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差点没认出她来。
开门的把他领进院子，他只看到一堆枯黄的稻草，静静地歪在椅子扶手上。然后，短暂的愣怔之后，他才发现稻草下的一丁点脸，也是枯黄的。
她突然把头发烫成了这种怪样子。他在心里惊叹了一声。
作为问好的回报，裹在毛毯里的庞大身体动弹了一下，指点他坐到对面椅子上。椅背随便搭着一床毛毯，好像刚刚还有人用它裹着身体。想到在门口碰到的男人他突然觉得尴尬，她没有电话里那般热情也让他沮丧，很为自己这样贸然登门后悔。她果真就是他命里的福星？果真就能带给他工作？
但他总算坐下了，不自觉地摆正自己的两腿和两臂，好像面对的是负责招聘的行政助理或是人事科长。如果不是太不放在心上，暗地里带着抵触的情绪，好像他们全都欠了他。就是勉强保证自己不发抖。用他母亲的话说，就是总也拿不出个样子。
坐到周穆家宽敞的花园里，故作大方地一番左顾右盼，总算捧着开门的倒给他的茶，用还算自如的语气表扬了整个别墅区的空气，——真像刚刚剥开的青豆荚，有一种新鲜的绿气。
啊，真好，多好的太阳。没有比太阳更好的东西了。那么长的夜，没有尽头似的，漆黑漆黑。看见它我才知道自己活着，不是死了。周穆说，在毛毯底下翻了个身。
是啊，真好。他直愣愣地仰起脸，又躲闪不及似的低头，仿佛被金光烫着了。训练那会，整日暴晒自己的太阳，只不过几年功夫，远得像一小片毒辣的影子。说真的，他简直忘了太阳这东西，倒是死这个字唤起他内心的惧怕：等不及工作就死了。
我倒不是怕死，我只是奇怪，有些人干嘛那么怕，既然人人都必须死。正是这样，你想，眼前这个太阳随时可能看不见，生命随时可能“嘣”的一声断掉，掉进永远没有太阳的地方，难道人不应该活得更有意义一点？
想到她做过中学老师，他对她的话没有感到什么突兀。
可我不知道我的意义在哪里。他把目光投向围墙外，那里也蒙照着一层白花花的阳光。不知不觉又想起他的老问题，我能干些什么？
有多少人重视历史？有一阵，真觉得自己跟历史一样不受欢迎。年轻时不懂，人嘛，有的天生开窍晚，我后来倒还想开了，别人锣鼓喧天就锣鼓喧天，自己当好历史老师也不错。
他吹开浮沫，喝了口茶，问，你怎么离开学校的？
我那时的确生了病。这儿，她点点前额。那是种心理上的毛病，老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不过根本不像辞职信上写的那么严重。手续是我丈夫办的。你想得到吗，一个人可以在同一个地方错两次。我快和他结婚了，才知道他离过婚，带着一个儿子。我家里不同意我一结婚就当人家孩子的后妈，这件事把我弄得焦头烂额。我承认我有虚荣心，他长得英俊，在机关做政工，举止文雅，很满足我的虚荣心。我没生自己的孩子，一直带着他儿子，家务有保姆帮着，不太累。我没有的是自由。他不喜欢我出去，要出去也得跟他一起，去见一个个不认识的陌生人。我喜欢的他没一样喜欢。我知道他想的是绝对的服从，而我偏不肯。我在家休息没多久，他自作主张替我把工作辞了。
她的语气突然变得冷冷的，几分钟前太阳给她的热度好像完全消失了，只在她身上留下晒出来的几个大洞。
他试着安慰她说，那个老师，反正你也不喜欢当啊。
是啊，我想，辞就辞了吧。我在家呆了将近十年，是足不出户的呆法，我太害怕了，不愿意出去一次回来跟他争吵一次。唯一可见的是他儿子的大。他去北京上学前对我说，妈妈你再不能这么下去了。他不说，我自己也知道再也不能这么呆下去了。
所以你离了婚，自己跑出来开公司了？
你以为这么简单？再说，他还需要我呢，好撑着他家庭美满的样子。不是看我吃到这份上，到今天大概还离不掉。我受够了。宁可住黑屋子。这儿，她点着眼睛旁边的青紫，说，他揪着我使劲往地上撞，我爬出去打报警电话，丢尽了他的面子，我们这才算真完了。
那你还敢结婚？他惊奇地问。
这不一样。她仰起头，看着树梢上的几片叶子，剧烈的金光让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好像在思索不一样的地方。突然一掀毯子，用让他吃惊的速度跳下椅子进屋了。再回来，头发已经梳整齐，人也清俊了好多。
开门的端来奶壶，一碟切片面包，几颗颜色大小各异的药片。
他解释来之前已经吃过了，一口接着一口喝下滚烫的茶，心里隐约觉得不对劲，却唯唯诺诺，听着她歇斯底里般的申述。
我出来办公司已经三十九岁了。三十九岁。很少有女人到了这个年纪还不认命的。我只是知道，再不出来，我就死了。活活憋死了。我又不比别人笨，为什么不？除了你自己，谁阻止得了你？只要我愿意，没有搞不定的。看准那些软蛋，拣出来捏，想怎么捏就怎么捏，他们都爱面子，一般不会让你下不来台。我碰到过骗子，但也有人信得过我，和我建立了长期关系。刚开始，我只有两台机器，现在我有了二十五台机器。我的订单很多，美国，加拿大，可我最想的还是结婚，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直到出了西城花园，他耳朵里依旧响着一团往外突突乱冒的声音。几次想打断，又觉得不妥放弃了。工作的事她只字不提，好像忘记叫他来的目的了。可能他根本会错了意，她叫他来，就是要他听她说话的。她只是想说话。就是想说说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