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月24日起，伦敦在连续85个夜晚中有82个夜晚遭到空袭，伦敦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他们没有屈服。没有丧失斗志，巨大的灾难反而培育出了坚强的“伦敦精神”。
伦敦精神
在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面前，600万伦敦人民经受住了这严峻的考验。即使是在饱受德军炸弹摧残后，普通英国民众仍表现出坚定的抗战决心，连性格坚毅的丘吉尔也忍不住为之深深感动。
德国对伦敦展开大规模空袭时，美国著名记者罗伯逊也在伦敦，后来他这样回忆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炸弹坑和瓦砾场，但伦敦在这苦难中已得到自信；虽然它从来没有这样紧张生活过。到处都是英勇的表现。一向过着平凡生活的600万市民，忽然觉醒了……”“伦敦全城看到这种招牌：‘照常营业’。谁都知道，工厂是无论如何不能让它停工的，服务工人的饭馆店铺是一定得开门的——‘战争真的变成全面的了，每个人都好像是军队中的一员……坚韧和决心随处可见——伦敦现在是一切都依赖于它的市民，伦敦人欣然地担负起责任了。”
伦敦人民已经用大无畏的精神把自己武装了起来。大街上到处贴着丘吉尔的名言：“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没有吓倒英国民众。尽管遭到巨大的残酷破坏，但他们仍然在尽可能的努力工作。这一时期英国的军火生产也没有下降，情况恰恰相反。作为德国轰炸机首要目标之一的英国飞机工厂的产量，在1940年仍然比德国多，其比数为9224架对8070架飞机。
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丘吉尔这个强有力的领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也成了英国人民的精神支柱。第二阶段空战开始后不久，丘吉尔视察了伦敦港一个被炸毁的船坞，在那里他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迎。瓦砾堆中插起了许多小小的英国国旗。居民们从四面八方跑来，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这些人的情绪都很高昂。他们围在丘吉尔一行人的周围，一面欢呼，一面用各种形式表示对丘吉尔的热爱，有的人甚至想摸摸丘吉尔的衣服。陪同他视察的战时内阁秘书处军事负责人伊斯梅将军后来写道：“他们哭喊道：‘好心的老温尼（温斯顿的昵称），我们想，你是会来看我们的。我们能够经受得住，给他们狠狠的回击。’丘吉尔失声痛哭。当我使劲让他穿过人群时，我听到一位老年妇女说，‘你看，他真关心我们，他哭了。’他镇定了一下情绪，以极快的速度穿过码头走了。”丘吉尔也回忆说：“在人们可能认为我给他们带来了某些改善他们生活命运的美好的实际利益时，我实在忍受不住，我流下了眼泪。”
9月初，德国空军对英国伦敦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轰炸开始时，英国内阁曾建议将政府机关迁往比较安全的中西部。然而，丘吉尔却坚决反对，因为他目睹过法国政府迁出巴黎后造成的混乱，他担心政府迁走会给英国民众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可是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是一座并不坚固的老建筑，虽然已在花园里加建了一个防空壕，可是仍不够安全，因为它可能会成为德军轰炸的重要目标。一番商讨后，最后决定将首相办公室设在称做斯多利门的安娜克斯街的一幢建筑物里，考虑到空袭的危险，这座建筑物是特殊结构的，其中有一个房间供内阁开会使用。丘吉尔选择两个地方轮流住，白天在唐宁街10号办公，晚上去安娜克斯。在那里，他每天晚上都会从楼顶观察所里观看战斗情况。
作为首相，丘吉尔还想了很多办法来尽量减轻空袭造成的危害。丘吉尔指示建立了他所说的“杰姆乌鸦”紧急警报制度，即设立屋顶对空嘹望员，观察敌情。当丘吉尔看到一家小饭馆因遭空袭而给业主带来不幸时，战时内阁就作出安排，制订出一项由政府对空袭受难者慷慨补助的计划。另外，正是丘吉尔本人坚持，把伦敦地下铁道的某些地段作为防止空袭的掩蔽部。
9月11日，为了鼓舞士气，丘吉尔向全国军民发表了广播讲话，他指出：“无可怀疑的是，希特勒先生正在很快地消耗他的战斗机队，如果他再这样继续几个星期，就会把他这部分重要的空军力量消耗殆尽，完全毁灭。这对我们就大为有利了。”丘吉尔10月8日在下院的讲话中认为，值得强调的是，按照目前的破坏率，要过10年才能将半个伦敦摧毁，“当然，在此之后，破坏会逐渐减弱”。
丘吉尔说得没错，已经几十辈没经历过战争的英国民众正在适应战争。伦敦居民躲在简陋狭小的防空洞里，听着外面似乎永远都不会停止的爆炸声，起初自然有些惊恐，但是很快就觉得，每天晚上都没有头天晚上那么害怕，人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空袭，而且能想出各种有效措施来对付任何一种直接的袭击。
比如，面对德军的轰炸，政府最初募集了一些志愿人员嘹望和消防，可是由于需要的人数很多，后来就变成轮流担负的义务工作，不少人在这项业余工作中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敌机来袭成为家常便饭，警报一响，就立刻躲藏起来。
空袭进行了一段时间后，德军发现给轰炸给英国造成的损失有限，于是又玩起了新花样。从9月中旬开始，德机在伦敦等地投掷大量的定时炸弹，希望给英国民众造成心理压力。于是，许多志愿人员又争先恐后地投入挖掘和清除定时炸弹的危险工作中。萨福克伯爵及其女秘书和年纪较大的司机组成了一个挖弹小组，他们的英勇事迹传遍全国，直到挖除第35颗定时炸弹时，由于引信爆炸，三人壮烈牺牲。
空战中，英国军队对战争的适应度也在不断增强。高射炮由于经常开炮，射击技术不断提高。入侵飞机被击落的数字也逐渐增加。由开始的几架到几十架，一直到上百架。德国空军常在夜间发起突袭，这使得英国夜间战斗机的作战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飞机生产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儿子马克斯·艾特肯，就曾一连击落了六架敌机。
在不列颠空战开始很长一段时间内，德国人都认为他们会是最终的胜利者，但是顽强的英国人民却粉碎了他们的自信。在丘吉尔的领导下。英国民众团结一心，他们独自面对并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悍的战争机器，并让战争狂人希特勒第一次尝到了受挫的滋味。
10月12日，希特勒正式宣布把“海狮计划”推迟到第二年春天进行；1941年7月，希特勒再次把入侵推迟到1942年春天。到了1942年2月13日，在雷德尔海军上将的劝告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放弃“海狮计划”，轰轰烈烈的“海狮计划”就这样破产了。不列颠之战以英国人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光辉时刻
当不列颠空战接近尾声时，丘吉尔内阁内的纷争也刚刚告一段落。这场因张伯伦而起的“秋后算账式”的纷争，并没有影响到政府一致对敌的态度，但还是给英国政局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丘吉尔入主政府以后，保守党最初仍对他持保留态度。就像丘吉尔所说的那样：“每当我走进议院或在紧要场合起立发言的时侯，我所受到的最热烈的掌声是从工党席位上传来的。”但随后丘吉尔在面对纳粹德国的挑衅时坚定不移的态度，紧张而有序的工作效率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必要措施，使丘吉尔逐渐赢得了包括保守党在内的下院的广泛支持。
不过下院中有一些纷争却是丘吉尔无法阻止的。早在1940年的春夏之交，英国政界就有一些不大不小的争吵。敦刻尔克大撤军后，与德国军队相比，英国军队完全处在了劣势。凶此在战争的初期，下院的各政治派别之间就存在着相互怨恨责难的现象。一些工党的主要成员和一直支持丘吉尔的主战派未能进入新政府，而绥靖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伯伦、哈利法克斯以及西蒙勋爵却仍身居高位，有的甚至是战时内阁成员。人们对张伯伦及其追随者特别痛恨，因为正是他们的绥靖政策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人们都希望看到他们被逐出内阁。
问题是丘吉尔无法这样做，保守党仍在下院中占有多数议席，其所占的席位比其他各党加起来还多120多席。张伯伦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在内阁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丘吉尔也明白自己并没有被保守党真正接受，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有大半时间处于同保守党摩擦对立的地位，只不过因为战争形势的严峻，多数保守党人迫不得已接受了自己。丘吉尔后来说，“我不能不认识到，在我对他们进行了多年的批评而且往往是严厉的谴责之后，我取张伯伦而代之，这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必然是非常不愉快的。”凶而留任张伯伦实际上有效地安抚了这部分保守党人，丘吉尔需要他们的支持。可是丘吉尔这样的做法似乎很少有人理解，连丘吉尔坚定的支持者劳合·乔治也不能理解。在5月底，丘吉尔主动向劳合·乔治提议，在征得张伯伦同意的情况下，想请他参加内阁。可是劳合·乔治一口拒绝了。5月29日，他写信给丘吉尔说：“酿成这场灾难的几位设计师仍是你的政府的主要成员，其中有两位还加入了指挥这场战争的内阁。”丘吉尔则回信说：“像你一样，我没有自己的派别。我本人从张伯伦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帮助。在我们最近的关系中，他对我所表示的友好和礼貌使我感动。我已同他携起手来，必须以完全坦诚的态度共事。”
丘吉尔的态度无法抹去人们对张伯伦等人的敌意，只要发生一些小冲突，人们就会将他们推到对立面去。比如在讨论英国对势将参战的意大利应采取什么政策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哈利法克斯勋爵十分赞同法国总理雷诺的主张，即希望英国讨好一下意大利，主动向它提出让直布罗陀海峡、马耳他岛和苏伊士运河中立化或非军事化。他说他认为“这或许比首相期望让法国试探欧洲均衡的可能性更为重要”。但这件事正值敦刻尔克撤退的最初几天，所以丘吉尔认为，“在我们看到可能有多少部队从法国撤回来之前，最好不要作出决定……这次撤退可以对空军优势进行真正的考验。”
这本来是内阁辩论中很平常的一件事，但很快就被人攻击为张伯伦派仍在搞绥靖阴谋，这几乎是一种政治陷害了。丘吉尔认为不能放任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一再强调内阁要加强团结，并认为至关紧要的是绝不能对内阁中的任何成员进行任何非难。他于6月18日在下院讲话时宣称：我充分相信，如果我们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展开一场争吵，我们必将失去“未来”。因此我不同意在现政府成员之间划分任何差别。现政府是在危机重重的时刻组成的，旨在团结所有的党派和具有各种意见的各个阶层。
10天后，张伯伦也作出了反应，他向记者发表谈话说，政府内部并无分歧，保守党内并无企图求和的人。“如果我不同意首相的决定，我就会辞职，站到反对派那边去，可是决不会搞阴谋！”而且张伯伦还对丘吉尔释放出了善意，有证据表明张伯伦曾对保守党首席督导马尔森说过，要确保下院的保守党人在7月4日丘吉尔演讲结束时表明他们的支持。
尽管丘吉尔与张伯伦等人都尽力维护团结，但是争议并未平息。7月初，比弗布鲁克报业集团的三名记者出版了一本名为《罪人们》的书，再一次向张伯伦发起了攻击。这时候公布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也表明，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认为张伯伦应退出政府；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哈利法克斯和金斯莱·伍德也都该退出政府。这些政治性的争执在英国闹得沸沸扬扬，就连丘吉尔也不知道这件事该如何收场。但就在这时，突然传出了张伯伦因患癌症不得不住进医院的消息，于是这种局面终于有了某种程度的停歇。丘吉尔感到张伯伦因病住院，对他的政府是一个严重损失。尽管两人长期以来相处得并不愉快，但在丘吉尔登上首相职位后，张伯伦确实给了他很多帮助和支持，而且张伯伦在主持处理国内事务的各委员会的工作中，表现得也极有成效。
9月下旬，张伯伦的病情已难以好转了，生命垂危的时刻。他辞去政府的职务和保守党领袖的位置。谁来填补张伯伦的空缺呢？在当前形势下，保守党当然是希望能与丘吉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于是保守党在威斯敏斯特的卡克斯顿大厅召开了会议，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名，保守党老资格的后座议员乔治·考托普爵士附议，丘吉尔当选为保守党领袖。这在几个月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泰晤士报》写道：“时间造就了‘不朽的时势艺术’，从近年来的政治史看，再也没有比预先对各类事件作出的估计更不可靠的了。”丘吉尔的老朋友艾默里写道：“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当丘吉尔步入举行保守党大会的会议大厅时，他“受到极大的欢迎，与会者起立，热情鼓掌欢呼”。
随后，丘吉尔任命现任内政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接替张伯伦为枢密大臣，掌管国内事务委员会的工作；赫伯特·莫里森替代安德森成为内政大臣；财政大臣金斯莱·伍德和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两人进入战时内阁，这样战时内阁就变为了8人。
保守党的选择当然是明智的，因为丘吉尔的个人声望已经获得了惊人的提高，这是丘吉尔政坛生涯中最光辉的时刻。不仅在英国国内如此，在一些英语国家也一样。在澳大利亚的大选中，两大政党争相把丘吉尔的光辉名字与自己联系在一起。大选中获胜的联合党的口号是“孟席斯（该党主席）同丘吉尔站在一起”，“支持政府就是支持丘吉尔”。
熬过了艰难的不列颠空战，内阁的纷争也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丘吉尔现在要做的就是努力为英国争取美国的支持，以求改变战争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