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精神分析的锋芒太露，又有庸医和江湖骗子的利用，但它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仍然巩固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得到的基地。
执业的医生和病人每年都在增加，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因为在这两国中精神分析的地位高过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精神分析用作研究的工具，可以有助于解决文学上、传记上或历史上的谜团，尽管有时候因为使用人的经验不够而遭人非议。
弗洛伊德所说的潜在威胁来自“新弗洛伊德”的搅和。他们是一些精神分析师，但不像阿德勒、荣格，他们虽然接受基本的弗洛伊德原则，但是却强调弗洛伊德不太重视的一些因素，而使学说的本来面貌被改变。
1920年初，弗洛伊德终于在维也纳大学当上了正教授，但那并不是使他位于真正职员行列的任命，奥地利人仍然不给他正式的认可；因此当别人提醒他，他的名声已经远远越过疆界时，他会说：“除非先得到国内的承认，否则那是不可能的。”他所申报的所得税受到税捐局的怀疑，因为他的名声已吸引来自国外可以付得起高诊费的病人。他认为这表示维也纳官方已承认他的工作。
自从弗洛伊德三十多年前搬到公寓，家中的陈设一直没有多大的改变。候诊室仍然摆着1880年鲜红色厚绒布的椅子，镶了镜框的证书仍然挂在墙上，旁边的桌上放着几十年来搜集的雕像、古玩和艺术品。
在这个完全沉陷于临床奥秘及精神分析理论的人冷漠和稍带忧郁的外表下，却有着浓厚的情感。他在1921年12月写信给在伦敦的撒母耳，为自己很久没有写信感到抱歉，他写道：
我现在正赚外国病人的钱，我甚至已经成功地重新得到一部分我在大战中损失的钱。只要我能继续工作，我想一定可以免除经济窘困。
没有大的不幸发生。明娜阿姨三周前在街上摔倒，她的右手腕骨折，但是并不严重。安娜非常健康，大家都喜欢她，可惜她现在已二十六岁（昨天刚过生日）仍然没有出嫁。玛莎和我都已渐渐觉得岁月不饶人了。马丁得到令人崇敬的地位，他的小孩长得很好。
你将从报纸上知道我们这里的一般情形。老母亲生活得很愉快，大概因为她起居正常和常运动的关系吧！我很高兴你的母亲也很好。
我诚挚地祝福你们大家，多联络。
西格蒙德上
美国人对弗洛伊德的经济状况颇有影响。他坦白地对撒母耳说：“我依赖外国的病人和学者，因为如果单靠奥国人的诊费，是不够过活的。到这个月底，我有四个病人（两个美国人和两个英国人）要走，因此我将有一段较空闲却较穷的日子。”
来访的客人中，有些是病人，但有更多是来接受训练的。弗洛伊德对英文的良好理解力，并不能帮他听懂客人们各式各样的美国口音，这让他颇感困难。他写信给亚伯拉罕说：“每天九节的精神分析课成为我极大的负担，因为其中有五节要用英文讲。我惊讶地发现，听英语要绞尽脑汁！”
遇到真正对精神分析及其前途有兴趣的美国人时，弗洛伊德甚至愿意牺牲他平常不容改变的假日。有一次，他花了一整个下午，与贝德格斯坦和杰利佛讨论了许多精神分析的问题。杰利佛叙述道：“我们有许多没有精确讨论到的地方，但是弗洛伊德很健谈，分析事理时很明晰敏锐。他说，他不了解柏格森……至于阿德勒，他说他没有什么用处。他称荣格最近的材料（特别是梦的未来功能）为‘垃圾’。”
在大战结束后的那几年里，弗洛伊德再一次把精神分析放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并努力阻止人们无节制地滥用。同时，他又把精力放在始于战时的“超心理学”研究上。
他于1919年春天开始这项工作。他写信给法兰克基说：“我现在所说的，很多都相当晦涩，读者们必须多用脑筋去思索。但是我仍希望你会对它们感兴趣。”他初步完成论文后，觉得不满意，又进行了改写。1920年夏天正式对维也纳学会宣读草稿，12月出版问世。
这篇论文叫做《超越快乐原则》，他在文中提出一个试验性质的理论，论文开始时他重复以前的信念，认为精神事件是以快乐原则为规律的。也就是说，相信那些事件的过程由一种使人不快的紧张促动，而它的目的是降低那种紧张而产生快乐。
弗洛伊德又说，“本能”是存在于有机生命中的一种欲动，在外来干扰力量的压力下，生物体势必放弃“本能”。也就是说，本能是一种有机体的弹性，或者可以说是存在于有机体生命的惯性的表达。
弗洛伊德又勾画出“死亡本能”，说它在个人身上包含着以毁灭、死亡或避免刺激为目标的冲动。
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说”几乎和“恋母情结”一样，引起了许多争论，而他此时又开始草拟一个他认为“观念简单，将视为群众心理学扎根的精神分析基础”的论文，名叫《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弗洛伊德解释：个人依附于团体（不论这团体是一群足球迷、军队或国家）代表比较原始的忠诚延伸，也就是对于家庭或图腾时期对于酋长的忠诚的延伸。他说：“团体中的领袖仍然是可畏的父亲，团体仍然希望被无限制的力量所统治，仍然热情地崇拜权威，原始的父亲是团体中的理想。”
再者，弗洛伊德正要改变“自我”本身的重要性，而把它牢牢地放在新的观念架构上。这个新观念架构认为：三个精神因子——“自我”、“本我”和“超我”的交互作用，控制了所有精神生活的活动。
弗洛伊德在战时及1923年之间发展的这个心灵思维的结构理论，在本质上，比他以前的理论更难证明，因为传统的科学方法只能够用来研究那些可以精确观察到的东西。对于“本我”、“自我”和“超我”而言，神经病理学的研究可能有一天能提供这个证据，但是那日子还没有来临。
1923年，弗洛伊德以试验的名义推出他的新理论。在这种情形下，他已经放弃了早先“我们拥有真理”的狂傲自大，而较接近爱因斯坦的结论：“科学家永远不能希望达到真理，仅能较接近真理而已。”但是他已经成功地表达了他对于人类思维的新观念，而且不急着去观察它们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