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发现，当你打开记忆，在如数家珍的这些佳作中，能准确地说出某篇作品中的某一处打动你的东西时，你就找到了这篇小小说的硬度。比如一提起许行，就会想到他的《立正》里面那个老是一激灵打立正的国民党老兵；比如刘国芳的作品读过很多，就记住了一个细节，一个男孩儿在电话亭给自己的恋人打电话嘱咐她注意冷暖，絮絮叨叨了半天，电话亭的这个女孩儿一下子听出来了，男孩儿的电话就是打给自己听的；读王奎山的小小说只记住了一句话，“黄泥抹进裤裆，是屎也是屎，不是屎也是屎”，作品的名字忘了，但这句话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贾大山的一篇写机关干部下乡割麦子的作品里有一处描写，农民站在地头一二三数人头，算算中午得几桌，一个细节点亮了整篇作品；江离的《奴才》里面那个当了财主的奴才又跪下来给昔日的主子当上马石，这一处描写影响了不少人，相裕亭描写盐东里有一个穿鞋的镜头，其实就是从这演化来的；
赵新一个写“拾金不昧”的故事，男人拉着女人去看戏，拾了人家的东西等着还给人家，是个有月亮的夜晚，我读了赵新很多小说，就记住了那晚的一地月光……还有不少小说，连名字都忘了，也没记住什么细节和句子，但那篇小说的味却永远留在了记忆里，挥之不去。总之，还有很多让我忘不掉的东西，忘不掉的作家。我非常珍惜这些忘不掉的东西，我非常佩服和敬重提供这些忘不掉的东西的作家。我知道，正是这些忘不掉的东西成就了一篇篇优秀的小小说。这些东西，就是小小说赖以生存的硬度。
一篇缺少硬度的小小说，无论语言如何华丽，叙述如何圆熟，埋伏如何老练，读过之后没有让人激动而忘不了的东西，就不是一篇好的小小说。很多时候，提起一个作家马上会说到他的某某作品，因为这篇作品获过奖或上过刊物的好位置大家记住了它的名字，再往深处想竟一片空白。也就是说，这篇获过奖或上过刊物好位置的作品没有让读者忘不掉的东西，这样的作品值得怀疑，作品的主人也是值得怀疑的。
小小说的硬度，是从小小说的细部开始审美追求的一种意向。我觉得它是一种既有形又无形时常飘忽不定的东西，有时是一个好细节，有时仅仅是一个贴切而充满了遐想的句子，有时是一种气味，有时是一种心灵共鸣的撞击，有时是一种姿势（小小说也有自己的身姿）……就像一个可心的女性一样，不定哪一点打动了你，水汪汪的眼睛、好看的嘴唇、一头秀发、微翘的臀部，或者轻盈的步态？
我非常热爱这些来自小小说身体内部的亮点，是它们让小小说变得丰腴、多情、湿润，是它们让小小说充满了性感和质感。
下午的苏门山
从报社辞职后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家里，开始跟驴目的小说叫劲。上午起得晚，上上网看看闲书，下午去苏门山写作，过着一种极其封闭的生活。手机关了电话切了还搬了新家，亲戚朋友都在猜测我的想法。有一个脾气急躁的亲戚摩托车让交警扣了，找我帮忙，打手机关机打电话没人接，一扯急他把自己的手机摔了稀巴烂。也许身边的人不理解，其实我自己也不理解自己。一个真正掉入文字里的写作者，可能就习惯封闭自己。
媳妇上班的时候，骑自行车把我捎到百泉村口，我拿着一张报社没给我收回去的老记者证目不斜视地走过验票口。过百泉湖，踏上苏门山的台阶。那个几年前骗过我五块钱的老头天天在山口摆摊，“能算出你姓啥，能算出你多大，能算出你干啥”，依然天天有人给他送钱。听说已经涨到六块了，不包括中间给你算出彩了让你加钱。真不贵，所以上了当也没人跟他过不去。过孔庙、龙厅，就到了啸台——晋人孙登的栖身处。这位苏门先生就是我们辉县人，曹操的后人渐渐被司马一家取代，山下和外界杀声四起，苏门先生却隐居于此，“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或是站在山巅之上长啸，或是捧《周易》凝神而读，或是抚弦琴自得其乐。当年的竹林七贤够潇洒的吧，可见了苏门先生，不自觉就矮了半截。
每天经过啸台我都会肃然起敬，心中默默念想，与这位苏门先生作一次肯谈，并且有执手礼。下啸台，到太平亭，就到了我的书房。一块矮石头作凳子，一块高石头作书桌，还用养花种草吗？你看，紫色的是牵牛花，黄色的是太行菊，红色的桑椹，还有半红半青的野酸枣，这就是苏门先生当年的一日三餐吗？书房不用我费心，一切都是现成的。我只管铺开纸笔，尽情涂抹就是了。累了就躺在石凳上口衔青草，仰望蓝天，与飞来的鸟雀对话。问他们一些尘世间的问题，当官的保姆大字不识就能当办公室主任吗，有钱就能当村长吗，努力为什么没有回报，日日付出却还这么凄苦，浇水怎么总不见花开？它们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也没了说话的兴趣，不如美美睡一觉。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书房很脏，于是就很脸红，还读书人呢。赶紧折了一根树枝，拽了一把又一把野草缠绕起来，做成一把笤帚，把这里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我也可能打一套蹩脚的太极：拳，姿势实在欠优美，从不示人的。打着打着，一有来人经过我就收了拳，作扩胸状。还有一天，写得入了迷，天色暗淡下来，猛一惊，山上只有我一人了，四周静得可怕。我匆匆收了笔往回走，到啸台的时候，脚下猛然镇定下来，我不走了。我要和苏门先生再待一会儿，他要懒得理我，我就会对人吹嘘，这整座苏门山是我一个人的了。我一下子富有得想哭了。一直到天漆黑漆黑，我才下山。
也有写不出来的时候，比如那天，那个写了二十页的长篇《日工》却怎么也没法往下走，只好把它废了。肯定得从头开始。心情就特别糟糕，想得也就特别多。被蚊虫叮咬的时候我就纳闷，当年的苏门先生没有风油精和万金油，他是怎么过的？听说竹林七贤每天不用上班，不用干活，只管喝酒就行了。竹林七贤是财政开支吗？打酒钱能公费报销吗？我今年辞了工作封闭自己，全靠小说换几个小钱，八十岁的父亲要生活看病，上高中的儿子要花钱，我能坚持多长时间呢？唉，既然做不了苏门先生，那就做一介愚夫吧。下山的时候脚步歪斜，踉踉跄跄，仿佛被人胖揍了一顿似的。我又想起了阮籍那个家伙，为了躲避司马家提亲，“一个人驾着木车游荡，木车上载着酒，没有方向地向前行驶。泥路高低不平，木车颠簸着，酒坛摇晃着，他的双手则抖抖索索地握着缰绳。突然马停了，他定睛一看，路走到了尽头。真的没路了？他哑着嗓子自问，眼泪已夺眶而出。
终于，声声抽泣变成了号啕大哭，哭够了，持缰驱车向后转，另外找路。
另外那条路走着走着也到尽头了，他又大哭。走一路哭一路，荒草野地间谁也没有听见，他只哭给自己听。”
可是此时此地的我想哭也不成，一路上总有熟人，还要装出一张笑脸。如此一想，更是委屈，泪就有点控制不住，急忙钻进一条胡同面向墙壁。秋风中，我看见了我抽搐的背影，仿佛一小片树叶。我以为我从此倒下了。可是第二天午后我又坐上了媳妇的自行车，兜里还没忘揣上那张已经作废了的记者证。
起名
读过郭昕老师一篇随笔，题目好像叫《给孩子起个好名》，印象深得很。意思是对待小小说作品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在创作时注意起一个恰当、悦目又具个性的名字，从而珍爱倍加。我当时感触很深，就一直这样做了下来，并有了延伸，后来不单单是每一篇作品。1998年出版第一本专集，我嘱咐自己一定不要草率，力争让书名和内容柔顺体贴，突出韵味。斟酌再三，取名为《布衣心情》，“写平常人，说平常事”，一语道出主题且不生突。这个书名得到了读者朋友的认可，第一届河南省文学奖评选时，评委也很赞赏。2001年出版第二本，想了好几个书名，最后圈定《苦水玫瑰》。因为全书四部分，前两部分叙述“不尽的关爱”，喻为“玫瑰的花香”；后两部分叙述“人间的丑态”，喻为“带刺的玫瑰”。今年又出第七本，是自己的小小说自选集，想到小小说是一份精制的事业，写作小小说就是要把一份份袖珍的美呈现给读者，于是就定了一个书名——《掌上花开》。
有时候，读到一句或一段人心入肺的话，会让人产生很多感动且执著一生。我感谢这些启迪性的文字，和它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