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看，团结友爱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人际关系的伦理准则，是华夏社会和炎黄子孙繁衍不息、繁荣昌盛、稳定统一的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柱，是形成民族自强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美好风尚，是以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为内蕴实质的崇高的境界情操。
团结友爱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德和准则，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优良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了“仁”即“爱人”的道德学说，奠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友爱互助、精诚团结的伦理思想基础。孔子以后的儒学大师诸多代表人物，在仁爱互助的伦理道德方面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补充、发挥和深化。像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孟子提出“仁者无敌”，“得道多助”，诸葛亮提出“集众思，广忠益”，等等，使仁爱、互助、团结、协力成为维系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公德准绳和行为规范，并逐步发展成为道德理论的体系。
团结友爱作为一种优良的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表现于社会历史生活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领域。这里有的是兄弟之间，骨肉相依，同命相连，相濡以沫；有的是朋友之间，亲如手足，休戚相关，患难与共；有的是君臣之间，君明臣贤，肝胆相照，同心同德；有的是民族之间，和睦相处，平等互助，友好往来；有的是国家之间，相互尊重，互通有无，共同发展；还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厚德载物”，胸怀宽广，包容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人遵循自然规律，有效地维护生态的平衡均势，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存。
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流传着许多团结友爱、精诚互助的故事，像“负荆请罪”、“高山流水觅知音”、“萧何月下追韩信”、“诸葛亮任人唯贤”、“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等等，都生动表现了古代杰出人物团结友爱的美德。
团结友爱作为一种优良的道德品格和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从历代劳动人民的生息存活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力还不发达，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社会，常常要依靠团结互助的力量才能战胜各种天灾人祸，并且在共同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创造了像都江堰一类的伟大工程，充分显示了人民并肩劳作、齐心协力的效益。特别是数以百千次的大小农民起义，或在局部短时间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或是推翻腐朽的王朝，迫使新的当权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恢复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宁，同样表现了农民劳苦大众团结战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
从历代统治者角度来看，凡是贤明有为，在历史上不同程度上做出贡献的君王，大多都能实行招贤纳土、知人善用，善于调动一切积极的力量，以形成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的政治局面。
从一个人的生活角度看，只有善与人处，能与人合作的，才能求得进步，求得发展，求得事成。所以，民间世代流行许多的谚语格言，像“一人有事，众人相帮；一家有难，众邻相帮”，“人多力齐推山倒，众人拾柴火焰高”，“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帮人帮到底，救人救到头”，“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等等，就是对劳动人民团结互助道德品格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概括。
团结友爱作为一种道德思想准则和情操行为，具有中华民族美行美德的鲜明特点：一是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渊远流长，根深蒂固，由古至今一脉相承，具有历史的悠久性和社会的延续性，并且与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保持着紧密的关系。传统的民族文化构成团结友爱道德行为的知识内含，团结友爱道德行为又构成传统文化的实践表现，使团结友爱的道德规范具有了文化的品格。二是形成了一种全社会共同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具有深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管社会历史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和坎坷，但团结友爱作为一种公德却为历代所继承、发展，特别是到了封建王朝濒临终结的历史时期，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时，这种历代相传的团结友爱道德品格便升华为一种抵御外侮的昂扬不息的爱国力量，一种不屈不挠、英勇战斗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三元里抗英和虎门焚烟的威武雄壮的场面，谱写了一曲曲中华民族凛然大义、精诚团结，共同反击帝国主义侵略的英雄史诗。三是它具有丰富的实践形态，又具有深刻的理论形态。自古以来，历代贤人志士、大家学派，都在总结中华民族团结友爱道德精神方面多有建树，形成了学说、系统和理论，具有道德理论的较高层次和水平。
团结友爱作为一种道德思想行为和社会公德规范，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文化，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发生了重大影响和重要作用。学习、总结、继承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不仅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了万众一心的铜墙铁壁，汇成了坚不可摧、排山倒海的时代洪流，终于取得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在进行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今天，弘扬传统美德的精神，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振兴中华，发展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现实作用，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使他们同心同德，团结友爱，致力于四化建设，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