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背景
《回族伦理文化导论》是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十五”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回族伦理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基础上形成的。课题研究立项时有两个大背景：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冲突与对话
2001年在美国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这一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影响了美国乃至世界。它一方面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不复存在。美国政府为了在国际上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与同情，开始与世界各国包括它长期敌视的俄罗斯和中国建立国际反恐同盟。另一方面，它又使得世纪之交全球主流社会关于文明冲突和对话的争论开始加剧。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点由集中对政治权力的考量转向以文明与文化为主要内容。
关于这一争论，一方是以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为代表的文明冲突论。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发表了《文明的冲突》，随后，他又在1996年底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在国际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亨廷顿认为，冷战后，全球政治日益多极化，冷战后的世界由七八个主要文明构成。它们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者不再是一般的民族国家，而是文明的核心国家。亨廷顿指出，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归属，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认同的最大层面，是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它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亨廷顿认为，受现代化的驱使，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文化社会正在取代冷战集团。文明之间的断层线正在变成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地带。亨廷顿观点中引起中国舆论界和学术界相当强烈反响的是，他认为西方文明将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战，他特别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实际上是指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联合起来对西方文明构成最严重的挑战。在书的结尾，亨廷顿指出：“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大多文明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的最可靠保障。”
德国资深批评家哈拉尔德·米勒的《文明的共存——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判》一书，可以看做争论的另一方的代表观点。哈拉尔德·米勒是一位极具权威的批评家，他不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全球观，而且向世人警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片面的世界观或冲突论是极其危险的。作者明确指出：不是文化的对抗，而是文化的共存与对话；国际社会必须更多地尝试进行合作，而不是简单的对抗；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当善加利用。只有对各种文化表现出宽容，全球的和平共存才可能得以实现。
美国“9·11”事件和之后的一系列国际现实政治似乎证明了亨廷顿的理论的某种预见性，但是从另一个视角看，它似乎也证明了反方理论的现实价值。其实我们不妨将塞缪尔·亨廷顿和哈拉尔德·米勒的理论观点看做统一命题的合题，这样两位思想家是否有可能在智性和善性的目的上汇合。两位学者看似对立的观点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世界文明的分析框架。从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文明冲突”往往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动力，而文明共存又是各种文明不同特质相互融合的基础。文明共存中必然有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中包含着文明的共存与融合。文明在产生同一性的同时也必将产生多元性，两者密不可分并互为前提。从历史上看，每一次文明冲突的结果往往是促成文明的进一步共存与融合，而每一次经过文明的共存与融合后产生的新的文明又会孕育出更为深刻的文明冲突。文明冲突和文明共存引发世界文明的变迁、演进、发展和多样化，不同文明在交融中发生碰撞而走向整合。
文明的冲突与对话的争论为我们探讨在当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如何正确对待各民族文化中的不同文化特质以及文化间的冲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二）现代化背景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强
进入21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前两步任务已提前完成，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尽管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但它毕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里程标志。这一标志意味着中华民族在新千年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一阶段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目标：一是经济上，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二是文化上，明确提出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十六大报告是这样解读这两句话的：“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代中国人民的伟大奋斗中，必将迎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创造出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也正是这两个目标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严峻的背景：按照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经济目标，在未来的20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届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5000美元。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不仅面临着经济体制和利益格局上的大变动大调整，而且还将会出现思想观念和文化上的大变化大动荡。这就进一步提升了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不可替代作用，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这就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问题成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对确立文化发展目标、谋划文化发展战略、提出文化发展举措、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长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回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外学者已进行了不少卓有成效的研究，专著论文颇丰，但这些研究都无法回避一个问题：这就是在回族文化中究竟什么居其文化的核心地位，并且决定着回族文化的价值取向以及对回族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因为这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回族文化的价值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对回族的社会认知问题。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回族是我国56个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在其形成的数百年历史长河中，历经沧桑，坚韧不拔，奋发图强，其文化的形成发展有过高峰，也有过低谷。特别是清末以来，由于不堪清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民族歧视与压迫，回族多次起义又多次失败。西南、西北回族农业经济基础遭严重破坏，长期形成的回族商业优势失势，劫后的回族大多被集中于偏僻山区。经济上的贫困，加速了文化上的衰落，文化上的衰落又造成了世人对回族认知的误区。这种误区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由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中有政教合一的传统，便想当然地认为回族文化也是宗教政治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将回族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等同起来，导致在实践中对回族产生偏见，认为回族是一个喜欢闹事的少数民族，其政治价值指向是政教合一，主张闹独立搞民族分裂。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往往容易导致在统一战线和少数民族政策执行上出现“左”的错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这方面的深刻教训。
第二，认为回族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系统，文化上除风俗习惯外，基本上被中国儒家文化所同化。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往往容易导致实践中因对回族文化缺乏了解而忽视或不尊重其文化，这是汉族聚居区对党的少数民族政策不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由于缺乏对回族文化的了解和研究，把回族和回族文化神秘化，从而认为回族惹不起，与回族人打不得交道，回族文化不能研究，导致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回族和回族文化采取敬而远之或避而不谈的态度。
“9·11”事件后，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主流社会对阿拉伯民族和伊斯兰文化的丑化甚至妖魔化对我国的影响，又加剧了上述认知的误区。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从回族的若干文化现象中选择了伦理文化作为课题研究的对象。理由如下：
一是我们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后的回族文化不同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根本点在于伦理文化是中国回族文化的核心，而不是宗教政治文化。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文化上显现出一种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格局。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和内容，但却对汉族文化认同感强，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强和文化亲和力强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作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政教合一、教大于政的情况。
二是回族在形成过程中，随着与汉族在语言和文化上的交流与融合，使自己的文化民族化。这种民族化不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新的创造。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被回族在其生存和发展中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以回族伊斯兰文化形式表现，但又有着许多中国汉族文化的特点。它作为一种民族化的文化现象深深植根于回族当中，其价值体系已很难被其他文化价值体系替代。
三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从其形成和发展机制来看，大都由宗教和世俗两方面组成。在整个民族文化中，决定民族文化发展方向的是在整个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伦理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凝聚力、亲和力、创造力是非常重要的力量，而伦理文化恰恰决定着这些力量的形成。伦理文化所提供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信仰追求、理想信念、人生态度、行为准则，为这个民族在生存发展中处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乃至个人与内心之间的关系找到了理论指导和行为方向。
四是新中国成立后，回族文化逐渐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为各民族之间的平等相处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政治基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本质上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一致的，因而与各民族的文化在本质上也有着一致性。它为各民族的伦理文化的价值体系、价值取向、理想、信仰、人生追求、行为准则提供了正确的文化方向。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它的伦理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回族文化中的某些宗教文化内容，又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相矛盾的一面。这种非本质的矛盾怎样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需要我们研究的。
综上所述，本课题以回族伦理文化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对回族伦理文化的界定，回族伦理文化在回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回族伦理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回族伦理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回族伦理文化与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提升等方面作一次全方位的探索和研究。旨在指出回族伦理文化是回族文化的价值核心，它的导向如何，直接影响着回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关系着回族文化发展的报答力。在社会主义社会，回族伦理文化与回族聚居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紧密的联系，影响着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如何研究和引导回族伦理文化的发展和变化应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回族伦理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任何民族都有一部本民族的道德文化发展史，具体揭示这一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道德结构、内容及历史作用，有助于我们认识与把握该民族道德生活进步的历史层次。同时，各民族的道德文化又有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一面。我们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去揭示不同民族的道德文化发展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个别到一般”认识中国各民族在道德文化发展方面所遵循的共同规律，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不同民族在道德建设方面存在的民族特色或个性，从而把共性与个性结合起来，推进各民族道德文化的发展。
由于该课题既是一项基础理论研究，又是一项应用性研究，因而课题带有综合性特点，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很广，需要大量的实证材料。受时间等因素的局限，课题研究最后主要集中在：回族伦理文化及其在回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回族伦理文化的内涵和形成发展；回族伦理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回族伦理文化的核心——回族民族精神；回族伦理文化与回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升；回族伦理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六个部分。
经过近两年的研究，项目结题时提交了一份近10万字的研究报告。当时，一些专家提出该项目研究意义很大，建议作进一步研究，并补充资料争取尽快以著作的形式出版。我们接受了专家的建议，在“十一五”期间对该项目进一步作了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