錾文显示：文思院的官员有（1)“使”，全称是文思院使，有带左监门卫将军衔的使。有时称“使臣”，臣字当对天子的自称。使是文思院的最高长官。（2)“副使”，即文思院副使，为文思院使的副手，地位仅次于前者，其中又分两种：一种带高品衔；一种带小供奉官衔。高品是唐代宦官中身份职位较高者。身份较低无官品者称白身。供奉官有朝官和宦官两大类。朝官供奉官包括“左右散骑常侍，门下、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及舍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通事舍人”。宦官供奉官，指在天子左右侍奉者。有西头（西内太极官）供奉官，东头（东内大明宫）供奉官。錾文中的供奉官，当指宦官类。小供奉官，当比供奉官职位低。”
(3)“判官”，地位在副使之下，有正副判官之分。判官有带高品衔的，有带赐紫金鱼袋的。一般而言，臣下因功绩等原因，受到皇帝赏赐紫金鱼袋，是一种荣誉，而非官品。还有仅称判官的。（4)“打造都知”，其下又有“打造小都知”。(5)“打造官”，亦称“作官”，可能是掌管打造器物事务的官员。
文思院的官员不见于新、旧唐书职官志，说明它不像朝官那样具有一至九品的正式官品。它的担当者都是宦官。唐代宦官属内侍者。其长官内侍监为正三品。普通宦官则只有高品、品官、白身之别。当然，自玄宗朝高力士始，特别是中晚唐，由于宦官势力的膨胀，权高势大的大宦官被封为将军、国公等者大有人在。如文思院使中的左监门卫将军吴弘殷，便是这样的宦官，因为他的高品衔证实了他的宦官身份。左监门卫将军是中央禁军将领。《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武官》云：“左监门卫，大将军各一员正三品，将军各二员，从三品”，“掌宫禁门籍之法”。吴弘憝晋升左监门卫将军，是其立下功劳的结果。
文思院的各级官员，因政绩优劣而升降。如吴弘殷，咸通九年任判官，十年虽仍任判官，但加了高品衔。十三年升任文思院使。次年，在文思使上又加了左监门卫将军衔。刘虔诣十三年任判官高品，次年升为文思院副使，带小供奉官衔。王全护在奉懿宗咸通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敕令打造双轮十二环锡杖和金钵盂时，錾文所刻其职务一为判官，一为副判官。由于不知打造二物的具体时间，故难以判断他是升官抑或贬降。能顺在咸通九、十两年，均任文思院使，其后就从錾文中消失了。《续宝运录》云：“内作使郭敬述与宰臣韦保衡、张能顺，频於内宅饮酒，潜通郭妃，荒秽颇甚……拟倾皇祚，别立太子。事泄，遽加贬降”。《通鉴考异》系此事于咸通十三年五月，这里说的张能顺，可能就是那位能顺，若是，则因其参与太子废立事被贬，当然不会再任文思院使了。
文思院铸有专门之印。敦煌文书斯.8444唐昭宗文思院会计历上钤有“内文思使之印”。
金银器錾文中的“匠”、“匠臣”、“打造匠臣”邵元审、安淑布、陈景夫等，是文思院打造金银器的劳动者，即手工工匠。在唐代官府手工业作坊中，器物上镌刻打造年月及工匠之名是有明确规定的。《唐六典特作都水监》云：“凡营军器，皆镌题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阅其虚实”。今人在惊叹法门寺地宫金银器制作之精美绝伦时，无不为打造者的高超技艺所倾倒。邵元审等只不过是主要承作人，或曰领班师傅，其下可能还有不少工匠。錾文记载了这些普通劳动者的光辉业绩。
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錾刻文思院造作器物的一般排列顺序是：匠——打造作官——打造都知——判官——副使——使。即从生产者——管理者，管理者职位由低到高，生产者仅一名，个别二名，管理者多名，那样美轮美奂的金银器，器形（宝函、香炉、薰炉、盆、碟、盒、佛像、碗、茶具、钵盂、手炉、如意、棺等）、纹饰（双狮、双凤衔绶、仙人驾鹤、佛教人物、鸿雁、卧龟莲花、金刚杵、羯摩鱼、伽陵频迦鸟、忍冬草、团花、缠枝、蔓草、鱼子、鸳鸯、飞天等）、工艺（钣金、鎏金、浇铸、焊接、模冲、铆接、模铸、捶打、线刻、镂刻、切削、抛光等），丰富多彩，复杂多变，难度极大，即使最杰出的工匠，也不可能具有如此全面的知识与技能。一件金银器的打造，往往需要无数工匠通力合作，才能完成。器物上錾刻的匠，只能是他们的代表。这种排列顺序，职责分明，将金银器打造的生产关系清晰地勾勒出来，体现了文思院制度的规范。
(三）补史之阙
前面提到的李福，在新、旧唐书中有五位名叫李福的。一是嗣楚公李福，右卫将军，出自定州刺史房，二是赵王李福，唐太宗第十三子。三是玄宗剑南军将李福。四是唐文宗宰相李石弟李福。他是太和七年（833)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刑户二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等职。五是唐昭宗之子和王李福。在这五位李福中，显然第四位是进献银方盒的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李福。新、旧唐书本传中都没有记载他曾任过此职。《唐会要》卷八八《盐铁使》所载，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为首任诸道盐铁使，至唐昭宗天佑元年（904)裴枢为最后一任此职，在一百四十六年里，共有四十九人（其中第五琦、刘晏三次，王播二次，实为四十四人次）却无李福之名。银方盒的錾文“诸道盐铁转运等使臣李福”，可补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的漏载之失。
（四）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錾文，比已出土的其他金银器錾文等更有学术价值
迄今为止，今新疆、陕西、江苏、浙江、甘肃、青海、内蒙、山西、河南等省出土了一千余件唐代金银器。在这些金银器上，有錾文、墨书等。以笔者见过的重要金银器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和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金银器而言，前者錾文少、墨书多，后者相反。何家村窖藏金银器墨书的内容主要是物品的名称、重量、产地，器物本身的名称、重量和用途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而法门寺地宫金银器錾文内容更丰富，它不仅錾刻着器物的名称、重量等，而且錾刻了该器物的打造机构，制作地点，主管官员，工匠，打造者的身份，动机，年代等，学术价值可想而知了。
〔注释〕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韩金科编着：《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五洲传播出版社，2001年，433页，图240，鎏金双狮纹菱弧形银盒底面錾文图版，参同书886页线图733。
〔宋〕王溥：《唐会要》卷二《帝号下），《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15页。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四洪州》，中华书局，1983年，669页。
有关李骘的生平，还可参阅《新唐书》卷七二上《宰相世系二上》，中华书局，2559页。《太平广记》卷一七五《崔铉》中华书局，1961年，1304页。[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海叙不遇》，四库全书，1035-770页，同书卷一五《杂记》。1035-804页。[宋]王谠《唐语林》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038-100页。
唐代皇帝生日为诞节，始于唐玄宗（参见[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三开元十七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1982年山东第5次印刷，6786页）。其后，除德、顺、宪、穆四宗不置诞节名外，其余诸帝均置（参见《唐会要》卷一《帝号上》，同书卷二《帝号下》，6-17页）。惯例：皇帝诞节，臣下需贡礼物祝寿。
吴立民等：《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柒，捧真身菩萨曼荼罗之研究》，中图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276页《发愿文匾》图版。
韩金科主编：《法门寺文化研究一一佛教卷》，1993年，621页“菩萨”下漏“永为供养”。
韩金科主编：《法门寺文化研究历史卷》，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87页书“永为供奉”。
《法门寺文化研究一佛教卷》621页云“八方”，方，误。
同上书，544页云“十一月四日”，四应为十四。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270页云“诞”，误。
《法门寺文化研究一佛教卷》，579页云诞庆“节”节应为日。
〔后晋〕刘昀：《旧唐书》卷十九上《懿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677页。参《唐会要》卷二《帝号下》。15页。
《物账碑》现存法门寺博物馆。
《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430页，图229，鎏金卷荷叶圈足银水碗底部錾文图版。
韩金科主编：《法门寺文化研究——考古卷），1993年，161页虞后兼与侯字应调换位置。
同上书同页，淑应为淋字。
（日）圆仁撰，顾承甫、何泉达点校《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8页。
同上，42页。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77页。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136页。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175页。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82页。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174页0《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433页，图239页，遽金双凤衔缓纹银方盒底部錾文图
版。
版，参
《资治通鉴》卷二五O咸通五年二月，8108页。
《资治通鉴》卷二五二乾符二年正月，8176页。
（人唐求法巡礼行记》卷四，175页。
《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之研究》，435页，素面盏顶银宝函文字（特写）图《法门寺文化与法门学》872页，图697素面盎顶银宝函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