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宏哲
1987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清理法门寺倒塌塔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唐代地宫。在通往地宫前室的隧道里，放置着刻于唐代咸通十五年（874)的两通碑石，其中一通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账》（简称《物账碑》），记载了唐皇室及内臣僧官等供奉真身的供养器。这是迄为止首次发现的唐代衣物账碑。
在《物账碑》所记载的供养器中，有“揩齿布一百枚”的记载很耐人寻味，虽然地宫丝织物经过一千多年的侵蚀大多已无法辨认，使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揩齿布的实物。但《物账碑》中记载的“揩齿布一百枚”应该是存在的，随着考古工作者对地宫丝织物的进一步揭取一定会得到证实。
揩齿就是刷牙，在唐代“揩齿布”就是用来洁牙以保口齿清洁的用具，除用专门的“揩齿布”外，揩齿方法还有“杨枝揩齿法”和“手指揩齿法”。唐代着名医学家王焘（670~755)着《外台秘要》中载有“每朝杨柳枝头咬软，点取药，揩齿，香而光洁。”手指揩齿法见于晚唐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图”中，一个虔诚的受戒者剃光了头，蹲在地上，左手拿着漱口的水瓶，用右手中指在揩他的门齿。还有其他同类壁画中的揩齿图都与此图基本相似。
当然，唐人揩齿也用洁牙剂，或为盐、或为药物散剂，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六中写到：“每旦以一捻盐内口中，以暖水含，揩齿及叩齿百遍。为之不绝，不过五日，口齿即牢密。凡人齿断不食果菜者，皆由齿根露也。为此盐汤揩齿、叩齿法，无不愈也。”王焘着《外台秘要》中记载的“升麻揩齿方”曰：“升麻半两，白芷、蒿本、细辛、沉香各三份，寒水石分研，右六味，掰筛为散。”《备急千金要方》等医书中也还有不少揩齿方，所用药粉多有芳香祛风、解毒止痛、排脓消肿之功。
由此可见在唐代人们对揩齿保健已经有了比较深的认识，那么揩齿洁牙作为一种保健活动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是不是已经广泛流行呢？
陈星灿在《中国人刷牙的历史有多久》（《寻根》2005年第4期）中说，不少历史书说早在唐代，中国人刷牙已较普遍。理由是敦煌石窟中唐第159窟《弥勒经变》中有《揩齿图》。这个说法虽然有实物证据，但却经不起推敲。一则佛教来自印度，壁画内容未必都是中土风情的反映；二则壁画弘扬佛法，与佛教无关的社会生活多有缺遗。晚唐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以亲见亲闻记录而成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曾记载：“在中国，刷牙是不礼貌的。中国人是饭后漱口。”宋元以来的小说里，反复提到梳洗，但视野所及，皆为漱口。因此，至少宋元以前，中国人并无刷牙习惯。笔者也同意此观点。
笔者认为：其一，《物账碑》所记载的“揩齿布一百枚”，是供养给佛祖的。而晚唐敦煌壁画中的揩齿图也是反映佛事活动的。佛教来自印度，佛教戒律就规定佛子要“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刷舌。”《华严经》强调嚼杨柳枝净齿具有十大功德：“销宿食、除痰疳、解众毒、去齿垢；发口香、能明目、泽润咽喉、唇无皴裂、增益声气、食不爽味。”诸多佛教经典都记载有礼佛颂经前，皆应“晨嚼齿木，澡漱清净”。所以，佛教传人中国，从沙门行仪和佛教经典中，中国人自然学得此一习惯，并在用具上加以改良，它也是礼佛颂经前一种礼貌恭敬的表现，并不是中土风情的真实反映。其二，唐代对揩齿的记载多见于医书中，医书中的揩齿方法多是用以治病防病和告诉人们如何健齿养生的，并不是对当时社会风俗的描写，也不反映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况。其三，从现有的唐代考古资料来看，除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物账碑》记载有“揩齿布一百枚”；晚唐敦煌壁画中有揩齿图这些与佛教有关的资料外，目前还没有其他有关唐代揩齿用具的考古发现。所以，从考古发现上还不足以证明在唐代揩齿已广泛流行。另外，从唐代诗人的诗句描写中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牙齿保健情况。唐代大诗人韩愈写《落齿》诗时年方三二，就已经是“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馀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白居易《浩歌行》曰：“鬓发苍浪牙齿疏，不觉身年四十七”。韩愈、白居易毕竟是大文学家、大诗人，有着极高的身心修养。如果揩齿洁牙当时是一种广泛流行的社会风尚，那么，他们的牙齿决然不会在三、四十岁时就已“俄然落六七”；“馀存皆动摇”了。
综上所述，在唐代，“揩齿布”等揩齿用具已经得到人们的认识和使用，人们对揩齿保健也有了比较深的认识，但它仍然只是佛事等重要活动中一种礼貌恭敬的表现，还没有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保健活动被广泛使用。
(罗宏哲，法门寺博物馆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