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文秀布音孟柯玛希巴图
一、青年时期
达理札雅字锐荪，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农历腊月十二日出生在阿拉善和硕特旗的定远营。其父塔旺布里甲拉，母名姜静德，共生他们姐妹5人，他同胞兄幼小夭折，二弟名达都拉旺希格，三弟名达穆林旺楚克，妹名塔祉华。
达理札雅的幼年时代是以阿拉善和硕特亲王的阿哥身份度过的。其母太福晋姜氏教子甚严，他在慈母的管教下，自幼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加以他天性聪颖，在封建的王公家庭形成了浓厚的道德伦理观念。
在他14岁时，其父塔旺布里甲拉携眷居住北京。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王朝被推翻，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政府成立。当时居住在北平的塔王曾经积极赞成共和，并出任袁世凯政府在京都翊卫使和蒙藏院总裁等职务，因而全家长住北平。
此时的达理札雅正值少年时期，生活习惯已完全城市化了，能讲一口流利的北平话，并在北平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先跟汉文老师张煜学习汉文，主要课程为四书五经，嗣后有从师蒋先生学习英法文，后又跟阿拉善旗蒙文程度很高的俞世珍老先生学习蒙古文。在老师的精心教导和父母督促指教下，他的学业进步很快，尤其是汉文程度较好，阅读、写作能力大进。
那时北平市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五四”运动后，欧美各国的民主进步思潮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各方面的革新人物纷纷在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集会结社、建立党派，大力提倡新学，进行革命。
此时住在北平的达理札雅，当然也接触了许多新学知识，经常阅读各种报刊、杂志，广开见闻，并在北平社会上广泛交游，曾和当时的一些上层人物交朋友，如张学良、于学忠、宋哲元等人都和他有交往，同这些人的交往中，极大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政治视野、人情世故等方面的知识，对未来的事业上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他还曾担任过袁世凯的侍卫武官。
在思想、性格、情操等各方面也都日渐成熟，思想已倾向于民主进步。他天性孝友，性情敦厚温和，待下宽厚，平易近人，很少有一般贵族子弟的纨绔习气。除了学习文化知识外，他还兼习骑射，尤其对养马匹有特殊爱好，曾畜养名马40余匹，指派专人喂养，雇用有骑师为他调教驯马。他本人的骑马技术是很精良的，经常带领下属及侍卫人员跑马射击为乐。他还有另一爱好就是照相。大公报社的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写道：“骑马，打枪，照相是达王的三大爱好”。
由于年龄的增长，他已到了结婚的年纪，于是和晚清皇室贝勒载涛之女金允诚婚配，婚后伉俪情笃，相敬如宾，先后生下六女一子。
在此期间，发生了不幸事故，即1931年春，他二弟达都勒旺希格在北平死于车祸，弟媳服毒殉节。年老的父王因爱子的不幸，悲痛万千，思念成疾，也在同年7月谢世！
塔王逝世后，当即呈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旋即由国民政府行政按蒙旗惯例，正式任命达理札雅继承父职，为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于1931年12月在北京府邸就职，受到北平有关方面的大员及友好人士的祝贺。
二、袭位后的事迹
阿拉善旗地处中国西北边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土地面积19万平方公里，有广阔的牧场；有丰富的煤、盐、硝等矿产资源；还有名贵的药材。虽有如此丰富的物产，但是因地处荒漠偏僻，人烟稀少，风大雨少，交通闭塞，与外界很少往来。加之缺少文化知识，牧业生产落后，牧民生活贫困，除负担王府及旗衙门征收的包道税和差役外，还要受寺庙和商人剥削。
由于各种剥削压榨，使得广大牧民群众的生活长期处于贫困之中。一旦遇到大旱之年，牲畜死亡，粮食短缺，牧民群众只有在饥饿线上挣扎了。
这里需要交待达王袭位前的一些事，民国初年，因老王爷塔旺布理甲拉在北洋政府供职长住北平，旗内政府委托当时的协理、章京及几个有声望的贵族台吉管理，除有重大事件，派员赴北平请示外，一般事务只是照章行事。但时间一长，便产生矛盾。加上当时国内军阀混战的影响，使这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互不团结，发生摩擦，各自为政，塔王离阿拉善旗近20年内，曾连续发生了几起武装内乱的“小三爷事件”、“南寺活佛”和“毛巴特尔”事件等。这些武装叛乱，造成阿拉善旗政治上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的局面，极大的破坏了牧业生产，加之连年干旱，在这种天灾人祸的侵袭下，使全旗牧民陷入更加贫困的深渊。
达理札雅正是在这种四分五裂，动荡不安，牧民生活极端贫困的严重时刻，承袭阿拉善旗札萨克职务的。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达理札雅并没有畏难退缩，而是以继承祖宗基业，造福于全旗牧民群众的远大理想，毅然肩负起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职务。他首先团结旗内上层人物和贵族，取得他们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方面。蒙旗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沿用清朝时代的王公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的，因此，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按旧制只任命一个札萨克执掌旗政外。对旗内具体军政事务则不予过问，蒙旗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利。
当达理札雅担任札萨克后，虽然极力革新，但也局限于历史条件，不可能完全废除王公制度。他采取的是折衷办法，保留了部分旧制度，也采用了一些新办法。首先撤销了旧衙门（也称印房），成立了新的阿拉善和硕特旗政府。他任札萨克，札萨克下设立正副二协理，为札萨克的助手，协助札萨克处理全旗军政事务。协理之下设管旗章京数人，为行政事务的执行者，以下设立具体办事机构，计有4个处：政务处、财政处、秘书处、教育处；司法方面，将旧有的听差处（也叫堆子）、改为理事官厅。定远营城内设立了综合性机构，名称为定远营稽查局，用以处理汉、回等族居民和商人的行政事宜，办理警务的地方税收工作。
旗以下划为36个巴格（相当于乡），管理牧区地方行政事物，又在与外界发生事务较多的磴口、四坝、东努尔盖等地设立三个总管公署，处理汉民和旅蒙商的一般事务。
人事上，选拔了一批有声望，有资历而又具有一定工作能力和文化知识的中青年人士进入旗政府任职。如任命罗恩凯巴图和罗巴图孟柯为正副协理，任命陈爱尔德尼巴图、段巴图尔、白图布巴依尔为正副管旗章京，任命陈那笋巴图、胡艾立佐巴依尔、黄孟柯艾立佐、李巧格登、左甲木英敖迪布、金对岱、罗月亭、俞世珍、谢尚德等人为旗正副各处正副主任；任命达尔扎布（张仁）为理事官厅总管；张元忻为稽查局局长；艾尔肯木（杨富存）为磴口总管；司巧英为努尔盖总管，聘用文化程度高而富有行政工作经验的汉人担任旗政府秘书长或秘书职务，负责对外公文起草事项。各巴格（相当于乡）也都选同样正直而能干的人担任巴格达木尔和保什嘎，这就使旗政府的组织机构及地方组织健全完善。
从此之后，立即下令废除旧的陈规陋习，免除封建的跪拜大礼，上下老幼之间以及社会交往中，一律实行鞠躬礼。裁减府内夫役，缩减王府开支，减轻财政负担。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则仍沿用旧的义务轮换制。上班期间由财政处发给口粮、砖茶等生活用品，其他自理。
接着发布了禁烟、禁赌、禁娼等禁令。严禁盗匪及一切不法行为，使全旗各族人民各安其业。
军事方面。建立了8个保安大队，这8个大队是在清朝政府颁令建立的阿拉善和硕特旗亲王亲兵马队的基础上改建的，任命罗曹格图盖力勒、杨富存等人为各大队长。兵员无定额，沿用历代传下来的寓兵于牧的政策。凡旗内蒙族男性青年，年满18岁都要服兵役。平时大部分人在家放牧或打猎，只有少数士兵在旗政府的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或供其他方面差遣之用，也是轮换制，两个月换班一次。如有重大事变，需用武力时，一声令下，就可以全旗出动，凡是青壮男子，都能自带枪马集中待命。新建立的保安大队概仍其旧。只是在武器装备上和士兵待遇进行了一些改革。
通过达理札雅他本人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私人交情，由张学良给补充一批武器弹药。又由国民党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拨给步枪500支，轻重机枪和迫击炮若干挺，更换了原来使用的火枪、老套筒等旧式武器，增加了战斗力。
官兵待遇，在上班期间除供给原定的军粮45斤，砖茶1块，燃料若干并发给少数零用钱，还发给军装。聘用军事教官，以新式操法训练士兵，并举办了两期军事训练班，受训人数100多名，培养了骨干力量。
阿拉善旗原在贺兰山各山口及边界周围各个重要道路口，设有边卡40余处，各派卡长1名，卡兵若干名，用以防守边界，盘查行人，防范盗贼土匪，向旗政府报告消息。对这些防卡也进行了整顿，任用年轻能干的人担任卡长，加强了防范。
财政税收方面。阿拉善旗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农业很少，只有东北部的磴口至四坝一带有农田5万余亩。沿贺兰山的水土条件较好的沟口和定远营城周围也有一些耕地，约万余亩。
由于经常受旱灾的威胁，阿拉善旗牧业生产落后，牧民生活贫困，而磴口一带农田之利，因义和团反帝运动失败，三盛公天主教堂趁光绪庚子赔款机会，提出赔款要求，遂定由阿拉善旗赔银5万两，当时阿拉善旗只能交出白银2万两，尚欠3万两无力交出，为此教堂方面提出以三盛公一带的土地作为抵偿。阿拉善旗无奈，把三盛公一带的土地为十年租给教堂所有，因而多年来阿拉善旗财政收入很少，入不敷出，左支由绌。达理札雅继位后，对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于民国24年（1935年），对教案进行清理，收回全部土地所有权，与教堂重新订立合同，令其向旗政府交纳租粮，充实了府库。
阿拉善旗有号称“聚宝盆”的大小盐湖多处，储量丰富，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质资料，也是地方财源之一，已开采的有吉兰泰、雅布赖、查干布鲁格、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多年来都是由官商合资的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生产食盐约数10万担。绝大部分利润为盐务局所得，阿拉善旗只能收极少数池租。对此阿拉善旗也采取措施，设立了自己的盐务所，派陈爱尔德尼巴图为所长，由本旗在吉兰泰、和屯敖包开采经营一部分，其他因本旗资金、人力不足、无力开采，仍由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池租作了合理规定，盐务局按年向旗政府交纳。
贺兰山一带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多年来也都是由富户、把头承包开采，从中牟利，旗上则没有什么收益。因此阿拉善旗对煤矿也加以整顿，将产量大的河拐子（即现在的乌达煤矿）收回，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其他几处较小的如呼鲁斯太、古拉本等矿，仍以合理租金包给私人开采。
定远营是旗政府所在地，近百年来就已形成集镇，至民国初年已十分繁华，俗有“小北京”之称。镇内有大小商号数十家；各种手工业作坊近百家；粮店、旅店十余家；饭馆近十余家；商业交易十分活跃。因其地位适中，东可通宁夏、包头、绥远以至京津等地，南至甘肃的兰州、平凉及河西的武威张掖等地和青海西宁。北至河套，均有驼马大道相通。每到秋冬季节骆驼起场后，四方商旅、农牧民云集，进行交易活动，市面一派繁荣景象，是阿拉善旗的主要税源。对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是在定远营稽查局内设立税务股，专司税收工作。参照邻近各地收税办法，制定合理税率，向商民征收一定的税金。
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得力措施，使阿拉善旗政府的财政面貌大为改观，财政收入大大增加。
兴办教育。在达理札雅继位前的阿拉善旗，从来没有学校，识字的人很少。除政府官员一般都能粗通文字外，全旗牧民几乎全是文盲。记得民国初年只在定远营有3名蒙汉文私人塾师设私塾授徒，再就是旧印房有达司呼勒即练习生制，选拔青年到衙门学习蒙文，成绩好的可充当下级官吏，除此再无别的教育措施。
在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基础上，着手兴办教育事业，民国25年（1936年），在定远营设旗立完全小学一所，分蒙汉文两个部分。学制初小4年，高小2年。任命蒙、汉文兼优的公爷塔旺策林为校长，聘用蒙汉文教师数人任教。所授课本是国民党教育部颁行的白话文标准课本，蒙文教材仍用旧本教读。在他的府内设立初级女子小学一所，由他的夫人金允诚亲自担任校长，其后在定远营又设立一所蒙文小学，专收牧区儿童，在磴口设立初级小学一所。这些学校的学费完全是公费，随着入学学生的增加，学校逐年都有扩大，教员人数由原来四五人增加到20余人，还办了一个简易师范班，培养师资。并把本旗高小毕业生保送到兰州中学、兰州女中、兰州师范、陇东师范、宁夏黄渠桥绥宁师范等中等学校深造，为本旗培养出不少有用人才。
由于上述各项有力措施的执行，使阿拉善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上下齐心协力发展生产的政治局面，初步改变了广大牧民的贫困面貌，加之那几年气候转好，风调雨顺，普降大雨，广阔的草原，到处牧草丰茂，大小牲畜膘肥体壮，牧业生产获得了大丰收。广大牧区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人欢马壮的兴旺景色。
民国26年（1937年）秋季，在定远营城东郊贺兰山脚下的大草滩上，举办了一次数十年未曾举办过的盛大的那达慕大会。在大会上进行了蒙古民族传统的文娱体育活动。全旗大部分牧民，携带帐篷、马匹前来参加，邻近各地的商贩们，也驮载百货前来赶会，这次盛会历时20余日，热闹非凡，盛况空前，也是当时阿拉善旗繁荣兴旺的标志。
三、在抗日战争时期与国民党马鸿逵反动势力周旋争执经过
正当达理札雅整顿旗务，带领全旗牧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时刻，抗日战争爆发了。阿拉善旗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抗日战争的影响。首先是国民党加紧对这块边疆要地的控制，设立军事专员办事处；蒙藏委员会派来协赞专员，驻在定远营就近监督；国民党在阿拉善旗建立了特别党部；三青团在阿拉善旗建立了分团部；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也建立了秘密组织，进行活动。对国民党的监督、控制，达理札雅是无法摆脱的，只能以消极态度与之应付、周旋，以保阿拉善旗地方安宁。其次是盘踞宁夏的军阀马鸿逵，早就想把阿拉善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大地盘，实现其扩张野心。他以地理相近的优势，打着蒙汉分治的幌子，于民国22年（1933年），强行割去阿拉善旗磴口巴格的大片土地，设立了磴口县，抗日战争初期，马鸿逵在定远营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阿拉善旗分处，强行接管市镇的行政工作。在市区内建立保甲，清查户口，为其征兵、收税，又派来宁夏省银行办事处，后改为富宁商行办事处，还设立了一个木料场，派来马宝琳的警备旅驻扎定远营，从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控制了阿拉善旗。
对马鸿逵的这种扩张野心，达理札雅采取的是抗拒办法，和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如马鸿逵在强占磴口巴格，设立磴口县之后，要在三盛公建造一座城池。此事即遭到阿拉善旗府的拒绝，并曾使用了武力，迫使马鸿逵取消建城打算。
达理札雅在定远营镇内加强充实稽查局，在稽局警务股下设一个40余人的警察队，理事官厅增设30余人的法警队。并对保甲长、商会、各手工业行会加以控制，严格禁止保甲长到牧区及定远营城内抓兵。用这些办法与马家势力抗衡，这就触怒了马鸿逵，他便于民国27年（1938年）初，以3个团的兵力围攻定远营，收缴了全部武器和无线电台，强迫达理札雅全家离开阿拉善旗软禁到银川，以后又送往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处软禁达近7年之久。
同时马鸿逵对阿拉善旗又使出更加恶毒的手段，实行粮食封锁，想把阿拉善旗人民饿死。他严禁宁夏一带的粮食进入阿拉善旗，由他的军警联合都察处在定远营周围各主要交通要道日夜巡逻，抓获贩运粮食的商贩、驮户，人即治罪，车马、骆驼、粮食等充公，造成阿拉善旗境内粮食奇缺，粮价飞涨，广大劳苦大众都在饥饿线上挣扎，而一些有势力的官僚，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大发横财。
当达理札雅全家被软禁兰州期间，旗内事务则由协理罗恩凯巴图、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段巴图尔、白诚禧等人主持。而他本人虽是身在兰州而心怀故土，经常与旗内函电往还，遇有重大事务则派人联系，指示办法，与国民党应付，与马鸿逵抗争，终于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保住了城镇，稳定了牧区。
趁达理札雅离开旗下之机，马鸿逵又耍出花招，以抗战需要为名，编造一些毫无根据的理由，呈报国民党中央行政院，要在定远营设县，企图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该为县政府，与旗政府对立，造成旗县并存局面。
达理札雅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与罗巴图孟柯等取得联系，以阿拉善旗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数百年来都是直属中央政府为根据，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举出充足理由，急向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长官部具文呈报，指出定远营不能设县。实际上蒋与马之间是有矛盾的，国民党并不希望马鸿逵的势力扩大，这份呈文报上去后，经蒙藏委员会慎重考虑后，对马鸿逵在定远营设县的报告未予批准。这个阴谋被戳穿，使马鸿逵大为恼火，他曾下令宁夏省政府住远营办事处和驻军，要把这个起草这份呈文的秘书王克昌抓往银川处置，幸好旗政府早有准备，暗中派人把王克昌从草地护送到兰州，王克昌秘书才幸免于难。
对于达理札雅被软禁的事件，达理札雅他本人曾费尽周折，亲赴重庆向国民党申辩并揭露马鸿逵的扩张野心和对他的诬陷。后又经旗内上层人士罗巴图孟柯、罗恩凯巴图、陈爱尔德尼巴图、段巴图尔、张仁、张远忻等人联名上书蒙藏委员会和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申述蒙民对达理札雅的深厚民族感情，强烈要求达理札雅回旗执掌旗政，这样才迫使蒋、马同意让他回旗。于是达理札雅于1944年8月携眷由兰州回到阿拉善旗，受到政府官员和牧民的热烈欢迎。
此时的抗日战争已近尾声，胜利在望，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大打内战，因而对达理札雅的办法也有所改变，由原来的监视、控制改为拉拢、利用，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将衔区防司令部司令等职务。于1946年9月开始发给粮饷、装备，扩充原有的区防司令部机构，下属1个骑兵保安总队，总队下属5个中队，1个通讯分队，1个勤务分队。共有官兵1300余人，战马1000余匹，骆驼400余峰，作为地方保安团队。
国民党特别党部，三青团分团部，专员办事处等机构此时则加紧进行反共宣传活动，为大打内战制造声势。但是达理札雅对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并没有积极执行。他所抱的宗旨是继承祖业，保境安民。对国民党消极应付，在旗内一面操练士兵保卫地方；一方面安抚牧民，加强团结，安心生产。
此时的马鸿逵并未放弃其向阿拉善旗扩张的野心。他积极配合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定远营大肆抓兵、征税，经常派1个营的兵力驻守镇压，使得这一时期的定远营百业凋敝，居民四散逃亡，整个城镇内几乎看不到青壮年男子的踪影，市面一片萧条。当实在无兵可抓时，马鸿逵就改用以马代丁或以驼代丁的办法进行压榨。其办法是以4匹好马顶1个兵，或4峰骆驼顶1个兵，残酷压榨老百姓，造成商号倒闭，民不聊生，广大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人民群众对蒋介石反动派的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苛政是恨之入骨的。
时至1949年，当全国人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的解放战争，在全国各战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反动政权即将彻底垮台时，定远营又演出了一场令人发笑的闹剧，那就是以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为首的所谓“蒙古自治”活动。他们经过几个月多方活动，于1949年7月急急忙忙在定远营组成了“蒙古自治政府”。在这场闹剧中达理札雅虽被选为副主席，但内心思想并不赞同德王和李守信一伙的这种做法，只是因为当时阿拉善旗还处于各种反动势力的包围之中。迫于形势，只能虚与应付而已！达理札雅的继承祖业，保境安民的宗旨，并未改变，达理札雅曾向旗府官员们表示说：他们失去地盘才跑到我们阿拉善旗来搞蒙古自治的，不是我请来的，他们搞的是蒙古自治运动，在这顶大帽子下面我们不能拒绝他们，但是我们也要绝对保持阿拉善旗的独立性，不能让他们插手或干预我们的旗政。
这时，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即将取得胜利，国民党军迅速土崩瓦解，西北重镇兰州就要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宁夏，眼看大势已去，顽固到底的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李守信、苏和巴特尔等于1949年9月20日率领残部，匆忙逃出定远营，向中蒙边界的图克木庙、沙尔札、拐子湖一带流窜去了，变成一群流寇，给阿拉善旗北部牧民带来极大祸害。从此，成立不足两个月的“蒙古自治政府”便短命夭亡。
四、和平起义
当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立足不住，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席卷全国的时候，反动派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企图利用马鸿逵的残余兵力，组成宁夏兵团，以马鸿逵之次子马敦静为司令，妄想利用贺兰山天然屏障，设防阻止大西北的解放，特派军令部长徐永昌从广州飞来宁夏和绥西陕坝，给这一带的残余势力打气，妄想把河套地区残余反动武力和宁夏马家军撮合在一起，抗拒大西北的解放。
1949年7月徐永昌飞抵银川后，即用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和他见面。当时达理扎雅和白海风及他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去银川与徐永昌会面。见面后，徐首先谈了一下当前国内的形势和宁夏地区军事部署情况后，便向达理札雅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关于马家军在贺兰山设防问题，这事至关重要，阿拉善旗必须大力支持，以便贺兰山的防务设施早日建成。第二，关于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与德王、李守信的新一旅配合问题，必须抓紧进行，以期在贺兰山以北的大草原开始游击战。至于武器弹药以及一切军用物资，可以空运补给。并胡说只要能坚持3年，国民党军便能反攻回来。第三，是徐再三拉拢达理札雅去台湾，并说住在大陆会有危险，人身、财产都不安全。与此同时马敦静也向达理札雅施加压力，提出要阿拉善旗支援他军马300匹，全副鞍具的运输骆驼1000峰。此时，达理札雅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既没有被徐永昌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也没有被马敦静的威胁所屈服。他首先向徐永昌表示绝不去广州和台湾。对马敦静的要求，则用拖延应付的办法，以天旱驼马乏弱，无法征用为由，推掉了事。
实际上，此时的达理札雅早已在考虑自己的出路问题了。面对现实，自己将如何办？摆在他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率领全旗各族人民和平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另一条是自己携眷外逃，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底，走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何去何从？在选择上他曾感到犹豫、彷徨，有些举棋不定，但在思想上，他早已倾向于率领全旗人民和平起义的道路。
随着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和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达理札雅对和平起义，思想上已经有了准备，政治态度也日趋明朗化。特别是当他听到老朋友张治中将军脱离国民党政府，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消息，对他的思想启发更大。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兰州进军之际，刚好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主任朱门正在兰州公干，达理札雅遂电令朱门就近与西北野战军取得联系。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阿拉善旗代表朱门随同兰州各界民主人士、起义人员欢迎了西北野战军，谒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彭德怀司令员见了朱门很高兴地说：“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让联络部长范明转告朱门随十九兵团赴宁夏，早日返回定远营。朱门一回来就他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向达理札雅及政府官员们作了详细的汇报。大家是第一次听到共产党的态度，感到亲切、温暖，心中有了底，消除了疑虑。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1949年9月23日，以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的名义，代表全旗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去致敬电。电报内容的大意是：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束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分别向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去了电报，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阿拉善旗，并派出罗瑞光、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翻译蒙太等人星夜前往银川黄河仁存渡渡口欢迎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会见时杨得志司令员对阿拉善旗的行动甚表满意，重申了不向阿拉善旗进军的决定，要求蒙旗地方部队，要确保地方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并邀请达理札雅在适当的时候来银川会晤，当面商谈阿拉善旗起义后的有关事项。达理札雅深感安慰和鼓舞。经过会谈达成了有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口头协议。
从此，一个完整无缺的阿拉善和硕特旗，在达理札雅的率领下，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祖国的和平统一，各民族的大团结，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很大的贡献。
达理札雅的这一爱国明智行动，是他一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转折点。由一个封建王公出身的人，经过许多坎坷曲折的道路，冲破蒋、马反动势力的阻挠，终于投入伟大革命阵营中来，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光明大道。他这一行动是正义的，称得上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的人们赞颂的！
达理札雅便依据宁夏省委和军管会关于处理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口头协议，着手作好旗政府改组和军队整编的准备工作。
同年10月间宁夏省委派云祥生、郭全德等人带领工作组来到阿拉善旗工作。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为副书记。从此，阿拉善旗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展开了民主建政和改革工作。首先根据民族自治政策的原则，于1950年5月，将旧旗政府改组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罗巴图孟柯、云祥生、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副主席。并以曹动之、段巴图尔等16人组成政府委员会，以巴文峻为秘书长，以李文钦、朱门为副秘书长。在旗人民政府下设的职能机构有：政务处，处长胡艾力佐巴依尔；财政处，处长左甲木英敖迪布；文教处，处长齐图门巴雅尔（齐文魁）；秘书处，处长谢尚德；生产事业处，处长张仁；卫生保健处，处长王栋云；公安局，局长斯琴别力格（李树德）；人民法厅，法官于培根。基层36个巴格也都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撤销了区防司令部，将骑兵保安总队改编为造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纵队，任命罗巴图孟柯为总队长，朱字春为政治委员，罗曹格图盖立勒（罗瑞光）为副总队长，罗布音特古勒德尔（罗永寿）为参谋长。
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诞生，标志着统治阿拉善旗有250多年的封建制度结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自从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旗与巴格之间，建立了区一级的苏木公署6个，成立了苏木工委，加强了党对牧区的领导；（2）根据党对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成分，牧工牧主两利政策的原则，规定牧工的合理报酬，促使牧业生产的大发展，牲畜头数迅速增加；（3）调整了定远营市区的房租，并承认了回、汉族居民的房屋所有权；（4）在磴口现实行土地改革。将旗地、庙地及上层人士的所有土地分给了农民；（5）八大寺的大喇嘛、僧官由寺庙自由选举，政府不再任命；（6）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全旗各族人民捐献人民币160多万元；（7）根据宪法实行普选，召开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8）在达理札雅的带动下，政府官员与富户，把他们在定远营四郊及沿贺兰山一带所有土地，自愿献出，分给农民，实现了定远营地区和沿山4个巴格的农业合作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动下，又实现了私人资本工商业和手工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生产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上，曾于1952年7月间，召开了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盛大的那达幕大会，用以庆祝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参加大会的牧（农）民共15000余人，会上进行了民族传统形式的体育项目和球类、田径等比赛，宁夏省党政领导对此也非常重视，副主席孙殿才、马腾霭等领导同志都来祝贺，还带来歌舞团、电影队为大会助兴。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可以说是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会。
至1954年宁夏省建制撤销，阿拉善旗自治区划归甘肃省领导，改为巴彦浩特蒙古族自治州，达理札雅担任州长，并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6年划归内蒙后，又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卓尔盟，达理札雅仍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巴盟盟长，他还被选当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担任上述各项重要领导职务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关怀下，达理札雅一直忠于职守，勤奋工作，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
当达理札雅正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争取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使全党全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许多革命老前辈，各民主党派，各界专家学者，知名人士都遭受迫害，有的致死。达理札雅这样一个封建王公出身的人，当然是在劫难逃。他的家遭到冲击，抄查，财物被劫持一空！在巴彦浩特镇的祖坟被挖掘，灵堂被拆毁，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
此时的达理札雅，因年老体弱，患了严重疾病，与年老多病的夫人金允诚居北京住宅，在家休养。而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还不放松对他的迫害，最后派去“红卫兵”多人，到北京把达理札雅揪回呼和浩特又转前巴彦淖尔盟公署所在地巴彦高勒市批斗，终于1968年11月8日在巴彦淖尔盟二中批斗时，死在会场上。
达理札雅先生的一生是值得赞颂的，他自从1931年28岁起，承袭父职，执掌阿拉善旗旗政以来，历经许多艰难险阻，团结全旗人民，为阿拉善旗的地方建设，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维护阿拉善旗这块边防要地的完整和广大牧民群众的利益，费尽苦心，竭尽全力，与蒋马反动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因此，他曾被蒋马反动派软禁兰州达近7年之久，他始终没有被蒋马反动派的软硬兼施，威胁利诱所屈服。
当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即将胜利的时刻，他有机智地摆脱蒋马反动派和德穆楚克栋鲁普及李守信一伙的种种阻挠，毅然率部起义，为解放阿拉善旗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的这一功绩是肯定的。
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对达理札雅先生十分关心，曾几次接见过他，当面教育、鼓励他，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曾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敬献锦旗，以表示自己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心。他特别关心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可惜的是这样一位蒙古民族的上层人物，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进步的思想人士，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的极“左”路线的迫害，含冤去世，不能不使人们痛惜！
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粉碎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以后，落实了政策，达理札雅先生的冤案才得到了彻底纠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79年2月13日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为他和他的夫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对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强加给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他们夫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其子女亲属和受株连的其他亲友表示慰问。
追悼会隆重举行，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伟大、正确，也可以告慰达理札雅和金允诚女士在天之灵了！
这篇资料，是我们记忆所得，因限于文化水平，写得很不完全，遗漏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知情者和达先生的子女亲属给予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