求的事情，宁夏省方面如不予肯定答复，你就要求去兰州见彭德怀。”陶布新又对我说；“仅我一个人去不好自圆其说，应再派一个负责较重的人前往。”我即准许他的要求，又加派第二师师长吉利占太一同前往宁夏。记得吉利占太也曾问过我说：“如果宁夏方面仍请你前去面谈，我们怎样答复呢？”我答复说：“如果宁夏方面派来汽车接我，我就去吧。”于是陶布新和吉利占太就动身前往宁夏。我率领部队移驻拐子湖，为时不久，我抱着幻想到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从反动的道路上走上错误的道路。后来听说吉利占太恐怕路上有危险没有回来，仅陶布新返回拐子湖，联系孙明海、吉致祥等率同留在拐子胡的员兵，前往定远营接受解放，由反动走向新生，由黑暗走向光明。
我和李守信、陶克陶、达格瓦敖斯尔等由于坚持反动立场，于1949年12月相率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边境察干套老盖，1950年2月27日被蒙古人民共和国逮捕，于是年9月18日被引渡回国。
（1964年5月陶布新记录、整理。摘自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七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