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合流后，蒋介石下野，桂系控制了南京政府，继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委会”；汪精卫、唐生智则在武汉成立“政治分会”，并以反对特委会为名，派兵沿长江两岸进至安庆、芜湖，威胁南京，遂引发西征唐生智战事。10月20日，南京军事委员会“讨伐唐生智”，由李宗仁任西征军总指挥率第；七军等部队由西开进。军事委员会航空处派副处长曹宝清、教官刘国祯及飞行员刘芳秀、崔沧石、李天民、李瑞彬等组成水上飞机队随军西征。该队配备有“容克斯”水上飞机1架、“布来盖”水上飞机2架。水上飞机队主要飞往唐军阵地实施空中侦察，为西征军总部提供空中侦察情报；11月2日，水上飞机队奉令派飞机飞往武汉上空投撒传单。11月7日，唐生智兵败退往湖南，11日，唐通电下野逃往日本。
1927年11月，军事委员会航空处航空第一、二队参加第二次渡江北伐津浦路诸战役，航空队遂行空中侦察、投撒传单、投弹轰炸等任务。11月6日，航空队配合陆军攻占了战略要地——徐州。
1928年2月，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第二次北伐决议。国民政府令军事委员会“限期完成北伐”。随后，蒋介石把伺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台兼总司令；又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所属各军分别编为第二、三、四集团军，以冯、阎、李分任总司令，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为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2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司令部成立，由张静愚任司令、蒋逵任参谋长，高在田任航空第一队队长，石曼牛任副队长；欧阳璋任航空第二队队长，李文禄、石邦藩任副队长；刘国祯任水上飞机队队长，崔沧石任副队长。共装备有“高德隆”、“布来盖”、“地海威兰”等飞机10余架，分驻徐州、兖州、济宁等地，归第一集团军指挥，第二集团军原有“容克斯”飞机1架，以及在鲁西俘获奉军的“高德隆”飞机1架。两架飞机均因有故障不能出动作战。第三集团军原有从东北转购的“施莱克”水陆两用飞机4架，以及新购的“摩斯”飞机2架，共6架飞机，编成航空队两队。第四集团军有原西征时水上飞机队使用的“施莱克”水陆两用飞机2架，以及新由南京运来的“地海威兰”飞机1架，共3架飞机。
敌军航空力量有山东张宗昌航空司令部的“容克斯”、“布来盖”“高德隆”等飞机10余架。直隶褚玉璞航空处的大小“维梅”飞机及“波特斯”飞机等10余架。这些飞机分驻济南、德州、沧县等地，担任津浦路北段作战任务。奉军有两支航空队曲匕平及北宁沿线担负作战，并随时支援前线作战。
4月7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路挺进。为了配合陆军作战，4月8日航空司令部奉命派航空队相继侦察台儿庄、韩庄、临城、巨野、金乡、鱼台等敌军阵地，并散发传单和投弹轰炸b4月14日下午3时，航空第二队副队长李文禄同飞行员杨郁文驾驶“地海威兰”飞机，由徐州飞往泰安遂行侦察、轰炸任务，在丰县北林庄飞机失事殉职。5月1日，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5月3日，直隶控司令袁振铭同飞行员赵秀仑驾驶“波斯特”飞机，由德州飞往济南轰炸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飞机投完弹返航时失火坠落，机毁人亡。山东张宗昌战败后所属航空队一部分被第一集团军接收，一部分飞往沈阳归顺奉系张学良。
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后，日本出兵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阻止国民军北进。蒋介石妥协退让，下令第一集团军撤离济南，绕道北进。第二、三、四集团军相继占领邯郸、保定、石象庄、大同、张家口等地，直逼平津地区。经过谈判，张作霖决定放荆匕京，6月2日发出通电出关。4日，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6日，第二、三集团军，进驻北京近郊南苑，第一集团军进抵天津附近。8日，晋系商震部开进北京，同日阎锡山接受国民政府任命，就任平津卫戍司令职。原北京政府军事部军政署航空司及附属机关，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司令部司令张静愚派吴鸿祺前往接收。12日，晋系傅作义部进入天津。同时国民政府任命张荫梧、傅作义分别为北京、天津警备司令。15日，南京政府宣布“统一告成”。
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自广州出师北伐，几经曲折于1928年6月进到北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了中国的“统一”。国民革命军在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下，重视建立航空队伍和使用空中力量。尽管航空组织机构几经变化，飞行人员和飞机也不多，航空力量非常有限，但北伐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国民革命军几乎都有飞机助战。航空队在配合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中，遂行空中侦察、通信联络、散发传单、毋弹轰炸等各种任务，当时曾有“一架飞机胜过一万战斗士”之说。飞机的特殊效能及其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为国人所认识。
“八一”飞行表演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担负着礼仪迎宾和国内重要政治活动的飞行表演任务。组建35年来，无地面事故、无刑事案件；荣立集体二等功两次，三等功数次；在完成大负荷、高难度飞行训练和表演中，连续19年保证了飞行安全，多次受到总部、空军机关的高度赞扬。
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62年2月15日，中央军委签发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护航表演大队。经总参谋部批准，从1987年8月1日起，该队正式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行表演队。
表演队组队35年来，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徐向前、杨尚昆、罗瑞卿、杨得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和刘华清、张震、张万年、迟浩田、于永波等军委首长的检阅和接见，
35年来，表演队时刻牢记历代党和国家、军委首长韵谆谆教导，以崇高的使命教育官兵；以高度的责任感凝聚部队；以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锤炼勇敢顽强的作风；以无私奉献的精神营造良好的队风；团结一致，勇于拼搏，塑造了表演队“威武之师、严明之师”的团队形象。
表演队人清楚，要完成“国家大礼”的使命，塑好窗口形象，必须要有对国家荣誉、为军队声誉高度负责的精神。因此，他们坚持用崇高的理想教育和凝聚部队，培养官兵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多年来，每当新班子成员到任，新干部、新战士人队，第一次组织学习是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央军委首长的题词；第一课讲的是表演队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第一次教育是请老一代表演队人讲光荣传统；第一首歌唱的是表演队队歌；第一次活动是组织参观队荣誉室。队里常年坚持的经常性教育是“发扬传统、为国争光，为表演事业立新功”；常年开展的活动是“我为队史添光彩”。“祖国荣誉高于一切，献身飞行表演事业。”这16个字是表演队人对党和人民嘱托的精确理解和对自己所担负使命的高度概括。他们把这16个字树为队魂，制作成匾悬挂在大厅，使大家抬头见队魂，低头思责任。在官兵中叫响了“对党和人民的重托负责，对祖国荣誉和军队声誉负责，对表演队的历史负责”的口号，增强了广大官兵以飞行表演事业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靠此，表演队人怀着对表演事业的特殊感情，用不同的方式，为这个特殊的群体续写历史，续写辉煌。
表演队的历史就是探索、拼搏的历史。表演队先后飞过比斯、歼五、歼六、歼教五、歼七E等机型，五经改装；从建队初期的护航表演发展到单机、四机、六机、九机迎宾礼仪表演J5年来，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用感，与天斗，与各种险情斗，接受着种种考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空中奇迹，填补了中国航空史上一项又一项空白。
表演队刚组建时，面对的是一片“空白”。他们在没有任何资料、没有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表演飞行的探索之路。飞行表演是融惊险与艺术为一体的空中飞行。密集编队表演是表演中首先遇到的难题。密集队形飞行，最大的危险是机群相撞，最大的障碍是飞机尾流和涡流的影响。编队飞行中后机容易进入前机尾流。一旦进入，不是把飞机打得横滚，就是空中停车。老一代的表演队飞行员蔡宗福、张文启等勇敢地挑起了试飞密集队形的重担，他们抱着就是自己撞下去、摔下去也要闯出一条路的信念，驾驶飞机距离从30米、20米、10米、5米到1米，飞机高度差从10米、8米、5米、3米、到1.5米，逐渐探索。每缩短一段距离，就是向危险靠近一步。有一次蔡宗福驾机一点点向飞机尾流和涡流区靠近，突然，他感觉到机尾处抖动起来，机头猛烈下沉，飞机一下横滚，刷地往下掉……就这样他冒着坠机的危险，终于摸索到了飞机尾流和涡流的影响范围，总结了上千个数据，为确定表演队形作出了贡献。为探索六机、九机表演技术，原大队长谷信、副大队长朱运迎、侯洪仁率领几名飞行员克服稍有不慎就可能空中相撞、机毁人亡造成的心理障碍，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试飞了7印多架次，攻克了机群飞行前后传递误差大，判断保持队形困难大的难关，终于练就了六机、刀机编队特技表演的过硬本领，创造了九机上下分组开花、水平开花等高难度动作。而当时只有前苏联、英国等少数国家具有九机表演能力，从而使我国迈进了世界先进水平的行列。1989年9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观看表演队九机表演后说：“你们的九机表演非常精彩，我要回去告诉‘雷鸟’，让他们继续努力，否则，你们就要超过他们了。”
表演队有一盘国外飞行表演的录像带，平时它的上座率最高，大家经常观看，研究怎样提高表演水平。1996年11月，八名飞行员到珠海观摩了国际航展，看了别人的表演很受启发，一回来他们就找到他们领导，积极要求上双机对头、四机横滚等高难动作。
80年代初，个别国家的飞行表演有了拉烟，但人家封锁了技术。表演队机务人员为了争这口气，自己动手探索拉烟技术，拉烟的基本要求是发烟量要大，发烟剂的容器要小。因为飞行表演时飞机处于高速运动中，发烟量小，显示不出飞行轨迹，容器大了妨碍特技飞行。为此，攻关小组进行了反复试验，自行设计了拉烟罐，自制拉烟剂，终于试验成功了白色拉烟。之后，大家又把目标集中到了彩色拉烟技术上。为了搞成自己的彩色拉烟，他们派人几乎跑遍全国所有的大城市调查，最后在杭州找到了一种用于染制丝绸的进口颜料，经过上千次试验，上千次的失败，最后在各方的帮助下，终于试验成功了蓝、红、白、桔黄的彩色拉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彩色拉烟技术作为科研成果通过了国家级鉴定，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飞行是一种惊险的职业，特技飞行表演更是险中之险。表演队的每个飞行员都清楚，当它与国家和军队的利益联系时，飞得越惊险越好看，它的价值就越大。惊险就意味着可能有牺牲。但为了提高它的“含金量”，表演队的飞行员怀着为国争光的崇高信念，置生命安危于不顾，承受着几倍于他人的心理、生理负荷，英勇拼搏，把飞机的性能和人的承受能力拼到了极限。
表演队的飞行员一起飞就要作高难度、大强度的特技飞行，平均要承受5～6个g(重力加速度)，甚至7个g的过载或是负过载，有时100％的精力还觉得不够用。密集编队飞行表演，飞机间隔只有3米，飞机在空中以每小时800千米的速度飞行，要保持队形，飞行员连眼都不敢眨，高度聚集在自己的速度、位置上。此时，如油门稍动一动，驾驶杆稍稍一抖，就可能进入前机的尾流，甚至机群相撞。为了保证空中的高度协调一致，单是推收油门这一个动作，飞编队的飞行员就要在地面掐着秒表反复演练数盲次，把危险性减少到最低限度。单机特技中的加力起飞盘旋，飞机承受的过载有时达到6个g以上，再拉就可能解体。而此时人要承受的过载有时可能会达到7个g以上，这个过载数对人来说又是一个极限，动作稍大一点，就会出现大脑缺血、黑视，调整不好，人就会失去知觉，后果不堪设想。而每当这时他们全凭胆略，一猫腰，一鼓肚子，及时消除黑视。单机斤斗特技表演，飞高了好看，低了有危险。他们从2000米开始逐渐摸索到200米拉起，再低就拉不起来了。单机倒飞，人头顶座舱盖，身体悬空，要推杆用不上劲。在6秒钟的倒飞中全凭感觉操纵，如果感觉稍微有点偏差，就可能机毁人亡。歼七E最小速度值为每小时300ff—米，他们飞到了每小时33)千米，要是油门收得稍过一点，后果就是飞机像秤砣一样往下掉。就这样，表演队每次训练、每次表演，飞行员们都在与各种险情斗，与体能斗，接受生与死的考验；有时还要与自己的心理障碍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