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对于卡尔的顾虑可以暂时放到一边去了，他此刻正在创作《弥撒祭曲》。卡尔的官司使他忘记了音乐，但现在音乐又重新占据了他的思想。
1819年的夏季，凡是去谬特林拜访贝多芬的朋友都会发现，贝多芬的举止非常狂野，他经常吼叫，他正在创作《弥撒祭曲》。他从来没有像这回一样，如此集中精力和如此长时间地维持着一种近似疯狂的状态。
这首曲子的题目可以任意畅想，其过程让贝多芬如此地痛苦和困难。辛德勒说：“在那秋季，贝多芬就像在暴雨中翻滚的雷。”
辛德勒还描写了8月间他与维也纳音乐家约翰·霍萨尔加同去拜访贝多芬时的情形：“那是下午4点钟的时候，当我们进入屋内以后，我们就知道了，在那天的早晨，所有的佣人都被辞退了。因为在前天晚上，他们之间有过一次争执。我们只得自己准备床铺和食物；当然，这一顿饭菜十分难吃。在起居室里，我们听到贝多芬正在唱着、吼着……当我们听了许久想离开的时候，门开了，站在我们面前的是衣衫不整的贝多芬，看上去，他在精神上是永无休止地在和他的敌人斗争着。”经过交谈，他的两位友人才知道，贝多芬已经一天都没有吃东西了。
还有一件关于贝多芬有趣的事情，是由霍凡尔教授记录下来的。他记得此事发生在离维也纳不远的一家酒店里。一个警官向正在吃饭的警察局局长报告说：“局长，我们抓到了一个人，他非常地吵闹，他不断地说自己是贝多芬，但是，他却是一个流浪者，穿了一件旧外衣，没有戴帽子，没有一点像贝多芬的地方，他无法证明他就是贝多芬。”
局长命令将这个“流浪者”关到明天再说。他们想看看这个流浪汉是谁，但是没有被允许。第二天早晨，他们便去问事情的细节。据说局长在晚上11点钟时被一个警察推醒，他说这个犯人一点也不安静，并且要音乐会的指导韩曹格来证明他的身份。所以局长起了身，穿了衣服去叫韩曹格，并在半夜时赶到了监牢。韩曹格只看了一眼就说：“他就是贝多芬。”并将他带回了家，让他睡最好的房间。
次日，刑事官亲自登门作了真诚的道歉。事实明了了：那天贝多芬起得很早，穿了件十分不雅的外衣，没有戴帽子，外出散步。他沿着运河一直走着，一直走到了运河的尽头才止步。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却靠在墙边从窗户看室内的情形，就像一个乞丐。众人就叫来了警察抓他。他却说：“我是贝多芬。”而警察说，“你是一个乞丐，贝多芬不会是你这个样子。”
韩曹格给了他一些衣服，而刑事官也将他送回到巴登去，让他住在客厅里。
《弥撒祭曲》在贝多芬的心中一直盘桓了五年。在作曲的时候，他忘记了鲁道夫大主教的就职日是在1820年3月20日。它并不是为任何宗教而写的，从响亮的全体合唱开始，结束在悠扬的独唱声中。还从没有人尝试过这种音乐的创作。
在草稿上，我们看到贝多芬对上帝的认识随着时间而改变。他的信条和神学观念可能是从他自己以前所读的书籍中领悟出来的，诸如他所引用的康德的诗句：“人的心中有道德的法律，头顶之上有灿烂的天空。”还有从歌德的诗文中所摘的一段，颇费了一番心思，开头是：“上帝是无形的，因为他不能被我所看见，他没有任何形状，但是从他所做的工作来看，我们可以说他是永生的、万能的、全知的和无所不在的。他是多么伟大，没有任何欲望，他是崇高的。没有人比他更伟大了。”贝多芬也在日记中写道：“为了要写真正的宗教音乐，我看了大部分的教堂歌唱音乐和现代翻译的诗歌，同时也研究了诗篇和赞美诗中的诗韵。为了艺术，牺牲一切不重要的社交活动，上帝在所有的事物之上！
因为他是神，指示出人类所作的善事和恶事……我将永远地信任他。啊，上帝！请你为我指路，我的幸福，上帝，永远是我信念所寄托的地方！”
贝多芬想对音律进行更进一步地研究，巴哈给他的印象很深刻。这从他向出版商要巴哈的《B小调弥撒曲》中可以看出来。贝多芬的作品始终带有一些交响乐色彩，情感集中，并富于力量。贝多芬对于每一个音符都充分地运用。
贝多芬看到合适的素材就会加以利用，从不同的弥撒曲、追逸曲和四重奏中采摘下来，根据自己的手法和目的加以运用，最后达到一种新的境界。
贝多芬与出版商“双重接洽出版”的所有作品，其中以《弥撒祭曲》的磋商出版的次数最多，尚耶说这种接触，“像见了鬼一般的多”。从来没有一个作曲家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有过如此之多的允诺。到1820年3月18日，正是鲁道夫就任奥尔姆兹大主教一职之前两天，贝多芬写信给出版商辛姆洛克，要求为了这首未完成的乐谱而寄给自己100弗洛林；同时也答应早日完成作品。但一年的时间，辛姆洛克都没有收到过乐谱。
1821年11月12日，贝多芬写道：“这首《弥撒祭曲》可能即将送出，但它必须要由我再仔细地看过。”贝多芬的意思是想把《弥撒祭曲》的价格抬高一些，他便不再顾忌他已答应过辛姆洛克的诺言；同时，他又写信给柏林的出版商舒里辛格，要其出版这首《弥撒祭曲》，并且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回复，舒里辛格也答应了。
1822年7月26日，贝多芬又写信给莱比锡的彼得，提起这首《弥撒祭曲》的事，并且说：“舒里辛格以后不再从我这儿得到乐谱了；他耍了我，从这一点来说，他根本不是接受这首《弥撒祭曲》的人。”但是，后来贝多芬又与舒里辛格磋商出版的问题。到8月23日，出版商阿尔泰利也接到了同样的提议：“我所能做到的就是选择了你，我不能信任其余的人。”辛姆洛克仍旧在催促贝多芬。但他在1822年9月13日接到了贝多芬的一封惊人的信：“我有了四个出版商，其中最低的愿出1000弗洛林。”
辛姆洛克当然不能使他的利益受损。虽然贝多芬和辛姆洛克之前商定的钱数要小的多，但是辛姆洛克还是接受了。贝多芬打算将《弥撒祭曲》交给他，并说：“我将立刻把原稿送到你那儿去，一个经过修改完善的乐谱或许会使你的出版事宜更方便些。”结果呢，乐谱当然没有送出去。有两个出版商都表示愿意出1000弗洛林的价钱。贝多芬希望从辛姆洛克那儿得到1000弗洛林，因为他还是珍视和辛姆洛克的友谊。
但是贝多芬仍然说着不负责任的话。11月，他再次写信给彼得说：“这一次，你一定能收到曲子。”此时的贝多芬已写了两首弥撒曲，他需要决定送哪一首去好。辛姆洛克也表示希望能够得到其中的一首。贝多芬如此答复他：“你当然将接到即将完成的两首伟大弥撒曲中的一首，其中之一是《升C小调弥撒曲》，另一首是D大调的。”接着贝多芬又有了新的弥撒曲的创作计划。在1823年1月或2月间，贝多芬写信给每一个欧洲的君王，答应送给他们各人一份“伟大《弥撒祭曲》的原稿”，但需付他50个金币，以补偿昂贵的印刷费用。但是，它却一直未能出版。有十个国家君主或团体接受了这个提议（俄国、丹麦、普鲁士、萨克松尼、托斯克尼、海萨、顿姆城的公爵夫人、俄国加力金和拉雪维尔王子、法兰克弗的格雪立阿社团）。
《弥撒祭曲》第一次安排在俄国加力金王子那里进行演出，贝多芬十分满意。但是却招致其他等待乐谱的国家、团体的抗议。
尽管贝多芬想出一个新理由来说明出版延误的事情，但是任何一个皇帝、王公贵族付了50个金币而仍得等待着一首未听过的弥撒曲，他们自然不会十分高兴。
出版商对贝多芬仍充满希望，直到1823年3月，他才交给辛姆洛克出版。贝多芬写道：“除了你，另外有两个人都希望有一首弥撒曲，我至少要写三首：第一首已完成了，第二首还没有，第三首还没有动手；你若付给我1000金币，你将得到这首弥撒曲。”贝多芬仍要增加出版商的名字，他写信给兰兹请他在英国代找一个经纪人。在维也纳的大彼里立刻同他接洽，同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费用并接受了乐谱。当大彼里坚持要立刻出版的时候，贝多芬想起了他的“皇家定户”。他说曲谱原作一定要立即退回。大彼里威胁说要控诉他，但是却没有这么做。
到1824年3月10日，贝多芬写了两封信给出版商，每一首弥撒曲要1000弗洛林，而另一首交响曲则为600弗洛林。这两个出版商，是梅耶尼斯的儿子司各特和莱比锡的柏洛布斯特。他们立刻接受了贝多芬提出的条件，并且收到了《弥撒祭曲》《第九交响曲》《降E大调五重奏》（作品第4号）和另一些小作品。但是，他在1825年才出版了《弥撒祭曲》。
就实际来说，贝多芬从来不知道交易原则，但他在这方面又很任性，因此，他也绝不是一个可以聚财的人。人们也就可以理解，辛姆洛克为什么愿意支付贝多芬所提出的高稿酬，而贝多芬又总是食言；也有人说，贝多芬为了名气，故意让一个个出版商跟在自己后面，想从他那里得到《弥撒祭曲》。
贝多芬在1822年夏季写信给弟弟时说：“他们为了能出我的乐谱而争夺着。”拖延时间成了贝多芬的惯用伎俩，无论是对哪个出版商来说。他对出版商们的要求都表示允诺，从来不说“不行”或者“不大可能”。
如果出版商集中起来，将贝多芬这种不合适宜的事情去诉讼，他一定会大声叫喊的。
如果仔细观察贝多芬的行为，我们对他的个性也就多了几分了解。贝多芬有着奇怪的理解力和特殊生活道路，他的性格在小时候就已经养成。幼年的贝多芬十分的敏感而叛逆，他有时会很傲慢，有时会勃然发怒，却无法辨清是敌人还是朋友。现在，他变成了聋子，“孤独”让他在幻想中生活，而幻觉就成为现实和猜疑，于是他就不断地嘲弄别人。即使是朋友，他也不时地轻视他们，对他们不信任，很少有例外。如果有谁想要和他商量《弥撒祭曲》的事，那比登天还要难。
贝多芬对很多的事似乎都陷入了绝望中，唯独对音乐的信心和狂热除外。他在1822年告诉兰兹说：“只要我在伦敦，我就可以为交响音乐会作曲！”而在我们的作曲家心中，“弥撒曲”是为上帝创作的歌曲，也是为世界创造乐曲。让有钱人来保证他的生活，他则可以自由作曲，但这样一个理想化的生活是不会出现的，虽然他的朋友曾经努力为他实现这种理想。给他帮助的人也不见得会生活得很好。有时，就连贝多芬所信任的人、甚至是爱慕的人都用困惑的目光审视着他，所以他在信中常说他们不正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