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穿军装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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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提干 (1)

"小波,你过来一下。"樊叫我了,我忙过去。他看了我几眼,从他的眼中透出了那种让人感动的温和、慈爱。"有件事要先给你透个底,今年军区给我们军下了一个新闻骨干直接提干的名额,我们处里准备报你。"

"我?"好事从天上落下来,一下砸得我晕乎乎的,我还是要再确认一下,"真的吗?副主任那里会同意吗?"樊处长考虑了一下,说:"其实有些事不应该给你说,原来我们是准备报你和小姜,后来到副主任那里审签时,他又把小庞加上去了,现在已经报到军区干部部,到时候干部部和新闻处一起定。不过你放心,三个人中,顺序你是排在第一;小姜你是知道的,是下面师里的报道员,成绩不如你突出,排第二位;那小庞是前两年报过的,因为伪造档案没有通过,新闻处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估计这次也不会有什么戏。如果没意外的话,你这次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这时,我想开口道谢,却不知道怎样来表达我的感激之情,鼻子一酸,眼泪却出来了,就哽咽着说:"谢谢樊处长!谢谢宣传处!"樊也很高兴,连说:"好了,好了,这也不是我一人的意思嘛。你的表现、你的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提你大家也很服气的。不过,"他加重了语气,表情变得异常严肃,"这段时间你还要低调再低调,少说话,多写稿,不要卷进政治部内部的一些事里。还有,你上次的那封'读者来信',听说把军务部门给得罪得够呛,副参谋长把柴处长叫去大骂了一通,他们可是把你恨得牙痒痒的,你不要再有什么小辫子让他们给抓住。等你提了干就好了,不归他们管了。"原来樊早知道这事了,他还知不知道军务处已收了我的出入证呢?话到嘴边,我又吞回去了,樊已为我的事操了不少心,这些小事就不麻烦他了。

我刚要离开,樊又叫住我:"小波,小薇高考结束了,报的是吉工大,看来问题不大,她这段时间一人在家有些闷。我经常不在家,你嫂子身体又不好,如果你空的话,可以多去陪陪。""好的!"我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这一年多来,我已经把樊处长的家当成自己的家了,他家里的自行车坏了、窗户的玻璃坏了、机关分的菜拿不了等,嫂子一叫我,我就马上赶去。其实这些小事嫂子自己可以做的,还是要叫我去,干完活就不让走,做一桌好菜叫我吃,吃的时候她就不停给我夹菜,我还有半碗没吃完,就给她抢去添第二碗了。她老是说部队食堂的大锅饭不好吃,要我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多吃点。当我知道这是她有意变着花样在给我改善伙食时,有几次我就借口推辞,还是被她找到办公室来了。樊的三个女儿也与我越来越亲热了,最小的小蕊是一见面就往我怀里钻,非要小波叔叔抱。生分的是小薇,叫声"小波叔叔",脸就要红半天。我也知道她这样叫是有些为难,我们年龄最多也就差四岁左右。

提干的事我没在枫的面前露一丝口风,我是想等到最后结果出来,再给她一个惊喜,更主要的是我想证明给枫看:怎么样,没有沾你家一点光,凭我小波自己的能力就改变了环境,我是不是也挺能干?

就为这,后来被枫骂了个狗血淋头,说我身上有一种小知识分子的清高,有一种小地方人的小气,是典型的小男人......结果已经如此,尘埃已经落定,我无话可说。如果当初通通气,提干的事或许就会都不一样。我为什么要那么浅薄地急着证明自己?男人就男人,男人需要证明吗?说来说去,这还是一种没有自信的表现。

恋爱中的人是愚蠢的,包括我。

新华社驻我们军区记者站的陈站长来军里搞个采访,需要一位熟悉情况的同志陪着去,处里的干事都脱不开身,樊让我去。樊说,陈站长是人大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到部队后写过多篇有影响的重头稿件和内参,好些内参都得到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批示,你跟着去,可以多学点东西。

陈站长不过四十出头,戴副眼镜,穿上军装还是显得儒雅、斯文,不像当兵的,反而像大学里的教授了。他一见面就说:"小波,我看过你写的东西,很勤奋,也很有才气,不愧是老樊带出的高足。"几句话说得我心里暖呼呼的,距离一下就缩小了。他给我看了一封信,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这次做一个调查,你要有吃苦的准备,也要有挨打的准备。"我听后,不仅没被吓住,反而感觉很刺激,仿佛将要和他一起参加一项重大的任务,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油然升起。

信是我们集团军某师坦克团的战士写的,他父母亲年过五十才有了他这个独子,从小疼爱得不得了。他当兵第二年,家里就出了事。他家的房子是过去"土改"时分地主的大宅院,住了几十年。可自从当年被镇压地主的小儿子当了他们那个县的副县长后,一切都开始发生变化。先是有人放风说当年镇压的地主镇压错了,后来又有人三番五次找他们,逼他们搬出老宅。老人多次到县上、镇上反映,有关部门也只答复让两家人协商解决。副县长态度强硬非要老人搬离,又不提供新住的地方,两位老人就坚持不搬。一天,家里来了一大帮子人,闯进来二话不说,就把老人给赶了出来,把家里的东西朝外一扔,重新换了锁。两位老人没有地方住,只好到瓜棚里将就。数九寒天,夜降大雪,一下把瓜棚压塌了,两位老人被砸伤。父亲被砸破了头,母亲砸断了腿。这个战士闻讯后,专门请假回去给老人治伤,等伤情好了些又把老人接到亲戚处,他就开始找有关部门要求解决。可还没等把庙门找对,他自己在街上就让人给莫名其妙地揍了一顿。回到部队,儿子在团里的支持下就到处写信告状。一来二去,信转到了陈站长的手里,他请示了分社、总社后,就专门来调查此事。

陈站长站得高,也看得远,一句话就切中了要害:"这是一件普通的侵害军属权益的事件吗?这是一种倾向,是想否定当年的'土改'!翻当年的案,这种事其他地方也有。我们去的那个县驻扎着你们军的一个团,当然我们也不能硬来,实在不行了,我们就跑到部队去。你和那里的部队熟吗?"我说我和那个团的团长、政委都认识,他点了点头。

军里的车把身着便装的我们送到那个县后,就掉头回去了。我们几经周折找到了两位老人,老人一见部队来人就马上跪倒在地,求我们给做主。我们看了当年分给他们的房证、地契,详细了解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镇上、村里听说后,也有人赶来反映情况。我们一一收集和核实后,准备去县上会会这位霸道的"县太爷"。到了县政府,没有见着本人,被他的秘书挡了,说是出差了。我们心中有底,说不定就猫在哪个办公室不敢来见我们。可是,我们在县城无论走到哪,都有两个人影子似的跟着我们,陈站长就把他那个小采访机别在腰间,盖在衬衣里,鼓鼓囊囊的,让人不知是什么东西,摸不清虚实。我们也不敢久留,找到当地驻军,一亮我们的身份,他们出个车直接送我们回春城了。在车上,我和陈站长反复探讨那帮人为什么不敢对我们动手,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倒不一定是怕陈站长腰上那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肯定是忌惮我们的军人身份;再说了,那个县城里就驻扎着我们的一个团。

回春城后,陈站长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写了一份内参(他是新华社记者,我是新华社通讯员),几经周折,发在了新华社主办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使这件事最终得到了解决,房子退给两位老人,那个副县长丢官罢职,并赔偿老人的医药费,打战士的凶手也受到了惩罚。

陈站长急着回沈阳,在春城火车站我们分了手后,我又慢吞吞去了一家洗浴中心,舒舒服服地泡了个澡,才满面红润地回到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