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卷六《则天本纪》云：“载初元年秋七月，有沙门十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九月九日，革唐命，改国号曰周，改元为天授。”《唐会要》卷四十八：“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两京及天下诸州各置大云寺。”又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唐纪二十则天后天授元年（690)》记载：“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天下。”这一做法和隋文帝于天下置大兴国寺有同样意义，其目的就是利用佛教来证明自己的正统性。
《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则天后久视元年（700)记载：“太后幸三阳宫避暑，有胡僧邀车驾观葬舍利，太后许之。狄仁杰跪于马前曰：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胡僧诡谲，直欲邀万乘以惑远近之人耳。山路险狭，不容侍卫，非万乘所宜临也。太后中道而还曰：以成吾直臣之气"，
《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则天长安元年（701)记载：“春，正月，丁丑，以成州言佛迹见，改元大足。”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记载：“（永徽）三年三月，法师欲于寺端门造石浮图，安置西域所将经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经本散失，兼防火难。浮图量高三十丈，拟显大国之崇基。为释迦之故迹，将欲营筑，附表闻奏。”唐高宗闻奏后，建议玄奘用砖，敕云“师所营塔功大，恐难卒成，宜用砖造。亦不愿师辛苦，今已敕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接受了唐髙宗敕令之后，“于是用砖，仍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十尺，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南面有两碑，载二圣三藏圣教序记，其书即尚书右仆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笔也”。由此可见，玄奘所造之塔，是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支持下建造的，而且塔的形制模仿了西域制度，也就是印度样式，这与玄奘本人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又据《长安志》卷七记载：“（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永徽三年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窣堵婆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丼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此记比前文所引多了一句“砖表土心”，并说明了先造之塔的颓毁原因。同时，塔的高度也有出入，前云“高一百八十尺”，后云“崇一百九十尺”，“九”或为“八”之误。上述文献表明，慈恩寺塔前后经过两次修建，一次在唐高宗永徽三年，另一次在武则天长安时期。前一次是印度样式，后一次则为中国样式。
正是有了武则天本人对佛教的推崇，才有了舍利瘗埋制度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二、文献中所见的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瘗埋
唐代西去印度取经的高僧不少，代表人物有玄奘和义净。这些僧人不仅取回了梵文佛经，而且带回了印度佛像、舍利等，对当时的佛教造像和舍利瘗埋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武则天时期尤为突出。文献中有关这一时期瘗埋舍利的活动有不少记载，通过文献可以了解到当时瘗埋舍利的场所主要为“天宫”和“地宫”。
(一）天宫的修建
唐代佛塔目前所存者无几，而经过正式调查的更少，只能通过文献了解“天宫”的情况。如前文所云的（永徽）三年（652)三月所修建的慈恩寺塔，在唐高宗的支持下，玄奘在慈恩寺修建佛塔。“仿西域制度，不循此旧式也。塔有五级，并相轮露盘，凡高一百八十尺。层层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万余粒。上层以石为室”。这里所云的“石室”应当就是后来所云的“天宫”又《长安志》卷七云：“（慈恩）寺西院浮图六级，崇三百尺。永徽三年立，初唯五层，崇一百九十尺，砖表土心，仿西域堵婆制度，以置西域经像。后浮图心内丼木钻出，渐以颓毁。长安中更拆改造，依东夏刹表旧式，特崇于前。”又据《大唐西域记赞》记载，玄奘自印度回归之后，“请得如来肉身舍利一百五十粒”。玄奘在慈恩寺塔的每层和天宫中安放这些舍利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他修建该塔的目的之一，这种安置舍利的方式也与印度在佛塔覆钵部分安置舍利相一致。而武则天在慈恩寺塔的修建过程中，也曾经起了很大作用。
(二）仪凤时期的一次舍利瘗埋
通过文献和碑铭记载，唐高宗时期曾有过一次与隋文帝仁寿时期相类似的舍利瘗埋活动，这次舍利瘗埋活动就发生在仪凤二年（677)和三年(678)。
据《宋高僧传》卷第二十六《周京师法成传》记载，“仪凤二年，望气者云此坊（光宅坊）有异气，敕掘之，得石函。函内贮佛舍利万余粒，光色粲烂而坚刚。敕于此处造光宅寺，仍散舍利于京寺及诸州府各四十九粒。武后于此始置七宝台，遂改寺额”。在一些金石学着作中也收录有相关的舍利塔铭。如山西潞州梵镜寺舍利铭云：“舍利者，释迦牟尼如来般涅盘之真体也。通议大夫使持节潞州诸军事守潞州刺史上骑都尉贺拔正面承恩授，顶戴而还，凡四十九粒，为青白二色流瓶转匣，以大唐仪凤三年岁在戊寅四月丁亥朔八日甲午，安厝于梵镜寺旧塔之下。”
唐高宗仪凤时期的舍利瘗埋，一方面是为文武圣皇帝唐太宗追福有关。据湖北当阳玉泉山铁塔塔基地宫出土的石函上的刻铭记载：“圣宋天圣初，有前住持传法赐紫广教大师守珍因重修经藏，开掘藏脚基址，获一地宫，见石匣上有字号，原是大唐仪凤二年三月十日，天皇天后为夫主文武圣皇帝忌晨（辰——笔者注），天下诸州五所各度僧满四十九常令数足并造浮图七级。寺僧弘景禅师，德业时尊，后召人京，帝甚仰重，供养数年。禅师虽居凤阙，不忘林谷，因辞栖遁。”度僧四十九与散给京寺和各州的四十九粒舍利在数字上竟然一致，充分反映了这次舍利瘗埋是为唐太宗追福。另一方面，可能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如果回顾一下历史就不难发现，仪凤年间的舍利瘗埋活动与隋文帝在全国境内修建舍利塔瘗埋舍利非常相似，给京寺和各州县的舍利数量均为四十九粒。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仪凤时期，武则天已与唐高宗并称“天皇天后”，她应当参与了当时的舍利瘗埋。与此同时，武则天以周代唐之后，还延续了仪凤时期的做法。据玉泉山铁塔地宫中出土的石函铭文云：“金轮圣皇帝后不屈高志，遂放还山，亲（授）舍利，令下塔中。以大周长寿三年岁次甲午七日丙朔二十四日己酉，道俗云集五千余人，下舍利于塔中。”据《旧唐书则天皇后》记载：武则天代唐之后，先后称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玉泉山铁塔塔基石函铭文表明，大周长寿三年的舍利瘗埋不仅得到了武则天本人得亲自授意，而且与仪凤年间所瘗数量一致，此可证仪凤时期的舍利瘗埋武则天不仅参与其事，而且很可能充当了重要角色，并将这一做法延续到了代唐以后。
仪凤时期的舍利瘗埋，虽然没有隋文帝仁寿时期的舍利瘗埋在历史上那样显赫，但意义不可小觑。武则天通过这次瘗埋舍利，从宗教角度奠定了她后来代唐的基础。
(三）对西游高僧取回舍利的供养
《宋高僧传》卷一《义净传》记载：义净“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以天后证圣元年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三百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旙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对于西行取经归来的义净，武则天亲自迎接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似乎与唐太宗欢迎唐玄奘归来有相似之处，隐约让人感到，武则天借助于佛教以自己和太宗相比拟的心境。
(四）武则天与法门寺舍利的供养
供养法门寺塔基地宫中的佛指舍利，在唐王朝是一件大事，自唐太宗到唐懿宗前后有七位皇帝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在武则天还是皇后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对于佛指舍利的热衷。显庆五年（660)春三月，唐高宗敕取法门寺舍利往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又据《佛祖统记》卷三十九记载：“（显庆）五年，诏迎岐州法门寺护国真身释迦佛指骨至洛阳大内供养，皇后(武则天）施金函九重，命宣律师送还法门寺。”又据法门寺出土的《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记载：“二圣（高宗、武则天）亲造九重宝函。”这些是武则天亲自参与供养法门寺塔基地宫所瘗埋佛舍利的证据，并据地宫中出土的《衣物帐》，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舍利容器中就有这一时期的遗物。
武则天即位之后，她本人还亲自主持过供养法门寺佛指舍利。据《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记载：“长安四年冬杪，于内道场因对敫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即魏册所载扶风塔是也。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嗥，与藏偕往法门寺迎之。时藏为大崇福寺主，遂与应大德纲律师等十余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昼夜……岁除日至西京崇福寺。洎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敕令王公以降洛城近事之众，精事幡华幢盖，仍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观灯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普为善祷。其真身也始自开塔戒道达于洛下。”又《宋高僧传》卷十四《文纲传》记载：“长安四年，奉敕往岐州无忧王寺迎舍利。景龙二载，中宗孝和皇帝延入内道场行道，送真身舍利入无忧王寺入塔，其年，于乾陵宫为内尼受戒律，复于宫中坐夏，为二圣内尼讲《四分律》一遍，中宗嘉尚，为度弟子，赐什物彩帛三千匹。”这一次供养活动一直延续到唐中宗复位，才将佛指舍利送还法门寺。
(五）武则天对舍利瘗埋的理解
武则天本人对于佛教非常虔诚，她对佛教的理解也极其深刻，这与她本人的经历以及经常听取高僧讲经有很大关系。在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的有关舍利瘗埋的志铭中，涉及到舍利瘗埋时，使用各种不同的词汇，反映了不同阶段人们对舍利瘗埋理解上的差异。隋代多言“埋纳”，唐代开始使用“葬”。武则天根据自己对舍利瘗埋的理解，对瘗埋舍利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世俗行为，进行了禁止。据《禁葬舍利骨制》云：“释氏垂教，本离生死，示灭之仪，固非正法。如闻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恐学者有疑，曾不谤毁，宜令所管州县，即加禁断。”实际上，舍利瘗埋过程中的“素服哭泣”的做法将佛教陷入了一个脖论的境地。按照佛教理论，佛的捏盘是摆脱了轮回，达到了佛教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按理应当高兴、庆祝，但弟子们却痛不欲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武则天才下诏禁止舍利瘗埋中的“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的行为，重点在于革除“轻徇常情”的行为。这一点，反映了武则天本人对佛教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有很深的佛学素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舍利瘗埋到了武则天时期，不论是瘗埋舍利的场所、使用的容器，还是瘗埋舍利的仪式，都已经向适合中国传统的方向发展。“素服哭泣”的行为，就是当时人将普通葬仪上的礼仪移植到舍利瘗埋中的表现。尽管武则天禁止各种“轻殉常情”的行为，但舍利瘗埋中国化的发展却是无法禁止的。
三、考古发现的武则天时期的舍利瘗埋及其特征
(一）地宫形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