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教授的共和国”
与此同时，“达达主义”开始在法国知识界崛起。“达达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盛行于西方的虚无主义的现代文学思潮，其运动是当时西方社会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反理性、反传统的突出表现。巴黎是达达主义运动在战后阶段的中心，而法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则是这一阶段达达主义运动的中坚。
达达运动的发源地是瑞士的苏黎世（Zurich）。一战期间，苏黎世作为中立国瑞士的一座名城聚集着一大批来自欧洲各国的青年作家与艺术家。大战带来的灾难以及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使他们逐渐地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社会制度、思想、宗教和文学艺术，等等。
1915年7月，后来成为达达主义运动倡导者与主帅的特里斯坦·查拉（TristaNTzara）【20】，一位来自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大学生来到苏黎世读书并从事诗歌创作。翌年，他与一些青年诗人在来自德国的导演雨果·巴尔（Hugo Ball）同年创办的“伏尔泰酒店”建立了文艺团体并经常举行文学与艺术聚会。起初这些聚会还限于合乎情理的“先锋派”的范围：举办画展、朗读法国著名先锋派诗人阿波利奈的诗作和他们自己创作的诗歌、演唱流行歌曲。而且，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先锋派艺术尚表现出一定的敬意。后来，在“伏尔泰酒店”的一次聚会中，有人提议进一步推动他们的活动并且给自己的团体命名。有人当下用一把裁纸刀挑开了《小拉鲁斯词典》，被翻开的那一面的页首字样是“达达”（dada），于是，他们一致通过用此词来称谓自己的团体。“dada”一词有两义：一为“马”（儿语），二言“癖好”，用来命名文艺团体实为荒唐。然而，苦经琢磨，“dada”的读音似有戏谑的意味，这与这批青年艺术家倡导的精神倒甚为吻合。不久，查拉在纪念攻克巴士底狱127周年的晚会上提出了达达宣言：“达达是我们的剧烈程度：……达达是无牵连无可比拟的生活；它反对又赞成统一并且明确地反映未来，我们很明智，知道我们的大脑将会变成软垫，我们的反教条的精神和官僚一样专横，我们不自由却呼叫自由：严格要求放弃学说和道统；让我们一道唾弃人类吧。……我们在集市上闹嚷，在修道院、妓院、剧场、现实、情感、饭馆之间大喝倒彩：哗哩、哗啦，乒乒乓乓。”【21】很快地，达达主义运动便走向了否定一切的极端，此点在1918年发表在《达达评论》上的《达达宣言》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在该宣言中，查拉写道：“达达是一切能够否定家庭的产品，达达是挥舞拳头尽力从事一切破坏性的行动……达达意味着废除逻辑……达达意味着废除记忆……达达意味着废除历史，达达意味着废除财产，达达意味着废除将来。达达意味着每一件产生于灵感的作品中具有的一种绝对的、无可置疑的坚强信仰。”【22】
由于第一次大战引起的精神危机的普遍性，达达主义很快在欧美各国流行起来，尤其是在巴黎青年作家、艺术家中引起强烈的共鸣。1919年，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23】、菲利普·苏波（Philippe Soupault）【24】、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25】主编出版了《文学》（Littérature）月刊，为文学艺术界背离传统观念、进行创新摇旗呐喊。同年，查拉偕同一些重要的达达分子定居巴黎，极力推动以《文学》为中心的叛逆势力向前发展，并把达达在苏黎世的活动转移到巴黎。1920年1月，《文学》举办达达演出晚会，不久又组织30余人在“独立沙龙”举行报告会并发表个人宣言，报告之前，组织者伪称电影明星卓别林（Chaplin）将莅会表演而招致大批观众前来观看。这场闹剧激起了公众的愤怒，纷纷向达达分子们投掷硬币和鸡蛋。不久，巴黎的达达分子又搞了一场“公审”当年被不少青年人视为偶像的大作家巴雷斯的闹剧。随着达达运动在虚无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使得达达内部一些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提出责难，认为这种毫无实效的反叛与传统艺术一样都是艺术的死胡同。1922年，布勒东等人开始与查拉产生严重的分歧。当时，布勒东提议召开一个以“保卫现代精神”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但查拉对此却坚决反对，后者的理由是“达达不是现代主义”，“达达既否定传统艺术，也否定现代艺术”。随着彼此间的分歧日益尖锐，翌年，双方在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笔战后终于分道扬镳。
布勒东、阿拉贡等人在与查拉分手后，在1924年10月11日成立了“超现实主义研究室”。同年11月，布勒东又发表了著名的《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 estes du surréalisme）。尔后，以皮埃尔·纳维尔（Pierre Naville）和邦雅曼·贝雷（BenjamiNPéret）为主编的《超现实主义革命》（LaRévolutioNsurréaliste）杂志取代了《文学》。超现实主义团体正式组成。
诚然，作为两次大战之间法国发生的一场重要的文化和思想运动，超现实主义主要是以文学艺术运动的形式出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这场运动的发起人和许多参加者都是带着改造社会、改造生活的信念投入行动的。更有甚者，这些超现实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艺术追求还对法国20世纪中叶的文化发展取向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超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主义”已把欧洲文化和政治引向毁灭，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要掀起“反理性主义”运动。超现实主义的活动并不止于文学艺术品的生产，而致力于改变束缚西方人的传统逻辑的、理性的思维模式，建立一种新的世界观。在超现实主义看来，当时人类的灾难不在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上所受的压迫。而这种压迫的根源正是西方文明的基石僵化的逻辑。它将本属于同一整体的真实与想象、理性与非理性、思维与行动、精神和物质分割成互相对立的部分，因而导致人性的分裂。因此，人们有必要进行一场“精神革命”，并通过这种革命建构一种新的世界观来统一、协调上述的被认为是互相对立的部分。
超现实主义试图从探索人的内心世界入手将内外现实看作处于同一变化中的两个潜在成分。他们认为，表面上相矛盾的梦和现实终必融为一种绝对的现实，即所谓的“超现实”。他们甚至进而追求在内外部真实、眠与醒、理性与疯狂这类久已彼此分割的领域之间引出一条贯通它们的导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布勒东曾经宣称，超现实主义在反抗传统和反抗社会时，不需要任何先人的指导，但实际上，超现实主义者把弗洛伊德（Freud）的精神分析学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指导，强调“潜意识”梦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提倡写“事物的巧合”，他们认为清醒的、理智的思维活动是受资本主义文明毒化了的精神，不是“纯粹”的精神。只有潜意识的、睡眠状态的或偶合情况下的思维活动，才是还未受到外界干扰的“纯粹”精神。换言之，在布勒东等人看来，现代人类社会的全部困扰都来自资产阶级的文明，而消除资产阶级文明一切恶果的可能就在于人类还保留了潜意识这样一块未受资产阶级文明污染的净土。循着这一思路，超现实主义作家与艺术家们就把自己的任务定位在挖掘和解放被理性、传统压抑的意识和感情。故此，他们往往在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捕捉人们思维活动的原始状态，或者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捉住梦幻。而他们的诗歌、小说，实际上就是“潜意识”、“非理性”的一种形象的表达。阿拉贡的诗集《欢乐之火》、小说《安尼赛》，布勒东的小说《娜佳》都是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如前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以及暴露出来的各种社会矛盾使得包括法国在内的不少欧洲国家的知识分子逐渐地以怀疑的眼光审视一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尤其对传统价值观表示怀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维度来看，在二三十年代法国的知识阶层中，尤其是在作家、艺术家身上，对传统价值观的怀疑和政治上的左倾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时期“政治上的左倾”则又往往意味着亲苏、亲共。超现实主义者在此期与法国共产党的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超现实主义者与法共的接触是在摩洛哥战争期间。2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为平息法国在北非的“保护国”——摩洛哥境内发生的里夫人“叛乱”，悍然发动了摩洛哥战争【26】。战争刚一爆发，布勒东等超现实主义者就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反战阵营，并在反战斗争中开始与这一斗争的中坚力量——法国共产党接触与合作。1925年10月，布勒东等人和法共主办的《光明》杂志编辑部成员以及其他一些刊物的编辑人员联合发表了一篇题为《首先是革命，永远是革命！》的文章。该文不仅完全赞同“反对摩洛哥战争行动委员会”发表的反战宣言，而且还斥骂那些宣称“祖国在危机中！”并在支持政府发动殖民战争的宣言《知识分子站在祖国一边》上签名的“教士、医生、教授、文学家、诗人、哲学家、记者、法官、律师、警察、科学院院士”是资产阶级豢养的走狗。【27】在与法共共同开展反战斗争的过程中，超现实主义者们开始接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思想，并由此使超现实主义的政治活动有了更多的进步内容。不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超现实主义者同共产党人的接近以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认识，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放弃了他们在自己的宣言中所表明的政治主张，即独立进行“精神革命”。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超现实主义者与法共的关系始终是若即若离：他们一方面作为党的“同路人”积极参加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活动，并以笔为武器猛烈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他们又始终坚持自己在精神上的绝对自由，拒绝接受任何党派的控制和影响。【28】
此外，由于超现实主义运动以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反抗为宗旨，其参加者的追求又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超现实主义运动从成立伊始就一直处于不断分化、不断重新组合的进程中。1928年，超现实主义运动开始出现正统派和分裂派并存的局面。布勒东曾参加法共，后又退出。稍后，阿拉贡在访问苏联，并代表超现实主义团体出席苏联主办的“革命作家第二次国际代表大会”之后，进一步转向法共，诗人保尔·艾吕雅（PauLEluard）【29】等人亦步其后尘。由此，布勒东与其成员的分歧也日益严重。1930年，布勒东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重申反抗的绝对性、不顺从的彻底性与对规章制度的破坏性。阿拉贡等人则离开超现实主义，逐渐走上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
法国知识分子，根据其表达方式的相对的不同，似乎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勤用笔的作家、艺术家与记者，其二是勤用嘴的大学与中学教师（在法语里均用“professeur”，即我们通常所译的“教授”来表示）。在第三共和国时期，为了充实地方中等和高等教育，为了与德国的大学【30】和国内的教会势力相抗衡，法国的“教授”的人数有了令人瞩目的增长。这些在总体价值取向上崇尚科学、追求真理和维护正义的教授们利用大学与中学的讲坛来传播自己的观点，并积极地参政议政，从而在法国社会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特别是由于他们在议会和政府中所占比重颇大，以至于有人把第三共和国称为“教授的共和国”。
“教授的共和国”的第一代可以19世纪晚期曾相继在南锡（Nancy）中学担任过哲学教师的奥古斯特·比尔多（Auguste Burdeau）【31】与茹勒·拉尼奥（Jules Lagneau）【32】为代表。比尔多出生于里昂的一户贫困家庭，从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成为教师，并在经过多年的政治活动方面的努力后，成为众议院的议长。他的成功标志着法国大学与中学学衔获得者开始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的角色。而拉尼奥则是以另外一种途径来参政议政的教师。他没有进入官场，而是始终坚持在中学执掌教鞭，扮演一个道德主义的教师知识分子的角色。从表面上看，这一角色似乎只处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边缘，而实际上，他所起的是更为深层的作用。
“教授的共和国”的第二代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其代表显然得首推1924年上台的左翼联盟政府总理爱德华·赫里欧（Edouard Herriot）。
赫里欧1872年出生于巴黎东南部塞纳河上游的特鲁瓦（Troyes）市。这是法国一座历史比较悠久的名城，大革命后成为奥布（Aube）省省会，又是法国针织品的中心。赫里欧的父亲是一名退役军官。他很希望其长子爱德华能够先进圣-西尔（Saint-Cyr）军校深造，然后再投身戎马生涯。但是，1887年，正在读中学的赫里欧由于学业优异受老师指派去见前来巡视的法国教育总监格拉尚（Glachant），深得这位教育界实权人物的赏识。格拉尚向赫里欧提供了一份奖学金，使后者有机会就读于圣-巴尔伯中学（Collège de Saint-Barbe），为报考高等师范学校做准备。从此，赫里欧步入了第三共和国时期教师出身的政治家的典型的人生轨道，即从奖学金享受者到当教师，再到当政治家。1891年，赫里欧顺利地考入了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校时才智过人的他仍然非常地用功，因此以成绩优异而名扬全校，特别是在历史与文学方面，造诣更深。1895年毕业后，赫里欧取得语言教师资格，1896年先后在南特（Nantes）和里昂（Lyon）公立中学任教，继而担任文学院讲师。1904年，他以《雷卡米埃夫人和她的朋友》（MAda Me Récamiere tsesa-Mis）【33】这一引人入胜的题目写出了其国家博士论文，并顺利地通过了答辩。这篇学位论文材料充实，文笔流畅，是研究波旁复辟王朝时代历史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跟其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发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雷福斯事件对赫里欧的生活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通过这次事件使他开始投身政治活动。赫里欧当时积极支持德雷福斯派，并因此在不久之后申请加入了激进社会党。1905年，具有卓越的演说才能，并已在教育界与学术界颇有声望和成就的赫里欧当选为里昂市的市长。里昂是法国的第三大城市，同时又是世界闻名的丝绸中心。赫里欧除二战期间被德国法西斯与维希政权监禁的一段时间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他逝世前两年的1955年，前后连任长达50年之久。
赫里欧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无疑是在20年代中期。1924年，继承了甘必大传统的富有激情的激进党领袖赫里欧，率领激进党与经历图尔代表大会的分裂后在勃鲁姆领导下得到重建的社会党在该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结成了左翼联盟。左翼联盟在《日报》和激进派与社会主义报刊的支持下，特别是通过拥护改良主义左翼思想的各级学校教师的广泛宣传，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同年6月15日，以赫里欧为首的左翼联盟第一届内阁宣告组成。赫里欧上台后，在内政上反对实行集权政治，实行大赦，赦免了前激进党人总理和部长卡约与马尔维（Malvy），释放了1920年因参与铁路罢工而被监禁的铁路员工，并准予因参与罢工被解雇的铁路工人复职；实行世俗化法令，进一步使政教分离，教会与学校分离；普及中学教育、推行技术教育。在外交上，赫里欧主张维护和平，保障集体安全，实行裁军，主张通过仲裁方式解决国防争端，承认苏联并与苏联正式建交。
在20年代中期的法国社会，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这所著名的“人道主义修道院”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由于在1924年议会选举中结成左翼联盟并取得选举胜利的两大政党的领袖赫里欧与勃鲁姆均曾就读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由于1925年接任赫里欧作为左翼联盟第二届内阁总理的保尔·潘勒韦（PauLPainleve）【34】也是一位巴黎高师培养出来的才华横溢的数学家，更由于此期政府与议会中巴黎高师毕业生所占的比重，促使阿尔贝·蒂博代（AlberTThibaudet）【35】在1927年出版的《教授们的共和国》一书中转述了法国驻伦敦大使圣-奥莱尔（Saint-Aulaire）伯爵在获悉左翼联盟选举胜利时对他所说的话：“啊，先生，现在法律学校与政治科学学校已让位于巴黎高师……”确实，巴黎高师在此期法国社会上的地位是如此的突出，以至于巴黎著名的出版商贝尔纳·格拉塞（Bernard Grasset）【36】曾打算在蒂博代此书的封面印上这样的广告语：“领导法兰西的是巴黎高师与法兰西学院。”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20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开始显现出日益政治化与党派化的趋势。人们完全可以这样断言，此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已与德雷福斯事件时的知识分子有明显的不同：德雷福斯事件时的知识分子就总体而言是独立的、自由的，而此期的知识分子已日益成为“党派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对法国知识分子的这种转变深感焦虑与不满的朱利安·班达（JulieNBenda）【37】在1927年愤然写下了《知识分子的背叛》（La TrahisoNdes Clercs，一译《学者的背叛》）。邦达的这部著作最初由《新法兰西杂志》（LANouvelle Revue fran？aise）分四期连载，后又由格拉塞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邦达在书中认为，“学者”【38】（clerc）的使命在于为抽象的正义服务，在于充当永存的、普遍真理的捍卫者。在这方面，18世纪中叶卡拉事件中的伏尔泰与19世纪末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左拉堪称楷模。然而，作为其同代人的现代知识分子，却在阶级激情、民族主义激情等各种激情的驱使下，积极介入各种政治和社会斗争，并在这一过程中投靠世俗或精神权力。邦达指出，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一做法显然“背叛”了他们应该信守的理想价值。在书中，邦达对学者“背叛”的原因也做了一些剖析。【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