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9日，奥地利首相舒史克尼格宣布，奥地利政府要在1938年3月12日举行公民投票，看看人民是否愿意维持独立。1938年3月11日，舒史克尼格服从希特勒的命令，取消了公民投票。但是这还不够，中午他被迫辞职。弗洛伊德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吩咐女佣去买一份报纸。他儿子马丁说：“爸爸轻轻地从波拉手中接过报纸，看了每个标题，然后用手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在屋子的一个角落里。”在他的日记上写道：“奥地利完蛋了！”
取代舒史克尼格的是一个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西史英夸特，他的第一个举动是开门让德军进入奥地利。事实上，德国人已经开始进发了。黄昏，先头的坦克车隆隆地驶进维也纳的街道。在许多地方，民众欢快地欢迎德军。许多年以前担任维也纳市长的卡尔卢吉是一个反犹太的家伙，他在背后鼓动人民欢迎德军。
1938年3月12日早上，希特勒亲自到奥地利，决定不设立傀儡政府，而把奥地利并入德国的版图。
如果不是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单位帮助，弗洛伊德获救的机会将很小。在美国，有罗斯福总统的干预及国务卿柯德尔·胡尔的关注，再加上驻巴黎的威廉·布利特挺身相助，给予弗洛伊德一种个人的保护，最后终于迫使德国人让他离开奥地利。在英国，钟士与掌玺大臣德拉渥及内政部长撒母耳的友谊，为弗洛伊德全家在英国居留的许可铺了一条路。
钟士有效地运用许多人事关系后，于1938年3月15日飞到奥地利。在他到达维也纳以前，英国外交部已经通知在维也纳的英国大使：“钟士博士非常为弗洛伊德博士的前途担忧。如果他有求于你，希望你鼎力相助，掌玺大臣将会很感激你。”
到维也纳后，钟士首先到达精神分析出版社的办公室。弗洛伊德的儿子马丁在那里被捕，办公室正被德国人翻箱倒柜地搜查，显然，出版社不会因为它的国际性特质而逃过灾难。钟士又赶去柏格街19号，在那里他得知，美国人不但机警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危险，而且已经开始运用所谓“友谊的利害关系”。
利害关系手段的运用，开始于那天稍早。美国驻维也纳总领事威利打电报给国务卿柯德尔·胡尔，要他转达布利特：“我恐怕德国人不会放过年老且有病的弗洛伊德。”胡尔不但立即把消息传给布利特，而且向罗斯福总统报告。总统用他私人的通讯网指示胡尔，传令给美国驻柏林的大使威尔逊。
威尔逊还没有回复以前，威利已经向胡尔报告，维也纳的新掌权者已经注意弗洛伊德了。他说：“他的屋子被搜查，金钱和护照已被没收。在搜查时，我们公使馆的两位官员出现，表示‘友善的关切’。从那时开始，弗洛伊德才没有受到骚扰。维也纳的警察总长答应保护他。法国使馆说，如果弗洛伊德得到出境许可，法国政府就给他签证。”
事实上，弗洛伊德家老早就被特务人员列为重点注意对象，他们进入公寓，在门口安置了一个守卫。据钟士说，玛莎的反应是请守卫坐下，因为她不喜欢见到人们站在她家门口。然后她又把她所有的家用钱放在桌上叫他们随便拿，使这些不速之客感到难堪。安娜领官员到另一个房间，从保险箱内拿出大约六千个奥地利先令。此刻，房门推开，弗洛伊德出现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怒目而视。那些人显然很不安，迅速地走了，但是提出了警告，说他们以后还会再来。
1938年3月17日，在柏林的美国大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他遵循指示办理的经过。
但是弗洛伊德仍未作出希望离开维也纳的表示，他泰然自若，呈现出一种新的自信，好像他又回到战斗一样，这使钟士的劝服工作显得极为困难。弗洛伊德推托说他不希望在法国定居，于是钟士说他会想办法使英国接纳弗洛伊德。最后弗洛伊德终于道出问题的症结：离开祖国，就好像一个战士抛弃他的岗位。钟士反驳说：不是弗洛伊德离开奥地利，而是奥地利抛弃了他。他终于恍然大悟，同意离开维也纳。
钟士回到伦敦后，弗洛伊德居留在英国的问题终于顺利解决了。他和掌玺大臣及撒母耳的交情都派上用场。
到1938年4月中旬时，似乎只有一个难题要克服。威利通知柯德尔·胡尔说：“弗洛伊德离境的事因为他的出版社破产而暂时不能发给签证。希腊的公主在这里极力为弗洛伊德奔走。她可能会承购出版社。弗洛伊德打算在英国定居。”
所谓“破产”，显然是在弗洛伊德领到离境许可以前，向他敲诈最多金钱的方法，因为德国精神分析学会已经接收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和出版社的财产。
1938年5月初时，以金钱交换离境许可证的问题仍然呈焦灼状态，在柏林的威尔逊通知柯德尔·胡尔道：“到维也纳的美国大使馆官员总会询问弗洛伊德的案子。处理这件事的盖世太保总是会说：‘警察当局并没有再反对弗洛伊德的出境，所有的公文已经准备就绪了！’”他又说：“但是弗洛伊德的离去之所以搁延，是因为他大约欠他的出版者三万两千先令，现在弗洛伊德正和债权人商量解决的办法。”他继续推论：“弗洛伊德有足够的钱去偿付债权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谈妥价钱，只要这项交易完成，弗洛伊德就可自由地离境。”最后，这笔敲诈的款项是由希腊公主玛丽·波娜帕特捐出来的。
1938年5月5日，弗洛伊德的小姨子明娜被允许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一周后，弗洛伊德写信给在英国的儿子恩斯特说：“在这悲哀的时候，有两个希望支持我继续前进：一是和你们重逢，另外是自由而死。有时候，我把自己和《旧约圣经》中的老雅各相比，他年纪那么大了，还被他的儿子们带到埃及去。”
十天以后，弗洛伊德的大女儿玛西黛和她的丈夫获准离开，而弗洛伊德还得留下一个星期。最后，一切必须的文件都备齐了，盖世太保装腔作势地带给弗洛伊德一份公文要求他签名。公文上说：“政府公平合理地对待弗洛伊德。”他签字了，然后说了一句挖苦的话：“我可以满心欢喜，快乐地将‘盖世太保’推荐给任何人了。”
1938年6月1日，万事俱备。6月2日，弗洛伊德收到奥地利当局给他及他妻子和小女儿的最后解放令。第二天，弗洛伊德离开几乎八十年来一直是他家乡的维也纳，首先搭乘“远东号快车”到巴黎，同行者有玛莎、安娜、两个女佣和一位医生。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巴黎，搭乘晚上的渡轮到英国。在伦敦，恩斯特已经为他的父亲安排好了住处。钟士也已经做好他的预备工作。英国政府方面的人员也已经安排好给予弗洛伊德一行人以外交人员的礼遇，因此他们在伦敦和多佛都没有遭到行李检查和其他的例行手续。钟士甚至成功地避开了许多不可避免的新闻界的注意，用他自己的汽车接走了弗洛伊德夫妇，在记者闻风赶来以前他们已经闪避开了。