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且说第一个例：二千五百年前在喜马拉亚山南部有一个小国——迦叶——里，街上倒卧着一个病势垂危的老丐，当时有一个王太子经过，在别人看到，将这老丐赶开，或是毫不经意的走过去了；但是那王太子是赋有哲学的天才的人，他就想人为什么逃不出老、病、死，这三个大关头，因此他就弃了他的太子爵位、妻孥、便嬖、皇宫、财货，遁迹入山，去静想人生的意义。后来忽然在树下想到一个解决：就是将人生一切问题拿主观去看，假定一切多是空的，那末，老、病、死，就不成问题了。这种哲学的合理与否，姑不具论，但是那太子的确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他以为比较普遍适用的意义。
我们再举一个例，譬如我们睡到夜半醒来，听见贼来偷东西，我那就将他捉住，送县究办。假如我们没有哲性，就这么了事，再想不到“人为什么要作贼”等等的问题；或者那贼竟苦苦哀求起来，说他所以作贼的原故，因为母老，妻病，子女待哺，元处谋生，迫于不得已而为之，假如没哲性的人，对于这种吁求，也不见有甚良心上的反动。至于富于哲性的人就要问了，为什么不得已而为之？天下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有多少？为什么社会没得给他做工？为什么子女这样多？为什么老病死？这种偷窃的行为，是由于社会的驱策，还是由于个人的堕落？为什么不给穷人偷？为什么他没有我有？他没有我有是否应该？拿这种问题，逐一推思下去，就成为哲学。由此看来，哲学是由小事放大，从意义着想而得来的，并非空说高谈能够了解的。推论到宗教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等，也无非多从活的人生问题推衍阐明出来的。
我们既晓得什么叫人生，什么叫哲学，而且略会看到两者的关系，现在再去看意义在人生上占的什么地位。现在一般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思想差不多是社会的奢侈品。他们看人生种种事实，和乡下人到城里未看见五光十色的电灯一样，只看到事实的表面，而不了解事实的意义。因为不能了解意义的原故，所以连事实也不能了解了。这样说来，人生对于意义极有需要，不知道意义，人生是不能了解的。宋朝朱子这班人，终日对物格物，终于找不到着落，就是不从意义上着想的原故。又如平常人看见病人种种病象，他单看见那些事实而不知道那些事实的意义，所以莫明其妙。至于这些病象一到医生眼里，就能对症下药；因为医生不单看病象，还要晓得病象的意义的原故。因此，了解人生不单靠事实，还要知道意义！
那末，意义又从何来呢？有人说：意义有两种来源：一种是从积累得来，是愚人取得意义的方法；一种是由直觉得来，是大智取得意义的方法。积累的方法，是走笨路；用直觉的方法是走捷径。据我看来，欲求意义唯一的方法，只有走笨路，就是日积日累的去做克苦的工夫，直觉不过是熟能生巧的结果，所以直觉是积累最后的境界，而不是豁然贯通的。大发明家爱迪生有一次演说，他说，天才百分之九十九是汗，百分之一是神，可见得天才是下了番苦功才能得来，不出汗决不会出神的。所以有人应付环境觉得难，有人觉得易，就是日积日累的意义多寡而已。哲学家并不是什么，只是对于人生所得的意义多点罢了。
欲得人生的意义，自然要研究哲学史，去参考已往的死的哲理。不过还有比较更重要的，是注意现在的活的人生问题，这就是做人应有的态度。现在我举两个可模范的大哲学家来做我的结论，这两大哲学家一个是古代的苏格拉底，一个是现代的笛卡尔。
苏格拉底是希腊的穷人，他觉得人生醉生梦死，毫无意义，因此到公共市场，见人就盘问，想藉此得到人生的解决。有一次，他碰到一个人去打官司，他就问他，为什么要打官司？那人答道，为公理。他复问道，什么叫公理？那人便瞠目结舌不能作答。苏氏笑道：我知道我不知你，却不知道你不知呵！后来又有一个人告他的父亲不信国教，他又去盘问，那人又被问住了。因此，希腊人多恨他，告他两大罪，说他不信国教，带坏少年，政府就判他的死刑。他走出来的时候，对告他的人说。“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你们走你们的路，我走我的路罢！”后来他就从容就刑，为找寻人生的意义而牺牲他的生命！
笛卡尔旅行的结果，觉到在此国以为神圣的事，在他国却视为下贱；在此国以为大逆不道的事，在别国却奉为天经地义；因此他觉悟到贵贱善恶是因时因地而不同的。他以为从前积下来的许多观念知识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多是乘他思想幼稚的时候侵入来的。如若欲过理性生活，必得将从前积得的知识，一件一件用怀疑的态度去评估他们的价值，重新建设一个理性的是非。这怀疑的态度，就是他对于人生与哲学的贡献。
现在诸君研究佛学，也应当用怀疑的态度去找出他的意义，是否真正比较得普遍适用？诸君不要怕，真有价值的东西，决不为怀疑所毁；而能被怀疑所毁的东西，决不会真有价值。我希望诸君实行笛卡尔的怀疑态度，牢记苏格拉底所说的“未经考察过的生活，是不值得活的”这句话。那末，诸君对于明阐哲学，了解人生，不觉其难了。
给求真学社同学的临别赠言
今天承求真学社诸同学的盛意欢送，我非常地感谢。但是谈到我个人以往的努力情况，我却觉得非常惭愧。我从前留学美国，当时忽想学农业，忽想学文学，终于转到哲学的路上去。可见得当时我对于自家所学的志愿，已经是很漂浮无定的。到了回国以后，以少年气盛，对于国家的衰沉，社会的腐败，很不满意，故竭力想对于这种行将倾颓的社会国家，作一番大改造的功夫。可是在这种积重难返的社会国家里，想把这两千年来所聚累的污浊一扫而空，把这已经麻木不仁了好久的社会打个吗啡针，使它起死回生，真不容易。
也许是我个人的学问不够，经验不足，努力了这许多年，转眼去看看社会，还是一无所动。而且看看这两年来的情形，政治愈演愈糊涂，思想愈进愈颓败。此外如人民的生计，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没有一件不是每况愈下，真是有江河日下之势。曾记得有一个故事，这里很可以引来谈谈，就是以前牛津（Oxford）大学里，有一种宗教运动Oxford Movement。Newman、Keble等结合了一班同志，组织了一个类似你们现在所组织的“求真学社”的团体。他们把每回讨论的东西和他们写的宗教诗，都集到一本小册子里去。在这小册子的头一页，Newman引了荷马（Homer）的诗，做他们的格言（Motto），这诗译成英文为：
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我现在用白话可以把它直译如下：
现在我们回来了，
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他们这种运动，据我们看来，虽不大对劲，但是他所引的这句诗，却很可以做我们的一个针砭。我常说牛曼（Newman）所引荷马的这句诗，应该刻在欧美同学会的门匾上，作为一种自警的格言。现在我们都已回来了，然而社会的腐败机轮，依然照旧地轮转着。
然则从这样看来，不是很可悲观的吗？不，决不！丁文江先生常说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我自信我个人是有我的宗教信仰的。我所信仰的宗教，既没有上帝，也没有默示（revelation），实在说来，人只要有一种信仰，便即是他的一种宗教。佛教不是没有神没有上帝的一种宗教吗？所以我对于我自家的信仰，也就叫做我的宗教。我相信一切有意识的，本凭良心的努力，都不会白白地费掉的。All conscious and conscientious endeavour will never be wasted！我们如果拿莱勃尼慈（Leibnitz）的话来说，更能够把这句话的真意表现出来。Leibnitz在他的Monadology（《单子论》）第六十一节中说得很好：
这个世界乃是一片大充实（Plenum，为真空vacuum之对），其中一切物质都是接连着的。一个大充实里面有一点变动，全部的物质都要受影响，影响的程度与物体距离的远近成正比例。世界也是如此。每一个人不但直接受他身边亲近的人的影响，并且间接又间接地受距离很远的人的影响。所以世间的交互影响，无论距离远近都受得着的，所以世界上的人，每人受着全世界一切动作的影响。如果他有周知万物的智慧，他可以在每人身上看出世间一切施为，无论过去未来都可看得出，在这一个现在里面便有无穷时间空间的影子。
诸位都是曾经读过哲学史的，在哲学史中这种事例很多。在哲学史中，往往一个哲学家思想的结果，当时或当即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当地看不出什么影响来，但是过了一时，或换了一地，却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大变动。在历史上许多的大转机都是这样。我们远看希腊大哲苏格拉底（Socrates）的牺牲，当时的社会，且以他的学说为邪说诱众，毒害青年；然而他们又哪里知道此后希腊的哲学思想都导源于苏哲呢！次如柏拉图（Plato）的共和国（Republic），他的共产制的社会，人家都莫不以之为理想的乌托邦（Utopia），然而到了现在，却成了社会改造运动的目标。
我们再近看马克思（Karl Marx）的唯物史观，主张阶级斗争，实行共产主义，人都视彼为洪水猛兽；然而这一世纪以来的政治运动都染着红色的社会主义的色彩。这不但是实行共产主义的苏维埃独立联邦共和国为然也。再看达尔文（Darwin）的物种原始（origin of species）出，而天演竞争优胜劣败之说，轰动一世。于是，向之人为上帝所独造，为万物之灵的宗教信仰，不得不受极大的打击。所以，当时的宗教界也都以“洪水猛兽”视达尔文；然而自然主义的信仰，由此更加巩固。哲学上玄之又玄的东西，更现出“海市蜃楼”的模样。就这样看来，只要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那么你这一分的努力，就有一分的效果。虽然这一分的效果，就宇宙的大洪流里头看来，也许有“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然而这安知这一分的效果，一分加一分，一点复一滴，终于变成滔滔大浪的江河呢！语云：“涓涓之水，可成江河。”而爝火倒可以燎原。固知我们的力量有非我们自己所能预料的。我曾给我的朋友做了一副联，联云：
胆欲大而心欲小，
诚其意在致其知。
这副联的上文，即是说一切都是一点一滴小小心心地做去。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功夫决不会空费的。这就是我的不朽的宗教，也就是我的“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的原因。
现在我快到欧洲去了。此时我所得的经验，当然要比以前“初出茅庐”时要多，而向之只能景仰不可攀望的大人物，此时也有机会和他们接触。所以我将来到欧洲时，也许我的做学问的欲望勃兴，从事学业的工作也未可知。因为我看西洋人作哲学史太偏于哲学的（philosophical）了，往往是把那些不切紧要的问题谈得太多，而惊天动地改变社会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哲学史上反没有位置。例如，一部哲学史翻开一看，康德（Immanuel Kant）和黑格尔（Hegel）的东西，已占了差不多一半，而达尔文、马克思、赫胥黎和托尔斯泰，反没有他们的位置，不是太冤枉了吗？照我的意见，作哲学史当以其人的思想影响于社会的大小为主体，而把那些讨论空洞的判断（Judgment）命题（Proposition）……等不关紧要、引不起人家的兴趣的问题，极力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