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现象大家无不乐于承认，那就是，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身在番邦的中国留学生，无论留日的焉，留美的焉，留英的焉，留法的焉，学业成绩，差不多都比该本国学生拔尖。辜鸿铭先生在英国学海军，他的分数远超过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先生；蒋百里先生在日本学陆军，学科兼术科，都是该期第一名；日本人那时候比现在还要小气鬼，忍受不了外国学生的优越成绩，才把他阁下挤下来。这些是远例，近例最惊天动地的，莫过于围棋大王吴清源先生和围棋小大王林海峰先生，在日本本土，横冲直撞，所向披靡，固然是日本棋坛的优美环境所致，但更是中国人的先天智能所致。如果一定说中国人的聪明远超过洋大人，似乎吹牛，但至少有一点，中国人的聪明绝不亚于洋大人。——中国同胞沾沾自喜，当然没啥争议，就是洋大人，甚至三K党，都不能说中国人聪明差劲，大不了说中国人群体差劲。洋朋友往往把中国人叫做东方的犹太人，当然是轻蔑，但同时也是一种敬意和畏惧。犹太人最惹人咬牙的不过一毛不拔罢啦，而其他方面的贡献，若宗教，若科学，若艺术，无不震古烁今。试看世界上经济大权，不是握在犹太朋友手中乎？基督教的开山老祖耶稣先生，不就是犹太人乎，现代科学巨星爱因斯坦先生，不也是犹太人乎。
中国人是聪明的，但这聪明却有一个严重的大前提，那就是必须“一对一”，在个别的较量中，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洋大人，中国人是聪明的，好比说吴清源先生和林海峰，单枪独马，就杀得七进七出。可是一旦进入群体的较量，两个中国人对两个洋大人，或两个以上的中国人对两个以上的洋大人，中国人就吃不住兼顶不过。孙中山先生曾感叹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呜呼，用中国的一个沙粒跟洋大人的一个沙粒较量，中国的沙粒不弱于洋大人的沙粒，但用中国的一堆沙粒跟洋大人一堆沙粒做成的水泥较量，水泥可是坚硬如铁。
一盘散沙的意义是不合作，我们说不合作，不是说中国人连合作的好处都不知道。咦，不但知道，而且知道个彻底。酱缸蛆先生忽然发了罡气，他能写上一本书，引经据典，大批出售古圣古贤以及今圣今贤关于合作的教训。柏杨先生如果也发了罡气，我同样也能引经据典写上一本书——不但写上一本书，简直能写上一火车书。但问题是，不管经典上合作的教训如何茂盛，那些教训只止于印到书上，行为上却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是否真的不团结
柏杨先生说的没错，不团结的中国人再怎么聪明也是丑陋的。但实际上中国人全是这样吗？现实如何呢？
记得当年大兴安岭特大火灾发生时的情景吗？《人民日报》记者是这样报道的：
灾区邮局成了人的感情和信息交流的中枢。
“请接受八个厦门特区人的心意”（捐款800元）。
“向灾区儿童表示亲切慰问。钱虽少，却是我们全班少先队员的一颗心”（捐款11元5角）。“我的全家向灾区亲人问候”（捐款100元）。
在署名为“北京一小伙”的伍元汇款单上写着：“祝你们在抗灾中创造奇迹！”
火灾中一处幸存的个人经营的“向阳旅店”，大火过后，店门大开，店主人把无家可归的灾民请进房中，热汤热炕，热茶热饭，天天如是，从未收过一分钱。
和“向阳旅社”相距不远的赵玉林家，先后住进了50多口灾民。记者于5月底走进这间小院时，还有4位“长驻灾民”。他们说，这个“大家庭”已不分主客，“除了房子，赵玉林已和我们一样，全自愿共产了”。而且，每天还有许多人在这儿“借吃”，随到随饱，最多时，这“家”的妇女们要做上12顿饭。他们说：“这时候还分你我，那太没人味，”请再看看上海《青年报》记者的现场采访：
在这场大火中幸存下来的一些有房屋的家庭，现在已成了大家的家庭，大家都是这些在废墟边幸存下来的房屋的主人，只要是屋子里有的东西，你要借用，已无需与真正的主人打招呼了，拿来用了就是。
一把菜刀，几户共用，你切完了菜，我切，我切完了，再转给他。油盐酱醋，米罐、蔬菜等，都已经分不清主权属谁。
灾后的第三天，县城里就来了推车卖蔬菜的。开始，人们不敢问津，唯恐他们抬价。终于，有人上前问价。出乎意料，没抬价，还降了价。卖菜的说：“这个时候抬价，太缺德了，我不会干这种事。”
“丑陋的中国人”能这样么？曾经“一盘散沙”的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道德标准，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团结友爱的关系，“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大火无情人有情”，大火吞噬了森林、房屋……但大火锤炼了人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大火中得到了升华，成了人们抵抗不幸、战胜灾害的精神支柱。灾区处处闪耀集体主义的光辉。
世界之大，可以分解成两个基本因素：你、我、他。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也无不取决于你、我、他。例如救火，你救，我救、他救，大火扑灭了。在困难面前，你帮我，我帮他，他帮我，困难克服了。你、我、他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会产生很大的合力，就能创造出奇迹。反之，如果人人只知有我，不知你、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情就不好办；对“我”来说，也不妙。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利己的人最先灭亡。他自己为自己而生活，如果他没有了这个‘我’，那他就无法生存了。”
大兴安岭火灾
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这是我们调整个人和社会集体关系的根本指导原则。马克思指出：“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所以，教育家马卡连柯说：“我们的教育任务，在于培养集体主义者”，“没有在集体中的专门练习，是不可能培养共产主义的意志、共产主义的勇敢和共产主义的目的性的。”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是一件坏事，但灾民们的行动，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集体主义课。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我们党长期进行教育的结果。灾民们自信地说：“只要活着，什么都会有。”他们的力量哪里来？“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就在这里——觉得自己是在友好的集体里面。”（奥斯特洛夫斯基）
现在，我们青年人都生活在“友好的集体里面”，那么，我们应当为集体做些什么呢？想来每个人是会作出正确的答复的。
团结不是一团和气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团结”有两条解释：一条是“为了集中力量实现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务而联合或结合”；一条是“齐心协力、结合紧密，和睦”。文本解释得很明确，但在现实生活中，团结却时常被误解和曲解。因此有必要正本清源，厘清团结的内涵和外延。
团结不是千篇一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新兴的阶层不断涌现，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每个群体都在寻找合适的途径表达民意诉求，如果一味苟同，不听取不同的声音，则会使矛盾和问题潜伏下来，最终在更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损害团结。团结要以理解为前提，信任为内核，促进一个地方的发展为基础，通过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相互碰撞、砥砺、交锋达到社会内部的和谐、合作。必须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广开言路，求同存异，通过真诚的提醒、善意的批评和理直气壮的斗争，在激烈的交锋中达成共识，在各种不同利益的诉求中寻找平衡。
团结不是一团和气。以和为贵不能不分是非，没有原则，对错误的思想、观点和行为也不表态，不批评，不制止。对于损害共同政治基础和群众利益的言论和行为，不能听之任之，放任自流，而是要以合适的方式批驳纠正，激浊扬清。团结需要的是敢于犯颜直谏的魏征，而不是指鹿为马的赵高。那种听不进不同意见，不敢接受监督，以表面的“和”来掩饰潜在的“不同”的做法，最终只能导致更大的不团结、不和谐。廉价的表扬，放弃原则的一团和气，实际是对团结的破坏。
古人讲君子之交“和而不同”，就是团结但是保持各自的观点和意见。宋代的朱熹和陆九渊的“鹅湖之会”就是这么一个经典。
朱熹和陆九渊都是南宋时期著名朱熹
哲学家、教育家。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他博览群书，一生勤于著述和讲学，在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他所注解的《四书集注》，被南宋以后的朝廷视为解释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即“四书”）的权威，定为学生的必读书目和科举考试的蓝本。陆九渊（1139~1193年），字子静，号象山，江西抚州金溪县人，因曾在江西贵溪象山讲学，后人大都称他“象山先生”。他虽然做过几年地方官吏，但一生致力于做学问。
作为哲学家，朱熹和陆九渊两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分歧。朱熹主张“理学”（即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主张“心学”（即主观唯心主义），双方各持己见。为了明辨谁是谁非，争夺“正统”地位，他们通过各种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曾进行过激烈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辩论要算是“鹅湖之会”了。
1175年4月，著名学者吕祖谦为了调和朱陆之间的矛盾分歧，邀请朱熹和陆九渊在江西信州鹅湖寺（在今江西铅山县）相会，与会者还有当时的一些著名学者，如陆九渊的兄长陆九龄等。在“鹅湖之会”上，朱熹和陆九渊就“为学之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朱熹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个人要明白道理，必须多读书，不读书则难以明事理。”陆九渊针锋相对地提出：“道理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应该先注重人的内心的自我反省，不然，书读多了反而糊涂。”朱熹不赞成陆九渊的观点，对陆九渊说：“学习不破万卷书，怎么能掌握知识、明白事理？怎么能在求学、修身方面有长进呢？”陆九渊反驳说：“书籍堆积如山，读不胜读，要掌握事物的道理，必须先发掘人的本心，然后才能去博览群书！”他进一步反问朱熹，说：“尧舜之前何书可读呢？”意思是说，尧舜之前虽然没有书读，但同样出了像尧舜这样的大圣人，可见，发掘人的本心，加强自我反省比读书更重要。“鹅湖之会”两人辩论了3天，最后还是各有各的道理，谁也说服不了谁。
值得赞扬的是，两人虽然思想见解不同，却没有妨碍他们之间的友谊，甚至两人互拜为师，取长补短。他们两人从来没间断过书信来往，在书信中，他们既争论问题，又向对方请教，相互探讨切磋学术问题，互相取长补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鹅湖之会
后来，朱熹在庐山主持白鹿洞书院，1181年春2月，陆九渊到南康（今江西星子）拜访朱熹，并请朱熹为其兄陆九龄写墓志铭。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九渊欣然应允。他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两句，他指出：“今人读书便是为利。例如，中举之后又要做官，做官之后又要升迁，从少到老，从头顶到脚跟，做什么事都为了利。”由于陆九渊讲学言辞恳切，说理透辟，切中时弊，听众中有感动得流泪的。朱熹对陆九渊的讲学非常满意，认为切中当时学者们的痼（gù）疾，并特地请他写成讲义，刻在石碑上，立在书院门口，作为对他的学生的训诫。
朱熹与陆九渊虽然学术思想各异，却能相互尊重，既相互争论，又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友好往来，成为历史上的美谈。
团结不是违背原则
某班级的两个同学碰在一起，经常说：“我们二人是哥俩好，就像兄弟一样，穿一条裤子，方方面面没有任何矛盾，团结嘛！”
有一次，一个同学又气咻咻地抱怨：“要不是为了团结，我肯定要坚持我自己的想法。”原来，在讨论一项重要活动时，这位同学的正确意见与班长不合，而他却为了所谓的“班子团结”，违心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
随着团结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团结之风劲吹城镇山乡，人们正在为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团结相处的社会而付出辛勤的努力。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似乎有人对团结的含义存在着一种理解上的片面、认识上的误区，以为一讲团结，就是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逢人点头哈腰，开口一团和气，闭口嗯嗯啊啊，正确的不敢坚持，错误的不敢反对，不是和稀泥，就是走中庸路线。
其实，团结不是不要原则。不讲原则，不讲是非，放弃的是正确的观点，助长的则是歪风邪气。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有些人之间，见面“哈哈哈哈”，坐下“一致同意”，没有一点批评与自我批评，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我们知道，只要干工作，就不可能会没有不同意见，没有争论。所以说，“穿一条裤子，工作上没有任何矛盾”的事是不可能出现的。除非一方一味地迁就、盲从。而为了所谓的“团结”而放弃自己正确的意见，是极不负责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