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给我们的研究者带来了感官上的明白示范，使人们对秘色瓷有了十分明确的感性认识。过去人们对秘色瓷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想象之中，以五代的越窑青瓷推想唐代的秘色瓷。由于五代、北宋有许多文献记载吴越王曾向后唐、后晋和后汉及北宋进贡秘色瓷，许多传世及出土的五代至北宋时期烧造的青绿色越窑青瓷被直接称为秘色瓷，因此，唐代的许多青绿色越窑瓷器也被人直接称作秘色瓷。那么，除了青绿色作品可称为秘色瓷外，那些青黄色或者说是“艾色”的作品是否也可这样称呼呢？如上海博物馆藏有几件精美的唐代“艾色”越窑瓷器，像海棠式大碗、四系壶等，均属十分名贵之作，至今未见复品出现。这些器物，我们以前从来不敢明确称之为秘色瓷，因为我们不清楚有没有“艾色”的秘色瓷。当然有的研究者早已大胆的把唐代的“艾色”越窑器称为秘色瓷了。
实际上，有关唐代的“艾色”越窑器是否可称为秘色瓷，答案是肯定的，这种答案来自于法门寺地宫，这里出土的秘色瓷中，有两件漆平脱银扣碗，据法门寺地宫出土的《衣物账碑》记录：“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这两件漆平脱银扣碗，就是“内二口银棱”的作品，而它们的釉色就是“艾色”的。因此秘色瓷可以是青绿色的，也可以是“艾色”的。现在的问题依然是，是否所有的唐代“艾色”越器都可称之为秘色瓷？我个人的意见是不能，因为，唐代越窑瓷器中的部分作品称为秘色瓷，是有时间界限的，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这一界限到底在唐代的哪一时段。
四、法门寺秘色瓷发现的重要意义
法门寺秘色瓷发现是一次十分重大的发现，它的发现不仅仅在于器物本身的被发现，我认为，这批作品是所有越窑青瓷中最精彩的部分。但是，器物的精美是一个方面，而其被发现后所产生的考古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另一个方面，而且这样的意义对于秘色瓷和越窑青瓷甚至中国陶瓷史来说更是十分深远。首先，它解决了历史上一个悬而未决的文献与实物相印证的问题，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点明了秘色瓷的烧造年代，但是，只有文献的记录，没有实物的佐证，历史只能停留在“有文献记载”阶段，在以前越窑窑址和遗址、墓葬出土的所谓秘色瓷，没有任何相关文字辅证，全凭研究者根据现象作出的假设和推想，因此可靠性不十分强，法门寺秘色瓷既是实物，又有“衣物账”伴出，证据确凿，而且，基本上可以锁定其相对年代，这在越窑研究中是绝无仅有的。笔者曾推测，法门寺秘色瓷的绝对烧造上限至晚应是唐咸通十三年亦即公元872年，《现在我依然这样认为。
在中国陶瓷史上，像法门寺秘色瓷这样物账皆存，文献与实物俱在并同时出土的事例并不多见。建国以来，国内文物考古如火如荼，此伏彼起，古陶瓷的出土也十分丰富，但类似这样的先例很少，尤其是重大考古活动中更是少之又少。而且，这不仅仅局限于物账俱全的问题，而是“衣物账”证明了这些出土的就是秘色瓷，它解决了一千多年来流传的秘色瓷之谜。也解决了其烧造上限，虽然，这可能不是秘色瓷的绝对上限，但至少有比较清楚的时间接点。同时我们可以了解到，秘色瓷是浙江越窑专门提供的产品，与其他地区窑场毫无干系。在宋代文献中，有所谓的“高丽秘色”瓷器，这种称谓，是从越窑中派生出去的，它不是一种独立的名称，“高丽秘色”即使单独存在，它还是一种带有模仿性质的产品名称。另外，通过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我们可以认识到慈溪上林湖的贡窑，是名副其实的进贡朝廷产品的瓷窑，通过法门寺秘色瓷这一线索，进而找到其烧造窑场——贡窑的遗迹，是我们今后仍应关注的问题。我相信，类似上林湖吴家溪的“当保贡窑”，现在依然沉睡在某一角落，以后还是有发现的可能。还有，传世和出土物中，有类似法门寺秘色瓷八棱瓶的完整器和标本，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已见有类似法门寺秘色瓷盘造型的的青釉碎片，这些都表明法门寺秘色瓷是唐代越窑瓷器烧造产品中的典范。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碎片还在陕西其他地区发现，如西安实际寺遗址曾出土有与法门寺秘色瓷盘造型相似的青釉碎片，这足以使我们联想，唐王朝可能也曾把秘色瓷作为一种宗教用品赏赐给赐过其他地区的寺庙，实际寺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以后能够再在陕西地区找到类似的物品，那么我们不仅可以了解朝廷当时给赐法门寺的秘色瓷不是一个孤例，而是有一种常规或是有先例的做法。
站在中国陶瓷史的角度来看，法门寺出土14件秘色瓷，是一件有重要历史、文化和现实意义的大事，其意义分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出土物具有与传世和其他地区出土越窑瓷器不可比拟的风格，其精美程度超过了一般物品。这可能是官用瓷器的特殊规格，这样的瓷器烧造一定有官方样本，也或许是以金银器作为祖本，因此这些作品含有官样的意义。
其二，这些器物是专门为宫廷烧造，因此，其烧造窑场所具有的性质虽不能肯定是官窑，但也是贡窑产品，它对于研究唐代越窑甚至整个唐代的官用瓷器烧造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三，作为朝廷给赐的物品，法门寺秘色瓷已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其赐予寺庙本身就赋予了这层意义，再比如作为宗教净水瓶的八棱瓶在出土时，曾发现里面存放29枚五色宝珠，口上置一大的水晶宝珠，当然，这些瓷器与当时宗教的详细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索。
其四，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是越窑瓷器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推进并加快了这种研究的进程，倘若没有这样的发现，我们的研究现在依然只能停留在文献阶段，人们对唐代秘色瓷的认识依然还只是模糊概念。
其五，法门寺出土十四件秘色瓷，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原先在古陶瓷研究和收藏圈以外，很少有人了解秘色瓷这一名词，法门寺珍宝的发现，突然使许多人认识了什么是秘色瓷，人们纷至沓来，观看这些与珍宝同义的瓷器作品，不少人从此对越窑瓷器甚至对中国古代瓷器有了新的认识，有的甚至成为爱好者和收藏者，这样的社会效果是任何通过书本传播的知识难以达到的。所以说，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具有十分显着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它的出现在一定意义加快了瓷器文物的知识普及，满足并促进了不少人士的物质文化知识需求。
综上所述，伴随法门寺秘色瓷出土所产生的效应，超过了一般文物考古工作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这些器物的出土，不仅仅局限于所出土器物的典雅和烧造水平的高超，也不局限于出土物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秘色瓷作为当时的一种文化艺术、社会时尚和人文历史的产物，它所揭示的是唐代上层社会的欣赏观念和崇尚风格。法门寺秘色瓷的出土，不仅揭开了历史留给后人的谜团，也引发了今人对这种特殊古代艺术的向往和回顾，这些意义，完全是超越器物本身的。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无法解决所有关于越窑秘色瓷的问题。
〔注释〕1995年1月，由上海博物馆、陕西省文物局和法门寺博物馆联合举办的95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档案馆（其时上海博物馆正在建造新馆，暂借上海档案馆部分库房存放藏品文物）举行。
汪庆正主编：《越窑秘色瓷》封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相关论文见沈琼华主编《2007中国越窑高峰论坛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07年。
陆明华：《唐代秘色瓷有关问题探讨》，95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载《文博》1995年6期，越窑法门寺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
王仓西：《法门寺地宫出土秘色瓷几个问题的探讨》，95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载《文博》1995年6期，（95越窑法门寺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专号》。
(陆明华，上海博物馆陶瓷部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