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自东方的曙光”
1918年11月11日11点，当前线实现全面停火时，巴黎响起了庆祝胜利的隆隆礼炮声。全国各地的大中城市也和首都一样沉浸在欢乐之中，人们兴高采烈地涌向街头，奔走相告，不少人还载歌载舞，相互拥抱。休假的军人，甚至包括死难者家属都加入了狂欢的人群。多年的灾难与悲痛已被完全地抛在了脑后。事实上，法国人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对停战协定的签订感到欢欣鼓舞。首先，战争终于结束了。《喔唷！》，当时发行量颇大的《鸭鸣报》（La Canard encha？né，一译《被缚的小鸭报》）刊登的这一脍炙人口的标题把战争爆发后4年多的苦难、贫困和焦虑简练而传神地凝聚到了这声叹息中。其次，阿尔萨斯和洛林在落入德国人手中近半个世纪之后又重新回到了法国的怀抱，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在欢乐声中迎来了法国军队。大战结束之后，法国人一心只想尽快恢复战前的状态，回到战前去。《凡尔赛和约》举行签字仪式的当天，报上的头条新闻登载了隆尚赛马场重新开放的消息。法国人已经对没完没了地为在战争中丧生的人办理丧事以及对战争期间的各种各样的限制感到厌倦。他们像久旱的禾苗盼望雨水一样渴望新的生活。青年人充满狂热。传自美国的爵士音乐、款式新颖的小汽车、性感的短裙和丝袜似乎很快就压倒了一切战争受害者的忧愁。
大战结束之后，法国的知识界，尤其是文学界迅速呈现出战前的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在陶醉于胜利与和平气氛的作家和读者的共同推动下，文学事业以空前的速度迅猛发展。同战前相比，书籍和刊物的品种与数量成倍地增长。读者和观众越来越多。几乎人人阅读文学作品或欣赏电影、戏剧。随着1923年、1924年巴雷斯与法朗士两位文学大师的先后逝世，当时正处于文学鼎盛时期之一的法国文坛被新的“四大文豪”支配着。他们是保罗·克洛岱尔（PauLClaudel）【1】、保罗·瓦莱里（PauLValery）【2】、安德烈·纪德和马塞尔·普鲁斯特。普鲁斯特虽然死于1922年，但由于他那部七卷本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à lAre-cherche du temps perdu）只是在他死前不久方才完成，其最后一卷更是于1927年才出版，故而他的影响刚刚开始。更令人激动的是，战火消弭之后，巴黎再度作为世界的文化首都而繁荣兴盛起来。学生、教师、作家、画家、雕塑家、设计家，还有成千上万的旅游者，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蜂拥而至，领略它那优雅的风姿，感受它那温馨的气氛。有时人多得简直要把这个城市给撑破。正如以《第三帝国的兴亡》声名远扬的美国著名记者兼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Willia MShirer）在其另一部扛鼎之作《第三共和国的崩溃》中所描述的那样，在那些黄金般的日子里，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界的小说、剧本和富有战斗性的评论文章，对于众多居住在巴黎的人，不论他们是法国人还是被“幸福地放逐”【3】于花都的异邦人来说，都是一个令人感到珍奇而兴奋的源泉。人们不仅十分认真地看待出自一个人的想象所创作的作品，而且似乎还把这些作品看得比任何其他事物都重要。与佳作迭出的作家相比，银行家、商人、政客正在干什么或想要干什么简直不值一提。甚至连那些大多数受控于工商业与金融业巨子的报纸也有这样的反映。一部新书或戏剧，一年一度的为小说而颁发的龚古尔文学奖，两个敌对的作家派别之间的争论，一位作家的结婚、离婚或死亡这些事件都刊登在报纸的头版。当一代文豪阿纳托尔·法朗士于1924年10月12日逝世时，法朗士的遗体在用防腐香料处理后，从其贝什勒里的寓所被运回巴黎。法国政府和人民在10月18日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而这通常只有功绩显赫的杰出的政治家或军事家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哀荣。法国文人当时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4】
尽管不少法国人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战前去，并把战前的时光编造成为一个“美好时代”（LABelle Epoque）的神话，但是，在经过长达4年多的战争之后，再回到战前去，这可能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当战争结束时，胜利与和平带来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以及认为“这场战争将结束一切战争”的幻想，都不足以消除人们对4年来往往是无谓的牺牲、破坏和痛苦的记忆。痛苦和愤怒与欢乐和宽慰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俄国革命，这一来自东方的“曙光”，有力地鼓舞着人们去渴求和进行变革。而这种对变革的渴求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人们对大战期间的行政当局和军事当局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清规戒律的不满。
在十月革命和东欧、中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战后初期，法国出现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对法国政府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这一过程中，不少法国知识分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早在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西欧时，当时侨居瑞士的罗曼·罗兰就倍感振奋，并在同年五一节问世的《明日》（Demain）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欢呼俄国革命胜利的短文《给自由的和使世界获得自由的俄国》。罗曼·罗兰在此文中把俄国二月革命的胜利看作是“古老西方解放的起点”。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罗曼·罗兰虽然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某些具体政策与措施持保留态度，但对新生的苏俄政权始终持欢迎与支持的态度，并对当时西方舆论对苏俄的攻击表现出极度的厌恶。1919年10月26日，当协约国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时，罗曼·罗兰在《人道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在大战爆发后像陷进了一场噩梦之中的阿纳托尔·法朗士也产生了新的希望。1918年，因受到饶勒斯的影响早已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的法朗士在给朋友的信中，重申了“必须要有世界革命，必须要有人民的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的信念，尤其是表示了对马克思的景仰：“卡尔·马克思在1871年就预言了今天发生的一切，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天才的人。”【5】始终对罗伯斯庇尔推崇备至的法国大革命史专家马迪厄，此时则在论著中或讲台上，通过强调俄国革命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借鉴，尤其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雅各宾派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充分肯定十月革命。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动法国社会党加入共产国际，并在图尔代表大会后立即加入了刚刚成立的法共。在入党之后，马迪厄仍经常在《人道报》、《光明》杂志上撰文，进一步以自己的法国大革命史的研究成果为十月革命辩护。【6】
在法国人民反对武装干涉苏俄的斗争中，法国知识分子站在了运动的前列。他们拿起笔杆大造革命舆论，抨击法国政府的反苏行径，声援苏俄人民的斗争。1919年3月，俄共（布）“外国人团体联合会”法国共产主义小组书记让娜·拉布勃（Jeanne Labourbe）因在敖德萨（Odessa）的法国占领军中进行宣传鼓动和策反工作被占领军当局枪杀与法国黑海舰队的水兵举行起义之后，社会党左派的报纸《人道报》、《工人生活》等都发表文章、社论，强烈谴责反动当局对让娜·拉布勃的杀害，对黑海舰队水兵的斗争表示支持。由著名作家巴比塞、诗人保尔·瓦扬-古久里（PauLVaillant-Couturier）【7】等人组织领导的“退伍军人维护共和协会”（L'AssociatioNrépublicaine des anciens combattants）组织了许多保卫苏俄的集会。10月19日，巴比塞在巴黎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公开赞扬黑海水兵起义并激动地宣读苏俄第一部宪法的一些条文。不久，瓦扬-古久里发表诗歌《黑海水兵的光荣》，向起义的水兵表示敬意。同年，巴比塞创作了长篇小说《光明》，描写了一个法国士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思想转变过程，并且发起创立了国际进步作家组织光明社，成员包括法朗士等著名作家。该社于1920年发表由巴比塞起草的宣言，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武装干涉苏俄，并创办由巴比塞主编的《光明》杂志。1920年8月14日，法朗士在《人道报》发表《告无产阶级书》，强烈抗议法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坚定地表示要站在劳动者一边。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在1920年7月9日在巴黎的一次集会上，也发表演说支持黑海水兵起义，反对西方列强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干涉。里昂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在《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报上发表号召书，向苏俄人民表示：我们拥护你们，我们尽一切努力帮助你们。
此外，罗曼·罗兰在1919年6月26日，即巴黎和会正式签订凡尔赛和约的前两天，在《人道报》上发表由他起草的《精神独立宣言》（DéclaratioNd'indépe Ndece de l'ésprit），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西欧知识界也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确切地说，罗曼·罗兰实际上早在同年3月就已起草好了《精神独立宣言》。他之所以要起草并发表这一宣言，乃是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虽然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巴黎和会已经召开，但战争的根源并没有真正消除，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世界各国的优秀分子，尤其是各国知识界的“精神劳动者”就应该吸取一战中的教训，组织起来，保持精神独立，对主战的各国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以防止新的战争发生。
罗曼·罗兰首先在《宣言》中发出了这样的呼吁：“世界各地的精神劳动者，同道们！过去五年来，你们因交战国的军队、新闻检查和仇恨而彼此隔绝。在这边境重新开放的时刻，我们要向你们发出号召，号召大家重建博爱的联盟，而且要使它成为一个新的联盟，这是一个全新的、比以前存在过的更坚固的联盟。”【8】
紧接着，他对一战中各国知识者的表现及其经验教训作了精辟的剖析与总结：“战争使我们陷入慌乱，大部分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科学、艺术和理性为政府效力。我们不想指控任何人，我们深知个体精神力量的渺小，深知巨大的集体潮流的压力。后者只需一瞬间就可以把前者冲垮，因为没有预见到该如何抵抗这股潮流，希望这些经验对我们的未来会有所裨益。”【9】
罗曼·罗兰在剖析与总结时尤其痛心地指出：“在暴力面前，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心甘情愿地屈从于暴力，从而导致了各种灾难。在这场毒害着欧洲身体的瘟疫中，思想家和艺术家们添加了不计其数的仇恨。他们在自己的知识和想象力的军火库中寻找各种理由，旧的、新的、历史的、科学的、逻辑的、诗情的理由，用以煽动仇恨。他们致力于破坏人们的互相了解。他们是‘思想’的代表，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思想蒙羞。他们使思想沦为各种狂热，或是一个小集团、一个政府、一个国家或一个阶级私利的工具。”【10】
在《精神独立宣言》的最后一段文字中，罗曼·罗兰向世界各国的知识界发出了慷慨激昂的号召：“起来！我们要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隐形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精神不是谁的仆人，我们才是精神的仆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主人。我们为传播它的光辉而生，为捍卫它的光辉而生，为把一切迷途的人们集合在它的周围而生。”【11】
值得注意的是，罗曼·罗兰在这一宣言中还以含蓄的语言，对于以苏俄为首的进步势力和革命潮流表示了同情与支持。罗曼·罗兰后来在一篇题为《向过去告别》的文章中曾提到他在起草《精神独立宣言》时的内心活动：“那时我的目光投向年轻苏俄的大力神式的战斗与劳动，通过这些，他将战胜紧紧缠在他身上的、那条卑鄙无耻的毒蛇的致命束缚。我曾经给《人民报》（Le JournaLdu Peuple）写过一封信，谴责协约国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同时肯定我自己对苏俄布尔什维克主义怀有国际团结的感情。”【12】由此可见，此时的罗曼·罗兰就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亲苏派人士了。
作为一位相当出名的亲苏派，罗曼·罗兰在巴黎知识界大多数人的眼中显然是够“左”的了，但是，在以巴比塞为首的一批更为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看来，罗曼·罗兰“左”得还远远不够，由此，1921年年底，一场持续了两年之久的著名论战在罗曼·罗兰与巴比塞之间爆发了。
罗曼·罗兰与巴比塞原来关系颇为不错。1919年6月，当巴比塞着手组建光明社时曾数次函邀罗曼·罗兰参加这个标榜进步倾向的组织，但是，罗曼·罗兰因在光明社发起人名单中发现了几个他认为很可疑的人物，就始终拒绝参加。与此同时，罗曼·罗兰亦不赞同巴比塞倾向于用暴力革命对现存社会制度进行摧毁性打击的政治态度。由此，两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1921年12月3日，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另一半责任，关于罗兰主义》（L'autre moitiéde devoir：àpropos de“Rollandisme”）。巴比塞在文章的开头首先指出：“论敌方的诡辩家们希望我和我的同志们对当今时代的最应为之骄傲的人进行中伤，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我们当中没有人对罗曼·罗兰的高贵德行和文学天才表示怀疑。在人类自相残杀之际，他挺身而出反对战争，我们不想缩小他的行为的意义。一直以来，我们都是抱着尊敬和谨慎的态度提到他的名字，但是现在如果不提到他的名字，就无法明确指出一种社会性的危险，一种思想误导。无论对自己人还是非自己人，我们都想指出这种危险和误导。”【13】接着，文章用“罗兰主义”这一多少带讽刺意味的称谓来指称某些知识分子面对革命所采取的态度，即纸上谈兵地拥护革命，可是拒绝参加任何实际行动。巴比塞在文中明确指出，“罗兰主义”只能代表一种纯粹消极的立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参加改造世界的斗争，只局限于批评资产阶级的现实，那么他只能完成“自己的一半责任”。【14】巴比塞认为，知识分子不但应当从道义上声援革命，也必须从组织上参加革命，才能够真正为革命服务。此外，尽管巴比塞当年曾经也在《精神独立宣言》上签过名，但他此时仍然对罗曼·罗兰在《精神独立宣言》中主张的精神独立论提出了异议。
面对巴比塞的“攻势”，罗兰于1922年1月在出版于布鲁塞尔的《自由艺术》月刊上发表了给巴比塞的公开信，反驳巴比塞的论点。罗曼·罗兰在公开信中强调，他热烈希望对改变世界的事业给予实际帮助，但是他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和与此相联系的严格纪律是否确实必要，对革命的敌人予以镇压和消灭是否确实必要。【15】于是，论战全线开火，双方的友人与支持者也纷纷助战，两派的情绪都极为激昂。
应当说，巴比塞等人并不否认罗曼·罗兰是拥护革命的，双方论争的焦点首先在于：革命队伍内部是否容许“自由战士”存在。或者说，一个革命者应否保留“精神独立”的立场，保留他的个人自由的小天地。罗曼·罗兰认为应当保留，而且必须保留。巴比塞坚决反对，并给他扣上一顶“超脱”或“游离”的帽子，批评他标榜“独立”或“自由”，固执地不参加任何党派或集团，同时却一贯自以为站在革命势力一边，自以为在为革命效劳。一些巴比塞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罗曼·罗兰在“精神独立”的幌子下，“隐藏着资产阶级利益和个人主义的自利性”。这一指责尤其让罗曼·罗兰感到恼怒。此外，双方在暴力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罗曼·罗兰由于相继深受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影响，一贯反对暴力，而巴比塞则认为暴力不过是不足挂齿的“细节”。对此，罗曼·罗兰很不以为然地反驳说：“我非常遗憾听到你说暴力只不过是细节问题，一个临时性的细节问题。我听了很难过。我认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国防部长，很可能也会采用这种说法。”【16】
从暴力问题开始，双方的论争又发展到如何看待手段与目的的问题。巴比塞认为，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计手段。罗曼·罗兰则认为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在罗曼·罗兰看来，天下没有可以完全达到的目的。有一些所谓目的最后能否达到，甚至人们是否真心实意地竭力设法达到自己提出的目的，有时也成为疑问。手段不正确，往往会使目的偏斜。即使用不正确的手段能达到目的，但这一已达到的目的和事先设想的目的绝不可能完全是一回事。
当论战发展到最后关头时，巴比塞咄咄逼人地向罗曼·罗兰提问道：你说你拥护革命，那很好，可是，革命总不能停止在口头上，那么你打算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呢？对此，罗曼·罗兰提出了两点，一为“施加精神压力”，二为进行“良心反抗”。“精神压力”，“这是精神的勇往直前的斗争，运用理性的全部力量。就像我们那些组建‘民主控制联盟’的勇敢的同志们那样，对掌政者的各种行动进行监督、控制与判断；也类似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的尖锐批评和激烈政论，为了对于滥用职权的行动加以讽刺、鞭苔和打击。与一小撮没有头脑的人攻占巴士底狱相比，伏尔泰他们对于王权的倾覆所起的作用更大”【17】。而“良心反抗”则是对于犯罪的政府，个人拒绝表示同意，拒绝给予协助，这是个体具有英雄主义的行为。罗曼·罗兰甚至还认为，“良心反抗”是最了不起的革命斗争武器，“最草根的人们和最有地位的人们都能使用，其他国家的人们已经在使用良心反抗并取得了效果，令人惊异的是在法国无人提起。……甘地在印度使用这个武器动摇了大不列颠帝国的根基”【18】。需要指出的是，罗曼·罗兰与巴比塞之间的这场争论同时也昭示着法国的和平主义知识分子绝非铁板一块。鉴于与巴比塞等人的分歧日渐严重，或者更确切地说，罗曼·罗兰的“理想主义”与巴比塞的革命现实主义根本无法调和，罗曼·罗兰遂在论战暂时平息之后转向支持另两位和平主义的知识分子勒内·阿科斯（René Arco s）、保尔·科兰（PauLColin）创办一份新的国际性杂志。1923年2月，这份名为《欧洲》（Europe）的杂志正式创刊。
虽然罗曼·罗兰与巴比塞之间的这场论战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知识界曾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我们以现在的眼光来看，随着时光的流逝，语境的变化，这场争论似乎已乏善可陈。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场争论却促使罗曼·罗兰进一步把目光转向东方，尤其是转向印度的圣雄甘地，希冀从甘地主义中寻求新的斗争手段——有效的，同时又是不流血的斗争手段。出于对甘地的兴趣与敬意，罗曼·罗兰在1923年出版了《圣雄甘地》一书。罗曼·罗兰在书中以溢美之辞描述了甘地及其信徒的斗争经历，并宣称，“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这个永不疲倦的斗士、最英勇的‘抵抗者’更厌恶消极无为了”【19】。而对巴比塞来说，这场争论亦使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不久，巴比塞正式加入法共。而他的这一举动，也真正拉开了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的重要一幕——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或曰法共的离合聚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