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中立
英法等国在20世纪30年代里狂热地信奉绥靖主义，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则以同样的坚定和狂热奉行着孤立主义，即保持绝对的中立，避免卷入战争。但是亲英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尽可能给英法等国一些援助，还是顶着国内的压力，修改了《中立法》。
一战结束后，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凡尔赛和约》是可怕的欺骗和不公，美国军人的牺牲并没有换来民主和和平。因此，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极端厌战的情绪，美国民众希望政府以后能严守中立，不要再卷入战争的泥淖。
1933年初，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那时希特勒也刚刚在德国上台。在他的领导下，德国逐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这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有着非同一般的明智，他看到了纳粹扩张的危险性，也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遏制纳粹主义的发展，但美国的孤立主义情绪却越来越严重，这使得罗斯福在外交上大受掣肘。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立法》出台了。1935年8月31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规定在总统正式宣布存在战争状态后，美国不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对所有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1936年2月，国会又通过了更严苛的《中立法》修正案，规定禁止向交战国提供贷款，1937年5月1日，国会第三次通过了关于《中立法》的补充规定：美国与交战国的非军事贸易、实行“现购自运”原则，即用现金购买美国商品，用它们自己的交通工具运走，此外还禁止美国公民搭乘交战国的船只旅行。这个《中立法》违背了罗斯福的初衷，他虽然不希望美国卷入战争，但也不想在客观上帮助不正义的一方。
罗斯福认为，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已经狂热得过了头，而这必将影响到政府的政策，他开始希望能给孤立主义降降温。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应邀参加芝加哥新建大桥的落成典礼，在那里他发表了一次反孤立主义演讲。他说，当前国际上的恐怖统治已经“发展到严重威胁文明基础的地步”，“爱好和平的国家必须齐心协力，反对……制造国际无政府主义和不稳定局势的那些国家”。罗斯福的态度是很谨慎的，但这样一个试探性的演讲还是惹来了轩然大波。孤立主义势力向他展开了猛烈的反击，报上的评论，私人来信都骂他是战争贩子。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只好暂时放弃改变美国民众孤立主义态度的努力。他后来对儿子埃利奥特说：“你想领个头，但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这种情况多么可怕啊！”
但是到了1938年，罗斯福意识到美国要保持绝对的中立会更加困难。9月，纳粹德国伸出了黑手，制造了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当时欧洲各有关国家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军事动员，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对此罗斯福感到十分不安，他向德、英、法、捷等国发出呼吁，要求它们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结果这次危机很快过去了，英法德意四国签订了损害捷克斯洛伐克利益的《慕尼黑协定》，希特勒的要求暂时得到了满足。但是这种和约能否真的带来和平呢？罗斯福对此表示怀疑。
罗斯福认为应当适时增强美国的国防力量，于是在1938年10月11日，他宣布将增加3亿美元的国防经费。他还告诉国防部门的负责人应尽快使美国具有年产1万架飞机的生产能力。到了1939年3月中旬，惊人的消息传来，希特勒背弃了诺言，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罗斯福相信，一场大战即将来临，他也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美国必须修改《中立法》。于是在4月8日、11日和4月14日罗斯福接连发表演讲，他反复强调，美国需要丢开那张“不参与战争的保证书”——《中立法》，给英国和法国提供切实有效的援助。
尽管罗斯福为修改《中立法》做了很多努力，但却以失败告终。7月11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罗斯福提出的修改《中立法》议案举行表决，结果以12票反对、11票赞成否决了罗斯福的要求。这样的结果让罗斯福十分失望，但他还想再做一次努力。等到7月的最后一周，罗斯福邀请国会领袖们到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磋商，希望这些议员们支持政府关于修改《中立法》的议案。然而，这些孤立主义者却对总统的提议无动于衷。就这样，直到二战爆发，罗斯福仍旧拖着《中立法》这副沉重的枷锁。
二战爆发后，德国军队表现出了惊人的战斗力，纳粹军队用“闪电战”对波兰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战争爆发仅一周，波兰就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希特勒还狂妄叫嚣，摧毁波兰后，德军将迅速地对英法实施粉碎性空袭。
战争形势的发展，使美国民众分成了支持与反对修改《中立法》的两派。罗斯福相信此时修改《中立法》更有胜算。他宣布于9月21日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审议修改《中立法》问题。这一次，为了避免使公众产生修改《中立法》是使美国卷入战争的第一步的印象，罗斯福处处谨慎小心。他暂时抵制了大力扩充美军的合理要求，抵制了加速工业动员的合理建议，暂时中止了在经济财政方面的战备工作，并尽力制止一切关于战争的言论。但尽管如此，反对修改《中立法》的呼声仍然很高。国会收到的反对修改《中立法》的信件之多，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孤立主义势力继续在全国大造声势，散布恐怖性的言论，他们叫嚷：“反对把美国母亲的儿子们送往欧洲战场。”
罗斯福一面抨击孤立主义势力的说法，一面要求他的支持者们继续在国会做游说工作。10月27日，参议院以63票对30票通过了修改《中立法》议案。6天以后，众议院以243票对181票的绝对多数也通过了修改《中立法》议案。11月4日，罗斯福签署了新的《中立法》。新《中立法》取消了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的条款，规定了“现购自运”原则，即允许交战国用现金购买美国的武器，用它们本国的船只运输；还规定由总统确认世界战争的作战区和禁止美国船只进入的区域。
新的《中立法》通过后，德国似乎也可以购买美国的武器。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偏向英法的法案。丘吉尔解释了其中的原因：“由于只有英国和法国才拥有制海权，因而只要他们有美元现金，就能自由自在地运输。”事实上，罗斯福之所以费尽心力争取国会修改《中立法》，就是要为英法的反法西斯战争提供帮助。
修改《中立法》是美国走向非中立的第一步，接下来罗斯福发现自己还得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因为丘吉尔不断给他写来信件，英国需要更多的援助。
巨人握手
丘吉尔与罗斯福在二战期间建立了一段糅合在政治中间的私人友谊，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20世纪最为重要的政治友谊，因为这两个巨人的握手直接影响了二战的发展。
30年代，罗斯福在政坛上开始大展拳脚时，丘吉尔却一直赋闲在家，罗斯福与他几乎没有什么交往，相反，与当时的首相张伯伦的交往却比较多。德高望重的内维尔·张伯伦被认为是当时英国政府中“最能干和最有实力”的人，并以深刻了解“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而闻名。罗斯福是亲英派人物，他非常重视与英国的关系，因此对张伯伦也就格外重视。1937年6月，因为看到纳粹德国的危险扩张，罗斯福邀请张伯伦访问美国，共商维护世界和平大计，但却被张伯伦委婉地拒绝了。罗斯福逐渐感到，这位英国首相不怎么愿意为遏制德国卖力。因而慢慢失去了对张伯伦的好感，而且对他的外交政策也产生了质疑。慕尼黑事件后，罗斯福甚至说，张伯伦不借任何代价谋求和平，英、法将把捷克斯洛伐克抛弃给德国侵略者，而在这次国际暴行之后，他们就要“洗刷他们的犹大·伊斯卡里奥之手的血迹”。
随着欧洲局势的发展，原本不起眼的丘吉尔却渐渐走入了罗斯福的视线。那时，罗斯福还没有同丘吉尔直接打交道，但丘吉尔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不仅是因为丘吉尔曾到美国访问几次，还因为丘吉尔在那个暖昧不明的时期，做了许多关于法西斯德国侵略扩张的演讲。在《慕尼黑协定》签订后，英国人都在为“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而欢呼，丘吉尔却以“苦酒”为喻做了一番演讲。他说：“不要以为到此完结了，这不过是算总账的开始，仅仅是尝尝第一口苦酒的滋味罢了。除非我们一如往昔地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再次挺身而出，捍卫自由，否则，这苦酒杯将年复一年地递到我们嘴边，让我们尝尽苦酒。”罗斯福也赞同丘吉尔的观点。而后来义发生了一些事，更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1939年初，罗斯福采取了一些重振军备的措施，结果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尖刻攻击罗斯福，说他把莱茵河作为美国防御边界，弄得他很被动。但丘吉尔却公开对罗斯福的行动表示赞赏，他说：“美国所干的最妙的一招，就是继续不停地击鼓助威，对独裁者们一直厉声斥责。”丘吉尔的支持让罗斯福感到振奋。
事实上，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同是出身于19世纪的精英世家，同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两人个性上或许有很大差异，丘吉尔感情丰富、机敏过人；罗斯福则冷静自信，精于算计。但坚毅果敢的气质是相同的，他们能发展出独一无二的友谊，既是形势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丘吉尔重新出任英国海军大臣一职，罗斯福对此十分高兴。1939年9月11日，他给丘吉尔写了一封信，祝贺他就任英国海军大臣。后来又发生了“雅典娜号事件”，罗斯福又给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写信询问情况，并表示愿意与丘吉尔建立秘密的通信联系：“如果你保持同我本人接触，并把你希望让我知道的任何事情通报给我，我将无比欢迎。”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两个人开始了密切的交往。
丘吉尔一直把美国看做兄弟国家，不仅是因为英国与美国的历史渊源，也因为丘吉尔本身就是“半个美国人”，他的母亲来自美国。年轻时，丘吉尔就高兴地接受过外祖父原籍美国辛辛那提同乡会会员资格。他曾经多次访问过美国；他的著作和文章，在美国几乎同在英国一样受到欢迎；他多次发表演讲，热情描绘各英语民族加强合作的美好前景。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丘吉尔乐于同美国总统建立良好的关系，何况他对罗斯福这位美国总统还非常有好感，他甚至曾把与罗斯福总统的相逢比做“打开香槟酒瓶”一般的畅快。
尽管作为举世闻名的政治人物，但两人的交往却没有一般的拘谨客气。从一开始起，两个人以一种随意、亲切的书信形式进行交流，预示着友谊即将到来。罗斯福在他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到了他们两人服役于海军的相同经历（一战期间，丘吉尔任海军大臣；罗斯福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手下任海军部长助理），这拉近了双方的距离。丘吉尔轻松、幽默地回了信，在信中，他选了“海军人员”称呼自己。当他离开海军，入住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后，他改称“前海军人员”。
就这样，两人的信函往来十分频繁，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940年5月10日这一天，德国军队最终发动了蓄谋以久的对法国和卢森堡等低地国家的进攻，六个月后，温斯顿·丘吉尔成为了英国的首相。但是即使在丘吉尔出任首相后，英、美之间的很多重大事情，实际上也是通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函电来处理的。丘吉尔很满意这样的联系方式，他回忆说：“这样的做法，我们便获得了充分的谅解。”“比方说，同美国当局的一些分歧，在第二级是无法解决的，但通过最高级的直接联系，往往在几小时内就解决了。”
后来人们做了一个统计，从1939年9月11日到1945年4月11日罗斯福辞世前一天的晚上，他们在一起共度了113天，两人之间来往过的书信达2000封之多。在鸡尾酒、香烟和雪茄的陪伴下，他们几乎无所不谈：战争，国际形势，彼此的人格和信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关系甚至就是美英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写照。
后来英国驻华盛顿官员艾赛亚·柏林曾评论道：“他们两人的友情带有一层浪漫主义的色彩，这份友情远远超越了因并肩作战而产生的龃龉或彼此妥协而带来的不快，他们会有意识地增加会晤或通信的机会，并利用这些机会升华他们的友情：他们亲如手足，对彼此的友谊颇感自豪，虽然对方时而犀利、时而有趣的见解经常引起情绪上的波动，但他们彼此熟知对方的脾性，从未出现过挖苦讽刺的情况。”
丘吉尔与罗斯福的友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两人一边施展治国之术，一边英雄惜英雄，他们的政治生活和个人友谊没有清晰的界限，政务上的需要和他们的雄心壮志成就了这段伟大的友谊。
天然盟友
罗斯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改了《中立法》，终于给英法输出武器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丘吉尔与罗斯福的共同努力下，英国和美国的合作不断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