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是个开头，有兵有粮，重要的还要有领导人。陕西那边的最高军事长官是夏竦，其他的人从哪儿找？环顾四周，赵祯发现了个超级绝望的现实。从澶渊之盟往后到现在，过去34年了，宋朝的现状是他没打过仗，他妈妈也没打过仗，他的臣子们也都没打过仗！那么让谁去呢？没头绪不要紧，从宏观上讲有两种选择——第一，用武将。比如，当年的潘美，在征南汉之前也没有军功。曹彬在打南唐之前也默默无闻，这都是例子。但有一点，这么做全体文官集团就会恐慌，小心官、场、震、动，宋朝的军政命脉早就掌握在文官手里了，这么搞会出大事。何况他本人也只认得文官，武将比如刘平，他都从来没亲眼见过……第二，就是用文官。没打过仗就得选那些想去打仗，不怕打仗的。这是当年唯一的用人标准。结果韩琦、范仲淹、庞籍、尹洙等人入选。这就是这些名传千古的贤臣们发家的起步，说是偶然也是必然，宋朝成群的武将只能靠边站，成片跟蚂蚁一样多的文官们都只能吃干饭，就这几个有胆子，不是说会打，至少敢去打。
至于说把握，那就惨了点，说得好听，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说难听点，纯粹是摸着石头过河，把战争当游戏！并且是展示自己的勇气、脾气的舞台，尽情表演，不计损伤地游戏！一声令下，就要各奔前程，但是别忙，最重要的人还没出场。国家最重要的中枢部门东府中书省的主人还没到位。张士逊必须得退休了，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的表现比老人帮们更差劲。老人帮除了自私、贪婪、脾气大点之外，对国家的实体损伤有限。可张士逊料敌不准，过分骄傲，把吴育这样的冷静派叫疯子，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朝廷拒不向西北增兵，逼得宋朝两位军区副总司令出战居然只带出去可怜巴巴的一万多人。该死的，弄得跟在境外作战一样的狼狈不堪！那么要换谁呢？局势要求必须摒弃所有偏见，选出来一个能力最强，对目前危局最有把握扭转的人。谁？大家一致认定——王曾。但很可惜，他已经死了。王曾死于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的冬天，也就是一年前。死时就像寇准当年那样的灵异，某天凌晨时分，突然间天上一颗大星陨落，直接掉在他的寝室外不远。他的家人吓坏了，急忙禀告他。这时王曾已经卧床不起了，他淡然一笑：“后一月当知。”一个月之后，王曾故去。时年61岁。
国家追封他为侍中，谥号为“文正”。这是很高的代遇了，但对王曾来说，仍然不够。王曾一生走在两个极端里。一方面功名富贵达于顶点，国家首相、枢密等要职随手可得，一方面却自奉极简，吃的穿的比老百姓强不到哪儿去，请客送礼等官场恶习更别想跟他沾边。他老朋友的儿子来看他，饭后他送的礼物很风雅，是几轴简纸。世侄很高兴，宰相大人的墨宝啊，可是打开一看，字是好字，纸却是别人写给王曾的旧信纸。这事要正确分析，王曾不是抠门，而是向官场传递一个信息。在王曾的主导下，政府至少是清廉的，别想请客吃饭送礼。而且历史记载，王曾资质端厚，眉目如画，进退举止温文大度，虽可亲近但绝不敢亵玩。当年的大才子杨亿怎样？敢和寇准没大没小，可面对王曾时始终规矩老实，这就是人格和修养的力量。有这个人在朝廷里，至少会起到半个萧何的作用。汉相“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源源不绝”，王曾至少可以轻松做到前两项，那是难度最大的，至于军需和粮饷，国家朝局稳定了，还有问题吗？可惜他死了，于是千不情万不愿，还是得让那个人出山。虽然那人非常的招人烦，没法让人心服。吕夷简。
吕大宰相卷土重来，也算是第三次宣麻拜相了，超过寇准，追上赵普，怎一个显赫了得。不过背后的底蕴也再清楚不过，跟前边选的打仗人才一样，都是矬子里拔大个，不是最佳人选。这些赵祯都清楚，选了吕夷简就得先担心有人找麻烦，他立即就想了那个超级的大麻烦人——范仲淹。没完没了地一定要搞垮吕夷简，只要想想过程，连皇上都头疼。为了一个起码的工作环境，赵祯特意把范仲淹找来，为自己的新宰相做和事老。范爱卿，夷简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你知道吗？这次起用你，是夷简举荐的啊……却不料范仲淹微笑着回答，陛下，我与夷简只有政事之争，并无私人之怨，现在国事为重，臣知道怎么办。皇帝很迟疑，搞什么，暴烈变阴险了？懂得说一套做一套了？紧接着发生的事让吕夷简都不适应，他突然接到了范仲淹的一封信。信里非常诚恳地说，凡为官者，私罪不可有，公罪不可无。以前得罪，全为公事，不意宰相雅量高致，以国家为重奖拔仲淹，深为感谢，望与宰相内外互助，渡过国家难关。吕夷简看着这封信，心里大为感慨，弹指近两年，今日之仲淹再不是昨日之仲淹了。
但感慨归感慨，他心知肚明，范仲淹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前方打仗，打的是后方的钱粮，大宰相，你要认真办事，别拿国家大事当报仇工具！但无论如何，范仲淹的这个姿态千金难买，吕夷简是个明白人，往后近四年之间，他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至少是对范仲淹主管的鄜延路。别人就不好说。宋朝的重心在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的五月份之后，开始向西北倾斜。可以说举倾国之力去报三川口宋军全军覆没之仇，在这样空前巨大的军、政、财全体动员的情况下，范仲淹、韩琦、尹洙、庞籍、种世衡、狄青等人都有了用武之地，在之后7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个人的愿望、努力和遭遇，就是当时宋朝国势的体现。各有不同，难言对错。从西北第一高官，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说起。话说大佬很好当，主角才轻闲。越是上层的人物，就越不需要注重细节。理由就像美国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说的——我只管下令进攻，至于怎样进攻，是参谋们和下边人的活儿，与我无关。
夏竦也是这样，何况这时范仲淹、韩琦等人正从中央往陕西赶，细节根本没法展开，于是百无聊赖，他想出了一个超宏观的对敌策略——诱降赏格。这是宋朝官方赏格的升级版，宋夏战争开始，宋朝曾经下令，无论谁杀了李元昊，就以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等李家世代爵位替换。你杀了谁，就可以继承谁。尤其是党项人内部优先，鼓励西夏方面自己动手。夏竦为了增加效果，给赏格加了码，他在边境上发了榜文，说“有得元昊头者，赏钱500万贯！”500万……这个数字都多恐怖，可以参照一下《水浒传》里的生辰纲。能让良民铤而走险当强盗也不外乎10万贯，那么增加50倍之后，生性野蛮，无父无君的蛮夷匪类们会有什么反应？将心比心，夏竦信心十足，就等着哪一天有人提着一颗血肉模糊的党项脑袋来领赏，或者好多个党项人提着好多颗血肉模糊的党项脑袋来争着领赏。管他怎样，是不是真的杀了李元昊，西夏内部都会一团糟，真是妙不可言。至于赏钱，由于脑袋的辨认难度的提高，或者宋朝的货币外汇的升降调节等不可预知等原因，总会有所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