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知道竺道生的挑战已被挫败，现在是他乘胜追击的时候了，他说，在建康这样的佛法气氛里，竟然会有如此蔑视道法的行为，试想如果这位生公的谬论一旦成立，我们的道场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也就是说，如果对一阐提人都能宽恕，国家又将会是怎样的局面？我认为，除非竺道生对今天的错误言论表示道歉，否则，我们就只能将他开除教籍，逐出道场。
竺道生过去就曾对建康思想界的狭隘有所感觉，今天更进一步认识到，这里竟然会是如此霸道。他觉得再无申辩的必要，于是他走到那尊佛像前，当众发誓道：“佛祖在上，如果我竺道生的言论有违佛法，就请让我暴病而亡，如果以后有人证明我竺道生的观点符合教义，我会在世寿尽了的一天于法座上寂灭。”
建康再也呆不下去了，竺道生不得不前往苏州投奔好友法纲。
九月的苏州风和日丽，站在虎丘的山顶上，整个苏州都笼罩在一片淡淡的烟云之中。竺道生在虎丘山上漫步走着，剑池还在，试剑的巨石还在，可是，又在哪里能找到吴王的踪迹呢？在苍茫的历史面前，人不过是匆匆的过客，惟有不变的佛法才是永恒存在的真理。
朋友出门去了，竺道生便坐在虎丘的那一堆乱石丛中细细地梳理自己的思绪。他想起十五岁时登坛讲经，被人们夸为“吐纳问辩，辞清珠玉”；
他想到追随老师鸠摩罗什的那些日子，由于他出色的译经活动，被人们称为京都“十哲”、“四圣”。几十年来，高踞于法座之上，他魅力四射的演讲总是令无数听众激情昂然。
忽然，他眼前的石头全都活了，它们不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一个个翘首以待的僧众，他们睁着渴望的眼睛，等待着他为他们说法。于是，他清了清嗓门，开始向这些陌生的僧众说法。“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他高声地说着。刮起一阵风来，四周的草木在风中发出呼呼的声响，像是对他的说法报以响应，而那眼前的石头更是不住地点头，仿佛是对他的“一阐提人也有佛性”的观点表示赞同。
这所有的一幕，都被前来寻找他的好友法纲看得真真切切，记得分分明明。于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被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
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道生来到江西庐山，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也就在这一年，昙无谶所译四十卷《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所述“一阐提人也有佛性”的观点与竺道生几十年前“一阐提人皆有佛性”的观点不谋而合。竺道生的理论被人们承认，竺道生也成为名满天下的高僧。
四年以后，竺道生在庐山为僧众再讲《涅槃经》。讲经结束，人们发现竺道生已于法座上进入禅定，这一入定，就再也没有醒来，实现了他当初所发誓言，若我观点符合教义，会在世寿尽了的一天于法座上寂灭。
§§§第十节北魏太武帝灭佛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一场空前的浩劫在京城长安发生了。
那天黎明，法性寺里的僧人们刚刚结束了他们的早课，还没等走出大殿，一队扛着长矛的士兵冲进了寺内。他们一部分人包围了那座大殿，另一部分人则用长矛捅开一间间寮房和佛殿的木门，开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
战战兢兢的僧人们大部分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还是有一部分人猛然想起前几天发生在另一座寺庙里的事来，那天拓跋焘的军队因搜捕盖吴起义军的残余而冲进了那所寺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并没有搜到一个盖吴的叛军，却在好几个寮房里发现了正与女人淫乱的僧人。在他们的零乱的床榻旁，是杯盘狼藉的酒具和散落在地的动物骨头。其实，在这座有着三千僧人的大寺庙里，偶尔有几个僧人不守清规并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但是，另一些士兵的发现就让太武帝无法容忍了，他们分别在一些暗室和库房里发现了大量的兵器和数以万计的钱财。本来，僧人应以解脱道为终身奉持行状，谁能想到，他们竟私藏了这大量的武器，其目的还不是很明显吗？联系到这些日来搅得拓跋焘心神不宁的盖昊叛军，以及不断发到北魏朝廷的关于僧人谋反的奏折，不能不让这位刚刚做了北魏皇帝的北方民族的首领震惊而又震怒了。于是，一场灭佛的浩劫终于发生了。
北魏太武帝下达了灭佛的诏书，要将长安沙门一律诛杀，所有经卷一律焚毁，但凡寺庙分给王公贵族作为宅第。这样的诏书连太子也看不过了，太子说，父皇只可诛杀私藏武器的僧人，如果滥杀无辜，那是要遭致因果报应的。
太武帝当然不会听他的，这时，曾被太武帝尊称为国师的僧人玄高和慧崇当廷向太武帝提出交涉，盛怒之下的太武帝当即下令勒死两位僧人。
法性寺前的广场上燃起了熊熊大火，那是成堆的经卷和一尊尊佛像。
大火已经燃烧了三天三夜，大火引起的浓烟使整个长安城的上空笼罩在一片灰暗的烟云之中。长安的一千多座寺庙里，未及逃走的僧人或被斩杀，或被关进了牢狱，连一些年老体弱者也未能幸免。太武帝接着又下了一道诏书，自王公以下，几私养僧尼者，限期不交者一律斩杀九族，沙门处死。
一时间，这座昔日寺庙遍布，佛塔林立的长安城顿时陷入一派混乱之中。
然而，这场祸乱仅仅是僧人造成的吗？让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
公元426年，拓跋焘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北方的长期战乱。统一了黄河流域，完成了他的统一大业。这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头领出于对汉民族黄土地的虔诚膜拜，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一向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佛教作为国教而加以公认，以此作为取得中原民心的一条主要措施。佛教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沙门法果当即作出反应，他说：“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的如来。”他一反东晋慧远法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认为“现在的皇帝即是现在的如来，敬皇帝和敬如来是一回事”。佛教界的积极反应，理所当然地受到皇帝的欢迎，而政治与佛教界的相依相容，是双方利益的共同获得。一大批有才华的僧人集中在北方，所译经、律、论三藏1900余卷，出现了自鸠摩罗什以来第一次佛教界各派纷呈、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就像南朝的梁武帝一样，北魏朝廷同样认为造寺建庙是一种最大的功德，他们最热衷的事情便是大兴寺庙，蓄养僧尼。短短几十年间，仅东西二魏，皇帝造寺47所，王公贵族造寺800余所，到宣武帝时，各州郡有寺13700余所，这实在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不仅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是一篇历史的实录。作者对洛阳当时的许多寺庙的铺陈描述实在是美不胜收。这些华丽的寺庙名义上是佛教徒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实则是那些王公贵族骄奢淫逸的宫廷。高阳王元雍有男奴六千，使女五百，吃一顿饭费钱数万。河间王元琛与之比富，骏马十余匹用金槽喂养，招集王公宴饮，食器均为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壶等。章武王元融见了心中懊恼，卧床三天不起。尽管如此，王宫贵族们为了平衡心理，建立“功德”，更是大兴土木，建造寺庙。一时间，洛阳上下，贵族们之间一场新的竞赛开始了，造寺建庙成了他们争宠斗富的内容，成了他们挥霍钱财的手段。在这种大繁荣的背景下，祸乱的种子也同时种下了。
佛教的空前繁荣首先引起中国固有的道教的不满和排斥，北魏太武帝即位不久，新天师道的创始人寇谦之即来平城献道经一部以示归顺。对佛教一向表示不满的宰相崔浩便趁机对太武帝说，真正中国的教义是道教而不是佛教，佛教是外来宗教，陛下是中国的皇帝，应当推崇道教而鄙视胡教。这样的阿谀正中欲做中国皇帝的胡人太武帝的心中隐病，于是，太武帝开始在中原大兴道教，于平成设立天师道坛，接受封禅，表示已受天命，有权来做中国的皇帝。尽管如此，太武帝拓跋焘并没有要对佛教采取什么措施的意思，当时的佛道之争，也仅仅是学术之争，并没有可能发展到相互仇杀的地步。直到太武帝拓跋焘的士兵们按照崔浩的建议进攻长安讨伐叛军盖吴，在长安的一些寺庙里发现大量弓箭矛盾，酿酒器具，大量钱物，以及僧人与贵家妇女淫乱的密室。如果说在这之前北魏太武帝已经对佛教没有多少感情，但他并未下定废佛的决心，或者说，他即令早有废佛的思想，但他一直找不到废佛的理由和借口，而此刻，面对长安佛寺中所见一切，被激怒的太武帝终于找到了他认为可以诏示天下的理由。于是，一场大规模的废佛运动就这样开始了。
后来的历史学家们总结说，这就是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四次灭佛事件的第一次。
中华名寺
寺，原为中国古代官署，佛教传入后，专指佛教徒聚会修行和僧人居住的地方。中国佛寺最初是按照朝廷官署的布局建造的，也还有原来是贵族和富人将自己现成的住宅施舍为寺的，它们按地域大致可分为汉地佛教寺庙、藏传佛教寺庙和南传佛教寺庙三大类。
这些佛寺不管是居于深山荒野，还是地处平原闹市，都吸引众多善男信女到此烧香拜佛，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民间文化，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