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仓院的藏品有大量中国隋唐时代文物，是当时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带到日本的，多为唐皇室和贵族赏赐、馈赠的珍品。日本发现的西方和中国的玻璃，既有可能从中国直接输入，也有可能通过朝鲜半岛间接传播。唐朝及稍早，朝鲜半岛与日本同样没有与中亚西亚直接交往的证据，因此朝鲜半岛发现的许多玻璃与中国的关系也极为密切。
据菅谷文则统计，朝鲜半岛仅庆州地区的皇南大冢南坟、皇南大冢北坟、金冠冢、天马冢、金铃冢、瑞凤冢等就出土18件玻璃器皿，虽然年代在五世纪中期到六世纪初期，却反映了朝鲜半岛与中国的密切交往。皇南洞98号墓南坟和韩国瑞凤冢出土的波纹碗（图一九、彩版DI之17，采自《力又》），器身粘贴着优美的玻璃条、玻璃环。类似的器物曾在中国河北景县祖氏墓出土。祖氏墓的玻璃碗外表因风化而呈银白色，腹部粘贴的三根玻璃条呈波图一九皇南洞98号墓南坟浪形，衔接处形成网格纹（图二O，采自《美波纹玻璃杯O十字路展》），经X射线分析为钠钙玻璃。前面提到的陕西庆山寺的网格纹玻璃瓶也属同一制作技法。皇南洞98号墓北坟的敞口玻璃碗，淡绿色透明，腹部磨有六排椭圆形凹球面装饰，底部为一个较大圆形凹球面（图二一，采自《东洋古代方7又》）。这件敞口玻璃碗与中国新疆营盘9号墓的玻璃碗（彩版HI之18，采自《文物》2002年6期）、大同北魏墓的玻璃碗（图二二，采自《美乃十字路展》）、日本正仓院龟背纹的玻璃碗制造技术相同。韩国庆尚北道漆谷郡松林寺五层砖塔出土的玻璃杯，淡绿色透明，外壁有十二个环形贴饰（彩版I之19，采自《仏舍利t宝珠——释迦奁慕3心》），年代为公元七世纪。装饰工艺与正仓院圆环装饰的蓝玻璃高足杯、何家村凸纹玻璃杯相同。松林寺五层砖塔还出土的另一件长颈鼓腹绿玻璃瓶（彩版ni之20，采自《仏舍利上宝珠——释迦奁慕3心》），含铅量较高，年代在七世纪末至八世纪初，可能为中国制品。
韩国和日本在相当于唐代以前的遗址中，出土一些钩状的玻璃饰件，这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特有的器物，应I该是当地能独立制作的。此外日本正仓1院还收藏着大量的玻璃珠，直径在2~！3厘米的带孔珠，孔内有的还残留着绢f布，被推测是幕布的垂饰。另一类直径"在1厘米以下的珠，有黄、褐、浅黄、绿、浅绿、乳白等色，有的孔中残存细线，是璎珞类的垂饰。据研究大部分是图二二大同北魏塞玻璃碗铅玻璃，二氧化硅占25%，一氧化铅占75%，铅的原料是日本铅矿石。还有一些各种颜色不规则的残片，被推测是制造玻璃珠的原料，蓝色的是钠钙玻璃，其他是铅玻璃，这些原料有的附着图二〇景县祖氏墓玻璃碗。
图二一皇南洞98号墓北坟玻璃碗金属铅、铁锈，是熔融、还原时留下的痕迹，大量的玻璃珠及其原料，显示了日本奈良时代生产制作玻璃已经很成熟。
结语
隋代在制作传统的铅钡玻璃的同时，似乎已掌握了西方钠钙玻璃的制法，并把玻璃制造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从唐代玻璃器的使用状况和生产发展的趋势中，可以看出：首先，对原料的认识加深，制作技术成熟。器皿多是无模吹制成型，还采用玻璃条缠贴技术，器物的透明度较高。其次，产品的种类多样化。出现一批如茶托、高足盘等新的器形，由于造型采用中国传统器皿的样式，在世界玻璃器中独树一帜。第三，玻璃器的使用范围扩大。除了器皿类，装饰附属器件、首饰已逐渐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第四，输人的外来玻璃仍然较多。由于出土遗址常常有纪年遗物可参考，即便与国外发掘和收藏品相比，更体现出学术价值。外国玻璃的输入，其制作工艺及器物造型、装饰手法也给中国玻璃器的生产发展以深远影响。
尽管如此，唐代玻璃的制作和使用并不发达兴盛，其原因当然有对原料采集、提炼的全面掌握不够有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中国有发达的金银器、漆木器，特别是还有十分精美的瓷器，可以满足当时生活用品的需要。晶莹光彩、极具观赏性的玻璃主要丰富了贵族的生活和寺院器物的使用。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很可能间接从中亚和西亚、直接得益于中国学会了制造玻璃，但很快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玻璃制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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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家瑶指出这种工艺一般采用研磨后的矿物颜料加上黏合剂，涂绘在玻璃表面上，然后再放入适当温度的窑室中加热，使颜料与玻璃表面黏附。在伊斯兰釉彩玻璃中，早至九世纪的产品不多，为伊斯兰早期釉彩玻璃器皿中的代表作。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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