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弗洛伊德七十岁生日时，奥地利官方首次承认了弗洛伊德。奥地利广播系统发布了有关他的生平和工作的纪念演讲。他对于这次庆祝活动百感交集，他写信给打算来维也纳为他祝寿的女婿哈伯斯塔特道：“你不必因为听说我已经老了，而且身体也不太健康而惊讶。目前我在疗养院接受心脏治疗，他们说那并不严重，但是需要做这种治疗。他们答应我这个月就可以出院，但是我知道，我身上大大小小的病，将不容易继续做困难的工作了。”
尽管弗洛伊德担忧自己的健康情形，但是他在七十大寿来临前那段日子里，精神相当愉快。他写信给撒母耳说：“我已经继续开始做一些工作。我每天花五六个小时为病人治疗。学生们和病人们都假装不知道我的病。我偶尔写些论文，我作品的全集已经完成了第一卷。现在我好像是一个名人，路经维也纳的作家和哲学家们都来看我，和我讨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以我为荣，把我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无论如何，我没有理由抱怨或恐惧地看着我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经过长时期的穷困后，我现在能毫无困难地赚钱了。”
弗洛伊德在格隆德西听到了自己获得歌德文学奖的消息。他对这项荣誉有着复杂的感情，那是诗人帕克伊特费了很大的劲，好不容易才说服歌德基金会通过提名的。奖金由德国的法兰克福市颁发。弗洛伊德告诉帕克伊特说：“我还没有被公开的荣誉宠坏，因此已习惯没有它们也过得下去。”
弗洛伊德对各项荣誉十分淡定，但他对奥地利、维也纳却十分热爱，即便在奥地利可能被希特勒军队占领的情况下，他也不想离开。
弗洛伊德对纳粹党的崛起，首先是出奇地沉默，当希特勒的胁迫从人们的噩梦变成现实后，他说了一句话：“谁能预料什么会成功，什么会有结果呢？”当局势越来越坏时，他的反应一半是充满哲学味道，一半是不相信。
事实上，有许多合理的原因使弗洛伊德应该为未来恐惧。至少从1873年的经济大危机开始，他就曾经体验到维也纳的反犹太人运动，而他也曾亲眼目睹1914年德国的侵略。在“团体心理学”中，他明白地显示出他深切了解乌合之众如何被野心家煽拨利用。
但是，当别人警告他将有“焚书”事件发生时，他似乎仍然不太在意。1933年5月10日，四万个柏林人，兴高采烈地看五千名佩戴着纳粹标识的学生在柏林歌剧院前焚烧两千本书，包括了爱因斯坦、汤姆斯曼、雷马克、兹伟克以及弗洛伊德的书。弗洛伊德的书最后被扔进火堆，学生们高喊：“反对过分强调性生活的破坏心灵者，并且代表人类心灵的尊严把大坏蛋弗洛伊德的书送到火里埋葬！”
弗洛伊德对一位朋友说：“至少我的书已和最有名的作家的作品一起被烧了！”又对另一个人说：“人类的进步多么大！如果在中世纪，他们早就把我烧死了，现在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以后回想起来，弗洛伊德的这句话显然是不祥的谶语。他的五个姐夫中，就有四人死在纳粹的集中营。
弗洛伊德不愿意把对他个人的威胁看得很严重，因此迟迟没有做出任何逃避行动。1933年春天起，朋友们相信希特勒一有机会，就会吞并奥地利，于是纷纷请他出国到他们那里去避难。朋友们建议他移居瑞士、法国、英国或美国，甚至西班牙籍的诗人波维达和一群同情他的作家邀请他到阿根廷。对这些人的好意，他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没有必要逃走，我不相信这里有任何的危险。”
只有在1934年时，弗洛伊德曾向兹伟克承认，最坏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不过他表示，自己将一直守在维也纳，除非希特勒的暴政真的来临。
他的态度受到好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一个老年人自然不愿意被连根拔起；第二，他觉得离开就好像是抛弃他的岗位；第三，他仍深爱着维也纳的一切。但是，渐渐地，他开始发现“世界正变成一个大监狱，而德国就是它最恶劣的囚房”。
1934年2月，奥地利多佛斯首相镇压了一次社会党的政变，国家的政权移到右派以后，弗洛伊德开始怀疑他在奥地利的前途。但是如果他离开奥地利，将会被人认为是畏缩，是从战斗中撤退。只有在情况最严重时才能采取这个行动。他一点不像一个接近八十岁的病人，他认为自己一旦离开奥地利，就不能行使原本具有最大效能的影响力。
希特勒被国会授以无限的权力后不久，德国的精神分析师就面临了痛苦的抉择。不久，德国吞噬了奥地利，占据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许多欧洲人也遭遇同样的问题——是移居离开“第三帝国”的控制比较好呢，还是留下来，以一种与敌人合作的态度，屈服于纳粹统治下的命运呢？真是叫人左右为难！
对于精神分析师来说，麻烦的第一个前兆是，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德国政府禁止外国人担任任何医学会的高级行政人员。
希特勒在1933年获得政权以后不久，德国精神治疗学会便被改组成为“精神治疗国际总医学会”。当时的会长克瑞舒曼辞职抗议，因为在新的政权下精神分析的实施将受纳粹党的控制。
新任命的德国空军部长的堂弟戈林教授实际控制了德国的精神分析学会。他通知会员：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以后将是大家的信仰基础。
这个时候，逃离德国的人渐渐增加，而弗洛伊德和他女儿安娜以及在伦敦忠贞不贰的钟士，开始为不能在“第三帝国”执业的精神分析师们寻找新的工作岗位。马克斯·艾丁顿和另外两位犹太难民，终于在巴勒斯坦创立精神分析学会。弗洛伊德的一些同事渡过大西洋，并在未来的十年内把精神分析的主流从欧洲移到了北美洲。还有许多人希望在英国定居，而钟士不得不告诉他们：一些英国的精神分析师，已经没有足够的生意，所以即使新来的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成为职业分析师的机会仍然很小。
当这些阴影扩大时，弗洛伊德既苦于精神分析在欧洲的前途，又苦于癌症。他的医生们借助手术和镭光线以及任何其他可以阻止癌症顽敌前进的武器，与癌症不懈怠地奋战着。
马克斯·舒尔是弗洛伊德的私人医生。更多的手术依次出现，舒尔医生不得不让他的病人清楚地知道，癌细胞的成长和发炎是由尼古丁引起的。他说：“我苦苦劝他戒烟，他却耸耸他的肩，用他的手作出一种特有的姿态，不理会我的建议……以后当他心脏有毛病时，他会一再遵守不抽烟的限制，但是他从来不顾嘴里的一个坏组织已经发展成为新的恶性癌的危险。”
弗洛伊德从不怀疑死亡是生命的结局，但是对于畸形精神现象更广泛也更复杂的谜团更加地怀疑了。他对罗曼·罗兰写道：“我不是一个完全的怀疑论者。我对一件事完全有把握，即使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不能了解的。”
在与病魔的斗争中，1936年弗洛伊德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岁生日。也是在这一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国会员。由著名的天文学家何若德·杰佛瑞和精神病学家阿德林提名，得到了曾参加过1908年萨斯堡大会的威佛瑞·特络特的支持。
在维也纳，心理学机构的教师研习会不知道该如何庆祝弗洛伊德的生日。最后，有人认为他应该会欣赏从山里采撷的一束花，于是一个职员去搜集了一大把黄色樱草花。他们派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将花送给弗洛伊德。出乎她的意料，弗洛伊德请她进去坐，亲自谢谢她，而且强调他非常欣赏他们的盛情。
但是弗洛伊德知道，尽管他有着许多荣誉，他仍然在逆流中游泳。他在写给兹伟克的信中说：“甚至我的维也纳同事，也只是当面尊敬我，他们背地里却背弃我。”他指出，教育部长的确正式地恭贺他，但是教育部长却又威胁奥国的报纸，如果他们报道这条消息，报社就要被查封。
1936年年底，弗洛伊德必需经过另一次他称之为“普通的”手术，而这次手术却引起了不平常的剧痛。他告诉兹伟克说：“我必须取消我的工作十二天，我痛苦地躺下，热水瓶放在沙发椅上。”但是在新年开始时，他又恢复了工作。1938年2月，他在写给艾丁顿的信上，仍然对政治情况抱着乐观的态度。他说：“虽然看德国最新的事件，没有人能知道他们的企图如何。但是我们勇敢而诚实的政府，目前更生龙活虎地捍卫我们，抵抗纳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