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也已经把德国的恐怖霸权主义及奥匈帝国的腐败消除殆尽。同时它也破坏了维也纳中产阶级的安全。在许多地方，弗洛伊德可以作中产阶级的代表，他极不情愿地怀疑协约国打的不是一场“圣战”，而且开始相信美国总统威尔逊“十四点原则”（191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纲领及战后世界的蓝图）的诺言。大战刚结束时的大混乱使他有很大的觉醒。他仍主张，如果大家对精神分析有普遍而较深的了解，可能已经使历史改写了。
1919年4月，奥地利和英国之间恢复了直接而不经政府检查的通信。弗洛伊德也在几天以前收到钟士的一封信，他形容它是“我们笼子的第一个开口”，他们开始讨论精神分析运动的前途。钟士乐观地相信国际性精神分析的大会可望在1919年年底举行，并建议在大会前举行小组会议，讨论提交大会的计划和蓝图。
弗洛伊德收到钟士的信后，抱持着审慎的态度，有一点乐观，也有一些悲观。他回信说：“我仍然正直处世，不曾与世俗的无聊事情有任何纠结。精神分析正在蓬勃发展，我很高兴好消息从各方传来，我深信科学也将为你证明，我们一定会得到收获的快乐。”
经过许多次的磋商后，荷兰的海牙终于被选定为国际大会的召开地点，并决定在1920年9月举行。
海牙的大会相当成功。英国代表团有十五人，德国代表团有十一人。有十六位荷兰的精神分析师，两位美国分析师，还有六十二位会员，其中有奥地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及瑞士人，他们来自新组成的弗洛伊德的瑞士精神分析学会。
弗洛伊德在大会中演讲“梦的理论之补充”，重申二十年以前，他主张“梦代表希望实现”的说法。此外，他更进一步地说，人类还有“惩罚的梦”（在某些方面可被认为是自我的希望实现）以及“创伤的梦”。
海牙大会结束后，弗洛伊德打算和女儿安娜去英国。他希望去看望他在曼彻斯特的亲戚以及拜访剑桥大学。但是，第一个障碍是安娜的签证没有及时寄到。然后，当他打算单独前往时，一位在柏林的亲戚因为心脏病去世。他必须去柏林吊丧，只好很难过地放弃此行。
弗洛伊德从海牙大会回来时，发现有一大堆信件和病人等他去处理，他的每一分钟都被占据。
同时，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发现，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日益增长。在维也纳，大约二十年前就开始的“周三学会”，现在又一次繁荣滋长起来，成为国际性协会的维也纳分会，也吸引了许多新的会员。其中有一位威廉·里克，是刚出道的奥地利医生。弗洛伊德不能接受的是，里克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搅和在一起，认为死亡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结果。
当弗洛伊德正在为振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维也纳分会而努力时，英国也开始重组精神分析机构。大战期间，伦敦精神分析学会中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会员，却投入荣格的怀抱。1919年2月，钟士计划“整肃”英国组织中的“荣格派”会员，受到弗洛伊德的赞许，于是解散伦敦学会，组织了英国精神分析学会。
然而，美国的情况特别令人惊异。那里尽管有普特南支持弗洛伊德，钟士也曾孜孜不倦地宣扬弗洛伊德的见解，在某些医学会议里，精神分析被认真地讨论着。但是，对于大多数的美国精神病医生来说，精神分析仍然只是“厕所中的俏皮话或茶余饭后兴起的主题”。
除了拒绝认真考虑精神分析的怀疑者外，还有“变节脱逃”的人。其中有名的是撒母耳·邓南伯医生。他自1912年起，就是执业的精神病医生。
1922年初，邓南伯宣布他的看法：“在我的经验里，没有弗洛伊德的那些解释，所谓神经质因若用支配人类生活的其他本能来解释，病人也可以治愈。性对于所有的神经质因并没有因果关系。神经质是由于个人与现实及世界的冲突而引起的，与他的爱情生活风马牛不相及。”
邓南伯说：“现在，人们如果在别的行业不能谋生，就转行当精神分析师。”他结论道：“精神分析是一种伪科学，就像手相术、笔迹学和骨相学一样。”
20世纪20年代早期，在美国精神治疗界里，医生们对精神分析并不重视，甚至于在学术气氛比较浓厚的圈子里，弗洛伊德也不一定能得到他预期的认可。在英国，一般人的态度表现于罗斯·马考莱的小说《危险时代》里。书中的主人翁说：“弗洛伊德主义能奇妙地治疗疾病——不管是炸弹震骇症、失眠症、神经沮丧、腰部风湿痛、自杀狂等，全都有效。”
汤玛斯说：“如果能以军事术语形容，我想说，弗洛伊德的理论代表对潜意识的一种总攻势，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必须承认，我根本不满意弗洛伊德的观念。相反地，我觉得我被他折磨得烦躁不安、不成人形。艺术家被弗洛伊德的观念透视得无可遁形，严重地破坏了他们创作艺术的秘密。”
面临着英国和其他地方的种种反对浪潮，钟士不屈不挠地向前推进。他经常对医学界演讲，为精神分析研究院（在1924年成立）铺路，贡献出他全部的才智和精力，支持弗洛伊德主义。
在英国和美国，对精神分析的讨论集中于它对医学界的实用价值以及它对“性”的强调上是否有依据。但是在欧洲大陆，精神分析方法却经常应用到和治疗没有关联的地方。
许多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受到大家逐渐知道的潜意识的影响。但他们的反应是，避免和弗洛伊德牵扯在一起。
尽管受到“时代文学的补充”的影射，可是许多作者仍不愿承认，潜意识是他们作品的主要源泉。这种犹豫是很容易理解的。精神分析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本能的生命和想象的生命有密切的关联；而且，一个在治疗中放弃神经质原的病人，和在创作中使感情升华的艺术家有相似之处。”职业的作家们多半对于这种视创作是“主观的逃避，而非客观的创造现实”的看法愤愤不平。
作家们的另外一种沮丧极可能来自《精神分析国际会刊》的过度夸张。那份刊物在大战后迅速发行，原则上应由弗洛伊德指挥，但是为了某些实际的目标，却受钟士的控制。一开始，会刊内容以非医学的论文为主。第一篇大幅的论文是《谈亨利八世的性格和婚姻生活》，接着还分析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和《威尼斯商人》。詹姆士·塔斯勒说：“要归功于精神分析的，不仅心理学而已，还包括了所有邻近的学科，如人类学、民俗学、宗教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甚至于文学批评、政治学和传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