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2月14日，上海牙膏厂党委按照退休老工人胡阿素的遗嘱，把她生前积蓄的价值一万多元的金条、首饰和人民币，全部献给国家。人们称颂她留下了一颗金子般的心。
胡阿素，出身在浙江宁波沿海一个渔民的家里，幼年靠打渔织网为生。抗战前，她随丈夫来到上海当了蚊香女工。后来，抗日战争爆发了，工厂倒闭了，胡阿素的丈夫也失业了，她唯一的儿子患上了肺病。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都落到了她的肩上。她就像中国许许多多劳动妇女一样，用她勤劳节俭贤惠的美德，承担着生活的重担。她没死没活地干，每天从事着12小时的工作，连吃饭也不停。每天吃饭，她总是带上一小袋米粉，忙里偷闲地吃上一口。但是，尽管她这样拼命地干，还是不能养活一家。没有多少日子她的儿子病死了。她的丈夫在生活的煎熬下死去了。
新中国成立了，胡阿素也开始了新的生活。中国劳动人民勤劳节俭的美德和长期的穷困生活，使胡阿素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她孤身一人，开始有了积蓄。1955年，她光荣退休了，国家每月给她4023元退休工资，并享受劳保待遇。她的生活安定了。这个苦了半辈子的女工，从心底里感谢党，感谢新社会。她退休后，有的人劝她该享享福了，吃点儿、穿点儿，别再苦自己了。但她不这样想，她总是对别人说：“我有了今天，都是党和毛主席给的，我现在的生活，要比旧社会好得多了，我现在很满足了。我现在用的钱都是国家给的，我要尽量节约，将来把多余的钱献给国家。”
她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生活俭朴到令人难以相信的地步。她那间八平方米的小屋里的东西是那样的简陋，墙角里放着几只板箱，糊在板箱上的纸，由于年代的久远，已经黄得发红。紧靠着板箱的是一只旧得发黑的被柜，窗下放着一张小方桌，地板中央放着一把用各种绳线修补过的破藤椅，床上的被褥都是补丁叠补丁的。无论是谁，见到这一情景都是很难想象，拥有这一切的主人，同时拥有着万元财款。和胡阿素住在一起的邻居们都说：“她真是不舍得吃、不舍得穿、不舍得用。”她住的房间墙上糊的纸因年久脱落，有的同志想帮她重新糊一下，当她知道要花好几元钱时，就婉言谢绝了。她平时不大舍得吃荤菜，经常买些便宜的蔬菜吃，衣服不舍得买新的穿，总是缝缝补补将就着穿。她一生没有穿过尼龙袜，总是穿线袜，破了就补补再穿。1979年夏天，胡阿素中暑了，别人劝她买一台电扇，她不同意，经过多次劝说，才由厂工会主席帮她买了一台旧电扇。但用了几次，她觉得耗电太多，又不舍得用了。前些年，她身体比较好的时候，吃水连自来水都不舍得用，大多都是用井水。她去世后，人们在她遗物中发现厂里五十年代发给工人的防护用品三星牌蚊香，剪刀牌肥皂，都还没有用完。
对于胡阿素的这些做法，有些人感到不理解，说她是“守财奴”、“吝啬鬼”。但是，她心中早就有了主意。1971年，她得知自己患了癌症，想到自己的有生之年已经不多了，便请了工会主席及弄代表，委托他们代笔，立下了遗嘱。她的遗嘱是这样写的：“我在旧社会受的苦是诉不尽的，我现在（能）过（上）这样好的生活，心满意足了。毛主席比自己亲人还亲，我现在吃用都是国家给的，我多用一点是国家的损失，所以，我尽量省吃俭用，积蓄一点钱，放在银行里，到我死后为止，有多少全部交给国家，任何人不得拿。”至此，她过日子更是克勤克俭，把个人的开支压缩到了最低的限度。这样，她每月都有相当数量的钱存入银行。
1981年1月，她的病情加重了，她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把当年和自己一起做过工的小姐妹，共居多年的老邻居和自己的外甥都叫到病床前，把自己一生的积蓄交待给大家。当人们打开箱子一看，都惊呆了，里面齐崭崭地放着一叠叠十元钱，一张张存折，一件件金饰品，价值一万余元。这些和她共过患难的小姐妹们流下了眼泪。大家知道，胡阿素要积蓄这些钱是多么不容易，是一点一点从牙齿缝里抠出来的。这是她一生的心血啊！胡阿素拉着小姐妹的手说：“这是我的积蓄，金子是我省吃俭用在解放初期买的，现在都交给国家！”有个小姐妹问他，你外甥待你这么好，你是不是留些钱给他，胡阿素老妈妈眼睛闭了闭，想了一下说：“我遗嘱都写明了”。
胡阿素这个一字不识的老工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她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用她认为最简单易行，切实有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无比热爱。当年，她不能为她唯一的爱子治病的时候，她没有想到将来会有这么多钱，现在有了这么多钱，她首先却想到了国家。从胡阿素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老一代工人阶级对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