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最好别过早享用
有一位朋友的女儿自幼爱画画，亦颇有几分天赋。于是，这位朋友倾其所有送女儿去拜师学艺，学了几年，技艺大长，作品多次在全国有影响的比赛中获奖。于是媒体蜂拥而来让其介绍培育子女成才的经过和体会。接下来一个月，父女俩几乎什么也不做，整天接待记者，谈话、录音、吃饭，已经接待了50多家媒体，从中央到地方，有些报纸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按说，小小年纪便出手不凡，让媒体宣传一下也无妨，现在是信息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那么多酒家，你不说谁知道好不好。可是凡事得有度，如果整天陷于记者包围之中，不仅影响正常工作，还会让人产生自满、自我膨胀等负面作用。特别是对于一个14岁的孩子，心理尚不太成熟，每天采访、上电视、签名留念，成人都会飘飘然，一个孩子怎能保证不会自我膨胀？
可这位朋友却没有这么想，而是他的一位好邻居目睹了这样的事实，经过思考以后向这位朋友做了警示。可这位朋友听了很不以为然，反问他的邻居：“你知道为什么媒体一窝蜂地来采访吗？就是因为她14岁，如果是24岁获奖就不算新闻了，恐怕找他们来都不来。所以我要抓住时机，充分借助媒体的力量，让她一举成名。张爱玲不是说过，成名要趁早嘛。”
这位邻居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
张爱玲的文章，不用说自然是好，但她说过的一些名言却要商榷。别的不说，一句“成名要趁早”，不知误导了天下多少人。我们知道，张爱玲年纪轻轻就成为上海滩走红的作家，她一生最好的作品都是在25岁以前写成的，对她来说，“成名要趁早”倒是一句实言。但是，如果进一步探究就会发现，张爱玲的25岁不同于普通人的25岁，她的心理年龄怕是50岁也不止。
了解张爱玲的人都知道，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前清大臣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如此显赫的身世并未给她的童年带来多少欢乐。纨绔子弟的父亲和深受西洋文化影响的母亲性格多年不和，终于在张爱玲10岁那年分道扬镳。生性执拗的张不讨继母喜欢，有一次被继母陷害而遭父亲毒打，被独自关在地下室十几天，小小年纪便尝尽世态炎凉。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她竟如此早熟一岁就以怀疑的目光看世界，8岁读《红楼梦》、《三国演义》，13岁发表第一篇散文，20岁出头便走红文坛。表面看她确实早早成名，但抛开表层往深里看，就会发现，张爱玲其实从未年轻过！她年轻的身体里跳动着的是一颗已经看破红尘的老人的心！也正因为如此，她才不为盛名所累，在闹世中辟一静地，安身立命，独自行走在自己的幽静小路上。
古今中外，能像张爱玲这样不为名声所累的人真是太少了。绝大多数少年有成的才子才女们都没有她那样的心境，不能好好把持自己，或轻狂自傲，或贪图享受，以致让名声毁了自己。
名声是一件太重的行李，太早得到了，一定背不动，反而会把自己压倒，跌人人生的谷底。就算能爬出来，也是伤痕累累，大失元气。所以，还是把心放平，尊重自然吧。人生有如四季，少年奔放如春，青年火热似夏，中年成熟如秋，晚年清冷似冬，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使命，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景色。如果想求速成，省略一个季节，那样的人生即使不是灾难，也是一场悲剧。
不要告诉人家你更聪明
英国19世纪政治家查士德斐尔爵士曾对他的儿子说过这样的话：“要比别人聪明，但不要告诉人家你比他更聪明。”苏格拉底也在雅典一再地告诫他的门徒：“你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你一无所知。”
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指出别人的错误：一个蔑视的眼神，一种不满的腔调，一个不耐烦的手势，都有可能带来难堪的后果。你以为他会同意你所指出的吗？绝对不会！因为你蔑视了他的智慧和判断力，打击了他的荣耀和自尊心，让他感到你高于他而使之难堪，这样他非但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还要进行反击，这时，你即使搬出所有柏拉图或康德的逻辑也无济于事，而且会更加激起对方的反感。
永远不要说这样的话。“看着吧！你迟早会知道谁是对的。”这等于说：“我会使你改变看法，我比你更聪明。”这实际上是一种挑战，在你还没有开始证明对方的错误之前，他已经准备迎战了。为什么要给自己增加困难呢？
有一位年轻的纽约律师，他参加过一个重要案子的辩论，这个案子牵涉到一大笔钱和一项重要的法律问题。在辩论中，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提醒年轻的律师说：“海事法追诉期限是6年。”律师连想都没想，直接反驳说：“不。庭长，海事法没有追诉期限。”
这位律师后来说：“当时，法庭内立刻静默下来，似乎连气温也降到了冰点。虽然我是对的，他错了，我也如实地指了出来，但他却没有因此而高兴。他表面上显出很赞赏的样子，但可看得出，当时他脸色铁青，令人望而生畏。尽管法律站在我这边，但我却犯了一个大错，居然当众指出一位声望卓著、学识丰富的人的错误，无意中即树立了一个对自己有成见的“冤家”。
这位律师确实犯了一个“比别人正确的错误”。在指出别人错了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委婉一些呢？
如果有人说了一句你认为是错误的话，你这样说不是更好吗：“唔，我倒有另一个想法，但也许不对，我常常弄错。如果我弄错了，我很愿意得到纠正。”这将会收到神奇的效果。无论什么场合，试问，谁会反对你说“我也许不对”呢？
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
日常工作中不难发现这样的同事：其人虽然思路敏捷，口若悬河，但他讲话别人都不愿意听，为什么？因为他的表现狂妄，令人不舒服，因此别人很难接受他的任何观点和建议。这种人多数都是因为喜欢表现自己，总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很有能力，处处想显示自己的优越感，从而能获得他人的敬佩和认可。但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失掉了在他人心中的威信。
在心理交往的世界里，那些谦让而豁达的人们总能赢得更多的朋友；相反，那些妄自尊大、高看自己小看别人的人总会引起别人的反感，最终在交往中使自己走到孤立无援的地步。吕坤在《呻吟语》中说：“气忌盛，心忌满，才忌露。”把心满气盛、卖弄才华视为待人处世的大忌。
在交往中，任何人都希望能得到别人的肯定性评价，都在不自觉地强烈维护着自己的形象和尊严。如果他的谈话对手过分地显示出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那么无形之中就是对他自尊和自信的一种挑战与轻视，排斥心理乃至敌意也就不自觉地产生了。
因为当我们的朋友表现得比我们优越时，他们就有了一种重要人物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表现得比他还优越时，他们就会在心里产生自卑感，由羡慕而生嫉妒。
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多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没必要针锋相对。退一步，别人过去了，自己也可以顺利通过。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方便，又避免了许多麻烦。假如你胸怀鸿鹄之志，可以一心一意去积蓄力量；假如你只想做普通人，可以活得从从容容，逍遥自在。可进可退，两头是路，何乐而不为？
或许你会说这样做过于世故，过于圆滑，压抑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其实不然，这里所讲的收敛恰恰是保护个性健康发展，成功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条捷径。
现实生活中，由于年轻气盛、爱出风头而处处碰壁的人大有人在，但他们最终还是为了适应社会，不得不磨平棱角，锐气殆尽，甚至一事无成。好刀用在刃上，一个人的锋芒也应该在关键的时候、必要的时候展露给众人，那时人们自然会承认你确实是一把锋利的宝刀。但不要时不时地拿出来挥舞一番，直杀得别人片甲不留方才甘心。刀刃需要长期的磨砺，只图一时之快，不懂保养，只会令其钝化。
英国大文豪萧伯纳赢得了很多人的尊敬和仰慕。据说他从小就很聪明，且言语幽默，但是年轻时的他特别喜欢崭露锋芒，说话也尖酸刻薄，谁要是跟他对一次话，便会有受到一次奚落之感。后来，一位老朋友私下对他说：“你现在常常出语幽他人之默，非常风趣可喜，但是大家都觉得，如果你不在场，他们会更快乐。因为他们比不上你，有你在，大家便不敢开口了。你的才干确实比他们略胜一筹，但这么一来，朋友将逐渐离开你。这对你又有什么益处呢？”老朋友的这番话使萧伯纳如梦初醒，他感到如果不收敛锋芒，彻底改过，社会将不再接纳他，又何止是失去朋友呢？所以他立下誓言，从此以后，再也不讲尖酸的话了，要把天才发挥在文学上。这一转变不仅奠定了他后来在文坛上的地位，同时也广受各国人民的敬仰。
你要是比别人多一些本事，不一定要张扬着让他人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的。收敛锋芒，韬光养晦，使你在与人共事时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是一种必要的自我保护，也是让旁人敬佩的一种内在气质。
从另一方面讲，谦虚的人往往能得到别人的信赖。因为谦虚，别人才不会认为你会对他构成威胁，你也会赢得别人的尊重，与之建立良好的关系。
因此，我们对自己的成就要轻描淡写，我们必须学会谦虚，这样我们才能永远受到欢迎。对此，卡耐基曾有过一番相当精彩的论述：“你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吗？你知道是什么东西使你没有变成白痴的吗？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只不过是你甲状腺中的碘罢了，价值才五分钱。如果医生割开你颈部的甲状腺，取出一点点的碘，你就变成一个白痴了。五分钱就可以在街角药房中买到一点点碘——使你没有住在疯人院的东西。价值五分钱的东西，有什么好谈的？”
卡耐基的论述无非是在向我们提出一种警示：即使是有点本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只不过是他比别人更幸运一点而已。与人合作交往还是平和一些，放低一些调门为好。
低姿态为人处世，高水平传道授业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里，清华大学的师生，特别是一些老教授、老讲师，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个群体，当年的校园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谈论着他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兴味无穷，从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那真是一个令人流连的时期。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议论过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华大学的学生如此大胆又如此深情地大范围、公开化地大谈特谈教授甚至是校长的。我们不得不为当时学生的大胆惊叹，更不得不为那时宽松的师生氛围惊叹。从中足见教授们谦和处世，低调做人的情怀与风范。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是特别为刘叔雅先生而设的。当清华大学第一个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额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袖。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一幅多么不堪的形象。这是发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记》中刘叔雅先生的画像。一位有着清新优美的文笔、绵密新颖的思想的学者，在学生的想象中该是位风流倜傥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个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怎知是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吗？其实不然，他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的长者。
在学生笔下遭遇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两个教授：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瞒瞒珊珊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有几次，他因为想说的话说不出来，把脸急得通红。那种‘狼狈’的情形，使得一群无涵养无顾虑的青年人想哄笑出来。”这是口才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还有的“汗流浃背，喘呀，喘呀，上课的工夫大半用在揩汗、摩肚皮上面”，或一开口就“唾沫星儿，一串一串地进出，又好像过山炮弹，坐在前排听讲的同学们，怎会不大遭其殃，连声叫苦”，或“下堂了，大家还没有完全走出教室，一支烟已经又吸掉了三分之一”。这是举止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但千万不要以为清华的学生在贬抑他们的先生，恰恰相反，他们为拥有这样看似与平常人无异而实际上是些天才们的教授而深深地骄傲，而且不论他们的外貌举止如何乖戾(当然只是一小部分)，个性如何奇特，打扮如何不拘小节，却无一例外的都渊博、尽职、和蔼与可爱，是一些不会混淆、不可取代的学术泰斗。
虽面上严肃一点，而心肠是最软不过的。那是朱自清先生。
他那便便大腹，好像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已达到了第三期的恐慌似的——瞧着瞧着，原来里面装的是一肚子的词源呀。那是杨树达先生。
有时你看到吴先生独自呆呆地立着，嘴角浮漾着轻微的笑影，那笑，无形中由苦笑而有时竟至非哈哈大笑不可的神情，但刹那间，像在荷叶上飘过的轻风，一切终归沉寂，他毕竟意识到自己是个学者，笑影俱散，剩下的是那俨然不可侵犯的矜持的面相。那是吴密先生。
虽然是福建人，可是国语讲得够漂亮，一个字一个字吐得很清楚，而不显得吃力。在深刻的时候，学生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只静心凝听，因为他的声音是有节奏的，有韵律的，能使人如同听音乐一样，有着一种内心的快感。那是陈贷孙先生。
还有一则关于国文系主任自己开汽车前往西山的消息：他自己开车，半路上掉了一个轮子，三个轮的车还一直走，及发现前面有一个轮子在滚，才知道自己的汽车掉了一轮。那是施嘉炀先生。
循循善诱的每堂课都写了许多笔记，所以同学们不爱再发出什么问题，但在真是莫名其妙时，不禁要去一问。很怪，那时的陶先生好好的面孔上又加厚了一层红云，好像是个新娘子，羞羞答答地吞吞吐吐地来答复你。那是陶保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