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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摩挲中国文明 (8)

余秋雨先生在《行者无疆》的结语中说道:“就一种文明而言,只有失去了生命而成为废墟,才会单方面地听凭别人品头论足……”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王朝——秦朝建立。当时的学术界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严重阻碍了秦始皇所征服的原六国民众思想的统一,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

公元前213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秦丞相李斯进言,说诸子百家“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秦始皇为了统一原六国人民的思想,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这一运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史称“焚书”。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二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入关,三是董卓移都,四是刘石乱华,五是魏师入郢。

而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迷信方术和方术之士,认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求得长生不老之药。他甚至宣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而一些方士,如侯生、卢生之徒,也投其所好,极力诳称自己与神相通,可得奇药妙方。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许诺和种种奇谈总是毫无效验,骗局即将戳穿。而秦法规定:“不得兼方,不验,辄死。”因此,侯生、卢生密谋逃亡,在逃亡之前,还说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贪于权势”,未可为之求仙药。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遂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书生,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名书生和方士以巨石掩埋,同时还谪迁了一批人至北方边地,史称“坑儒”。

秦王焚书坑儒,焚的是诸子百家除法家外的思想著作,坑的是儒家弟子。他的本意是巩固自己的统治,统一六国百姓的思想。从性质上讲,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两者只是起因不同而已。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则是身为汉儒的司马迁。

余秋雨先生在《天涯故事》中提到“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实质性的进步,都是由于从种种不正常状态返回到了常识、常理、常态,返回到了人情物理、人道民生。包括我们亲历的当代历史进程,也是如此。”从实质上来看,“焚书坑儒”其实是一次统一思想的运动。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政治结构上,废除了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施行郡县制;在文化上,统一了文字,以小篆为标准的官用文字;在经济领域内,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一统的基本要素,是国家强暴力能够控制的要素。但有些东西是国家强力结构很难驾驭的,特别是在秦朝初年,战国时期刚结束,百家仍然在争鸣中,思想领域内极度混乱,而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就取决于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行,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才能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统一措施有效。

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而秦国信仰的是法家,实行以法治国并因此富国强兵,最终横扫六合统一天下。儒家尊古,而秦始皇统一中国偏偏是新事务,他采取的措施也都是些新措施,这些东西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从而取得失去的权势。

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秦始皇在找到了几个儒生茬之后,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是激烈了点,但客观效果明显。虽然统一的秦朝只持续了十几年,但秦朝以后的所有统治者,无一不把统一思想看成维护统治的关键手段,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大一统思想正式形成。此后所有的统治者,基本上都把儒家思想作为国家的核心思想。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秦朝“坑儒”,和汉朝的“尊儒”,其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统一思想。

实际上从汉朝以来,所有的封建统治者,基本上都是施行的“阳儒阴法”,或者是“实法名儒”,就是表面上是采用儒家观点,实际上却是法家的手段。皇帝用法家的方法统治天下,而用儒家的学说教化百姓。法家强调的是权、术、势,古人把这些东西当成是帝王术,作为驾驭百姓群臣的方法;而儒家学说主要是强调仁和礼,仁和礼最大的益处就是从道德上形成行为自觉,而不用采取暴力措施,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好工具,所以历代统治者都用儒学教化天下。而当年秦始皇由于没有认识到儒学是可以利用的,所以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在全国统一思想,也就是统一信仰,秦国就很难施行正常统治,尤其在六国后代欲谋复国的复杂形势下,他必须有所选择地采取一些措施,借以求得人心统一江山万年。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特殊背景下,不统一思想根本无法进行统治,客观上,思想争论不能持续太久,一个文化繁荣期后,要有一个总结,也就是要停止无尽无体的无谓争论,必须快刀斩乱麻,以铁腕结束这个繁荣期,进入统一期。

余秋雨先生还提到“只有在现代的喧嚣中,废墟的宁静才有力度;只有在现代人的沉思中,废墟才能上升为寓言。”在谈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总有人会提及康熙、乾隆的“文字狱”做对比。其实,两者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巩固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只是方式不同。清朝的文字狱,次数之频繁,株连之广泛,处罚之残酷,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满清统治者除了对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和经济压迫之外,在文化上也进行极权统治,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和打击,以达到消灭异端,钳制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一种社会退步,但从发展来看,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家的民族也便是没有发展的民族。

事实上,自有文字开始,也便有了“文字狱”,历史上的文字“废墟”又何止“焚书坑儒”、“文字狱”,中国的文明遭受了那么多次巨大的打击,仍能屹立不倒,本身就值得我们骄傲,我们又何必要求这么苛刻,非要辨出谁对谁错呢?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我们只能从昨天留下的废墟中挺进。“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我们只要把他们当做一面镜子,照亮古今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