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涛
奉阅何兆麟先生《西蒙自治运动始未纪实》一文（原文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一辑），有鉴于文中所述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且自该文发表后，在阿拉善地区已引起很大混乱，使1949年9月阿拉善旗和平起义过程弄的真相不明，以致“浑水摸鱼者高官厚禄，真正有功人员却大吃其苦”（内蒙军区政治部陈建升处长及于春升先生语）。目前依然众说纷纭，到底是阿拉善旗单独起义抑为“西蒙自治政府”领导阿拉善旗起义，或系何兆麟、白海风、巴文峻等私人领导阿拉善旗起义，各说不一，无从分辨，因而相持不下，争论不休。似此不但历年落实起义人员政策发生许多纠纷，司法行政部门亦因缺乏可靠依据，对有些人员处置不尽得宜亦无从深究。则不但与安定团结统一大业毫无裨益，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誊和政策的威信亦大有妨碍，影响所及，不言而喻。
1983年10月初，内蒙统战部贾部长曾说：已命阿拉善盟和阿拉善旗调查（历史真相）；1984年1月内蒙古军区政治部陈建升处长及于春升先生亦曾在阿拉善盟公开说：何兆麟的文章真假难辨！
本人为阿拉善旗和平解放首席和谈代表，历史的当然见证人，前因被捕判刑，沉冤30余年，失去政治上的发言权，多数人并认为本人已经亡故死无对证。现本人业经宁夏高级人民法院查案平反，特应当年阿拉善旗和平起义诸多同志的鼓励，对何先生的文章——《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实》一文提出质疑，以期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挽回已被搅乱的政治影响，冀对党对人民稍尽微薄之力，对内蒙古、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以及统战和政协诸有关单位提供施政参考，衷心慰甚。
一、“西蒙自治运动”的提法就是错误的
德王在阿拉善旗所组之反动政府原名为“蒙古自治政府”尽人皆知，何先生自己在文章中也说：“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是在后来临近解放，德王出走的时候才更换的。然而为什么要更换何先生自己不肯说出缘故。本人兹不揣冒昧，谨代何先生加以说明：原来德王出走临近解放，何先生等知道乌兰夫有个内蒙古自治政府，自觉不妙，于是急忙挂出一个尺长三寸宽的木牌上书“西蒙自治政府”六个黑字，其实所谓“政府”，院内却空无一人，只不过企图以此瞒过解放军，政治上好讨价还价而已。此其一。其二何先生的妙用尚不止此：1949年10月5日，阿拉善旗札萨克兼区防司令达理札雅亲率阿拉善旗谈判代表戚涛、李文钦赴银川与解放军十九兵团总部谈判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善后问题，当时的“西蒙自治政府”内务厅长何兆麟、军委副委员长白海风亦随同前往。在谈判桌上，何兆麟首先提出：“西蒙自治政府”是蒙古自治机关，辖区为绥远以西各盟旗，而以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东蒙自治政府”，辖区为绥远以东各盟旗。由此可见，何先生的政治手段有多么大，他竟敢买空卖空，在严肃的谈判桌上大放厥词，为尚在顽抗解放大军的德王争地盘，拒绝乌兰夫领导西部盟旗，是则可恕孰不可恕！因而解放军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当场就严肃指出：“西蒙自治政府”并不存在，解放军不能承认！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包括整个内蒙古。我们只承认以达理札雅先生为首的阿拉善旗政府！杨司令员言罢，何先生、白先生均默然低头，无言以对。自此何先生的计谋全盘失败，终银川谈判的全过程，再未提“西蒙自治政府”字样。然而何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又提出“西蒙自治运动”的口号，并又打出“西蒙自治政府”的旗号，其用心安在？
此外即就何先生在本文中所云：在筹备期间德王一派与何先生一派对于“蒙古”或“西蒙”名称问题曾有所争论（实际有无争论吾人不得而知），而事实上原来打出的旗号始终是“蒙古自治政府”，其参加“蒙古各盟旗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东西蒙旗人参半。参加“蒙古自治政府”的官员则大半是东部蒙旗人，或者可以说大半是日本时代“蒙疆政府”的旧人，而“蒙古自治政府”所在地之阿拉善旗反而因为协理兼保安总队长罗相丞的带领抵制无人参加，再者即何先生自己也是东部蒙旗人，何以由北平千里迢迢来阿拉善旗大搞“西蒙自治”？似此“西蒙自治运动”及“西蒙自治政府”岂非名不副实？何先生从主观愿望出发，于解放前夕提出这样的口号，而且至今抱住不放，岂不是心劳力拙，毫无意义乎！
二、德王来阿拉善旗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是偶然的吗？
据何先生文中说：北平临解放时，德王逃到南京，国民党政府准备送其去西康住，而德王本人却选择去西宁，后来滞留兰州两个月，忽又去函达理札雅要求来阿拉善旗，达同意后于1949年4月到达阿拉善旗，何文中又云：原住兰州的白海风是因解放军正在进军西北，为躲避将来炮火的危险而携眷来阿拉善旗。住在银川的巴文峻是随白海风而来阿拉善旗的。何先生自己则是送德王到南京后，准备绕道兰州、宁夏、绥远回北平，顺路到了阿拉善旗。正在何、巴、白先后抵阿拉善旗后，德王也到了阿拉善旗，难道这都是无目的而来，都是偶然的巧合吗？何先生由那将解放的北平，与德王一起逃亡到了南京，何以又要绕道兰州、宁夏、绥远返回北平？何先生当初在北平的本职是“华北蒙旗党务特派员”，他的“党务工作”重点在热察两省蒙旗。而在1949年初，热察两省蒙旗几乎全部都已解放，此时何先生的“党务工作”所事为何？逃出北平还要返回北平是为了还要继续开展“党务工作”抑系准备向北平人民政府投诚？此点不得不请何先生说明白。
再者何先生跟随德王由北平而南京而来到大西北阿拉善旗，自始即携有眷属，既然预定不久还要返回北平，何以不惮携家累眷往返奔波？可见何先生绕到兰州、宁夏、绥远回北平是假，而来阿拉善旗筹组“蒙古自治政府”升官发财则是真。实际上何先生跟随德王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和李宗仁以后，“蒙古自治政府”的拟议即已确定，因而何、白、巴与德王在阿拉善旗会晤各地蒙族人士即闻风而至，齐集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由东北“打出来”的新一旅亦及时赶到陕坝听候德王指挥。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难道不是何先生与德王筹之已久预为布置的吗？
德王是个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者，日本投降“蒙疆政府”溃灭后，隐居北平由国民党政府供养，政治上却没有出路，彷徨观望无计可施。直至北平解放“戡乱”失败，国民党政府自顾不暇德王见有机可乘，忽然野心复萌，国民党政府亦望其能助“戡乱”一臂之力，因而始有在阿拉善旗筹组“蒙古自治政府”之议。德王的意图：得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和美国的援助，团结尚未解放的乌、伊两盟和阿、额两旗，在西北二马之间（马步芳和马鸿逵）不难取得一席之地，那么“蒙回合作”三位一体，“保卫大西北”岂非千载一时前途大有可为乎？其政治野心，昭然若揭。何先生是智囊人物，陪同德王不远数千里而来阿拉善旗，其政治投机之蓝图早已绘定。文中所谓，对国民党来说是自治而不是背叛，对共产党来说是迎接解放而不是抗拒解放，岂是由衷之语！何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忸怩之态跃然纸上，煞是好看。
其实何先生在本文中所述之“请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批准实行蒙古自治”之电文中也自己道出了秘密：倘能假以事权，必可裨补戎机，不禁乐利于蒙民，亦且有助于前方，庶分中枢宵旰之劳，解中央北顾之忧。可见何先生所谓的“蒙古自治”不过是欲替国民党反动派保卫大西北罢了，岂有他哉！其矛头所向自不待言，可惜献媚有术而力不从心奈何！
三、勾结马鸿逵的目的何在？
何先生在文中提到，新一旅到达陕坝后，李守信即匆忙与马鸿逵协商，马允许成立陕甘宁边区总司令部，任李守信为总司令……该旅扩编为骑兵第一师……并逐步扩编为三个骑兵师……经费、给养、武器弹药概由宁夏省政府负担，部队隶属于“蒙古自治政府”，在“蒙古自治政府”无力自给前，暂归宁夏省指挥调遣。以一个小小的宁夏省，地盘不过十几个县，各族人口总共80万，筹建三个骑兵师，兵员马匹从何而来？况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之下，马鸿逵杂牌军擅自成立三个省边区总司令部，并擅自任命李守信为总司令，其可能乎？宁夏兵团向无骑兵师的建制，不过设有几个骑兵团，马鸿逵有枪有马何不自建骑兵师？又何厚于德王为其筹建3个骑兵师？不过李守信与马鸿逵确曾见过面，马曾为新一旅补充过一部分弹药也系事实，李马勾结诚如何先生文中所云：同恶相济互相利用，一方是利用马以济其穷，另一方则是由于防务紧张，利用该旅以增强军力。所以李马勾结的详情吾人虽不得而知，姑且存疑，但勾结马鸿逵的目的是急于加强武装，以抗拒解放军西进当无疑义，那么何先生与德王合作，大搞“蒙古自治”的目的，不是明明白白的吗？！
四、“西蒙自治政府”起义之说没有任何根据
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十九兵团业已挺进宁夏境内。宁夏兵团司令官，马鸿逵之长子马敦静临阵脱逃（马鸿逵本人早已逃去四川），于同年9月22日由马全良、卢仲良两军长，通电起义阿拉善旗不甘落后亦同时由达理札雅率部通电起义。因为宁夏省与阿拉善旗各为独立行政单位，双方从来矛盾重重，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故阿拉善旗虽与宁夏毗连，而宁夏起义却不能包括阿拉善旗。再者阿拉善旗地处宁夏后方，实力相差悬殊，在宁夏尚未解放之前，阿拉善旗自不能单独先行起义，此为当时的客观形势，尽人皆知，何先生在文章中第八节所云：（阿拉善旗）争取在宁夏解放前，先行和平解放，显系夸张之词。又文中所说：因为当地驻有马鸿逵1个营，而且电报局电务人员都是马派来的，故不敢急切从事（和平起义）也不是事实。查马家在定远营驻军1个营，负有监视阿拉善旗的任务因系事实，但该营却不能干涉，阿拉善旗的军政事务，阿拉善旗电报局的电务人员也不是马派来的。阿拉善旗电信局（不叫电报局）属中央交通部所辖，业务独立，马家没有过问之权。
更为严重的是，1949年9月22日夜间，该工兵营突然哗变，鸣枪一夜，有少数士兵逃跑，但既未抢掠，更未攻城，达理札雅罗相丞于黎明后即派我出城，会同稽查局长李树德对善后问题作出处置，并将该营所有轻重武器收缴，由旗政府保管，随后即送交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徐成功团转送银川兵团总部。何先生当时避居定远营城内私寓，惧怕不敢出领，对该营哗变过程并不知情，亦未参加阿拉善旗对该营之处置，因尚可原。然而何先生在文章中竟说：工兵营全体官兵哗变，围攻定远营城，因“西蒙自治政府”和阿拉善旗政府对城防军事早有戒备，双力战斗了一夜，黎明时叛军未能攻进城，即四散溃逃。对于历史事实仅凭个人愿望，信口开河大说梦话，致使该营六七百人蒙受不白之冤，至今无法申辩，于心何忍！此其一。所谓“西蒙自治政府”当时仅剩何先生等三四人，既无任何职员办公，亦无一兵一卒可供指挥，何以能“对城防军事早有戒备”？此其二。其三所谓“西蒙自治政府”起义通电何时发出？内容若何？吾人无从得知。吾人仅知新华通讯社所发电讯乃是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率部通电起义，未闻“西蒙自治政府”任何人通电起义之消息。同时阿拉善旗曾向兰州解放军一野总部通电起义，阿拉善旗驻兰州办事处主任张德熙，当时在兰州的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也都是以阿拉善旗政府及区防司令部的名义与一野总部联系。达理札雅之长婿张钦武当时亦在兰州奉一野总部指示前来定远营，敦促达理札雅接受和平解放，因路途遥远，张先生来后阿拉善旗业已解放。以上诸人均未闻一野总部曾经承认或知道有一个“西蒙自治政府”。另如额济纳旗亦系单独起义，并未闻额旗是根据“西蒙自治政府”的指示而通电起义。何先生文中所云：“西蒙自治政府”曾电知额济纳旗（起义），不知有何根据，亦不知额济纳旗当时如何答复。此外“西蒙自治政府”的辖区，绥远乌、伊两盟及绥东四旗（何先生在银川谈判时自己规定绥远以西各盟旗归“西蒙自治政府”）有那一个盟旗是听命“西蒙自治政府”而通电起义的？恐怕何先生永远也说不清楚！
迨1949年9月中旬，解放军一野十九兵团进抵宁夏中宁县，继续向银川挺进之际，阿拉善旗即派出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瑞光率领司鹤鸣、张广太、薛江等一行4人，前往银川黄河渡口（仁存渡）迎接解放大军。何先生在文章中所说：“西蒙自治政府”即派阿拉善旗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瑞光，星夜兼程前往银川向解放军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经过情形，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任意捏造！查罗瑞光等人都是阿拉善旗的军警干部，在“西蒙自治政府”中从未担任任何军政职务，何先生何得而派之？再者罗瑞光对何先生“西蒙自治政府”的起义经过毫不知情，何以能向解放军报告？此外罗瑞光系阿拉善旗协理兼保安总队长罗相丞之兄，罗相丞对“蒙古自治政府”自始即采取抵制态度，在其带领下阿拉善旗人士拒绝参加“蒙古自治政府”，阿拉善旗政府对“蒙古自治政府”亦拒绝负担任何物质支援，从而使“蒙古自治政府”中下级职员只领过2个月，每月只有银元5元的所谓“薪俸”及至何先生的“西蒙自治政府”只剩挂名官员不足10人，每人每月连5元也开支不出，实际已经解散。试问在此情况下，难道罗瑞光还有可能接受何先生指令为“西蒙自治政府”报告什么起义经过吗？何况罗瑞光等的任务是赴黄河渡口迎接解放军，当时并不负有向解放军报告起义经过的任务，因为当时仅仅发了通电，还没有起义经过可言。
五、腰坝谈判的历史真相不容歪曲
1949年9月23日，解放军十九兵团徐成功一个团突然进入阿拉善旗境内腰坝地区。达理札雅、罗相丞立即派出协赞专员兼政工主任戚涛（我本人）、参谋主任李文钦与何兆麟一起为代表前往腰坝谈判和平（何在阿拉善旗并未担任任何军政职务，而是以“西蒙自治政府”内务厅长的资格前往，此时阿拉善旗与“西蒙自治政府”各行其是）。这次谈判共历三日，当时曾因阿拉善旗曾收缴马军工兵营武器等问题发生误会徐团向定远营进军，经过解释和谈判，始解除误会，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谈判时以戚涛本人为主要发言人，当时何先生吓得打哆嗦，结结巴巴语无伦次，随后亦再未前往腰坝，“西蒙自治政府”的牌子也没有来得及亮出来（故徐成功团当时并不知道定远营还存在一个“西蒙自治政府”）。而后是由戚涛和李文钦两人代表阿拉善旗继续与徐团首长接洽谈判，奔走于腰坝与定远营之间。我建议由阿拉善旗政府筹备绵羊60只（原定100只，因筹备不及改为60只）蔬菜、油、酱等一汽车，前往腰坝劳军，并送交前日阿拉善旗所缴之工兵营武器弹药。另外通知驻在阿拉善旗的特务人员国防部军事专员罗大煟、宁夏调统室情报组长王君惠、国防部二厅情报组长李海平等携带各该组织之武器和电讯器材，自动前往腰坝徐成功团团部报到投诚，由徐团留宿一宵转送银川军管会登记安置。最后戚涛又会同阿拉善旗蒙文学校校长齐文魁代表阿拉善旗群众向徐团解放军献旗致敬，并邀请徐团长亲赴定远营接受阿拉善旗军警、学生、军政干部和各族群众的夹道欢迎，以及阿拉善旗政府的热烈欢宴。以上过程因何先生并未参加，故不了解情况固尚可原。但何先生在文章中竟把这段史实歪曲成：“西蒙自治政府”复派何兆麟为代表前往腰坝欢迎慰问，并陪同该团徐团长前来定远营视察，实在是大言不惭，令人齿冷！试问何先生：徐团诸首长何时知道有一个“西蒙自治政府”？（现在也不知道！）戚涛、李文钦曾否去过腰坝？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当时徐团向定远营进军，形势十分紧张，是怎样解除误会的你难道不知吗？是你邀请徐团长前来定远营视察吗？历史事实能由你一个人任意涂抹吗？
六、银川谈判的真相又如何？
1949年10月5日，达理札雅亲率阿拉善旗代表戚涛、李文钦及“西蒙自治政府”代表何兆麟、白海风等一行5人，前往银川与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潘自力、政治部主任耿飙、副司令员李志民、曹友参，谈判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善后问题和敦促尚在顽抗解放大军的德王部队投诚问题。何先生又把这段史实改写成：“西蒙自治政府”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4人赴银川向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委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经过情况，和地方治安情况。试问何先生：巴文峻出席了这次“谈判”吗？实际上巴文峻在阿拉善旗解放前若干天就身穿蓝布长衫，头戴旧礼帽，腰缠红布腰带，化装成普通蒙民，潜居定远营城内不敢露面（巴先生是法国留学生，曾任国民党政府各种重要职务，识者甚多，曾有人见过巴先生这样打扮吗），阿拉善旗起义的全过程巴先生一概没有参加。1983年10月初巴先生自己曾说：“西蒙自治政府”当时（解放时）已经拆散，他不曾代表“西蒙自治政府”起义，而是代表阿拉善旗起义，根据是他曾和达、白、何诸先生一起发了起义通电，而巴先生又说不出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全过程，同时巴先生的本职是“绥境蒙政会代理委员长”，宁有抛弃本职而跑去别地带动别地政府起义者乎？不论如何，何先生在文章中是说“西蒙自治政府”通电起义，而巴先生则说当时“西蒙自治政府”已经拆散，何、巴两先生的说法竟矛盾乃尔，岂非咄咄怪事！此外1983年12月份何先生也曾对内蒙军区政治部陈建升处长和于春升先生说过：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并没有巴文峻的事（即没有参加）。依此何先生在文章中何以又说巴文峻也是去银川“报告”（姑按何先生的意见称为报告）的代表之一？巴代表的到底是“西蒙自治政府”还是阿拉善旗？其实据吾人所知，巴文峻根本就没有去过银川，他什么也不代表！
其次试问何先生：当年戚涛、李文钦2人究竟曾否陪同达理札雅去银川？是否也曾在原宁夏省政府与何先生一起坐于谈判桌旁，何先生为文时去掉戚、李而加上巴文峻，究竟是记忆有误抑系仅凭个人愿望？其实何先生的愿望也很简单，不过是想造成“西蒙自治政府”与解放军十九兵团直接谈判的假相，以捞取政治资本罢了。所以去掉戚、李是因为他们与“西蒙自治政府”毫不相干参加银川谈判（报告）成何体统！
在银川谈判中，何先生确曾提出“西蒙自治政府”，要求乌兰夫只领导“东蒙自治政府”（这是何先生独出心裁强加给乌兰夫的名称），即由他和德王一伙独立统治绥远以西各盟旗。其野心之大，态度之狂妄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而遭到杨得志司令员当场驳斥：“西蒙自治政府”并不存在，我们不能承认！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包括整个内蒙古，我们只承认以达理札雅先生为首的阿拉善旗政府。杨司令员言罢，何先生白先生都默然低头，无言以对，而今何先生为文时何以意忘怀了杨司令员的话，实在令人费解！
其次何先生文中把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罗大煟、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调查专员王君惠，以及其他国民党特务人员，连同其武器和通讯器材等，都说成是1949年10月5日在银川“报告”时一并“解交”解放军十九兵团司令部的，事实是这样的吗？事实上，上列人员都是由旗政府通知，于1949年9月23日主动去腰坝徐成功团团部报到投诚的，并经徐团转送银川军管会登记安置的。这些人员当解放时都曾与阿拉善旗政府合作，采取同一立场，接受和平解放，现并均已得到宁夏高级人民法院平反。何先生以什么立场，有什么力量能“解交”这些人员？何先生的“西蒙自治政府”既无职员也无武装，不过是一个嘴巴上的口号，何以能扣押“解交”有武装30余人的国防部军事专员？毫无疑问，何先生把这些“特务人员”认定是“罪大恶极”（何先生所任的“华北蒙旗特派员”又何异于这些人员？）而自己“解交”这些人员“有功”。可是历史事实不容抹杀，今天何先生何以对这些人员及其家属？
七、何先生的“西蒙自治政府”可以休矣
何先生文章中第八段最后云：随后何兆麟、白海风代表“西蒙自治政府”和阿拉善旗，于1949年10月10日赴兰州、北京、归绥，分别向彭德怀司令员、周恩来总理、乌兰夫主席报告“西蒙自治政府”起义和德王、李守信带领部队出走及地方治安情况。吾人当然并不明白何先生的代表资格系何人所派，抑系“自封”，更不明白何先生与国家领导人之间是怎样会晤接触的，姑且存疑作评论。但吾人可以请何先生说明，彭、周、乌三位领导人是否都承认了“西蒙自治政府”的存在及其“起义”的事实？你们在“报告”中对“西蒙自治政府”具体说了些什么？你们这时和德王到底是一家还是两家？
1949年10月中旬，德王派代表陶布新前来定远营，达理札雅派其长婿张钦武会同戚涛陪陶前往银川，与解放军十九兵团杨得志等首长谈判。当时陶先生曾提出德王的要求：先将马鸿逵在阿拉善旗北寺的存粮3万斤拨给其部队新一旅，然后德王不愿与解放军十九兵团谈判，而要求去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杨司令员等即席答复：德王必须先放下武器，把部队集中改编，然后才能拨给粮食，至于德王等个人出路及其他政治问题可以在银川谈，也可以去北京谈。陶先生表示须回复德王才能决定。当晚在招待所陶对戚涛曾云：回去后如德王仍执迷不悟，他个人当“自求解放”。
在这次谈判中，陶布新与解放军十九兵团双方均未曾提及“西蒙自治政府”和“蒙古自治政府”的问题。但何先生在文章中却硬说：陶布新为代表来宁夏，向省方依然要求“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是这样的吗？试问何先生：德王仍然要求“统一东西蒙古”是由他自己领导“统一”吗？“实行自治”是由他自己领导“自治”吗？如果是指由共产党领导统一和自治，那么乌兰夫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就是统一了的东西蒙古，也实行了自治，德王还要求什么呢？
此外，陶布新这次来银川是与解放军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等首长会谈。陪同前来的是张钦武和戚涛，并非“向省方要求”，况省方只是暂辖阿拉善旗，也无权允许德王“统一东西蒙古实行自治”，何先生写文章竟不顾历史事实随意编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综观何先生的文章，死死拖住“西蒙自治政府”这块招牌不放，其政治目的何先生自己在文章的结尾中已说得很明白：许多年来，达理札雅、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依附国民党，分任国民党中央和地方职务，及至国民党反动政权垮台，失去了投靠，于走投无路之际，为了最后捞取一点政治资本，不惜再来一次政治投机。
不过其中达理札雅与何先生的景况大不一样，达理札雅有一个地区广大，政权完整的阿拉善旗，军政人员文武齐备，还有一个千余人的武装部队，是有相当“政治资本”的，不似何先生那样两袖清风，仅凭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混日子，达札理雅用不着另外“捞取政治资本”。何先生处处把达理札雅与自己同列，是欲借达理札雅的“政治资本”以自重，因为达理札雅还是“蒙古自治政府”的“副主席”，何先生借达先生的实力和声望是顺理成章的。
但是吾人必须指出：自从杨得志司令员认定“西蒙自治政府”并不存在，解放军不能承认以后，达先生即以阿拉善旗札萨克兼区防司令的身份谈判和平解放，再未提及“西蒙自治政府”或“蒙古自治政府”并积极协助解放军十九兵团，命令自己所属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迫使德王缴械投诚。同时，达先生自己也从未说过他曾以“西蒙自治政府”的名义通电起义，此为历史事实，不容任何人歪曲，何先生硬把达理札雅拉在他“西蒙自治政府”的旗号之下，绝非达先生的本人意愿！
现在的问题是，当年参加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所有军政人员没有一个承认是由何先生的“西蒙自治政府”领导的，他们都决不承认阿拉善旗与“西蒙自治政府”是一家，他们统通认定“西蒙自治政府”这个名称是解放前夕何先生等糊弄出来的口号，实际并不存在！德王的“蒙古自治政府”也是“外来人”在阿拉善旗演出的一幕滑稽剧，昙花一现随即垮台，与阿拉善旗无干！阿拉善旗人民所得到的不过是几千只羊和骆驼的损失罢了。
内蒙军区政治部陈建升处长及于春升先生说得好：何兆麟、巴文峻在阿拉善旗是逃亡身份，没有资格代表阿拉善旗起义，“西蒙自治政府”也从未得到解放军十九兵团的承认！阿拉善左旗统战部许定国先生也曾说过：“西蒙自治政府”连国民党也未曾承认，共产党更不可能承认它！
因而吾人奉劝何兆麟先生：“西蒙自治运动”的口号和“西蒙自治政府”的招牌都可以休矣，《西蒙自治运动始末纪实》这篇宏文也应该及时收起。因为《内蒙古文史资料》是严肃的史料汇编，不能由于何先生的文章而蒙受不光彩！同时何先生的文章已引起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许多原阿拉善旗起义军政人员的愤慨，影响所及自不待言，幸何先生注意及之。
1984年2月15日于五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