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30年代精神”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骚动
早在战后初期，由于人类历史上首次世界性的野蛮大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结束了自启蒙时代以来西方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与自信，一场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已在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中蔓延开来。进入充满着喧嚣、骚动和剧变的30年代后，由于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在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危机的打击下奄奄待毙，更由于对30年代初被舆论揭露的乌斯特里克事件和斯塔维斯基事件等一系列政治舞弊与财政丑闻的极度反感，使30年代的不少法国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旧社会正在崩溃，新世界有待建设。与此同时，青年知识分子们对自己不得不受制于年长者与旧制度也深为不满。他们厌恶赫里欧所称的“中等法国人”的法国的庸常与乏味，渴望重新找到强烈生活的气息。德里厄·拉罗歇尔（Drieu LARochelle）【40】在《吉尔》（Gilles，一译《丑角》）一书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对我们这些不说是从战火归来，至少是永远同一种震荡人心的强烈生活紧密相连的人来说，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因为我们只是少数年轻人，而且立刻就陷入了一堆老于世故的人当中。转眼间，他们就把他们的旧制度强加于我们。”【41】为了寻找出路，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的走上了参加共产党的道路，有的乞灵于法西斯主义，为数不少的人在不满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同时，既敌视共产党，也敌视法西斯主义，试图另辟专家治国论之类的蹊径。尽管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此期的路径选择各不相同，但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身上都具有一种共同的违拗精神。对此，法国著名现代思想史专家让·杜沙尔（JeaNTouchard）【42】把这种共同的违拗精神称为“30年代精神”。同样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的法国青年知识分子有着极其明显的“代”（génération）的意识。如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Mounier）宣称：“30年代的一代将是认真、严肃、关注各种问题并对未来感到担忧的一代。”【43】同时，他们也丝毫不隐讳自己与年长者之间的“代沟”，并公开扬言要与之决裂。
十月革命，苏俄计划经济的开始、法西斯主义的产生和当时的经济危机，所有这一切自大战以来震撼世界的事件使法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显得极为陈旧与过时。在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总危机中，愤怒的青年知识分子们首先对导致这种危机出现的“金钱的世界”进行了抨击。在他们看来，在这个由“金钱”主宰的世界里，已经是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腐败公行。换言之，法国现代社会的基础早已被“物质主义”完全地腐蚀。在进行这种批判的过程中，他们往往把目标对准“金钱的世界”所由产生的经济自由主义，尤其是它的最典型的代表——“泰勒制”与“福特制”的美国。因此，这一时期，在法国出现了不少涉及并抨击美国社会制度的著作，如乔治·杜哈梅尔（Georges Duhamel）【44】1930年出版的《未来生活的舞台》（Scènes de lAVie future）对美国的“泰勒制化”现象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并对法国社会亦将步美国社会的后尘表示深深的担忧。更有甚者，罗贝尔·阿隆（RoberTAron）【45】与阿尔诺·丹迪厄（Arnaud Dandieu）还把自己的相关著作取名为《美利坚癌症》（Le Cance raméricain），认为这一病症的表现包括金融业的不断集中、投机现象的日趋严重、生产标准化的广泛普及、广告的铺天盖地……他同时指出，这些现象使得现代人日益成为经济链条中的一个普通的链环。其次，愤怒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对法国当时的政治制度也进行了指责。如1932年10月创办了《精神》（Esprit）杂志的埃马纽埃尔·穆尼埃（Em-manueLMounier）【46】在答复天主教民主主义者保尔·阿尚波尔（PauLar-chambault）的公开信中写道：“资本主义自由把自由民主交给了富人的寡头政治，这是通过使用民主的方式，并使用自由给予民主的武器而实现的。……然后，资本主义自由在最后阶段，把自由民主交给了大银行和大企业控制的国家干涉主义，这些大银行和大企业不仅神秘地操纵着政治机构，而且还控制了新闻、舆论、文化，有时还控制了教权代表人物，把一个阶级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于按照这个阶级的形象培养群众的愿望，却又拒不给予群众以实现这些愿望的方法。”让·米斯特莱（JeaNMistler）【47】则更为形象生动地比喻道：“这台（政治）机器陈旧不堪，它使人想到村镇的古老时钟，在指针指着12点的时候，时钟却只敲十下。”【48】而在对法国现代政治制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他们亦往往把矛头对准这一制度的催生婆——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其传统。
随着危机的加剧，许多政治色彩不同或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结成了小组，想探索一条出路，把国家从已陷入的道德、政治、社会、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但是这些小组之间及其内部成员之间的意见都不一致，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行动方向。他们在全国各地办的杂志反映了他们的彷徨苦闷，其五花八门的刊名就颇能说明这一点：《新人》（L'Homme Nouveau）、《新秩序》（Ordre Nouveau）、《计划》（Plans）、《反应》（Réaction）、《精神》、《战斗》（Combats）、《新备忘录》（Le NouveLMémorandum），等等。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的各种纲领和宣言简直是一堆矛盾的杂拌。由阿尔诺·丹迪厄、罗贝尔·阿隆、达尼埃尔-罗普斯（Daniel-Rops）、德尼·德·鲁热蒙（Denis de Rougemont）、亚历山大·马克（Alexandre Marc）等人创办的《新秩序》（Ordre nouveau）的宣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该宣言声称，它正在准备“一种革命的秩序，既反对资本主义的混乱，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压迫；既反对软弱无力的资本主义，又反对屠杀人民的帝国主义；既反对议会，又反对独裁”【49】。由多产的小说家儒勒·罗曼（Jules Romain）【50】纠集19个来自右翼集团或左派工会的青年知识分子在1934年夏季制订的“7月9日计划”也同样如此，这一在当年曾被大力宣扬的计划和别的计划一样含糊不清，它既敌视自由主义、议会主义，又反对“极权主义的崇拜论者”，既要求在宪法上进行改革，又要求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进行改革。【51】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与制订“7月9日计划”的人当中有一位名叫让·库特鲁（JeaNCoutrot）【52】的青年知识分子。这位从著名学府巴黎综合技术学校毕业的高材生是一个典型的专家治国论者，1931年，他在该校遍布政府机要部门、工业部门和银行的飞黄腾达的校友们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名叫X-危机（X-Crise）的研究小组，旨在研究当时正在迅速蔓延的世界经济危机。两年后，他把这个小组改组成“巴黎综合技术学科毕业生经济研究中心”，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工会领袖和工商财贸界的要人。库特鲁认为，尽管法国和西方世界在经济衰退中挣扎着，而且使资本主义仍不断地运转着，但只有依靠技术人员才有出路，正是这些人在真正管理着工业、银行和工会，正是这些人才懂得20世纪工业化社会的复杂性，而政治家与徒有良好愿望的知识分子根本不懂得现代世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不能指望政治家与知识分子们进行什么像样的改革。库特鲁具有一种创立研究组织的强烈的愿望，认为这类组织能够解决所有的新问题。因此，颇有组织才干的他又接连创立了一连串带有冠冕堂皇的名称的组织，如“法兰西组织全国委员会”、“人道问题研究中心”、“实用心理学学会”，等等。在库特鲁的幕后操纵下，30年代的法国出现了一个叫“共同统治”的专家治国运动。参加这一运动的多为在政府官僚机构与工商财贸界身居高位的名牌学校（如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巴黎高师、政治学院，等等）的毕业生，他们的思想彼此接近，于是结成了一个松散的组织，通过报纸与其他的渠道宣扬自己的观点。他们蔑视对议会民主的探索，主张只有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人才懂得怎样提高私人企业的效率和利润，因而也才最有资格管理政府，奠定现代社会的性质。
如果说，“30年代精神”主要充分体现在此期出现的五花八门的思想评论杂志与乌托邦小团体中的话，那么，它对此期主要政党内部发生的动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法共，长期担任巴黎“红色郊区”的典型——圣德尼市的市长、深得人心的雅克·多里奥（Jacques Do ri-ot）【53】由于与党的领导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最终走向了与法共决裂、自建法国人民党的道路。这一新成立的政党既有一大批与多里奥同时被开除的前法共工人党员，但更包括了如德里厄·拉罗歇尔、贝特朗·德·儒弗内尔（Bertrand de Jouvenel）【54】、阿尔弗雷德·法布尔-吕斯（Alfred Fabre-Luce）【55】那样在当时颇为活跃的青年知识分子与右派人士。在激进党中，被称为“青年土耳其”或“青年激进党”的运动应运而生。一批年轻的激进党党员冒着断送个人政治前途的风险向以赫里欧等中老年人为代表的主流派发起挑战，试图更新激进党，使党的政策能够更好地适应正在发生巨变的时代。在社会党中，以马塞尔·戴阿（MarceLDéat）【56】和阿德里安·马尔凯（AdrieNMarquet）【57】为首的由年轻知识分子党员组成的“新社会主义者”也强烈要求社会党抛弃传统策略，走入参加政府的道路。他们甚至在提出改革策略的同时也要求理论更新，即要求社会党重新考虑传统的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同某种能带来必要的权威和秩序的民族主义国家调和起来。他们的态度使勃鲁姆等社会党中年长的领导人颇感震惊，遂把他们开除出党。而一些原先追随莫拉斯并加入“法兰西行动”的右翼青年知识分子亦在这一时期日益表现出对莫拉斯的不满，并在与他分道扬镳后，以“青年右派”的群体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十月革命的双重冲击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空前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重要一员的法国当然也未能幸免。法国将向何处去？面对这一严峻的问题，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营垒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即乞灵于法西斯主义。在这些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鼓噪下，一个又一个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在法国应运而生，并猖狂地挑起了一场又一场的骚动。
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最初出现于20年代，特别是1924年左翼联盟第一次上台执政后，十月革命胜利后共产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法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左翼联盟的选举胜利，引起了法国右派和极右派的恐慌，而意大利墨索里尼（Mussolini）的上台与英国保守党的重新执政，更助长了法国右翼势力的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开始第一次涌现，其中较为引人注目的有1925年成立的以乔治·伐卢瓦（George Valois）【58】为首的“束棒”（Le Faisceau）、1926年成立的以皮埃尔·泰坦热（Pierre Taittinger）【59】为首的“爱国青年团”（Ligue des jeunesses patriotes）、1927年成立的以莫里斯·阿诺·达尔托瓦（Maurice d'Hartoy）为首的“火十字团”（Croix-de-feu，后由弗朗索瓦·德·拉罗克（Fran？ois de LARocque）【60】上校领导）。30年代经济大危机蔓延到法国后，特别是1932年左派联盟又一次在大选中获胜后，法国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再次纷纷出笼。其中最重要的有1933年成立的由化妆品巨商弗朗索瓦·科蒂（Fran？ois Coty）【61】资助、分别以让·雷诺（JeaNRenaud）与马塞尔·比加尔（MarceLBucard）【62】为首的“法兰西团结”和“法兰西主义”。
法国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当推法国第一个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右翼集团“束棒”的创始人乔治·伐卢瓦。伐卢瓦是一位20世纪初期重要的政治作家。他在其政治生涯的早期颇为崇拜夏尔·莫拉斯，并积极地投身于“法兰西行动”的各种活动，成为“法兰西行动”的重要成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伐卢瓦对莫拉斯顽固地坚持日益不得人心的君主主义立场深感不满，遂另起炉灶，建立了“束棒”。【63】伐卢瓦认为，“法兰西行动”是一个贵族的社会概念，而“束棒”则是一个彻底的平民化的社会概念。众所周知，束棒中捆有一柄突出的斧头是意大利法西斯党的标志。伐卢瓦把自己的组织取名为“束棒”，意味着他已准备全盘继承墨索里尼的衣钵。事实上，伐卢瓦不仅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继承了统一服装的爱好，即试图以蓝衬衫作为“束棒”的标准服装，更重要地是在思想上也完全地同意大利法西斯一个鼻孔出气。例如，墨索里尼宣扬极权主义的国家观，在意大利确立了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伐卢瓦的“束棒”同样地提出：“无能的议会必须放弃权力”，建立“在一个领袖统治下的超政党、超阶级的全国专政”。又如，墨索里尼把极端民族主义作为自己的法宝，“束棒”也在自己的纲领和言论中极力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它在1926年7月15日《新世纪》（NouveLSiècle）上发表的《凡尔登纲领》所规定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协调法国的一切力量，以实现法国的繁荣和伟大，170万法国人在1914-1918年曾为之献出了生命”。再如，意大利法西斯在其纲领中提出要建立纯粹的法西斯主义的、自治的“职团”。“束棒”也在其纲领首要目标中的第五条说：“在把企业主和工人联合起来的职团的合作下，根据公正原则和民族利益，合理地组织生产。”“束棒”在组织结构方面，除了有“战士束棒”、“青年束棒”、“公民束棒”外，还专门有“生产者束棒”。“生产者束棒”无疑是一种与意大利法西斯相类似的职团，它的作用是“保护行业利益”，并准备参加“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代表制机构”。【64】
如果说，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在政治上取得的成功非常有限的话，那么，法国法西斯知识分子在新闻界与文学界取得的成功却颇为惊人。在那危机四伏的特殊年代里，由于法国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的不断推动，在法国公众中颇有影响力的右派报纸越来越倾向法西斯主义。对此，法国著名史学家勒内·雷蒙曾指出，这些销路很广的一般知识性报纸和公认的右派的政治性日报“有着同一种情绪，支持同一种偏见，戴着同一种眼镜看世界”。他接着又指出：“制造舆论的是右派的报纸。普通的法国人即使投左派的票，经常看的却是右派报纸，而这些报纸愈来愈倾向法西斯主义。”更有甚者，一些刚创刊的周报也在为巴黎几家大型日报的右派观点助威。这些周报的销售量和影响力在30年代中期上升很快。如1924年创刊的《老实人》（Candide）和1928年创刊的《格兰古瓦》（Gringoire）到1934年时发行量均达50万份。这些周报最初时文学性极强，吸引了很多法国最杰出的作家向它们投稿。但是，后来其政治倾向变得愈来愈反动，越来越亲法西斯和反犹太人。1930年，又有一家在法国公众中，尤其是陆海军官兵中颇有读者的周刊《我无所不在》（Jesuis partout）创刊。该刊和上述两种周刊一样也迅速地滑向了极右，到后来也公开地、强烈地倾向法西斯，为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喝彩，骂西欧民主国家和犹太人，叫嚷要推翻法国的共和制度。如曾负责《法兰西行动报》文学专栏、后任《我无所不在》报主编并集小说家、诗人与文学批评家于一身的罗贝尔·布拉齐拉克（RoberTBrasillach）【65】曾写道：“法西斯主义，我们认为它不是……一种政治学说，更不是一种经济学说……法西斯主义是一种精神，它是同种族偏见、阶级偏见和其他一切对立的精神。它就是友爱精神的本身，我们本想使它上升到全民族友爱的高度。”【66】
这些反动文人在竭力鼓噪的同时，还猖狂地利用右翼团体的力量挑起了一场又一场骚动。例如，1924年11月，在饶勒斯的骨灰被迁葬到先贤祠的那天，共产党人组织了空前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右派报纸立即撰文斥之为共产主义阴谋，号召反击布尔什维克的起义。继承了戴鲁莱德的“爱国者联盟”的衣钵的“爱国青年”等右翼团体还与共产党人发生了街头冲突。而在这一连串的骚动中，最为令人震惊的无疑是1934年的“二·六事件”。
关于法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与法国的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国外学者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亦不胜枚举，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著作却是出自曾在法国访学多年的以色列史学家、耶路撒冷大学政治科学系主任塞伏·斯特内勒（ZeeVSternhell）之手的《革命的右派：法西斯主义的法国起源（1885-1914）》（1978年）与《不左也不右：法国的法西斯意识形态》（1983年）。《革命的右派》的主旨是剖析民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法国的发展。斯特内勒认为，在19世纪末，自由秩序在法国受到强烈的怀疑和攻击，这种怀疑和攻击不仅来自左翼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更来自于一种新型右派，即同时具有民众性与战斗性的右派。循着这一研究思路，斯特内勒逐个详尽地分析了此期各种反民主的激进派从右的立场出发推翻第三共和国的一系列未能成功的尝试。在具体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斯特内勒在该著作的结论中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比如，斯特内勒认为，法国的法西斯主义具有早熟性与土生土长性，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法西斯主义是19世纪晚期以来法国社会思潮和政治发展的逻辑和自然的结果，法国法西斯主义无须，而且也没有向外国借鉴任何东西，如果说有模仿或借鉴存在的话，也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者从法国索雷尔的革命工团主义和巴雷斯的民族主义中获得了启示。又如，斯特内勒认为，法国法西斯分子是无条件地反对现存秩序的，尤其是在人民阵线成立之前更是如此，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是真正的革命派。法国的法西斯主义还有着明显的左翼源泉，它存在着一种极为突出的现象，即大批激烈反对现存秩序的先进分子从社会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这种现象虽然在其他国家亦有，如英国的奥斯瓦尔德·莫斯莱（Oswald Mosley）、比利时的亨利·德芒（Henri de Man），等等，但这些国家的这种现象在规模上均无法与法国相比。从布朗热主义运动到二战期间的通敌活动，法国的左派可以说是在不断地向右和极右的前法西斯主义运动或法西斯主义运动的组织输送新的成员。【67】
在《不左也不右》中，斯特内勒进一步阐释和发展了其在《革命的右派》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力图揭示从19世纪末到1940年这一期间法国社会思潮的法西斯化的进程。斯特内勒在书中颇为大胆地提出，法国较之其他国家，对法西斯运动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产生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法国的激进右派比其他国家的右派更早地具备了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斯特内勒甚至还提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法西斯主义这一词尚未出现，但法西斯现象在法国却已经存在了。由此，斯特内勒特别强调了法西斯主义的战前起源，认为一战对法西斯主义运动所起的影响并不像人们过去所说的那么重要。斯特内勒在该书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左翼起源继续给予了同样的重视，认为法西斯主义既是自由民主危机的产物，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出现危机的结果，法西斯主义最好可以理解为左翼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进行修正的产物，法西斯主义是已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失去信心的左派激进者的社会主义。为此，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从极左蜕变为极右的三代人进行了剖析。围绕着从左到右的蜕变问题，斯特内勒特别强调了“计划主义”（leplanisme）这一“没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此外不能忽视的是，斯特内勒在书中还认为，30年代法国的政治文化已经被法西斯意识形态所“浸透”。【68】
斯特内勒的这两部著作，特别是《不左也不右》出版后，在法国史学界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由于斯特内勒在自己的著作中围绕着强调法国在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一主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观点和见解，并提出了法国是法西斯意识形态的摇篮这样一种使包括法国史学家在内的许多法国人至少在情感上首先就难以接受的结论，促使为数可观的法国史学家及其他文化界人士纷纷对斯特内勒的著作进行口诛笔伐。【69】斯特内勒本人甚至被自己著作中所涉及的一位人物以诽谤罪的罪名送上了法庭。与此同时，欧美其他国家一些史学家也卷入了这场“斯特内勒争论”。【70】
综观这场在西方史学界持续多年的论战，笔者认为，尽管人们对斯特内勒关于法西斯意识形态的过于宽泛和灵活的界定、过分贬低一战在法西斯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纯粹从思想史角度来研究法西斯意识形态的研究方法在方法论方面的欠缺等提出了有力的批评，但是斯特内勒的研究成果在总体上并未被推翻。斯特内勒的著作不仅在法国一版再版，而且被译成了多种文字。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多数法国史学家仍对斯特内勒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但他们在近几年出版的法国通史及其他有关专著中均将斯特内勒的著作列为重要的参考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斯特内勒在该研究领域中所占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