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十二年（817)，时为江州司马的着名诗人白居易，与友人河南元集虚、范阳张允中、广平宋郁、安定梁必复、范阳张特，东林寺沙门法演、智满等十七人游历庐山，“自遗爱草堂历东西二林，抵化城，息峰顶，登香炉峰，宿大林寺。”就是这个大林寺，因为“穷远，人迹罕到。环寺多清流、苍石、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而令人惊叹的是大林寺的僧人全是“海东人”。众所周知，唐代新罗人亦称海东人，就是说，这个偏僻简陋寺院中的僧人全是新罗僧人。白居易没有说明这些新罗僧侣有多少人，但从“其僧皆海东人”语句看，其不可能只是两三人，似乎应该在五人以上。因为大林寺深处山巅，和山下环境迥然相异，虽然离山门只有半日的路程，但数十年来很少有人光顾。这些新罗僧人如何找到这里？他们在寺院中如何生活？我们均无法找出准确的答案。从白居易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些新罗僧侣在此修行，主要是看中庐山大林峰下安静自然的环境。
除上述三处之外，在京师长安的众多寺院中，新罗僧侣集中居住也不会少。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开始了大规模的毁佛行动，新罗僧侣也未能得免。据日人圆仁《人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会昌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外国在唐京师僧人前往主管僧侣事务的军容使衙，其中有“青龙寺南天竺三藏宝月等五人，兴善寺北天竺三藏难陀一人，慈恩寺师子国僧一人，资圣寺日本国僧三人，诸寺新罗僧等，更有龟兹国僧，不得其名也，都计廿一人，同集左神策军容衙院。”韩国金文经教授由此认为当时有十名新罗僧人参与了这次会见活动。应该说明的是，这十人只是左神策军衙门，即左街功德使所辖范围寺院中新罗僧人之数字，京师所在寺院新罗僧侣人数当不至于此。会昌五年三月，“又敕令天下诸寺，僧尼年四十以下，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几天之后，敕令“天下僧尼五十以下，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讫。后又敕云：天下僧尼五十以上，无祠部牒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有祠部牒者，委当州县磨勘，差殊者尽勒还俗，递归本贯。”这些只是针对唐朝境内僧尼的裁汰办法，很快，对于藩属国及域外国家在唐僧尼也采取了相应措施。“外国僧未入条流之例，功德使别闻奏取裁。有敕云外国等僧，若无祠部牒者，亦勒还俗，递归本国者。”圆仁提到北天竺三藏难陀、南天竺国僧宝月，而“新罗国僧亦无祠部牒者多”，即在长安的众多新罗僧侣没有部牒。其中还有一长安年轻僧侣，少小受度为僧，“在大荐福寺侍奉新罗僧为师匠，因僧难，承接新罗僧名字，得住寺。官家随其公稔，递向新罗国去。在府之时，百万作计申诉，不免递过，亲情啼哭，街中相别……”就是说，这个长安小和尚，在大荐福寺以新罗和尚为师，因为会昌毁佛，他假冒他的新罗师傅的姓名，留驻寺院。随着毁佛风声日紧一日，长安小和尚终于被査了出来，并因名牒的缘故，错把小和尚当成他的新罗师父，遣返新罗。此小和尚趁乱逃脱，返回城中躲藏，这桩罗唐佛教关联的事件才告一段落。圆仁到达海州之后，请求在海州寻找船只返回日本，但当地官员予以拒绝，云：“近日新罗僧亦从京兆府递来，请于当州权泊，使君不肯，便递过。和尚请停住事，亦应难，然县司不自由，事须经使君通状。”此记载说明三点，其一，在圆仁到达之前，已有从京兆府西来的新罗僧侣路过海州，请求从海州缘边下海回国，但未得到批准。其二，处理如此重大的事情，当地官员不敢擅自作出决定，决定权掌握在当地“使君”手中。其三，因在京兆府的新罗僧侣人数众多，这次路过海州回国者肯定不少。以上均为圆仁所撰行记中所述，而当时着名的新罗入唐僧侣中，一些重要人物也是此一时期返回新罗的。如唐穆宗长庆初入唐的朗慧禅师，在唐二十余年，巡礼终南山至相寺、五台山佛光寺，拜谒当时负有盛名的如满禅师、宝澈和尚等，会昌五年返回新罗，其塔铭明确记载他返回新罗是“帝命也”。慈忍禅师、道义禅师也是这一年回到新罗的。显然，他们都是因会昌毁佛的缘故回国的。
三、入唐新罗僧侣与新罗九山禅门的兴盛
唐中后期，人唐新罗僧侣钟情于江浙等地的寺院，将佛教禅宗传人新罗，对形成新罗九山禅门作出重大贡献。关于此问题，中韩学界已有相当多的论述，这里只是对其中关联问题试作爬梳。
道义禅师建中五年（784)人唐，长庆元年（821)返回，在唐驻留达37年之久，他将禅宗南派西堂智藏学说传回新罗，并经过廉居、体澄两禅师的进一步弘扬，最终形成新罗九山之一迦智山禅宗学派。
洪陟、惠哲两人和道义一样，人唐求法，并同样接受西堂智藏禅宗学说。洪陟创立了实相山禅门，惠哲则创立了桐里山禅门。
真鉴禅师慧昭贞元二十年（804)入唐，至沧州拜谒神鉴法师，两人一见如故。此后赴嵩山少林寺，又临终南山“登万仞之峰，弭松实而止观，寂寂者三年。”大和四年返回新罗，进而创立了智异山禅门。
综合《景德传灯录》、《祖堂集》等史料记载，中国学者何劲松先生认为玄昱禅师元和四年（809)入唐，在唐逗留二十八年以上，向唐僧怀辉学习禅宗。开成二年返回新罗，受到新罗闵哀王、神武王、文圣王、宪安王的礼敬，创立了凤林山禅门；此后另一僧侣审希继承了玄昱学说，将凤林山禅门发扬光大。
道允创立了师子山禅门。道允长庆五年（825)入唐，投入南泉寺普愿禅师门下学法，大中元年（847)返回新罗，在唐逗留二十余年。道允回国后仍然传道二十余年，其继承人为折中禅师，两人对于新罗师子山禅门的建立并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无染创立的圣住山禅门。无染人唐前就到新罗名刹寺院求师巡礼，长庆初年入唐，先到终南山至相寺求法，又到东都佛光寺向明僧如满问道，受到如满的赞赏；他还拜谒宝彻法师，收益良多。因唐武宗毁佛，会昌五年无染返回新罗。无染驻留于圣住山，成为新罗下代禅宗发展的典范。
梵日、行寂创立的阇崛山禅门。梵日太和年间入唐，参拜盐官齐安大师、药山惟俨法师。会昌四年法难肇始之时，梵日避难逃往商山静心禅修，六年返回新罗。返回后受到溟州都督金公邀请，驻留阇崛山，被封为国师。梵日的弟子行寂咸通十一年入唐，如上文所述，他步行至长安，受到唐懿宗接见。随后又游历五台山、成都静众寺、衡山等地，中和五年（885)回国，重新回到梵日门下。
顺之禅师创立的仰山禅门。顺之禅师大中十二年（858)人唐，拜访仰山慧寂和尚，景文王在位期间返回新罗。
综合以上禅宗东传新罗之史实，入唐新罗僧侣所做贡献有目共睹，对新罗下代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首先，韩国僧侣所学均为南岳怀让系统马祖道一的禅法。如道义、洪陟、惠哲三人均是随西堂智藏学习，而智藏自童年起就随马祖道一学禅。真鉴禅师慧昭入唐后随神鉴法师，玄县人唐后以章敬怀晖为师，道允、折中人唐以参习南泉普愿的禅法，无染入唐成为麻谷宝彻的弟子，梵日入唐以盐官齐安、药山惟俨为师，顺之禅师人唐师承慧寂。其中智藏、神鉴、怀晖、普愿、宝彻、齐安、惟俨等人均是马祖道一的弟子，慧寂则是道一的再传弟子。就是说，新罗九山禅门传承的均是六祖慧能的弟子怀让系统的禅法。当然，在传承过程中，人唐新罗禅僧根据自己的体会，使传入新罗的禅宗更加丰满并适宜于新罗的实际。其次，九山禅门的创立者不辞劳苦，兢棘钻研，有的人数十年逗留唐朝，不仅在新罗，而且在唐朝也是众望所归。如真鉴禅师入唐至沧州见到神鉴大师，其形貌超然，识见非凡，寺院中传扬着“东方圣人，于此复见”，及“黑头陀”的赞叹声；无染禅师拜见佛光寺如满和尚，如满“应对有惭色，曰：吾阅人多矣，罕有如是新罗子。
他日中国失禅，将问之东夷耶”惠哲禅师入唐见到西堂智藏，谈论禅理，云：“某生缘外国，问路天地，不远中华，故来请益。倘他日无说之说、无法之法流于海表，辛斯足矣！大师知志既坚，禀性最悟，-识如旧，密传心印，于是禅师巳得赤水所遗灵台豁尔如大虚之寥廓也。夫夷夏语乖，机要理隐，非伐柯执斧，孰能与于此乎！未几西堂终，乃虚舟莫留，孤云独逝，天南地北，形影相随。所历名山灵境略而不载也。到西州浮沙寺，披寻大藏经，日夕专精，晷刻无废，不枕不席至于三年。文无奥而未穷，理无隐而不达。或默思章句，历历在心焉。以违亲岁积，宣法心深，遂言归君子之乡，直截乾城之浪。”就是说，由于这些僧侣在新罗就堪称精英，入唐后又笃志修行，不仅学有所成，而且获得唐朝高僧大德的称赞，奠定了回国后声名鹤起的基础。第三，这些禅门宗师在唐朝求法巡礼过程中，不仅对禅宗多有体会，而且将佛教其他宗派学说融会贯通，对禅宗在新罗的传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如他们中的有些人对佛教密宗的诠释，加深了禅门的神秘感，有利于九山禅门的发展。第四，学成回国后，除过个别人外，他们几乎都得到新罗最高统治者的青睐扶持，促成新罗九山禅门兴盛。道义和尚入唐时间早，返回新罗后并未受到新罗王的应有的礼敬，迦智山禅门到体澄禅师之时才得以兴盛。桐里山禅门创立者惠哲返回，新罗文圣王频来问讯，惠哲当仁不让，提出治理国家的措施。玄昱返回后，得到闵哀王、神武王、文圣王、宪安王的多方支持，并延请至王宫说法唱道；无染创立圣住山禅门，新罗文圣王、宪安王、景文王、宪康王、真圣王对其均十分礼敬，景文王拜无染为国师，真圣女王谥其为“大朗慧”号。梵日创立阇崛山禅门，新罗景文王、宪康王、定康王均想拜其为国师，但梵日终不应招，隐居山寺不出，直到圆寂。无疑，新罗下代诸王重视入唐返回禅师，将他们奉为国师，是和当时王位争夺频起，统治区内民乱不断，人心飘摇不定有关。他们想通过礼敬禅宗大师，用禅宗佛理收拾人心，解除国家的危困，但客观上有利于禅宗在新罗的发展。禅宗大师们死后，新罗王及其禅门弟子多制作碑铭，表彰他们对佛教和国家所作的贡献，也促进了新罗及其此后高丽石刻碑铭文化的盛行。
结语
本稿在此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人唐新罗僧侣关联问题，如现在能够查阅到的近三百年间入唐新罗僧侣数目，人唐新罗僧侣参与翻译佛经的定位和评价，入唐新罗僧侣在唐的活动等作了相应的考述。由于笔者掌握史料有限，可能对一些问题的考察流于蜻蜓点水，或者其中论述还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敬请方家师友不吝指正，以便笔者进一步查找史料缜密论考。
〔注释〕（朝鲜）李能和：《朝鲜佛教通史》（上中），民俗苑1918年版。
严耕望：《新罗留唐学生与僧徒》，收人氏着《唐史研究丛稿》，香港新亚研究所1969。韩国学者卞麟锡认定人唐新罗僧侣为130人，参（韩）卞麟锡《唐长安的新罗史迹》，亚细亚文化社2000年版。
黄心川：《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一一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世界宗教研究》1989年第1期。
刘素琴：《新罗僧侣对唐佛教贡献考略》，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韩国学论文集》第4集，社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